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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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 201706:23:37 评论 7,024 282915字阅读943分3秒

72   戈维里神父致某先生的信

戈维里戈维里(法国耶稣会士,1701年来华,初在江西传教。1708—1724年在广州传教。后返法国接洽会务,因身体衰弱未能再次来华。1758年死于法国。——中译注)神父致某先生的信,其中包括他对《趣闻轶事》作者就中国宗教现状而诬蔑他的事件发表的声明

先生,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就《趣闻轶事》的作者针对中国宗教现状问题而怪罪于我一事作出自我辩解。我对于自己表现出的问心无愧感到很满意,对于读者们的公正判断也坚信不疑。

本人鄙视诬蔑攻击,自认为真理在握。我自信,人们绝不会仅根据一面之词便攻击另一方。因此,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杜撰缺乏任何真实性诬蔑的匿名人,同时又对其攻击对象表现出极为粗暴的敌意的人,他怎能得到公众的即使是一点点信任感呢?

先生,您对此的判断可能与我完全不同。我尊重您的意见。我确实理解,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浅薄的和轻信的大众群,他们愿意接受别人试图给他们造成的所有印象;还有一个怀有偏见的大众群,他们始终倾向于相信想中伤别人的那些人的恶言恶语;还有一个诚实的大众群,他们的正直诚实使他们对于最骇人听闻的恶意中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对其他人作出评判时,不相信相当刻毒的人能杜撰出这类事件;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大众群,他们不经思考,便将那些未被明确辟谣的消息看做是已被正式承认的事实。我很幸运,能够对那位匿名人攻击我的一切,提出最明确和最清楚的辟谣。

他于第4卷第412页中说:“戈维里神父当时正在广州,主持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们的事务。有人向他咨询有关刚刚由《自登基日起》教皇谕旨禁废的中国礼仪问题。该耶稣会士作了书面回答,他签署的答复被递交到向他询问的人之手,此人正在急切地等待这项答复。”

从来没有任何传教士,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于《自登基日起》教谕发表后,向我咨询过有关中国礼仪的问题。因此,我指天主为证,我从未就此问题作过任何答复,无论是口头答复,还是书面答复。那位匿名人诡称由我署名并交给咨询人之手的书面答复,纯系子虚乌有。

据那位匿名人称(第412页),戈维里神父于其中直率地宣称,利玛窦神父的做法应该被维持下来,罗马对此所作的抨击有违常规,是不会有结果的,人们还会继续在孔子和先祖的灵牌前敬献供品,也会铲除常见的祠庙题识,中国人的“天”与“天主”便是基督徒们的Dieu,人们也无法从教堂里撤走写有“敬天”的匾额。

那位匿名人违反事实地指出,我曾在受到过咨询之后,又作出了与我的意见完全相左的回答。事实上,如果我受到了咨询,那么我就会用最清楚的和始终都符合教廷指令的词语,对此作出回答。

那位《趣闻轶事》的炮制者又补充说(第413页):“必须指出,在签署了有关宗教礼仪的表格和履行发誓仪式后的很长时间之后,戈维里神父仍作出了这种回答。其明显服从教廷的证据被提交给了罗马,教廷对此十分满意,所有的耶稣会士们都同样表面上表示服从,但这些漂亮的手段只不过是欺骗教皇和嘲弄宗教的一种花招而已。”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的谕旨确实于1716年在中国公布,我以宣誓的仪式而签署了它。但我对于匿名人的诬告却要公开地强烈抗议,我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以我的教友们的名义,才这样做的。他竟指责我们仅以一种表面的真诚而签署了该道谕旨。我以一种内心和思想上的完全服从姿态而签署了它,我坚信,如果我不以这种方式赞同它并抵触签署它,那么我在天主面前就将会变成一个令人恐怖的违背誓言的罪人。我从未放弃自己所许诺的对教皇陛下的驯服顺从。对于范嘉谟、朱耶芮、夏德修、董希圣)、张貌理、卜嘉和胥孟德神父,我也可以讲同样的情况,他们这几年都与我一起,居住在广州住院中。

对于其他法国或非法国的耶稣会士们来说,他们同样也于1716年的教皇谕旨发表之后签署了它,有成百种原因促使我坚信他们签名时的真诚态度,而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提出质疑。那个匿名人怎会认为,他能成功地使人相信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都是可耻的渎职者、骗子、伪君子、不诚实和不笃信宗教的人呢?为了成功地诬蔑,必须以一种谨慎而有节制的方式行事。然而,我们的这位作者,于他的整部著作中都丝毫未表现出这点,此书实际上仅是一连串的谎言、谩骂、含糊其词和夸夸其谈。但仅就与我个人有关的问题,请听一下我将转述的这篇长文中介绍的情况吧!他于其中彻头彻尾地通篇讲假话。

“由于天主为了教会(第四卷,第113页)以及那些非常卑鄙地愚弄教会的人之利益而保佑,戈维里神父的答复又落到了一位传教士的手中,他根据原文制作了一份抄件,然后寄往了教廷圣职部。教皇命令其会长(传信长)塔布兰将其教士从中国召回。戈维里神父很可能是未获悉有关其书信的全部内容,于是便大声呼叫诬蔑,在天主和他人面前提出了抗议,而人们归于他的答复却并非出自于他本人,不相信其对手们会转抄由他亲手签署的文件,认为这种指控是耶稣会敌人的一种诈骗,因为他们看到耶稣会受到了教皇陛下的青睐而感到愁眉不展。其结果是戈维里神父仍然留在中国,以期待教皇在获得该耶稣会士的答复后,他能从教皇那里得到某些有利于他们的命令。

“但正身处广州的来自教廷的传教士们,被这些神父们的诡计激怒了。他们于是致信罗马,将由戈维里神父亲手书写的原件寄往那里。戈维里自认为其答复原件已被焚烧,只剩下了一些无法作为凭证的抄件。圣职部的新命令与先前的命令相吻合。于是圣职部便命令巡按使重新审查那位有罪的教士,让他不得耽搁地立即乘船返回欧洲,但人们并不认为如此迅速地服从此项决定是合适的。其期限为数年,戈维里神父仅在保持了很长时期的犹豫之后,才返归罗马。”

然而,这些详细转引的所有事实,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使读者接受吧。我声明作者纯系伪造,无一例外。我相信《趣闻轶事》的作者永远无法证实其中的任何一项指控。因此,所转“重抄”或者是“得以重抄”的我的那份根本不存在的答复,完全是荒谬的;由此推论,所谓的“抄件和原件都寄给或得以寄给教皇”之说也都是荒谬的;“教皇命令耶稣会会长”把我召回欧洲,则更是荒谬的了;“会长曾根据入华耶稣会士巡按使的意见而写道”则是荒谬无比了;巡按使接到了会长有关这一内容的书信也是荒谬的,未有人向我告知出自会长的任何命令;在有关我的描述问题上也大错而特错了,他已停止执行这道所谓的命令了;所谓“根据教皇的通谕”“圣部下令”将我召回法国的说法也谬之千里;所谓我“奉命登上最早到来的船舶”也是空穴来风;最后,同样也很荒谬的是,在“经过数年的期限和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仍从未由中国回归法国。

大家都知道我返回法国的真正原因,它与中国的宗教礼仪问题没有任何联系。1723年,我受我的会长——尊敬的赫苍璧神父的派遣,于1724年1月乘船启程,以便回法国处理传教区事务,同时也是为了以我们法国传教区的名义,向国王陛下进献几种中国的奇珍异物。法国传教区的创立者,有幸以路易十四死后留下的荣光名声而享誉中国。我于1725年2月2日在凡尔赛面对全部朝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如果说我至此所讲的一切都与《趣闻轶事》的作者的说法相矛盾,那也完全是正常的,在其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正如我当着天地的面而发誓的那样。若无对于真相的一种出自内心深处的坚信,我怎敢如此讲呢?此外,圣部拥有它自己的档案,人们随时可以查阅它们,当然人们肯定不会在那里找到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我所讲的一切都毫无虚言,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位作者是一名诽谤者,是个在重要问题上搬弄是非的造谣者,由此他在世界上所有的法庭中,都不配得到任何信任。

匿名人对于他违背良知而搜集的这一大堆谎言诬词也感到羞愧,他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自信结束了其虚构的故事。他说:“这一事实揭示了在教团中从未出现过的最令人羞耻的骗局之秘密。耶稣会士们如同戈维里神父一样,都提供了他们服从教廷的证据,而事实上是所有人都坚持他们对教廷的抗争。”如此之多的诬蔑性的、无耻地假设的事件,再明显不过地暴露了《趣闻轶事》的作者那极不公正的行为及其狡猾至极的本性。

那些具有高度判断力的明智人士在阅读这一切时不会不就此发表议论,认为该作者应该是被其偏见蒙住了眼睛,所以才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诬蔑他能亲眼看到的人,而他本来却能当众揭穿这些造谣诬蔑。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同样也不失为真实的事情是,这同一种偏见使他于其全部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对其他所有耶稣会士都失去了理智。他怀着对这些人的极端仇恨,四处传播某些谎言,而任何熟知他描述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人,都觉得这是人所共知和显而易见的谎言,甚至是一种臆症或胡言乱语。这就是一些可以被用于了解作者的性格及其《趣闻轶事》必然会遭到的鄙视而作出的尝试。

1.他声称(从第四卷的“告读者”开始,第5页),耶稣会显得如同是一支旨在向耶稣基督的教廷及其宗教发动战争的连队,操纵该修会的会长甚至成了主宰该修会之主;于其指挥下战斗的连队军官们,便是由他派往中国的各位耶稣会士;由他们豢养的连队,便是中国中原、东京和科钦支那的偶像崇拜的信徒们;其受害者便是对宗教具有虔诚心的所有人,没有年龄、地位和性格的区别,愿天主保佑,中国和印度成为耶稣会反对天主及其圣徒们的惟一战场吧!

我们应该承认,其通篇言语都是失去了理智的,或者是教皇和世界上的所有主教,除了五六位反对教皇法的高级教士之外,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处都在利用耶稣会士作为有益于教会的人时(第四卷,第66页),到底是想干什么。由那位匿名人提到的,并且是以褒扬性口吻提到的伊吕太罗波里斯的主教先生的想法远不如这位匿名者。主教说:“我始终坚信,在这个匿名人推出的书简中(大家还记得,这名耶稣会士年长四十三岁,在华做传教士已二十三年了,他可能是对耶稣会士们最为了如指掌的人),我们的耶稣会从它一成立起,便因满怀激情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反击有损于宗教名声的教义中的荒谬论点、风俗中的放荡行为和迷信礼仪而名声远播。我觉得,这是由于它根据教皇的谕旨,在教皇认为应该利用该修会的任何地方,都成功地善终其事。”那个匿名人是否肯原谅该主教如此公开地驳斥他呢?他是否会对他本人引证了修道院长的这些话而原谅他呢?

2.《趣闻轶事》的杜撰者并未到此而罢休(第四卷,第384页),他有悖常理地坚持认为,耶稣会士们是教皇法的最大顽敌。这件事的真相有目共睹,再清楚不过了。他说:“独生子教皇法再不会拥有比非常成功地描述了它的耶稣会士们更大的敌人和更顽固的反对派了。正如人们完全能以一缕阳光的光芒而向所有基督徒证明的那样。”他以一种如此自吹自擂的态度而提出了这种奇谈怪论,还声称它是人所公认的事实,这是一种极端的放肆行为和最狂妄的自命不凡。匿名作者在第六卷第10页的序言中,又忘记了他自己曾于第四卷中提出过的说法,从而坠入了赤裸裸的自相矛盾之中,声称“耶稣会士们以其狂热的行径,每天都以支持独生子教皇法而引人注目”。

3.此人把耶稣会士作为反教皇法分子,如同他本人那样(因为他热衷于讲述那道教皇通谕),但大家对于他在将耶稣会士们视为追求富贵者时,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将一篇共写了四页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硬说成是出自在北京的神父们之口,甚至还强加在康熙皇帝于一次秘密召见时所讲的话中。他将其中“追求富贵”那亵渎宗教的言论强加给耶稣会士们,同时还将由异端派为自我辩护而炮制的其他荒谬绝伦的不端言行,也强加于耶稣会士们。我们所有人都厌恶采纳这些不端行为,但肯定是惟有此人例外。难道那名匿名人自己在大清皇帝的这次所谓的“召见”时也在场吗?没有,他口无遮拦地这样讲。但他在让耶稣会士们如同革新派一样讲话时,他本来是希望比较容易地向那些轻信的读者们的思想中灌输他自己的观点。这是在玩弄一种粗俗的把戏,任何人都不会受其骗,当然那些甘心情愿受骗者例外。

4.在《趣闻轶事》的第五卷末,作者非常严肃地一气呵成一百三十页文字,力图证明耶稣会士们都是基督教义的敌人(反基督教者),他为此而使用了14世纪时一种预言。那适得其时的发现,及其持久的和幼稚的夸张渲染,为了直至在梦中都想诋毁耶稣会士们,并将最彻底的宗教狂热与中国的宗教事务结合起来,到底该采纳什么样的理智呢?对于其他同样荒谬的要点,我就暂时搁置一旁不加引述了,因为一封书简的短小篇幅无法囊括一切。我再回到有关我本人的问题上来。

匿名作者为了使其臆造的故事具有权威性,并使其诬词更具分量,他还徒劳无益地声称,教皇大使嘉乐校阅、修订并赞扬了其记述。如果他声称教皇大使先生校阅、修订并赞扬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记述,即每页中都充满了刻毒的言词,并对一名传教士使用荒谬和侮辱性看法、毫无证据和捕风捉影的卑劣诬蔑,那么我毫不畏惧地断言,他在这一点上诬蔑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教皇大使,我曾有幸在中国会见过教皇大使。他对我们的尊重和友善的情感,与《趣闻轶事》炮制者的观点格格不入,完全不同。如果大使的赞同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发表它呢?而仅限于由匿名者声称他曾见到过这一切。对于这样一个明目张胆的诬蔑者的不实之词,还能有什么样的信任呢!一个竟敢厚颜无耻将某些伪造文件斩钉截铁地强加给我的人,为反对如此之多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二十多年来我个人便领教到了他们的学识并尊重他们的道德)而杜撰了上百种谎言的人,完全可以借助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字,以诱惑世人相信其谎言。

此人及其记述的伪造者,都冒充为入华传教士。他可能仅于数月的短暂期间内享有“入华传教士”的头衔,他更应该是旅行家而不是传教士。此外,我敢断言,他绝对无法忍受作为入华传教士而必须付出的辛劳,他从未履行过,也不会履行入华传教士的职能。他是一个拙劣伪装的人物,在不知不觉中露了马脚。他因不了解而引用的汉文方块字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了。他对旅行家们最熟悉的地点和中华帝国的习俗颇为生疏,甚至是一无所知,他将自己应该是在广州见过的传教士们(假设他确实曾脚踏过这块土地的话)的名字都写得残缺不全。匿名人对于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对中国的语言学既无知识又无经验,但他却作出了裁决。他攻击的那些人反而无法自卫,这或者是由于他们大部分都逝世了,或者是由于他们已与我们由浩瀚的大海相隔开,无法知道别人归咎于他们的罪行了。这使匿名人隐蔽在黑暗的角落里自我庆幸。按照他的话来说,整个修会——“这个傲慢而自负的修会”,即将在他的打击下崩溃。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胜利。为了真理及其受辱仆人的利益,天主会保佑我有权利和有能力揭露这个狂妄的造谣生事之徒的真面目,并以这种辟谣和这次公开的否认而使之哑口无言,陷于窘迫的处境之中。

事实上,正如我所做的那样,我完全有理由针对一大堆恶毒的诬蔑为自己辩护。这就是解除《趣闻轶事》的炮制者的伪装,同时也为他同样不公正地以其恶意而伤害过的所有教友们辩护。他将许多莫须有的罪行强加于我,它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罪行呢?在他归咎于其他耶稣会士们的罪行问题上,他的话是否更为真实和更加可信一些呢?他们都是此公以一种嫉妒的目光恶意斜视的敌人。如果他力所能及的话,那么也会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因此,事实上也一定是,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罪犯。但在那些具有某种程度的信誉和正直性格的人士、那些不带成见地研究事态和不带情绪地判断事务的明智之士眼中,这些耶稣会士们绝不是罪人。

根据那种能够探测心灵和了解耶稣会士们之无辜的人士来判断,这些神父们更不是罪人了。耶稣基督曾对其信徒们说:“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翰福音》第15章,第17节和第20节)我们看到,这种预言于现在被兑现了,上天的保佑,这是《趣闻轶事》的作者及其他所有支持荒谬行为的人,由于对我们的无比仇恨而造成的。但可以安慰我们的,则是天主也讲过:“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那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感到快乐。”(《马太福音》第5章,第11节)

传教士们的义务便是使天主获得荣耀,即使是以损害他们自己的名声为代价。“荣识、恒忍、恩慈、圣神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天主的大恩、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耻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8节)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大幸福,便是在为天主获得荣耀的同时,能被认为是在为耶稣基督而忍受诬蔑和迫害。我赞同受人崇拜的罪行。

 

 

73   戈维里神父致某先生的第二封信

戈维里神父就《趣闻轶事》的作者针对中国宗教现状而对其第一封书简的答复

先生们:

《趣闻轶事》(《告读者》第2页)的作者,在经过对一系列问题的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回答我有幸就他归罪于我的诬蔑性事实,而致你们的信,这就是说,他在一篇共占一百五十页的文章中,重复了其第一部著作中的全部谩骂、抨击和赤裸裸的夸夸其谈,这一切充斥着他的第一部著作的始末。他将以连绵不断的间隔而将这一切混杂在一起,人为地把它们混淆起来,以使读者忘记问题的现状。他的这篇诽谤短文的标题叫做《答原入华传教士戈维里神父致尊敬的耶稣会士们的书简》。

难道这确实是一种我可以申明其著作纯系伪造的真实事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一卷,第3页)的答复吗?他于其标题中许诺的一切,是否真正地实现了呢?这正是我在第二封书简中将试作研究的问题,我将于其中证明两项事实。第一件事是他于其《趣闻轶事》中想诽谤我的那些诬词,一直完整地存在下来了,并且以不可阻挡之势以其答复表现出来。第二件事是,他在这项答辩中,为反对我而杜撰了一大堆新的诬词,如同先前那些一样,既令人发指又站不住脚。

当我证实这两项批评时,大家便会看到人们应该对这名不公正的侵犯者的厚颜无耻有所思了。此人在其《告读者》(写于其答复之首,第2页)中竟敢声称:“我将回答一切,耶稣会士们应对此感到满意。”在这篇所谓的答复(《书简集》第一卷,第6页)行文中,“我回答了一切,惟有谩骂例外”。先生,我请你对此作出判断,请所有那些如同您一样,天生具有正直和公正之心的人作出判断。

《趣闻轶事》的作者以其答复而证实犯有诬陷罪

有两件事值得研究。第一,这名作家为反对我而于其《趣闻轶事》中发表的那些内容。第二,为了肯定他荒谬地提出的这一切,他对于我在自己的第一封书简中对他作出的最清楚和最明确的辟谣,将会作出怎样的回答呢(第2页)?我就按顺序来一一论述吧!

1.他首先指出(第四卷,第412和413页),我曾受到过一位传教士就中国祭仪问题的咨询。2.我以亲手写的一份文件回答了这位传教士,由我署名支持受到贬责的迷信,而这一切又发生在签署了协议并履行誓言义务之后。这就是说,在1716年于中国公布我赞同签发的克莱芒十一世教皇的通谕之后。3.我的答复落入到了另一位传教士的手中,他将此另抄一份并将之寄往圣部。4.罗马收到了这份抄件,教皇命令耶稣会会长将教士从中国召回。5.当我获悉(会长神父的)书简内容时,我便大声喊冤,并声称对方诬陷,在天主和人类面前抗议说这种指控是一种欺诈。6.我回法国的命令被暂缓一段时间执行,我依然留在中国,以等待教皇的赞成命令。7.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们被耶稣会士们的欺诈行为惹怒了,于是便向罗马教廷呈送了我亲手写的原文。8.圣部的命令与谕旨相吻合,于是便第二次命令巡按使将有罪教士召回欧洲,不得有任何拖延,乘最早启航的船舶登程。9.我认为如此迅速地作出同意的表示是不合时宜的(第4卷,第412和413页)。10.我最终登船启程了,但却是经过了数年的期限(同上)。我仅仅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才转回欧洲。

只要《趣闻轶事》的炮制者稍微珍惜一点其荣耀和名望,那他就应该作出巨大努力,“由于阳光的明媚”(第384页),便可以证明我曾否认过和我仍在否认的一系列事情。由于他怀疑我是罪犯,并且经过由个别到普遍地推论,所以他就更有理由必须这样做。

他疯狂地攻击所有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他认为,这些耶稣会士们统统都是“教廷的反叛者”(第412页),所有人同样都是“违背誓言的人”,所有人同样都“欺骗教皇,嘲弄宗教”(《答复》第21和第97页)。

这项指控因其罪行的性质和同谋人数而极其严重。为了证明这种指控(我把它作为极其恶劣的诬词)的真实性,有一条捷径,却又是一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道路。这就是我就咨询而写的答复原文。他声称该答复是由我书写并署名的(《答复》第16页)。我所急切等候的这份神奇的文件,它完全会使我受尽凌辱。

但是,他远没有按照他本来应做的那样公布这份文件,而仅以我对他的辟谣,或者是以蔑视我使他无法证明的所详细转引的事实中的任何一项,来自我摆脱。他退让了,搅乱了被用于其虚构体系之基础的主要事实。他于其论证中纠缠不休,被迫否认其中的主要事实。他以其信誉很坏的第二部代表作替代了一部秘密著作(第15页),它如同所谓我对咨询的答复一样虚假。正如我们很快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声称这是一种由一名受囚禁的宗教人士在档案中发现的秘密文书,但人们从未提到过它。承认其错误,或者进一步修正其错误,这非常有害于《趣闻轶事》炮制者的自尊心。

由于他既未向大众提供所谓我已对咨询作过的答复之原件,又未提供抄件,所以我声明这两种文件(第3页)均为伪造的赝品,我不相信他敢于发表这一大堆资料。这难道不就已经是一种基本证据吗?它可以说服此人相信,他于其《趣闻轶事》中试图败坏我的名声。下面就是其答复中的几种古怪的歧异处和明显的矛盾处的诬词。

 第一条差异处

据此人于其《趣闻轶事》(第412页)中提出的看法,正是一名传教士就中国宗教崇拜问题向我提出了咨询。今天,他于其答复中又承认,不曾有过任何传教士向我咨询过(第20页)。

  第二条差异处

我曾以书面(第412页)回答过咨询,由我亲手签署和书写的答复,交到了向我索求的人手中(第20页)。今天,他承认我未回答过任何咨询,更谈不到以我亲手写的书面答复了。

第三条差异处

据《趣闻轶事》(第31页)认为,我的答复可能落到了一名传教士的手中,他将此制作了一份抄件。今天,不再提到制作抄件的那位传教士了。他于其答复中说(第16页),是一名传道员或教经先生将一页中国纸(众所周知,它既薄又透明)贴在原件之上,从而誊写了一份非常相似的抄件。这是明显的矛盾。其次,他又将第2种与第1种谎言加在一起,正如我于下文将要讲到的那样。

第四条差异处

他声称根据一种反抗精神和对教廷充满着的鄙视之心(第412页)。我毫不客气地宣称,利玛窦神父的习惯做法应被保留下来;罗马为反对这些准则而对此作出的责贬是不会有结果的,人们可以继续在孔子和先祖的灵牌前上供品,无须铲除常见的题识;“天”和“天主”仍是基督徒们的Dieu之中文名称,人们不应该撤去教堂中写有“敬天”的题额。

这种非常详尽的陈述的细节于边缘上带有引号,以说服读者坚信这一切逐字逐句都是我的原话,既无增补又无减删。今天,我的话已不再是我的话了,原来记在我的账上的所有细节,都于其答辩中被全部删除了。他仅满足于声称(第15页,他归咎于我的一切亦为一种谎言),我承认“天”和“天主”就是基督徒们的Dieu(天主)。

此外,我有理由对以下事实感到惊奇:这名荒谬的自吹自擂者(第93页)曾经忍受过传教士的疲劳并表现出过布道的热忱,无论他对于《自登基日起》教皇通谕的真义了解得多么不透彻也罢,应该让他说此道教皇谕旨从未讲过这方面的情况。教皇确曾禁止使用“天”和“天主”等词以表达真正的Dieu(天主),“对于‘天’和‘天主’等名称的真义难以表示认同”。但同样也很真实的事却是,教皇并未走得更远,特别是他丝毫未触及这个问题:中国人是否懂得以他们语言中的文字出现的“天主”和“天主”这两个词。

据《趣闻轶事》的炮制者来看,他可能比教廷更加高明一些,他能勇敢地决定解决问题。为了使我成为罪人,他丝毫不怯步地将所有中国人都推进无神论者的行列,而又未能发觉他亵渎和辱骂了自己根本不懂的人。他以其权威而不仅仅是对所有修会的一大批传教士们发难,这些传教士们既有过去的人,也有当前的成员,他们对中国书本知识都很熟悉;而且他还向伊吕太罗波利斯的主教先生发难,此人于我们当代仍不顾《自登基日起》通谕,在教廷的众目睽睽之下,也如同传教士们一样认为并与他们共同坚持认为,中国人知道Dieu,并用“天”和“天主”这两个名称来称呼它。

第五条差异处

匿名人声称(第413页),一位传教士曾将我的答复之抄件寄往罗马,数年之后,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们又将戈维里神父亲手书写的原件寄往了那里,罗马已经收到了这两种文件。直到今天,罗马从没有收到过它们,它们甚至根本就未曾寄到过那里。但他于其答复中却津津乐道地设想出了另一种原件和用中国毛笔抄写的另一副本(正如大家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又是两种谎言)。他说,抄件被寄往了罗马,原件已交官并已存入档案馆中,他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公开提到它。《趣闻轶事》中的这些诬词之最明确的证据是什么呢?作者根本不可能为他攻击我而杜撰的事实提供任何一点证据。

第六条差异处

作者于其《趣闻轶事》中,引证了致耶稣会长的两道不同命令(第431页)。他声称,由教皇发布的第一道通谕是有关所谓我答复咨询的惟一一份抄件的。第二道通谕是有关原件本身的,它由圣部颁布,其命令完全符合前者(第55页)。今天,再不会有同时发布两道不同命令的情况了,而是只会有一道了。他声称,据在广州广泛流行的传言认为,这道想像中的命令完全出于圣部。

第七条差异处

为了服从教皇(第413页),耶稣会士命令巡按使将其有罪的教士遣返法国。我竟然未能更早地获悉与我有关的会长书简中的内容,于是便大声抱怨诬陷和欺世盗名。今天,《趣闻轶事》的炮制者的答辩文既未将耶稣会长推出来,又未将巡按使请出场。如果说他仍使我大喊诬蔑,那也不再是有关会长的书简问题了,而是我利用发现一种秘密文献的机会而叫冤的,作者声称是由一名官吏向一位遭囚禁的宗教人士通报了该文献(第55页)。

第八条差异处

为了支持一次对于有损名誉的召回之诬蔑(第413页),他便依靠了教廷传信部传教士们的一种资料,它涉及到了对一次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咨询,以及一种由我亲手书写并签署的答复之真相。今天,他于答复中声称(第18页),《趣闻轶事》介绍的有关一次咨询和一次答复之真相的报告,是根据几位旅行家的良好信誉而写成的。人们是否曾见过更明显的矛盾之处呢?

第九条差异处

戈维里神父曾大声抗议诬蔑(第412页),其结论是他将继续留在中国,以等待教皇颁布有利于他的教谕。人们影射说,根据我的陈述,把我召回欧洲的命令被巡按使暂时中止了。今天,作者于其答复中,既不讲我的陈述,也不讲执行被巡按使中止的会长命令。为了反对一项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命令,我能够作些什么样的陈述呢?因为这道命令从未存在过,也绝不会交于耶稣会长;既不会是由耶稣会长写于罗马,也未曾由巡按使送达于中国。

第十条差异之处

我所收到的命令是让我乘第一批船舶离开中国而去,不得有任何延期耽搁(第413页)。由于我违令不行,共延期数年。只是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这道命令才得以执行。今天,他既不提为执行这道命令而犹豫不决,也未提到出发的期限。

这该有多么显而易见的矛盾啊!他在《趣闻轶事》中,竟厚颜无耻地提出多少令人发指的事端啊!如果作者内心也承认这件事那荒谬绝伦的特征,那就应该收回前言,如果他具有最起码的一点良好信誉,那就应该这样做。难道人们能这样玩弄公众的轻信吗?那些注意倾听这类作家的人,当他们大发雷霆地反对耶稣会士们时,如果他们不注意提防其诽谤性短文的恶意和欺诈行为,那么他们在天主和人类面前,是否会得到原谅呢?

人们感到惊讶和难以理解的地方,正是继如此之多的谎言之后,而且《趣闻轶事》的炮制者也坚信不疑,认为它们会使他感到很狼狈,但他却仍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讲话。他以同样也充斥着谎言的第二篇著作取代了第一篇,居然还厚着脸皮说道:有关戈维里神父的事实真相(第5页),已由该传教士的声明得以恢复并获得了更好的解释,此人在发生事件期间,于广州看到了一切,知道了一切和听到了一切。这就是说,根据他本人的言论,他掌握了恢复事实真相的秘诀,但却以新的诬蔑而使事实真相越来越含糊不清了,越来越歪曲了事实真相,正如我即将让大家看到的那样。但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却无关紧要。根据他的道德原则判断,一名耶稣会士根本没有名誉权。当有人极力诋毁和诽谤一名耶稣会士时,那便是“为了教会的利益”(第5和96页),完全是“为了教化信徒和为国家服务”。将大罪比作一个从脚到头都坏疽的躯体(第68页),这就会使其教团变得令人称道了(第61页),既取得会长的信任,而且也博得了整个社会的尊重。其次,在嘲弄中再加上诅咒,那就会使之倍加增光(第621页)。他又继续说,对于其绝不背离自己耶稣会的观念之坚定性,应该给予正确的评价。难道人们还会将凌辱比赛发挥得更远吗?我让公正的读者去判断,一名能够从事这类极其不公正和恐怖行为的作家,到底是受什么思想蛊惑。至于我个人,则很乐意原谅他的所有这些行为,衷心地祝愿能为遭到如此不公正攻击的无辜者申冤雪耻的天主,也能开恩忘记这一切。

《趣闻轶事》的作者被证实于其答复中犯有新的诬陷罪

我们不应遗漏这名作家所讲的任何话,它们值得我们认真地掂量一番。下面就看一下他是怎样自我辩解的吧!

“在详细回答戈维里神父所讲述的一切之前,我的神父们,请接受对于与这一事实有关的一种具体诠释吧!它是由一名传教士口授、书写并亲自确认的。此人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和亲耳听到了这一切。他找到了神父的秘密著作,并将此通报了罗马。这位传教士正是这场戏的主角演员,特别值得信任,他是这一切的目击者,下面就看一下他在巴黎、罗马和其他地方是如何表述的。如果我们未揭示名字,那是为了不使他暴露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恶劣情绪中,它习惯于让任何不幸变得不快的人,尝尽人间的苦辣辛酸。”(第15页)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首先值得人们作某些思考。

1.他提到了一名传教士。但正如大家即将看到的那样,此人却是一名囚徒。这是一个被囚禁于监牢中的人物,丧失了对其自由权利的运用,他怎能“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和亲耳听到了这一切”呢?

2.他声称,这名囚徒,也是“目击者,特别值得信任”。但如果他明显是不公正的话,如果属于敌对阵营,如果他恰恰是不可相信的人,即使全神贯注地倾听,难道他的表述值得让人倾听吗?更谈不到值得信任了。

3.这位囚徒——目击者,无论如何也仅仅是一名见证人。然而,这惟一的一位见证人,尤其是诸多原因使其证据变得疑窦丛生了,当然只能在《趣闻轶事》炮制者的朋友中才会表现出来。当涉及到耶稣会士们时,他们始终都倾向于将最为轻如鸿毛的怀疑作为论证,将一个敌人的指控作为罪证,将偏袒的表面现象作为实际情况。他们习惯于匆忙地捕风捉影,并在大庭广众之中广泛传播最荒谬的无稽之谈,甚至某些无知的或少有文化修养的来去匆匆的过客们那不可靠的流言蜚语。他们因已使一切都变得可信而自鸣得意,极力为反对耶稣会而四处游说,他们多年来就不顾一切地使该修会变得令人讨厌。

但我不会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让我们从更深层上来讲一下吧。这名“主要的囚犯”,或者更应该说是这位“舞台上的惟一演员”到底是谁呢?《趣闻轶事》中的人并不想“掩饰其名字”,而是要让相当多的人知道他。他对此所作的介绍只适宜穆天尺(在康熙皇帝生前,在广州只有两名被囚的教士,即毕天祥和穆天尺,而布尔盖西却不是司铎。该囚徒(毕氏)于1732年8月死于澳门。第二位回到了法国,现在正生活于罗马。——原注)先生。这位教士不再是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成员了,当他因康熙皇帝的敕令而先后在北京和广州遭囚禁时,其处境依然如此。他利用新皇帝雍正恩赐而对多位囚徒大赦的机会才出狱。但他既由外方传教会神学院,又由教廷圣部一再重复的命令,而被从中国召回,最终在数年前回到了法国。在广州和北京将他下狱的原因、造成他被召回法国的原因、他自返法后便退出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原因,完全不是我论述的内容,我自作主张地将它删去了。

在对有关我即将介绍的记述作者作出这种澄清之后,我们应该知道该记述是否果真出自穆天尺之手了。因为《趣闻轶事》的这位炮制者将某些伪作归罪于我,并且还在页边加上了引号;他也完全可以依法炮制,将一种根本不是出于穆天尺先生之手的记述强加于此人。我认为,经过这种澄清之后,我们便不再害怕出现这位自以为是的菲力士人本(指塞浦路斯和克雷特岛上的古代居民,后引申指没有艺术修养的人,粗俗和庸俗的人。——中译注)了,此人曾辱骂以色列军队,他不是手持长矛或刀剑,而是手执一种《秘密宣言》。他以一次彻底和即将降临的失败来威胁耶稣会士们的整个教团。完全如同大卫一样,在天主保佑的支持下,在惟一的一块真理盾牌的保护下,我不难战胜其仇恨及其疯狂。为此只要研究这份《秘密宣言》就够了。下面就是匿名人于其答复中转载的《秘密宣言》。

“N(即穆天尺)先生(第5页之下)被囚于广州监狱(但他实际上不在广州监狱,而是被囚于一座宽敞而漂亮的佛寺中),一名喜欢他的官吏劝他承认‘天’、‘天主’正是基督徒们的“Dieu”。他可以通过一项秘密宣言而这样做,正如戈维里神父曾经做过的那样,他由此便可以获得其自由。有人向一位官吏宣布说,一位囚犯通过皇帝的诏令,利用一项秘密宣言而获得自由,根据中国政府的特点,这是可能会于思想中产生的最大的荒谬想法。N先生回答官吏说,他很难相信戈维里神父会发表这样一项声明。但当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他就不再相信能做这样的事了。这名传教士曾向多位欧洲人讲到过戈维里神父的声明。当该神父获悉此消息时,便强烈地指控他是一个造谣诬蔑者,要求他赔礼道歉。但N先生将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所处的窘境都告知了这位官吏,后者想到了收藏该项声明的一个秘密地点觅得它的办法,虽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官吏将此项声明通报给被囚禁的教士,后者又毫不耽搁地令其身边的一名教经先生誊写。该传道员或教经先生将一页中国宣纸拓在原件之上,大家都知道这种中国宣纸既细薄又透明,从而制作了一份很相似的抄件。N先生掌握了这份抄件之后,便得意洋洋地向多人出示它。这一消息很快传便传到了戈维里神父耳中,我们掌握有他的声明原件,而且也要向世人出示它。该神父自己坚信人们无法提供其证据,更无法出示原件,因为当时禁止把它从收藏它的档案中提取出来。戈维里神父于是便对N先生提起诉讼,指控此人是造假者。但那位传教士谨慎地让教廷传信部的多名传教士看到了戈维里神父声明的原件,这甚至是在将原件呈给官吏之前。这些传教士们立即致书罗马,并将N先生誊写的抄件也寄往了那里,因而才造成了命令耶稣会会长将他的这位教士召回法国一事。”

这是一篇冗长的陈述,它包括了多项罪状。我的回答是什么呢?它很简短:所列条款都是谣言,我向《趣闻轶事》的炮制者挑战,要求他至少证明其中的一项。然而,由于他清楚地知道对自己刚刚介绍的故事都很满意,所以他于其文第55页中,又简单地重复了曾经讲过的内容,明显是害怕它会从读者的记忆中消逝。我们就听一下他是如何讲述的吧。

“由于这种记叙,无论咨询和对于咨询的答复如何,戈维里神父确确实实曾经撰写过一份秘密文件。由于这份文件赞成受到了责贬的中国迷信,所以它是真实的;由于该文件是以不示他人为条件才送人的,所以它是可信的;由于是由一名中国官吏向一位囚禁中的教士泄露了这一秘密,所以它不会是伪造的;由于戈维里神父获悉这一消息后便大呼受诬蔑,正如他至今仍然在做的那样,所以它是言之昭昭的;由于该文件是根据原文誊写的,是同时抄写的,所以它是确凿无误的;由于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们证明了这两种文件互相吻合,所以它们不会是伪造的;由于它们是于罗马写成的,所以是真文件;由于已下达了将戈维里神父召回欧洲的命令,所以它是实实在在的。”

大家可以对此作出的总结,可能就是为了让我“更多地尝尽被侮辱之苦涩”(第18页)。但其中为什么会遗漏掉一大项原因呢?而他在第16页曾极力地用这一条目来支持自己。它可能曾使他觉得是最主要的一项,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其他所有项目。这就是:“我强烈指控受囚禁的教士(第16页)是造谣生事者,我要求他赔礼道歉,将向他提出起诉并控告他是歪曲事实的人。”

《趣闻轶事》的炮制者是否有意地掩饰这一陈述得特别详细的条目呢?他也可能从中窥伺到了,它可以转变成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因为它可以使所有谎言大白于天下,而正是这些谎言才使他杜撰了这一整套故事。

因为,归根结底,由一名传教士在一个中国那样一个不信仰基督的国度中,对另一名传教士提起的公诉,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不仅仅在本国如此,而且在整个欧洲也会如此,难道耶稣会士们当时在广州会缺少敌人吗?当然事实绝非如此。他们在哪里会缺少敌人吗?共有多少密探、多少监视人、多少职业帮凶分散在中国的全国各地,甚至直至北京城。我再重复一次,北京城当地都是草木皆兵!此外,共有多少欧洲诸邦的商人在广州经商!他们对于这场诉讼案,绝不会一无所知。

因此,出于什么厄运,人们才会将一种如此众所周知,如此显而易见和如此令人恶心的事件(它于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前才传到广州),于1736年推出台呢?而且还是继一次明确和正式的辟谣之后(《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一卷,第1页)。

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么我丝毫不害怕讲它,一百张嘴便会使一种声音回荡于世界的所有角落,人们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大量嘲弄性的诽谤短文中伪装它。然而,直到今年——1736年,欧洲仍然在这场讼案中保持着高度的沉默,人们在欧洲曾经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于广州依然一无所知。其可靠的证据是,不仅仅是由于其事件是虚构的,而且还是因为“由一名传教士口授、书写和确认的记述”(第15页),同样也是一位伪造者的记述。

现在已经提起了诉讼。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呢?向哪个法庭起诉的呢?哪一位法官知道这件事呢?他是广东巡抚吗?他是本地的主教吗?因此,如果希望人们相信的话,那就应该有人向我们介绍某些可能存在和很可能是真实的、合乎情理的和已得到证实的事实真相。当有人非常倾向于散布谣言时,它至少应该懂得使它们与真相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已提起了诉讼。为什么呢?据说,由于他是“造谣惑众者、诽谤者、要求赔礼道歉的诽谤者”(第16页)。这里又出现了同样的答复。我应该向谁控告那名受囚禁的教士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官呢?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如果我公开指控那名教士是一个诽谤者和一个造谣生事者,那么他就不会放弃公开地为此辩护。这就是说,他至少应该先于当时正在广州的其他所有传教士(总数为三十或四十人)而自我辩护。但在这位被控告者身上,应有什么新形式的谨慎和防范措施呢?他希望公开地证明自己既不是诬告者,又不是造假者。他在将“《秘密宣言》的原件”呈送官府之前,仅仅向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们出示过,因为他仅仅提到过这些传教士们。这就是说,他仅允许毕天祥先生以及尊敬的神父谢鲁和热罗尼看过。他继此之后又徒劳地让《趣闻轶事》的炮制者夸张地讲述(第18页):“对原件的审视可以使所有人都坚信这一点。”“所有人”最终都应归结于谁呢?它们仅仅归结于三个人,再没有更多的人了。因此,我一直坚持认为,应该毫无畏惧地向被他提及的“所有人”辟谣,坚持认为“由一名传教士口授、书写和确认的记述”的全部细节,纯属一种杜撰,就如同《秘密宣言》的虚构一样臭名昭著,或者是如同那份“存放在一名中国官吏处的赞成受责贬的迷信之秘密文件”一样。这份秘密文件从来都是子虚乌有,从来未曾存在过,它仍是一份伪造和杜撰出来的文件。由此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如果这份“秘密文件”不可能是由被囚禁的教士发现的;2.它也不可能是由一名中国官吏向那位教士通报的;3.它更不是由一名教经先生或传道员抄写的;4.未曾向教廷传信部的教士们出示过该抄件;5.这份抄件并未由他们寄往罗马;6.该文件的原件未曾呈交给中国官吏;7.那么,根本就不存在要求将我召回法国的那道致耶稣会会长的命令。其中的所有事件都是以同样的放肆和荒谬行为而提出来的。这些结论必然与其起因有关。现在的问题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证实它,它不会留下任何一点疑虑。

首先,如果这份“秘密文件”是真实的,其抄件被寄往了罗马,正如《趣闻轶事》的炮制者所确认的那样,并且在罗马已收到了该件,那么它就应该是出自教廷传信部的档案。他为什么不发表呢?让人听起来,他似乎掌握着这些档案馆的钥匙,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在我提出挑战之后,他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自我辩护并使我受挫。他为什么不如此行事呢?难道这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宽容和照顾吗?难道他不是主要出于再无其他良策,才炮制了从未存在过的文件吗?

其次,他应回答我这份《秘密宣言》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它只能是以拉丁文或法文写成的。因为我既不会写中文方块字,也不会手握毛笔。但人们却认为它出自我之手,因为“一名教经先生将一张纤细而透明的中国宣纸拓在原件之上,制造了一份非常相似的抄件”。在《趣闻轶事》中,已经有人明确地指出,“原文应出自戈维里神父之手”(第413页)。

然而,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才向官吏们呈送这样一份《秘密宣言》呢?因为它是用一种他们既不能读又不能听的语言写成的。将此文件报官,而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在广州的其他任何传教士,又未受到过来自任何官吏的要求帮助的信息,这是为什么呢?继1716年以宣誓仪式签署了教皇通谕后,又将此声明呈送中国官方以表示“赞成受到责贬的迷信”,这可能吗?此外,还必须掌握其原因的某种表象,或者更应该是某种重大利益,才敢于违犯一次公开的和以文书表达的宣誓仪式。这一切要随着必然会被发觉的情况而定。因为归根结底,我不会不知道,当时在广州会有多少双敌对的眼睛从很近的地方向我投来询问之情,会研究我的全部举措。难道我们会成为人们心中高贵的无赖和伪君子吗?难道我会玩弄、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又一无所获,即完全是为了背叛良心才背叛吗?

但是,我在送给广州官吏们一种“反对教廷的秘密宣言”时,可能会从中谋取什么样的利益呢?我能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早在1707年,我就收到了中国皇帝的“票”,它允许我留在中华帝国中。在1708年1月间,我便开始非常自由地居住在广州,于官吏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并在巡抚的明确同意下,管理着我们法国传教区的事务。我徒劳无益地想到了这一切,我未看到能支持一种如此不缜密的假设的借口,即使是最为无足轻重的。

《趣闻轶事》的炮制者,为了使其诬词瞎话以假乱真,冒险地提出了两种推测,我于此却羞于介绍它们,它们均显得微不足道,无丝毫价值。

第一种臆测便是(第18页),“我曾经被迫以一份秘密宣言,按照耶稣会的意见而作出了答复”。那么,是谁迫使我对此作出回答呢?我什么时候曾受到过询问呢?因为一种答复,尤其是一种“被迫的答复”,必须以一次询问或强迫询问为前提。我受到了谁的询问呢?我是利用什么机会回答他呢?

在克莱芒十一世颁布教皇通谕之前,耶稣会士们允许,而且他们相信也应该允许传教士们行中国礼仪。诸如亚历山大七世教皇曾允许他们行使过的那种中国礼仪,他们也将这种礼仪视为一种世俗性和政治性的崇拜信仰。大家是否会怀疑他们从未诚心诚意地这样做过呢?完全如同各不同修会的许多传教士们一样,他们都坚持同样的行为准则。这正是克莱芒十一世教皇本人于其1704年11月20日的教谕中承认过的他们的正当权利,同时也正如他所做的那样,原谅了这些人意图中所显示出来的直率性。但自从1716年在中国发表《自登基日起》教谕以来,耶稣会士们仅有一种统一意见,也就是服从教廷决定的意见。其敌人们的诬蔑和嘲弄只能使这种顺从变得更加真实和更加隆重了。教廷掌握有每位耶稣会士的签字。真理越辩越明。诸如那个匿名人所做的那样,尽管事实一目了然,却仍顽固坚持讲述相反的内容,那就如同否认正中午是白天一样荒诞无稽。

其第二项猜测也不太明智,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他声称,我“被迫使用一种支持受责贬迷信之秘密宣言的手段,以对付葡萄牙人(第18和19页),葡萄牙人只以不快的目光来看待我从事的以中国人的金锭来交换欧洲人的白银之交易”。

这是一种新的诬蔑,我很快便会有挫败它的办法了。在等待期间,愿他能告诉我,我会害怕葡萄牙商人什么东西。我是持中国皇帝的“票”,并获得广东巡抚的明确特许,而滞留于广州的。我自1708年以来便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和不受阻碍地行使自己的职务。因此,我对于一个港口的葡萄牙人会有什么害怕呢?而且这个港口又是自由港,向所有民族开放。既然对于葡萄牙人一方,没有任何令人害怕的地方,那么我还有什么必要提防他们呢?当我需要提防他们的时候,难道提防他们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便是将“一份赞成受责贬的迷信之秘密宣言交给不信基督者保管吗”?

据说(第55页),这是一份“秘密的和不允许出示于人的宣言”。一份秘密的和为了不出示于人才写成的文件,什么时候能够被用于自我辩护呢?

“赞成受到责贬的迷信之宣言”。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一名法国传教士在宗教问题上想与不想的事,又有何紧要?

“存放在非基督教信徒中间的声明”。这是一份被隐蔽在不信基督者们的遗忘中的文件,其命运就是永久不再见天日了,人们严肃认真地把它当成了一种对付葡萄牙人的“进攻和防卫武器”。不,为了相信如此明显是杜撰的欺骗行为,大众绝非相当容易地受骗,也不是那样轻信。

当这些诈骗行为的肇事者假想出了在中国出现的某些事件,也就是在距法国有五千至六千法里的地方。对于这些曾多次遭到反驳的事实,他试图将它们强加给大众,我却不为之而感到过分惊讶。他清楚地知道,很难了解清楚如此遥远国度内的真实情况。但是,为了假设某些可以说是在我们眼皮下发生的事件(由于它们已经传到了欧洲),那就无耻至极了。如果这些事件真实的话,那就很容易揭示其荒谬性。这正是《趣闻轶事》的炮制者所做的事,他经过一次“最明确的辟谣”之后,仍于其答复中厚颜无耻地坚持他于其《趣闻轶事》中抛出的同样谬论。这就是说,耶稣会士们的会长根据教廷圣部的命令,把我召回法国。圣部拥有自己的档案,我以一个对什么都不会感到害怕者的那种信誓旦旦的确凿口吻,曾对他讲过这样的话,因为我确实没有任何会使自己感到畏惧或心惊胆战的地方。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还会以同样的自信而重复同样的话。圣部拥有它自己的档案,人们可以参阅它们。大家既可以参阅有关所谓耶稣会长将我召回法国的命令,又可以参阅“秘密宣言”问题,或者是参阅对咨询的答复问题。“人们肯定永远无法在那里找到从来就未曾存在过的东西”。因此,所谓将我从中国召回去的命令明显纯系一派谎言。据说,这道命令造成的“秘密宣言”,也如同命令本身一样,是恶意地杜撰出来的。

在匿名人杜撰出来的并厚颜无耻地利用他保持隐匿的模糊状态而散布的诸多诬词之外,他又增补了一件“新事”,这件事于其六卷本的《趣闻轶事》中被遗漏了,幸好于其答复中又唤起了人们记忆。他责备我在广州(第一卷,第19页)做了“一宗东方最大的贸易”。此外,他又好心地将“天主和教会之法”推到了我的面前,因为它们“非常强有力地禁止传教士和宗教信徒们从事贸易”(第20页)。我非常感谢他热情地重新唤起了我对自己义务的记忆。但我本来是希望他更加注意一点,不要自相矛盾。在他把这一事件讲成“新鲜事”的同一页中,我们只能读到五至六行连续的文字。大家将会看到,这同一事件在他笔下突然间却不再是“新鲜事”了。他声称,这是“耶稣会的习惯,既公开支持在东方的这些国家中从事贸易,又支持那些受到责贬的宗教崇拜”(第19页)。

但是,无论这件事是否新鲜,对它的责备同样仍不失为严峻。此人可能是掌握有某些具有不可否认的确切性的证据,为此而无法使人作出任何反驳。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它们。他是这样表述的:

“当戈维里神父被迫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冤时,有人说他在广州从事东方最大的贸易项目之一,这就是以外国人的白银来兑换中国金锭的法国人、奥斯坦德(比利时)的商人,尤其是有大量英国人在广州。他们同样也是这种新鲜事件的见证人,他们可以各自赋予这些新鲜事件一种表象,但他们面对如此之多确凿的证人,既无法否认他们的见证,也不能诋毁其人格。因为这些人都曾见过他并与他打过交道。”

我远没有声嘶力竭地吼叫,而仅仅是愉快赞同他对这些先生们所作的赞扬,尤其是对法国人所作的赞扬。我与法国人当然会有更为独特的联系,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优点和正直的性格,非常愿意为他们提供证据。当他们不止一次地感到,我丝毫未涉足有关贸易之事时,我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微妙地位。

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不信任中国商人,认为中国商人天性狡猾和具有欺骗性,所以他们经常利用我本人。这或是由于我与海关官吏们及其他人的关系,或是由于我与广州商人的关系。这样做是为了让知道他们可以与什么人最可靠地打交道,我将向他们指出这些商人中的那些最具正直性格和良好信誉名声的人。他们知道,我在为这些人提供微不足道的服务的同时,自己从未经营过欧洲人的白银和中国人的黄金。我坚信不移,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人将会对《趣闻轶事》那阴险的作者说词断然辟谣。

如果这一“新鲜”事件是真实和公开的,正如他企求的那样,它必然会为教皇大使嘉乐先生所知,此人也绝不会放弃为此而对我作公正的训斥。难道我接受过出自他的训斥吗?这位教皇大使现在依然健在,很方便向他询问这件事。至少,我的长上们都不会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为了避免轰动效应,可以采取的最谨慎的办法,便是将我从广州撤出。然而,他们却让我在那里不间断地滞留了近二十七年,始终负责我们法国传教区的事务。当要派遣赴法国的代表时,他们的选择便落在了我的身上,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这一切似乎能够足以使那个杜撰了一场新欺诈事件的作者感到狼狈不堪,但他却举证欧洲的客商先生们是这一新鲜事件的目击见证人,他声称“他们看到了这一切,与我进行过探讨,他们若不于其思想中诋毁我,就不会否认这一切”,将其诬蔑性的指控仅仅建立在惟一的一种证据之上。这一证据非常坚强有力,我始终都注重这些先生们的正直性格,绝不会否认他们的见证。所以,他只要介绍这一切就足够了,“我坚信他曾在广州从事过东方最大规模的交易”。但是,他至少未提供他所引证的人物中某个人的姓名,即亲眼看到了我从事交易、同我交易过的人之姓名。因此,他是否获得了让人相信其言论的权利呢?至于我本人,我并不企求他相信我的话。为了使他感到满足并最终挫败他,我将转引这些资料,它们不仅仅是由他指定为这一“新鲜事件”之见证人提供的,而且也是由尊敬的谢鲁(Joseph Ceru)神父提供的,该神父是传信部驻广州的总司库,他在作为入华传教士的整个期间,始终以这种身份居住在广州。

 

大家将会发现这些资料以原件而入藏于巴黎的公证人梅林先生处,即圣安东大街,圣保罗堂区。他们都是一些名流,也是在职人员,以其正直诚实而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全部信任,教皇的两位大使(铎罗主教和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嘉乐)之一,印度皇家公司的其他人在数年期间便奉他们为总负责人和贸易经理,都使他们的最大经济利益受其正直的性格及其工作能力的主宰了。

 

在有关所谓“赞成受到责贬的迷信之秘密宣言”的诬词问题上,如果我只提到了谢鲁神父一人,那是由于他是罗马教皇的书记官、17101736年间任圣部的总司库;由于他的资料很充分并且不容辩驳。此外,教廷传信部的其他三名传教士与他一并居住在广州,这就是Amodei先生、佩罗尼神父和毕天祥神父,他们均已逝世。

 

阿莫代教皇书记官和圣部总司库,尊敬的谢鲁神父的证词

 

“兹证明,本人接受要求讲出真情。我证明如下事件:在我于中国广州市居住的整个期间,也就是说在17101721年(包括这一年在内)年间,我是以传教士和教廷传信部总司库的身份居住在广州的,我从来既未见过又未听人讲过,耶稣会传教士和尊敬的法国耶稣会士神父们在广州的司库——尊敬的戈维里神父,曾经如同有人所说的那样,在广州完成和寄送出一份赞成被教廷禁止和责贬的中国迷信文件,更从未见过该文件的抄件或原件了。

 

“此外,我证明,在上文提到的我与戈维里神父共同在中国广州市度过的整个期间,我从未想到,更谈不到见过和听说过,这位戈维里神父曾在广州从事黄金交易。我据此而亲自书写并签署了本证明,而且还于上面钤了我习惯于使用的印章。1736年4月3日,于罗马卢西纳的圣—洛朗宫,小兄弟会会士谢鲁神父是教廷的书记官,现在正于罗马充任教廷传信部东方传教区的司库。”

 

在由《趣闻轶事》的匿名作者投向耶稣会士们的如此之多的诬蔑性中伤之后,他竟然还胆敢提高调门,并以一种谩骂性的神态寄给了耶稣会士们如下信件:“我的神父们,请听我说和让你们感到惊讶吧!”(第一卷,第72页)。我本会有更多的理由于此借他的文风,而且也轮到我这样对他讲了:“请听我说和让你们感到惊讶吧!”

 

“你们说,人们很注意让数位传教士先生观看戈维里神父的声明原件……这些传教士们又致书罗马并向那里寄去了一份与原件相比较很相似的抄件……他们成了两种文件之相符性的见证人。这就是你们提出的内容。教廷传信部的总司库、其心腹以及所有传教士们的中心人物便会明确地回答你们:‘我从来既未见过这份赞成受到责贬的迷信的文件之抄件,也未见过其原件。’”他从未于其眼皮下看到的东西,又怎能掌握在手中以将之寄往罗马呢?既未见过原件,又未见过抄件,他又怎能将抄件与原件进行对照比较呢?

 

请你们再倾听并感到惊奇吧!我“以中国人的金锭交换欧洲人的白银之交易”,你们认为,在广州是人所共知的事,法国人、奥斯坦德(比利时)人和英国商人都是见证人。同一位谢鲁神父自1710年起出任教廷传信部在广州的总司库,一直到1721年(包括这一年在内)为止。此后,他继续在罗马从事同样的职业。人们特别承认他有智慧、能力和道德。我认为,这同一位神父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我,或者是知道我,或者是风闻谈论过我的类似行为:“我证明在上文提到的我与戈维里神父在中国广州市度过的整个期间,我从未想到,更谈不到见过和听说过,尊敬的戈维里神父曾在广州从事过黄金交易。”那么就请倾听一下并感到惊讶吧!

 

广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负责人和经理德·拉·布列特什—利图斯特先生的证词

“为了满足您期待从我这里获得公正待遇的心情,我非常尊敬的神父,我以本文而证明,在1721年、1722年和1723年间,我始终为了东印度公司而留居广州。无论是您——我尊敬的神父,还是耶稣会的其他任何人,我均未见过你们从事任何种类的贸易。特此作证!德·拉·布列特什—利图斯特,1730年5月6日于南特。”

 

驻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和贸易经理迪·维拉尔的证词

“我尊敬的神父,通过您寄给我的节录文,我获知了一条我感到非常痛心的消息。对于您的敌人竟敢强加给您的一切,我完全坚信您是无辜的。我在中国和印度所有港口为本公司效力,已度过了连续十二年。在最后四年期间,我出任该公司驻广州的贸易经理。由于在这样漫长的居住期内,我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所有商人,所以别人指控您的那种交易很难不为我所知。因此,我应还您以公正与清白,而且我非常高兴地这样做。我在当地从未风闻有人以任何方式怀疑您曾经营过黄金交易,也未听说您曾以中国金锭来兑换外国人的白银。

 

“我尊敬的神父,我将尽最大可能地分担有人不公正地对您造成的痛苦,我衷心地祝愿这份为您恢复真相的证词,能在您需要的时候,以某种方式安慰您。特此证明。迪·维拉尔,1736年3月20日于洛里昂(Lorient,东方港)。

“又及:我忘记告诉您了,我尊敬的神父,继在我返回法国后,人们向我提出了有关你们东方传教区的不同问题之后,对于继续不断地以投枪投向你们的对手,则不会比任何另一个人更感到惊讶了。但我在那里有时却也感到气愤,你们传教士的行为和虔诚,确实未曾在我经过的亚洲和美洲的所有部分令人了解。迪·维拉尔。”

 

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大副加尔丹·迪·布罗赛的证词

“本署证明,应原入华传教士,尊敬的戈维里神父的请求,澄清最确切的事实真相。我承认并声明,我曾于印度居住四年半的时间,于1720年9月30日到达中国,于1721年5月13日到达广州,于1724年7月24日返回法国。我在此期间,从未见过,也不晓得,更未曾听说过此人曾经从事过黄金交易,无论是与欧洲商人,还是与其他外国人的交易都一概如此;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签订过这方面的任何协议。我据此而出具本证词。在我于此后的三次广州之行期间,我从未听人讲过有关他的任何一点点情况,无论是出自欧洲商人一方,还是来自中国人一方,或者是出自当时居住在广州的传教士们一方。1736年5月16日于雷恩。东印度公司轮船上的大副加尔丹·迪·布罗赛。

“又及:我确实体会到了您的苦楚。如果有些相当坏的人提出某些诬蔑之事,正如有人归罪于您的那些,那么我也会像您一样感到惊讶。非常幸运,您贵有自知之明,此外还有熟悉您的正直人士有关这一切的证明。在这些正直人士中,我既不排除中国人,又不排除英国人和法国人。我现在为您寄去我的证词。我衷心地希望,人们到处都能同样公正地对待您。加尔丹·迪·布罗赛。”

阿尔松(Arson)先生的证词

“根据耶稣会士、尊敬的戈维里神父的建议,在有关我特别是在广州和整个中国经商的事务问题上,我于此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完美的大公无私。我从来既未通过自己而获知,亦未在当地听别人讲过,他曾经从事过或者是别人曾怀疑他从事过任何商品交易,无论是与法国人还是与欧洲或中国的其他任何人交易,都一概未曾有过。我以本证词证明这些事件的真相。1736年7月11日于马恩河畔的维利耶,阿尔松。”

德·拉热先生的证词

“本署名人是吉勒—勒内·德·拉热,马恩河畔的盖伊与其他地方的骑士与领主,天主教徒国王陛下(西班牙国王。——译者)的船长,圣路易的王家和军队荣勋团的骑士。

“继阅读一本叫做《答戈维里神父的书简》之类书的第19页《该神父所从事的贸易》之后,我向与他有关的所有人证明,我们于1713年从加迪斯湾出发,乘坐洛雷特圣母号帆船前往南中国海旅行,我本人为该船船长和经理。我们从秘鲁的利马出发,以前往中国沿海。1716年1月间,我们到达澳门,再从那里前往中国的一个省会广州,后在那里停留近十个月。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传教区的会长戈维里神父。他很乐意在我们的祈祷中以其善良建议帮助我们,陪同我们去拜访军事和海关官吏,查看我们的翻译是否向这些官吏转达了我们计划讲述的内容,核查有关金锭的加工以及我们从中国商人那里获得的其他票据证券的条约(以法文和中文方块字双语签订),是否符合我们的意图。戈维里神父在该项内容上为我们作出了多种实质性帮助,若没有他的帮助,那我就会感到束手无策。我们于广州居住期间的关系,仅限于上述内容,这就是我要证实的真情。1730年7月10日于巴黎,我于其中加钤了我的徽章之印。”

德·拉热·盖伊的证词

“那个匿名人不是竟敢声称,这些见证都对我不利吗?并且支持其指控的恶意性。对于像他那样性格的一个人,没有任何期待的东西了。因为当他联想到耶稣会士们时,此人始终坚持讲一些违背良心的话,坚持反对已获公认的真理。他确实竟敢将我已公开否认、就此作了最明确和最真实的辟谣的同样事件,视为已经供认的事实。”

我于自己的第一封书简中已经指出,确切地说,《趣闻轶事》一书仅是一大本谎言、诅咒、含糊其辞和粗暴攻击的罗列编织物。他回答说,我的书简“讲得够多了,足可以使人判断所介绍事实的真实性”(《告读者》第1页)。

我曾经说过,被归于亚历山大城主教嘉乐先生的个人记述,“诸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每页中都充满了毒液。此外还充满了一名所谓传教士的荒谬和侮辱性的看法、无凭无据和无数的恶毒诬蔑(诬蔑了这位名声赫赫的教皇大使)。我的书简勇敢地回答了那个造谣生事的家伙,让人得以评判日记的真实性”(同上)。

我介绍了傅圣泽神父的言谈话语,这位耶稣会士现任伊吕太罗波里斯主教。这些话引自其书简之一,由那个匿名作家公布。“我始终坚信,我们的耶稣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斗争激情而声名远播,反对教义中的谬误、风俗中的放荡行为以及有辱于宗教的迷信崇拜。我觉得,这正是耶稣会根据教皇的谕旨,而在教皇认为适合使用谕旨的所有地方实施的成功行为。”这些话与许多极其恶劣的诬词是背道而驰的,而《趣闻轶事》的整部著作中都充斥着这类诬词。这名作家到底要干什么呢?他竟敢声称(第70页),我是“错误地”将他写的内容“归于了”傅圣泽神父。因此,这是否是说他写下了这些文字,而此后又自食其言呢?希望有人能向我证明其食言的情况。这是我向匿名人发起的一次新挑战,他这一次不会比上一次更好地摆脱挑战。相反,我敢于确信,由那名耶稣会士恢复其真相的这种证据,永远既不会被主教驳斥,也不会被他否认。

我指出(第2页),“我同意了于1716年在中国公布的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的通谕,而且是心悦诚服地同意服从之……我从未背离自己答应的顺从。我还要还法国和外国所有耶稣会传教士们同样的公正。如果那个匿名人也着手为他反对教廷的刻板决定的心愿辩护,不怀好意地与耶稣会士们结合在一起,于其答复的上百处地方热衷于将反对《自登基日起》通谕的一项荒诞的阴谋归咎于耶稣会士们。《自登基日起》通谕是为了永不屈服一道蔑视宗教的通谕,是一次公开的和轰动一时的不服从,最终也变成了一次对耶稣会的反叛,而且如同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呼吸一样自然”。

他提到了英诺森十三世教皇于1723年9月13日颁布的通谕,即反对耶稣会士们的一道通谕,但耶稣会士们既未被传唤,又未被听取证词。他于其答复中,竟不肯主持正义地补充说明,英诺森十三世教皇的继承人本笃十三世教皇,在阅读并研究了他们为了自我辩护而提出的理由之后,从1725年3月起便至少是在口头上撤销了那道通谕。这既是耶稣会传教士们服从《自登基日起》教谕的不容置疑的证据,也是该神圣教皇对于他们的服从之真诚态度坚信不移的证据。

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记载的这些公开活动,都使我获知,为什么无论哪个修会的传教士,都无一例外地被从广州流放到澳门。那个匿名人说(第105页),通过人所共知的恶意,或者是通过一阵人们无法理解的疯狂,“他们驱逐了你们,因为你们想推翻一位合法占据皇位的王子”。人们在此问题上根本不用思考,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也就是那些所谓的皇位的敌人,他们所有人不仅仅仍然如同过去一样留在北京,其数目共达二十多名;而且大部分还在那里为雍正皇帝效力,甚至还博得了皇帝的宠爱;该皇帝远未曾驱逐原有的传教士们,而且近来还出席了他们的祈祷仪式,并刚刚从中召两名传教士入宫,这就是赵嘉彼和吴君神父。

教廷派往中国的两名教皇大使都承担着一项极其微妙的使命。根据人类所能使用的谨慎准则,执行这项使命非常困难,尚且不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趣闻轶事》的炮制者声称,如果他们不幸未能成功地这样做,那就应该指责耶稣会士们。因为他决意使他们成为当时出现的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难道还有比这一切更不公正的事吗?如果有一名教廷的教皇大使来到法国,并在那里设法废除《撒利克法典》,那么耶稣会士们的全部名声和威望(无论人们认为它们有多么大)是否能成功地改变这条法律呢?在将交易的恶劣成果强加于他们时,公正和善意又到哪里去了呢?

执行决议是很容易办到的。中华帝国中对于孔子和上至四代先祖(不再更远)所赋予的荣誉,是该民族施政的基础,中国人坚持他们的习惯法,至少也如同我们坚持撒利克法典一样。教会的长子(指耶稣。——译者)戴三重冠而逃亡,那里由于他尊重三重冠并为之带来了荣誉。对于一位不信基督的皇帝并未给予教廷教皇大使的这一切,难道我们会感到惊讶吗?

为了用那个匿名人的话来讲,我自认为已经用“如同太阳光芒一样清楚”的语言证明,《趣闻轶事》这部愚昧无知的著作(许多人曾为此而作过加工润色,正如大家通过其文笔的差异所窥伺到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伪善、谣言、斥骂、欺诈和诬词编织拼凑而成。因此,我才得以忠实地将它们于其答复的开头处(第1页)的《告读者》中,非常荒谬地讲到的有关耶稣会士们的一切,再运用到这篇诽谤短文的那位未知作者的身上。

我们必须考虑到,从此之后谁还会相信这些无名作者们的话呢?这些作家藏身于昏暗之处,却以他们针对耶稣会士们的诽谤和讽刺文而淹没了整个欧洲。大众不愿意再受他们的欺骗了。很久以来,人们便知道这种新人能够笔书和口吐的一切。否认再明显不过的真相,不停地重复那些已经成百次的谎言,以一种不和谐的无畏精神一口咬定那些他们明知并非真实的事,使他们的著作充斥着神话般的故事和欺诈语言:这就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作家们始终都向世界展示的自己的投枪。这特别是那些所谓《趣闻轶事》的基本特征,它们仅仅是某些已被用得破旧不堪的“狂想曲”,是邪恶之心和狡诈之行的一部代表作。

在对我的书简之答复中,他们向人暗示将写出反对耶稣会士们的新论著,也就是将重新违犯教廷的命令,炮制新的欺诈和新的邪恶表率。至于我个人,如果他们还要攻击我,那么我从现在起将以保持沉默而自罚。根据《圣徒传》的说法:“我将炽热的炭堆在了他们的头上”(《罗马书》第12章,第12节),我将由此至少在忍耐力和仁慈心方面为他们作出的表率而略感自慰,而这种表率必然会有一天奋起反对他们。

无论他们对我的行为采取什么做法,我都会事先原谅他们,既原谅他们的谩骂又原谅他们的诬蔑;既包括他们在以后还会杜撰的一切,也包括他们到处散布的一切;无论他们是顽固地有悖于其道德良心的这种证据,还是徒劳无益地试图为这一切增加权威性和正义性,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若望福音>第13章,第35节)

 

 

74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先生的信

(1730年8月11日于北京)

先生:

主内平安!

我在阅读您于1728年10月14日致我的客气十足而使我十分荣幸的书简时,根本无法表述我内心感到的高兴和感激之情。您首先向我表达了您的满意,它要比我自作主张地让人向皇家科学院奉献的那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所赢得的安慰多得多。您其后向我讲到了皇家科学院非常乐意地对我表示出的恩泽。因为对于它委托德•封特奈尔先生以其名义向我为此而作出的致谢,以及它惠顾同时赠送我的极品礼物,对于我自以为不配享有如此之多的礼貌和客气,我感到了手足无措。我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亲自致书德封特奈尔先生本人,请求他利用其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才能,游说和高兴地讲述他想讲的一切,以向贵会的名人表示我的高度崇拜和我的亲切感谢。

先生,您此后向我提出的质疑使我看到,您若有所思地阅读了不同作家分别撰写的有关中国及其居民的著作。您在以他们所介绍的事件均具真实性为前提的条件下,从中得出了有关这些民族之伦理和政府的最正确的推论。我甚至向您承认,当我看到您以如此细腻的判断力抓住了观察中国人的视点时,感到非常惊讶。您仅仅是在深入研究了该民族的风俗和天才之后,才“在钦佩与怀疑之间飘移”。

先生,您钦佩中国人的内容,也就是使我本人感到惊奇的因素。因为我们是这个辽阔帝国施政智慧的见证人。请允许我向您重提一下您自己的那番言论,我始终以一种新的兴趣反复阅读它们。

您曾说过,我的欣赏心情落到了中国君主体制的古老性、政府的组成、其皇帝的智慧和公正、其子民对劳动的热爱和驯服的性格上,总而言之是落到了中国的条理性,以及全民族于其执著法律和古老习惯方面那毫不动摇的稳定性上了。我不知道中国人性格中的这后一种特征,即对于古老习惯那不容侵犯的执著,再加上对于其父母辈和老人的尊重、于父母及老人在世和死后那近似乎于神一般的崇拜,却不是中国人其他一切性格之源。我相当经不住诱惑地相信了这一切。当考虑其后果时,我会原谅对这一切的过分溢美之词。如果世人在某一点上通情达理,那就需要应该始终服从理智的支配,将对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局限在理智的范畴内。但是,人总是旧习难改,往往需要使他们绕过理智,并鼓励他们在某些机遇中不要过分地听由理智,因为人类不会永远都能为此而表现出必要的优雅的气质和高雅的姿态。我承认,一个民族中的一种类似的思想状态和该民族的统治者的这样一种政策,完全与基督宗教的立教基础背道而驰,对这一切,我从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中看得太多了。但是,这却是事物的本性,我在这方面只能赞扬和抱怨那些成为第一种错误选择的受害者。

先生,这就是您在中国人中所赞扬的一切。但您在对该民族抱有好感时的适宜思想,也掺和有由一种公正的批判导致产生的怀疑,您曾要求本人对此作出澄清。这些质疑涉及到了中国人的“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其古代史的真实性、其艺术和科学的尽善尽美性,以及您觉得根据某些并非是始终都很坚实的证据而应该荣幸地归于他们的其他事物。您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译文,而非常惊奇地看到了中国人的天文学、该国的天体理论及其天文观察的某种情况”。

先生,宋君荣神父似乎预见到了您会向我提出的要求。自1727年起,他便向巴黎的苏熙业神父寄去了一本引自中国古书的,或者是新近在中国从事的天文、地理、年代和博物考察的资料集。它们已被公布和刊行,当您收到我的书简时,可能就已经看到它们了。从前由中国人从事的天文观察均载于其史书、天文学论著或其他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古老性的史书中。它们是由对二十六次日食的观察组成的,宋君荣神父对此作了计算。他通过计算发现这些日食恰恰落到了由中国作家们指出的年、月和日中。先生,我相信您在此问题上已经感到满意了。

至于我,为您寄去了中国君主政权初期纪年的一种完整译文,也就是那些令人质疑和遭到批评的时代。这些时代是自该国君主制的始祖伏羲起开始流逝,一直到尧皇为止。您将会从中看到中国人是怎样思考和详述其帝国、科学和艺术起源的。先生,这就是您希望我做的部分事情,我尚需要回答您使我受宠若惊地通报的其他难题了。

您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您声称,他们比世界的其他任何民族都具有足够的思想和理智,以促进这些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四千多年以来不间断地致力于这些科学研究。此外,我不知道在他们之中是否有惟一的一个能使这些科学有深入一些的人……您又补充说,您不会不知道,他们在其历法问题上是怎样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其他几个人修订的,而历法却始终都是中国人最大的国事之一。相反,从埃及人和希腊人算起,数学和物理学在我们之中便只以复兴的方式专修。与中断了其发展,甚至是对它们的记忆完全消失的蒙昧和愚昧的间隔相比较,这些复兴也只能是很短暂的。我们的科学经常都处于默默无闻之中,更多地则是处于贫乏中,几乎始终都是游移不定的,但它们仍然超越了中国人的这些科学,它们在如此之多的世纪间始终被捧上了天。我清楚地看到,正是同样的才智才使中国人成了一个善于施政的、非常珍惜国家荣誉和关心国运昌盛的、特别善于自我以其驯服及其天性之恬静而感到幸运的民族,这种才智使中国最大可能地背离了精明的洞察力,这种充沛的活力和这种对于过去与未来的焦虑不安,人们均称之“好奇心”,这可以大幅度地推动科学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还感到惊奇,即自然界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应,均未导致于他们之中诞生那些为整个后代开辟通路的奇特精英人物。

先生,您后来又长篇大论地论述了中国人在利玛窦神父到达时,也就是在上个世纪初叶前后,对舆地学处于一种极大无知之中。您就此问题而提出了如下看法:中国人“在舆地学和几乎始终都与天文学不可分割的宇宙论的最基本常识方面,都无知透顶,可能会使这种科学知识与日食的理论和计算相吻合吗?一个强大和人口众多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全神贯注于一门科学,他们将科学作为其民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皇帝的荣誉、财富和恩泽,与人们可以在那里完成的新发现相适应。这种科学仍处于摇篮之中,未获得长足发展,人们尚不了解其中最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先生,您以这种天生公正的思想,由此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因此,在作了全面地认真斟酌之后,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似乎不应该起源于如此古老的时代,或者是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他们从上古时代起就有了火药,却不懂得设计出火炮来;他们具有拓印技术,却没有掌握在我们这里很快就出现的印刷术。因此,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少有天才。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它不值得我们作深入地研究和用心地探讨。”

先生,中国人确实自古以来就专心于天文学研究,但我们很难说他们最早的数术学家们的能力达到了何种水平。如果我们翻阅他们的史书,那就会看到最早的皇帝曾诏令一人调整或改革干支纪年周期,命令另外一个人制造仪器和观天。此人负责研究数术,另一个人却在研究音律。他们让一个人负责编制历书,皇帝们自己也介入这件事,宗王被用于执行历法。毫无疑问,人们在这种科学中,与其他人相比较,则更加喜欢使用这些人,他们至少更理解这种历法的原理,他们略微用功便可以获得成功。所以,人们不会看到他们因其缺乏能力而借故推诿,相反却立即就会着手投入工作。但他们是从哪里获取这些知识呢?在那些非常远古的时代,很可能是某些家族经营艺术与科学,而且是父子代代相传。这就是人们认为天主赐给族长们长寿的原因之一,这是为了使族长们有时间改进他们本为其发明者的天文学和数学,并将之传授给后代。一旦提出这种假设之后,中国最早的居民区便很可能并不完全缺乏能够观察天体、理解其运行并解释天象的人。

对于曾命令他们制造的仪器,实际上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还是根据他们亲眼目睹过的,或者是听人谈论过的原物而仿制的呢?这是我根本无法知道的事项,我能够讲的一切都不会超越猜测的范畴。完全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初期就讲到过的这些最早仪器确实远没有欧洲所使用的那些完善。但它们已经可以使这些古代的天文学家们运用于他们所确定的目的了。这就是说,为了调节与治理民众和耕田有关的季节、确定每个阴历年的朔望月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闰月,为了这些用途而编制历书。他们没有必要为此而观察木星的卫星和土星的光环,也没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天文仪器的精致和准确:中国人绝没有望远镜,仅仅使用确实有助于瞭望,却又不能看到今天于苍穹中观察到的一切之长筒管。

先生,这一切本身就可能会使您觉得奇怪,即“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专心于研究人们称之为思辨科学的内容,却不存在一个能对之略作深化的人”。我觉得这一切正如您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我并不为此而指责中国人思想的本质,就如同他们缺乏智慧和可以深化这一内容的那种活力一样,因为人们发现他们在其他事情上却都获得了成功,而这些事情所需要的天才和洞察力并不比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少多少。共同竞相存在的多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却阻止了他们本来可能会在这些科学中取得进步;只要这些原因存在,它们便始终都会阻止中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种原因便是,那些可能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却不能期待得到任何报偿。我们在历史上曾发现过,数术学家们因疏忽大意而受到严惩的情况,但我们从未见过工作受到犒赏的例证,也未曾见过因专心观天而可以受到宽容庇护的情节。那些在钦天监供职的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高升到这个衙门的最高职位。但这些职位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因为该钦天监不是最高的自主机构,它要服从它所附属的礼部。它并不属于“九卿”之列,这些各部院主管共同讨论帝国的重要事务。总而言之,由于钦天监在地上没有任何可供观察的对象,所有几乎没有任何这类企求。

如果钦天监正是一名富翁,而且还是这些科学的爱好者,那么他就会致力于改进此类科学;如果他希望使这些科学较前更加精练或更为丰富,那么他就会成倍地增加观察或改革其方式,他也会立即于钦天监成员中激起一种全面的动乱,所有人都会顽固地坚持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会说:“投身于新的困境中有什么用?这会将我们置于犯错误的境地,皇帝从来不会放弃减去我们一两年俸禄的惩罚。难道这不是为了寻求利于他人而自寻被饿死吗?”

这可能就是人们在北京观象台上,阻止使用望远镜以发现肉眼看不到的星象,使用摆锤以更精确地计算时间的原因。皇宫中充满了这类仪器,它们出自最熟练的能工巧匠们之手。然而,从事改革天文历表的康熙皇帝,令人在观象台中放置了许多漂亮的仪器。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望远镜和摆锤对于从事准确的天文观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从未下令于其中任用数术学家。这些人很可能是坚决反对此类革新的,他们强调了其民族对于古习俗的依恋和执著。他们当时只受一己私利的支配,甚至还害怕在一次王朝的更迭变迁之中,被这位皇帝下令化作铜币的那些古老的中国仪器又会体面地出现;那些现今非常有用地代替了旧仪器的天文仪器,又会被送往熔炉中,以至于使它们一直从人类记忆中消失。

促使这些科学在中国繁荣昌盛的办法,就是不只是要有一位皇帝,而是要有数位连续执政的皇帝,支持那些以其研究和实用而成功地得出新发现的人;他们积累巨额资金,以赏赐功勋卓著的人员,为其提供必要的旅行和购置仪器的经费;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那些不懂分辨一种错误或出于疏忽、无知,还是出于别的为了使用他们计算,而向他们指定的天文历表和天文原理中的荒谬之人的恐惧下解脱出来。

有人曾说过,事实也确实如此,皇帝们曾为钦天监花费巨资。但这些花费只能维持钦天监的日常运行,功劳并未受到更好地犒赏。已故的康熙皇帝一个人在这方面的作为就比其数位先祖多得多,他必须继续从事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事业。但是,有人认为他再没有任何可做的事了,因为已达到了至善至美。根据这位伟大皇帝的敕令而编纂的天文学文集大全,在其继任者雍正皇帝的关心下,最终刊行于世了。它已被印制和发行本处可能是指清圣祖撰,雍正元年(1723年)的刊本《律历渊源》。——中译注,这就是不变的律历。如果在后世,天体与此不符,那将是证明天体之误,而不是计算者们的过失。最后,人们永远再不能仅根据表象而触及它,除非是在季节中发生了变化。

阻止这些科学发展的第二大原因,便是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内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如果说中国于其近邻中有一个专修科学的独立王国,其作家们能够揭示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谬误,那么中国人便可以从其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皇帝们便会变得更加注重推动这种科学的发展,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更愿意采取去征服该帝国的行动,以迫使该帝国保持沉默并迫使其谦卑地接受历法。这并不是人们首次看到中国人为了一种历书而发动战争的先例。

在中国国内没有更多的竞争,或者是这种竞争如此脆弱,以至于人们觉察不到它。这一切均出自我已经讲过的情景,即天文学研究绝非是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仕途上的平坦大道则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这就是要学会从事他们所说的“文章”,也就是说针对所论述的内容而彬彬有礼地书写,使用精心选择的和适宜的章句。世人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而高中进士的等级。人们一旦获得这一学位后,就会获得荣誉和声望,舒适生活便会接踵而至,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官吏。甚至是那些等候官位的人(一般都不会缺少他们的官位),也将被迫返归故里,在那里受到当地官吏们的极大善待。官吏们会使他们的家庭不受任何欺压,他们在那里享受多种特权。

此外,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认为为了中进士,则必须终生埋头苦读圣贤之书。在每三年于北京举行的一次开科期间,那些高中进士者(其数目确定在一百五十名),一般均年为年长二十四至三十岁的青年。我曾见到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尚不足二十岁,他们不仅是进士,而且还成为翰林院学士。

翰林学士是从最精明能干的进士中选拔的。那里组成特殊的有司衙门,设于宫中。其职能是极其受人尊重的。他们负责修史,皇帝于重要事务中咨询他们。外放各省的官吏要从他们之中选拔,以在那里主持审阅投考的举子们为考中秀才或进士而作的文章。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朝期间,在每三年入宫应试的所有举子中,会从中选拔三百名中进士。满洲的鞑靼人入主中国中原之后,将这一名额压缩得到了一半。这一年,皇帝共对四百名举子实行殿试,但殿试人数的增加却未能对此后产生明显效果。然后再让这些人通过复试,以从他们之中选择第一名,叫做“状元”。这一天皇帝使他享受到极大的荣誉,以其成绩而获胜并被选中的那个人,当时尚不足三十岁。名次最接近“状元”的两名高中者的年龄也不大。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先生,这就是支撑中国人努力研读的原因;这就是让他们于头脑中牢记他们称之为“经”的古籍,学习并牢记经过选择的各种章句以及他们模拟的大批精彩文章(他们有时还在某项紧急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试中,将此据为己有),而苦度无数日夜的原因。

此外,我讲到的那些人并非仅仅是通过天才的力量和超群的记忆力优势,才能于二十岁之前高中进士。他们应部分地归功于其家长为使他们变得精明能干而花费的心血与开销。我认识这些青年进士中的一个,其父亲本人也是进士。他家的餐桌上经常有另外三名进士,父亲为他们支付高薪,以让他们照顾其儿子。其中的一名进士教该青年学习作赋和诗;另一位则教他练习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习字;第三人则向他传教历史要义,某些王朝衰败以及取而代之者兴盛的原因。人们正是以这种交谈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伦理准则、皇帝的道德、使某些家族一举成名的某种少见的对皇帝的忠诚表率,灌输到了举子的思想与心灵之中。由于该青年具有活泼和敏捷的思想,所以很快就变得如同其师一样博学了。

如果从君主体制创始之初起,就已经确定应该有些天文进士和其他的几何学家,仅在经过严格的科举之后,才会在钦天监中接受他们。但到了后来,当他们表现出了其专心用功和成绩斐然时,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某省的总督,或者是宫中各大部院之正堂,数术学和数术学家确实更受人尊重。我们今天应该进行一大批颇有价值的观察,那样将确实会使我们避免走漫长的弯路。

但是,正如我于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只为他们自己工作。显然中国人致力于天文学研究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所有民族,可是他们只有在天文学对于其目的必不可缺的情况下,才致力于此。他们始终如同开始时所做的那样,一如既往地继续做下去,始终做得都很平凡,无法希望他们可能偶尔也会飞得很高。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他们缺乏“这种远见卓识,这种被用于推动科学发展的焦虑不安”,而且还是由于他们仅局限于做那些完全是必不可少的事,他们根据自己设计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安定的观点,不相信为了那些既不能使他们变得幸福又不能使他们安宁的纯思辨科学一类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麻木不仁和妨害自己的思想进步。

这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却也有其例外。先生,您声称:“非常惊讶的是,性格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偿,均未在中国人中产生几个为整个后代开辟道路的特殊思想家。”我可以回答说,这里有些人是举世稀有的特殊人才,但他们既未受到支持,又无人步他们的后尘。我们见过某些中国古史学家曾谈论过直角三角形,就如同是讲述一件普通的和经由著名的周公解释过的事情一般,周公生活在公元前1100年时。我曾风闻有人对已故先皇讲过,直角三角形是中国最古老的知识之一,有人声称著名的禹皇曾使用过它。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毕达哥拉斯)就不再是享有此项发明之荣誉的人了。他们对于宋君荣神父于其天文学史中介绍的十九年的时期及其他观点的说三道四,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创造思想,而其后世之人却忽视了走上已为他们开辟的道路。

无论中国人在天文学和几何学方面所具有的早期基础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可以肯定,中国人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推动发展这门知识,现今在这方面他们的知识已不那样先进了。真正的不幸是中国人后来很少为此而具有忧患意识,只能培养思想上的纯思辨,科学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中国人更为喜欢星相学。人们总会对中国人说,他将会做大官,那么他会当场得到让占星家得到报酬。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只有盲人才介入司法性的占星术,他们主宰世人的祸福。当有人向那些多少略知一些事理的中国人抨击这种缺陷时,这些人便会回答说,事实上他们很乐意听那些能使个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和他们希望自己崇高伟大之意愿的言论,但他们并不会头脑相当简单地认为那些盲人具有一种懂得未来的可靠知识;只有一个轻信的民族才会相信那些盲人的卜辞预言,他们始终是一种骗局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将这类人恭请至其府上,那也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方式的原因,因为他们懂得操作仪器,精于计算并且善于轻松地讲故事。

您又补充说:“但是,难道不是汉语出于其相当的困难,而对于那些希望坚持从事推理科学的文士来说却形成了一大障碍吗?他们学习文字、符号和语调而度过其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您向我提供的那些带有精湛总结之细节的鞑靼——满族人语言的内容,使我坚信,如果它能占优势的话,那就会排除这一障碍。”

不,尊敬的先生,汉语决不是发展思辨科学的一大障碍。如果本朝的整个官方当局都能够成功地引入鞑靼语,并以它取代汉语(我不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那么科学也不会由此而得以发展,其原因正如我所介绍的那样,而且它们始终都存在下来了。任何外国人都确实会更喜欢鞑靼语,正如您所做的那样,汉人的想法却截然不同。我并不是仅仅指那些只会讲他们自己语言的汉人,因为他们无法作一种比较性判断,而是指那些掌握了这两种语言的人。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中国的进士们,他们懂得鞑靼语的所有精巧和细微之处。人们在钦天监中放置了许多译本,以将汉文书籍译作鞑靼文。由于他们指出了汉语的所有优越性,所以我相信他们或出于虚荣心,或者是出于对其母语的成见,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就是我为什么曾请教过某些非常精通汉语的满族人的原因。他们首先便从赞扬自己的语言和本民族的文字来开始侃侃而谈;但他们后来又承认在汉语中有许多细腻的表现手法、绝妙的词组以及满语不可能达到的简练程度;少数汉文方块字在某种场合下,于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典雅的和在另一种语言中很难表达的概念;如果说汉语在交谈中可能会出现歧义,那么在书本中却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先生,您看到了我与您一样,接受那种认为中国人于思辨科学中所取得的很小进步,并为此而感到惊讶的观点。您准确地揭示了他们的弱点。但由于您害怕冒犯一个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很尊重的民族,所以似乎已经谅解了该民族,赞扬了它所具有的真正受人尊重的地方。这是我在阅读您的书简中下面一段话时产生的感想:“此外,难道您不认为中国人因此而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受人鄙视了吗?相反,经过全面仔细的斟酌之后,我几乎快要不再那样崇拜他们了。完全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虚荣心,完全可以略微作为他们在科学上取得的很少一点进步之安慰,他们可以在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上回敬我们。中国人可以责备欧洲及其全部居民,认为他们在能够产生一个稳定政府和一种安定生活的个人品德领域中,并未获得巨大发展;显然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人在欧洲尚未停止谈论伦理和政治,但人们在其真正利益上却并不比在二千年之前更明智,也不那么轻率了。”

 

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是这样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待遇,而且既没有成见又不失公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论述您提出的使我受宠若惊那些质疑。您声称:“出自天文观察的可靠成果只会落到时代上,而不是落在历史事实之具体情节或特性上。实际情况是,准确的天文观察可以确定某个时期,而并不触及人们声称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之真伪。但这种困难是古代世俗史的共同特征。我们对于埃及、希腊和罗马人的历史事实又掌握有多大的可靠性呢?我不讲人们可以视为神话般的远古时代,而是讲公元元年之前数世纪的时代本身。在那些不能完全相信古代作家之善意的学者中,该有多少争论迫使人确定评论准则,以辨别真伪,或者是尽可能地接触几近于真实的内容。”
人们根本无法看到,中国人如同其他民族一样,也曾有过其近邻民族那样的成见、兴趣或渴望,以歪曲或伪造他们的历史。这部历史是由对于主要事实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陈述组成的,而这些主要事实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他们的史学家显得很真诚,只探求真相,丝毫不会肯定自认为是令人质疑的内容。当将这些事实综合在一代帝王,整整一代帝王或者是整整一个王朝的在位期长短的问题上时,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得不相吻合时,他们便提出其理由,让每个人都根据其意愿而作出可信赖的选择。
我们没有发现中国的史学家们到最远古的时代中去探寻其民族的起源。他们似乎并不坚信,来自远方便是来自吉祥之地,一个民族的荣耀就在于其古老历史。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会看不到中国人对伏羲之前的时代提出质疑了,更谈不到从伏羲到黄帝的时代了。他们从不认为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曾有过中间的君主统治期,人们也并不承认置于神农和黄帝之间的“皇帝”是彼此相继在位的,他们可能都是同时代的封王或高级官吏。最后,中国史学家们在从尧至今流逝的时间问题上,并不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这还不是为了多几年或少几年的争论。
可能会有人向我提出反驳,说某些中国人将其帝国的起源,一直上溯到伏羲之前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久远的年代。但我们在中国却相当清楚地知道,这种推算主要是由他们的无知造成的,而不是出于其恶意的结果,他们是受到了某些天文学家虚构的时代期限之诱惑。中国的正史绝不会讲任何类似的话,它们并不注意伏羲之前的神话时代,只将其帝国之始定于该皇执政期间。
然而,我并不敢断言,对于具体事实,应给予中国历史一种它不配享有的信任,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对它的信任程度。我仅仅是说,经过全面斟酌这部历史,尤其是自尧皇起至当代的这部历史之后,便会对于其全部持续时间、历代皇帝的统治期和具有某种意义的事件,就不会再提出很多的反对意见了。我们不应该认为,焚书事件就如同现今一座图书馆被烧毁那样,在顷刻间就会变成灰烬。当时决不是所有书均遭焚,也有某些例外,特别是医学的书更为如此。在必须对这些书进行分类挑选时,人们谋得了一种将其中的几册书放在安全处的手段。文士们热心地从中抢救出了一大批。岩洞、墓葬、墙壁也成了这些古籍反对专制行为的一种避难所。这些古代的珍贵古籍逐渐地出土了,它们在汉文帝时代(即焚书之后的五百四十年左右)毫无危险地重见天日了。在汉文帝的继任者孝景皇帝执政期间,人们发现了《五经》或者是说孔子和孟子的哲学著作,孝武帝于其执政的第五年公布了这些书,这已是在它们遁世之后的七十五年的事了。
著名的老翁伏胜在文帝时代尚活在人世间,自称将《书经》牢记于心间。有人让他对《书经》作全面描述,人们仍相信其记忆力及其善意。当人们发现了《书经》的原文之后,便发现这名善良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搞错,其描述与原文完全吻合,惟有对于原义不会造成任何差异的几个字例外。刘向后来把《书经》重新整理,而且本人也写了大量著作。他由此而将其可贵的记忆力奉献给了其民族。然而,中国人今天仍在笼统地抱怨书籍的损失,却不能具体地知道损失了些什么书。我个人却坚信,许多坏书与好书一并灭绝了,这种所得可能会对他们的损失略有安慰,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经书丝毫未受焚书的影响,它们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哪位作者的著作中读到,“在他们的著名‘五经’之一的《诗经》中,被塞入了许多很坏的篇章”。您还补充说在孔夫子之后大约三百年时,由秦始皇帝颁布执行全部焚毁中国书籍的敕令之后,又以恢复古籍为借口,人们有什么样的事不会做出来的呢!先生,我就此而能够向您作出的全部答复,那就是我确实风闻,孔子在整理诸“经”时,曾删去了《诗经》的某些篇章,但我从未知道曾有人在该书中加入新的诗阕。我从一些精通此事的文人那里打听过所有这一切信息,他们所有人都回答我说,在中国从未有人相信曾对《诗经》作过增补;相反,某些晚期作家却毫无根据地提出,孔子从中删节了数篇,但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过这些所谓的被删节部分。他们声称,如果孔子曾对它们作过如此处理,那么他就不会放弃对此作出说明并提出其原因。
可能会导致欧洲人认为并声称曾在《诗经》中加入过新篇章的原因,这就是有些诗歌显得不太符合贞节特征,也看不清楚它们在暗示什么。孔子本人也发现人们可能会此本问题上产生误解,为了预防这种弊病,他是这样表述的:《诗经》共由三百篇组成,它们都可以被压缩为一句话,而且这是一句公正的话,即要谨防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体面的行为。

当朝皇帝之高祖顺治皇帝曾令人翻译《诗经》,并且从中加入了一篇短序,下面就是其译文:

在思考《诗经》时,人们便会看到它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指导而已。其中展示了人的心,强调了理智与公正。它所赞成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成为最优秀的人并在道德中前进;它所抨击的一切,都会鼓励我们抑制傲慢者的思想。这部书中所包括的最深刻和最高尚的内容,可供皇帝和先祖祠使用;其中所包括的最简单和最普通的内容,可供平民使用。虽然其典范和表达词语不同,其目的却始终如一,并导向直率。这就是孔子将《诗经》三百篇作了简化,声称其中无任何怪僻、污秽和邪劣。事实上,我们必须读《诗经》,以解决理论与风俗。正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强化人的思想与心,或者是把人领向正路之外的东西。(此段文字系自满文译出,未见汉文本。今自法文直接译出。——中译注 )

这位皇帝以及他为此部译著而任用的学者,都远不相信在此书中有些伪造的篇章。他们从不放弃机会将异文删除或者是按惯例而使用小号字刊印。此外,皇帝和文士们有什么理由让重新发现的《诗经》遭到讹传或篡改呢?先生,您怀疑的和尚们当时尚未在世界上出现。那里已有了道士,但他们的教派丝毫不受历史事实或由文士们专有的其他知识之约束。道士们都是一些专门托词对生活的自然之爱而骗人的江湖骗子,以高价出售劣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药可以使那些服药人长生不老。这就是他们今天仍在做的事。

先生,您认为“中国纸张那很小的强度成了保存古籍的一种新障碍”。您声称:“我在某处谈到过,中国纸张能持续保留的时间很短,灰尘和蛀虫很快就会破坏它们,人们被迫反复更新藏书。”

先生,如果人们在秦始皇帝时便在纸上写字,那么这一切就是真实的了。但当时的一切都是书写在树皮薄片或竹简上的,它们很容易保存,纸张只是在约六十年之后,于汉文帝时代才发明的。中国纸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已经多得无法一一罗列了。笼统而言,中国的所有纸都很薄、脆,使用期很短。事实是,中国过去曾有过这类纸张,但人们并不用它来书写。还有其他一些纸张,我们不能把如此的劣质归于这些书籍的纸张。但我们应该承认,就连中国的最佳纸张在南方诸省也不能长期保存,甚至我们欧洲的书籍在广州也不能抵御霉烂、蛀虫和白蚁,白蚁在一个夜间便可以将这些书一直啃噬到只剩下书皮。但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我有幸给您写本封书简的这个省份,相当薄的纸张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高丽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发展其造纸业的。但很可能是中国的这种发明很快就传到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制造的纸更为结实并且保存的时间更长些。高丽纸是用棉花制造的,如同绢一样结实,人们用中国毛笔在上面书写。如果希望用我们的羽笔书写,那就必须于上面泼洒明矾水,否则文字便会模糊不清。

高丽人部分地用这种纸来支付向大清皇帝的纳贡,他们每年都供应皇宫中使用的御纸。高丽人同时还带来一大批这种纸,以向中国人出售。中国人并非是为了书写才采购高丽纸的,而是为了糊窗户,因为它们比中国人自己的纸更能牢固地抵御风雨。中国人在这种纸上刷油,然后再制成厚纸袋。这种纸也供制衣裁缝使用,他们将这种纸攥在手中并用力将之揉皱,一直到它们变得如同最薄的绢一样轻柔和便于使用,然后用此代替棉花而填入衣服中。它甚至比棉花还要好,当它未被严重虫蛀时,被集中起来后如同小线团一般收藏。这种纸张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当它比人们希望使用的纸张更厚时,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分成两至三页,这些纸页比中国的最佳纸张都更坚固和更难断裂。

先生,您继续正确地指出,如同您认为中国人更愿成为星相学家而不是天文学家一样,您也认为他们更应该是信仰迷信之徒而不是宗教信仰之士或哲学家。您又补充说:“但是,我并不为此而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是无神论者,如同他们的大部分文士和官吏向我们介绍的那样。难道在这一点上没有误解吗?至于我,我从中没有看到任何与该民族的主要特征相违背的地方。虽然无神论是对全部优秀哲学的倒置,但可以肯定,要想最终造成这样一种明显的精神失常,而且是以某些作家归于他们的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则必须有一种形而上学,而我又觉得它完全不是中国进士们的那种形而上学。”

先生,我同意您的意见。我始终都觉得那些抨击中国文士们的无神论并且在公众中断言这一点的人,惟一的理由便是为了他们致力于支持的事业之利益。因为中国经书的理论完全与这种思想对立和相反。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宋代某些文士,特别是朱文公(朱熹)的几段文字,它们都有利于其目的;他们同时又将同一位作家那些可能与此相反的文字抛在一边,置之不顾。他们可以推论出的一切内容,便是这位作家已陷入自我矛盾中了。因而,既不能相信他,又不能反对他。

先生,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尚未见过在实际中是无神论者的中国人。我们有时发现,有人认为中国人在争执中会表现出无神论来,特别是当有人对他们略施压力的时候更为如此。但他们的行为始终与其言语相左。在一次始料不及的灾难中,在一次命运逆转中,我们便会看到有的人向“老天爷”喃喃祈祷,其他人则祈求鬼神并请求它们给予庇护。总而言之,他们的心与言都很难互相吻合,我甚至还可以补充说,那些希望表现为无神论者的人数很少。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于其书中试图完全从相貌上来解释一切,直至从死人和神鬼的外貌上进行解释,而未曾使用作为万物之创造者最高的神,那么他们就会抱怨其想法远未被沿用,而是被人们抛弃了。

先生,您引证了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我于其中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血液和淋巴液的流动,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他们的医书所记述的内容并不比今天仍活着的医生们的所知更多。您询问:“那么,根据什么判断他们是否懂得血液的流动呢?即根据他们对该词所理解的意义来判断。如果是指某种被含糊地构思的血液和体液流动,那就很容易证明我们的古代医生同时也知道这一切。”

先生,可以肯定,而且今天医生们也对此作出了首肯,中国人的古代大师们都懂得,血液是通过全身而流动的,这种流动是通过“经络”的血管而完成的,“经络”即那些动脉和静脉网络。中国人声称,他们自己是根据对这些大师们的信任程度而提出了这种假设,而且脉搏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么方式在流出肺部后分配到全身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回流肺脏的。他们声称自己有一部古书,叫做Kan-tchou-KingKan(疑为关于针灸的一部医书,或称《针灸经》、《干助经》。——中译注),它对此作了解释。但它很难解,人们对此书所作的诠释也丝毫未使人更容易理解。他们还补充说,此书颇为罕见,只收藏于完整的图书馆中,而且这种知识也并非是为治愈疾病所必不可缺的,故不想以研究此书而度光阴。我曾令人寻找此书,如果能从中得到某种知识,那么我将非常荣幸地向您通报所有这一切。

当我听到中国医生们讲述病理时,却在他们的论述中从未发现过许多正确和坚实可信的内容。但当他们对自己通过诊脉和从头部不同部位诊断病症的病人开具处方时,我便发现他们的药剂几乎始终都具有保健作用。这使我相信那些将秘方传给后代的人,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他们是有一种有关血液和体液于人体中流动的独特学问,他们的后代却只保留了其机械性的技术。

先生,您应该允许我重提一下,当我尚对此记忆犹新时,有一件事本来使我觉得更为别出心裁,于此却显得习以为常了。

大约在四十多年之前,康熙皇帝的太皇太后,曾患眼疾,而中国医生们使用的医治眼疾的所有药剂均对之无效。医生们受到了皇帝的催促,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其中一人想到了曾听人说大象的胆汁对于医治眼疾有特效。其同事们立即同意使用这种药,或者更应该是此人的机智为摆脱窘境找到了这种托词,因为他们坚信皇帝不愿意从事这种试验。他们都错了。皇帝立即命令宰杀其马厩中的一头大象,御医们向他献上象胆汁。这道命令被当着医生、外科大夫、官吏和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而执行了。但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在取出其肝脏之后,其中根本没有任何人们急欲寻找的东西。御医们将肝叶切碎以从中寻找某些有关胆汁的踪迹。御医们然后又在邻近部位寻找,那里也没有出现丝毫与胆汁相似的东西。那个献出了秘方的人吓得脸色苍白,全身各部位都大汗淋漓。他自认为无可挽回地彻底完了,因为他是造成这头大牲畜无辜死亡的祸首,而且是从皇家侍从的装备中牵出来的一头象。

当时必须向皇帝报告所发生的情况。皇帝回答说,御医们没有很谨慎地行事,或者他们都很无知。他为此而召来了翰林学士、进士以及那些在九部中表现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集合在一起,但或出于无知,或是害怕不适时宜地介入这一事件中,根本不作正面回答,仅发表了某些没有任何结论的空泛议论。最后,一名叫做周清原的进士(本处可能是周清原或周清源,字雅楫,号蝶园,康熙年间任工部右侍郎,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逝世。——中译注)出面了,他毫不犹豫地断言大象必有胆汁,但人们却徒劳无益地在肝脏中寻找,肝中根本不存在胆汁,这种动物的胆汁是根据不同季节而在全身流动的,它当时正处于某一条腿上。他提到了自己获取了这种知识的书并指出了其作者。

这是一场全面的震惊。人们当着秀才和比过去那次人数更多的人群而作了一次试验。人们确实从中找到了胆汁,立即狂喜地把它敬献给皇帝。皇帝看到胆汁之后,欣喜若狂地喊叫:“如果该秀才不是妙手回春之人,谁还堪称巧手之人?”皇帝立即不经过任何考试而亲点他为翰林学士。时隔不久,皇帝又派他赴浙江以在那里任学政,也就是说他已成为文士们的大宗师、考官和仲裁人。三年之后,皇帝又将他召入宫中并任命为一部之侍郎。

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了在康熙帝之前发生的事件,那么我就会讨他欢心地去向他询问该事件的细节。但是,我仅仅于今年,才偶然地从两位曾介入过医药事件的非常年迈的文士处获知了这一消息。当大象被杀时,其中一位老翁正在北京,当那名进士以“学院”的身份被派往杭州时,另一位老翁又正在那里。我对这两位文士说明了我的怀疑。我首先向他们询问,人们在大象腿上得到的胆汁是装在一个胆囊中,正如在几乎所有其他牲畜中的那样;或者是盛在某种蓄液囊中那样;如果在该蓄液囊的周边部位,有些排泄管、液腺,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那么它们完全可以将血液与胆汁分开,人们是否有可能把某条分泌腺或其他充满淋巴液的组织作为胆囊了呢?最后,这种胆汁及胆囊的残余部分是通过什么渠道,才得以从一条足转到另一条足上;或者是否应该相反,该动物的四条足是天生如此安排的,那里连续不断地接受胆汁并使之在那里储藏起来。

他们回答我说,中国屠宰了大批驯养和野生的动物,但人们在此事件中最关心的则是胆汁,它被派作各种用途,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此之多的精明人士会误将淋巴液作为胆汁。此外,他们不知道胆汁怎么从一条足转到另一条足上,但这件事情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我又重复了一次,“你们是否读过这名秀才提到的书呢?”其中一位回答我说:“我过去读过。”“我没有读过。如果您有兴趣阅读它的话,那么我将去我的朋友家中寻找它。”我接受了这一提议,没过几天,有人便为我带来了此书。我发现它是一部中国植物和动物通志的第十五卷(此书即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该书关于大象的描述,见于第五十一卷中。——中译注)。这是一部由不同作家们所写的全部著作集。在载有对大象描述的条目中,提到了一名叫做徐铉的作者,他是这样表述的:“象胆随四时,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后左足,冬在后右足也。”这部书还补充说,在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一头大象于春天死亡,该皇帝命令取出其胆汁,但人们未能找到它。人们于是便询问徐铉,他让人从其左前足中去寻找,果然找到了。

我们必须指出,他使用的“足”字的本意是指蹄。但在本处所涉及的书中,它却意指从蹄与直到关节部位的腿(甚至是直到牲畜的身体)。他指出,象“足”酷似一根柱子,这再真实不过了,然而,这很少的一点准确性,却使人无法明确地看到此种胆囊位于何处。如果这种事值得下工夫深入研究,那么东印度公司就很容易让外科医生去检查。该公司在美洲的多处都拥有这样的医生,那里经常屠宰大象。

我就不再继续介绍在这本书中所讲的有关大象的全部内容了,这段离题话已经太长了。先生,我由此便再回到您书简中的下述段落。您于其中指出:“中国人的顾忌涉及到了对尸体的议论,这使您觉得最好是逐渐根绝另一种成见。但它取决于一种应该受到尊重的圆满无上的准则,该准则可能在中国人中保留下来了,它比解剖学得以挽救的生命会多得多。”

我坦率地承认,最理想的做法是人们能使中国人(至少是他们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习惯于通过解剖尸体而研究人体的各部位,以及医治其疾病的医术。但是,我不相信人们能劝说中国人这样做。我没有必要向您解释其原因了,因为您已经对此深有所知。一部分原因出自中国人的孝道,其他原因则出于他们对于解剖人体的天生厌恶,因为解剖是一种用与宰杀牲畜相同的方式切割人类躯体的手术。

您又补充说:“但是,怎能将中国人在此问题上的灵敏细腻,与他们闷死其出生过多的婴儿,或者是将婴儿抛弃给狗和野兽的习惯互相吻合起来呢?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神话时代的希腊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的古希腊人确实远离了人道与智慧的精神,而人称中国始终都以此自鸣得意。”

这种反对意见是很自然的,任何欧洲人都会这样做,却永远从中看不到答案。我经常向中国人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不少人都垂下了眼皮,只作叹息而不回答,可能是害怕在有关一种无法以任何方式证实的行为上,提出某些不能成立的原因;某些人抨击弃婴的行为。中国人使用了报复手段,声称欧洲人于其解剖尸体的习惯中,至少也与中国人弃婴的习惯一样残忍和一样野蛮。穷人、奴隶、病母,或者是缺乏抚养大其孩子们的其他手段,于是便沦至赤贫中,遗弃了其孩子们。您是否曾见过略为富裕一点的中国人会堕落到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呢?然而,有什么如此紧迫的必要性来剖开死者的尸体,在其内脏中如同开矿一般地乱翻腾呢?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从中得出更应该是好奇而不是有益于世的知识。土地、海洋、山岳、平川、洞穴、矿藏、陆生与水生动物,难道它们不是向医生们提供了为治愈可治之症所必需的药剂吗?由于人们通过解剖尸体,从未发现过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任何东西。人们为什么如此不大尊重人性,直至将那些从未冒犯过他们的人的肌肉切割成碎片呢?我们曾在中国发现过将那些于死后才发现了其罪行的恶棍歹徒掘尸出墓,但并不将其尸体剁成碎块,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腐烂了,而是将遗骨抛扬在城外的大道上,以在那里让驮兽践踏和让车辆碾压。这是依法对他们的罪行所作的公正惩罚。您说在你们那里,人们解剖的都是罪犯的身体,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借口,因为衙门中尚未判决那些应受法律惩罚的人,为什么在罪犯死后还要受如此折磨呢?您声称,死者再没有感觉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无论是什么人,如果他知道有人在自己死后,还要对尸体剥皮、砍剁和分割肌肉,直到身体的细小部分都被解剖,谁不会不寒而栗呢?难道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控制其想像吗?更具体地说,人们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方式。当其罪行应以处死来惩罚时,人们便会绞死罪犯,总之是没有任何流血;如果其罪行比较严重,那就要砍头;但当其罪大恶极时,那就要凌迟处死,即将肢体分割成千上万块。那些由于贫困而被迫弃婴的人,当未亲眼看着婴儿死亡时,则必然会把弃婴包裹起来并将他带到医院去,他们希望那里有人将婴儿带走并把他们抚养成人,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他们知道有人负责把婴儿捡走并送往医院,那里有专门雇佣的乳母负责给他们喂奶。最后,如果婴儿在到达医院之前便死亡了,那就把他们埋在一个专为他们指定的地点,其父母便不会痛苦地看着他们在缺乏任何帮助和得不到墓地的情况下而死去。您可能还会说,人们有时也在不采取这些谨慎措施的情况下弃婴,甚至是在夜间把他们从墙头上抛出去,或者是遗弃在偏僻的荒郊野外。事实的的确确如此。但被遗弃的婴儿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经过罪恶的途径来到人世间的。如果他们的出生已为人所知,那就会败坏门风或者有辱门庭。这种罪行还会引起另一种罪行,那便是一大混乱,但哪里会没有这种混乱呢?

我反驳他们说,人们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弃婴罪行,它们也从未被法律禁止过,也从未有人寻找过这些弃婴,就如同本处发生的情况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回答我说,这种寻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凭什么能知道这些弃婴的父母呢?人们发现弃婴的地方,根本就无法证明他们是附近地区的儿童。弃婴的亲人往往来自很远的地方,弃婴的行为受法律禁止,法律在一般情况下都以死罪相威胁而禁止杀人。我回答说,在所有的文明民族中,杀人罪确实要受死亡的惩罚;仍然很真实的情况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在您那尊贵王国中为死人而会引起更多的轰动了。如果某些无耻之徒为报复其仇敌,便前往后者的门前自杀,法庭便会审理此宗案件。这种事件几乎永远是以此家主人的毁灭而告结束,有时甚至还会导致邻居们的毁灭。因此,在讨还公正的借口下,人们却干下了真正不公正的事;还有人大肆渲染地声称“人命要紧”,有人便压制这个不幸的人,使之处于失望之中,迫使他自杀。请您允许我们原谅为支持性本善而从事的研究。我问您为什么对于这些灾难深重的婴儿不具有同样的一片热心呢?他们的死亡似乎不能使您动情。我们发现婴儿被遗弃在大街的角落里、城门和塔门处。他们实际上几乎始终都采取了您讲到的那种谨慎行为。但这些小心翼翼的做法却阻止不了许多人的死亡,人们为什么不去寻找罪魁祸首呢?人们为什么不在近邻中搜集资料呢?您回答我说,我在您的几位同胞中听说的事情,仅仅是指一个小生命,仅仅为一些小生灵。在听到他们讲述时,大家会说这都是一些刚出土的小灌木,人们才敢于不负重大责任地将它们连根拔掉,但却不敢触及那些已经长大的大树木。中国人以一种更加谦卑和更加小心谨慎的口吻回答我说:“我们已经讲过这一切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堕落,但我们尚无法对此作出矫正。”

先生,我不再以与您交谈更长的细节来打扰您了。您知道,人们在争执中并不是始终都坚持真理的。我过分夸大了中国人的弊端,而他们却将一切都缩小并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来掩饰之。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知道了您向我提到由已故的由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翻译的两名阿拉伯人的游记,而且我发现您对此并非坚信不移。这就是:过去,在继中国的一位皇帝统治之后,而出现的内战期间,获胜者吞噬了落入其手中的敌方全部臣民。在他们那个时代,也就是在公元89世纪期间,在那里的公共场合中经常有人出售人肉,其宗教教法容忍他们的这种残酷行为。我认为,如果说我知道了这样一种奇特事实,而且它使我觉得多少有点可能,那么我便拥有战胜中国人的武器了。我的胜利是全面的,除非是他们敢于着手缓和这样一种事件的恐怖性。对于那些不及您明智而毫不犹豫地采纳了类似的虚幻狂想的人,我曾说过:“我本会得出反对中国旧政府的极端性结论来,因为这种程度的粗俗和野蛮显得确实不能通过事故或堕落,或者是通过一次非常彻底的堕落而出现在一个民族中,这种堕落已使人不再相信相传从最吉祥时代保存下来的一切了。”

但是,这件事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和人所共知的。我怎敢以此而反对中国人呢!我该怎样回答向我询问同一事件的人呢?只能讲它是荒谬的,甚至比阿拉伯人自己介绍的那些情况还要荒谬。例如,人称中国人丝毫没有科学;他们的全部法律均出自印度;中国皇帝承认伊拉克国王是世界上第一国王,而中国皇帝本人仅为世界第二国王,突厥人的可汗为世界第三国王;中国人厌恶大象,不能容忍在该国有大象;他们从来不喝葡萄酒,尤其是皇帝们更加如此;人们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独眼人或瞎子;中国人只有在亡故满一周年之后才埋葬死者,而且恰恰是于逝世周年的同一天下葬的;他们的清漆是一种用麻籽制成的胶;中国人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在各种艺术方面都是最灵巧者,特别是在绘画中更为如此;他们将邪恶的罪孽列入到他们在偶像崇拜中和其他情况下所从事的不同事业中了。因此,如果我着手浏览这部著作所包括的一切谎言,那么就永远讲不完了。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的谎言,都会赫然跃入那些对中国略有所知者的眼中,希望驳斥这一切则纯属浪费时间。本处所涉及的文章更不值得人们在此更多地驻足了。我们或者应该说,犹太人吃人肉,在公共场合中出售人肉,而这种残酷行为却是他们宗教的教法所允许的。其证据是在由叙利亚人包围撒玛利亚的包围战中,或者是在由提多人对耶路撒冷的包围战中,就有许多母亲吞噬了她们的婴孩。如果人们从一件个案中可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那么雷诺多修道院长的这两位阿拉伯人就可能会在欧洲的某些港口获知,小酒馆的老板便让来往过客饱餐人肉馅饼,他们只需要补充说,这种残酷行为是当地法律所允许的就足够了。

这些阿拉伯人怎能声称中国的人口密度比印度还大呢?中国人口在他们那个时代远不及印度的人口稠密。因为据他们认为,在印度并不像在中国那样人吃人。他们确实曾说过,人们吞噬的是已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即使事实确实如此,那人们也很快会从吃罪犯转向吃无辜者,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很容易将罪行强加于那些其肉最能引起自己食欲的人。那些无力将其孩子们养大成人的赤贫人家,也绝对不会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将婴孩遗弃,在不违犯法律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享受幼童并以此作为一顿美餐。

最后,人们如果无法把灾害的时代与正常时代区别开来,那么这两位阿拉伯人针对中国人所讲的一切情况,人们也可以针对几乎所有民族,即使是针对那些最文明的民族而言。因为这里的人并不否认,已陷入绝境的人有时也会吃人肉。但我们今天只能是带着恐怖的心情而讲述这些苦难时代。中国人声称,在灾难时代,上天都会被人类的全部诡计所激怒,从而以饥荒之灾难而惩罚人类,而饥饿又把这些人推向了更严重的过火行为。

然而,我未发现这些灾难降临于唐王朝的情况,那些大食人正是断言他们于该时代到达中国;这些灾难相反却出现在汉末,即公元2世纪。在本朝之前的宋、元、明三朝期间,都有过顽固坚持的包围战例证,人们当然不能怀疑曾有过野蛮行为。特别是在16世纪末左右,河南发生了一次特大饥荒,在万历皇帝调拨的救灾物资到达和分配之前,有些地方便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大家不应该从这些特例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大食商人于其游记中所讲的情况是正确的。

我可能从未阅读过这部游记,它使我联想起了由我们的“安菲特利特”号(,海神号)船的船员们所写的某些几乎是相似的游记。正是这艘船把我运往中国的,我于1698年11月1日入华。中国显得如同是一项全新的内容,使不止一支笔在为之而忙碌。由于该船乘客中的数人没有找到应采购的需要送给其欧洲朋友的新奇之物,故希望以向朋友们报告他们在中国所获知的一切情况,来弥补这种亏空。军官和船员各自都在写其游记,并且都从中加入了他们亲眼目睹和听人言说的一切内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走得太远,必须用其基本内容来补充这一切,讲述些奇特的并能引起读者欢笑的内容。

我读过这类游记中的许多种,除了混合进其中的出言不逊的内容之外,我觉得其中再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所以,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敢于印刷它们,因为它们距我们的时间太近了。但如果这些片断中有一、二种能够摆脱时代的诅咒,在某个著名图书馆那些废纸堆中收藏了近千年,若在此时有一只慈善之手将它从浮尘中挖出,再有一名出版家自信在使大众获知17世纪的中国真相时,能为大众服务,那该多好啊!但由于没有任何内容与在此前后的优秀作家们所写的内容相吻合,所以人们只要指出时代已变了,便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了。那些拼写很糟的城市名称、省名和大官吏的名字,都变成了出版家们某种论述的内容,它可以使他卖弄其地理知识,正如R×××(Rénodeau,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所作的那样。在讲到帝京的时候,这些大食人均称之为库姆丹(长安),但出版者却极力明确地证明它是今天的南京。我倒是希望某人能够严肃地证明那不勒斯与里斯本为同一座城市。无论如何,这两座欧洲城市确实存在,而在中国却从来没有一座叫做库姆丹的城市,它也不可能在那里存在,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字中,根本没有字母D。

如果这两名大食人在他们于中国居住的整个期间,竟然没有记住“长安”这两字,那么他们也太粗心大意和心不在焉了。他们应该多次听到别人讲到过此城,因为在79世纪统治中国的是唐王朝,建都长安。那位被从广州派入宫廷的穆罕默德的亲属伊本•瓦哈伯,曾与唐朝皇帝交谈、辩论和争执过,并且从那里携带大批礼物而归。他至少会回忆起自已曾居住过很久的帝京,该城当时叫做长安,正如我们通过历史书籍所看到的那样。它于今天叫做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它并不像有人所讲的那样叫做库姆丹。

如果说R×××(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对于他翻译的第一部阿拉伯人游记(第52页)略作认真思考,那么他就不会讲下面一段话了:“他(叛乱将领)一直推进到叫做库姆丹的京师,中国皇帝弃其皇城而逃,在一片混乱中撤退到了汉都,它可能是汉都的对音,即汉州与成都,该城位于与唐蕃交界处。”我想,如果他对此略有注意,那么他立即就会辨认出所谓的“库姆丹”就不可能是南京。一位皇帝在那里几乎被叛军包围,为了摆脱困境而从东向西地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一直到达靠近吐蕃边境地区,不久又还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免于从事一场争辩之苦了。即使人们以一种论证性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在唐代京师的观察,仍无法获知这是西安,而不是南京,那么像雷诺多修道院长那样足智多谋的人,也不应该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既对中华民族,又对那些从好的方面论述中国的人都怀有恶感。他不能原谅以撒•沃西攸斯((1577—1649),中世纪语言学家。荷兰人,曾任莱顿大学教授。——中译注),认为此人过分受卫匡国、柏应理神父的影响,过分宠爱该民族并以其影响而将欧洲引向歧途。为了矫正这样一种巨大的混乱,他自信必须贬低中国人,完全如同沃西攸斯和其他几位近代作家曾试图抬高他们的地位一般,他根据这种观点而将中国人无一例外地置于美洲人之下,甚至是置于易洛魁人之下。

我们应该承认,如果沃西攸斯讲中华民族的好话太多了,那么雷诺多修道院长却讲了他们过多的坏话。他们未能严守中庸公正,而这一点在所有民族特别是在中华民族中却备受推崇。这就使我坚信,这本书并未给中国人造成多大伤害,中国人始终以其好的方面而受到了那些认识他们的人之尊敬,但中国人却未受到这本书作者的更多崇拜,因为全书中都麇集着荒谬和错误的内容。如果某人出于一种相反的热忱却又比本书作者更加理智,希望为中国人雪耻,那么他就很容易让中国人看清楚,雷诺多修道院长对于中国及其居民的了解太糟糕了。他只是出于偏见和违背自己的理智才讲这些话的;我是出于一种比他更理智的热忱而讲这一切的。因为,人们夸张性地展示一个民族的缺陷时,出于什么样的善良目的,才会把它本来没有的其他缺陷也归于它,而又掩饰了人们绝对不能否认的该民族所有优点和优良品德呢?而且这一切又是发生在其他人全心身地投入工作,以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行径而为耶稣基督赢得了他们的时期,但这符合《福音书》的教规和道德准则吗?

人们可能会说,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因为他是用一种中国人不懂的语言著书立说的,他滔滔不绝地论述的有关中国人的一切,从不为中国人所知。我对此而回答说,在广州不止有一个中国人能听懂法语,此书很容易地会落入他们的手中;在意大利有数名中国人正准备被晋铎,他们即将返回中国,为归化其同胞们而工作。如果其中的某个人出于疏忽,而向中国人出示了此书,或者是向他们询问书中对其民族所讲的某件事是否真实,难道中国人不会对此感到不可理解的震惊吗?或者是他们不会对此感到义愤填膺吗?一个宗教人士竟敢在整个欧洲诋毁中华民族,将它根本不具有的多种邪恶归于它,试图毁灭其任何一丝伦理道德,认为他们除了在某种机械工艺中的技巧之外再无其他长处了,除了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之荣耀外再无其他引以为荣的地方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科学、没有宗教和人文科学的民族,反而充满了由孔子确立的滑稽可笑的礼仪,而孔夫子又根本不配称为科学家。

先生,有关此文的介绍已经足够了。我的目的并不在于针对一部我未曾着手反驳的著作中的长篇大论地大加发挥和铺垫。但此书却值得人们这样做,特别是由于在1725年完成印制的摩莱利(Moréri)词典的出版人或继承人,都受此书的欺骗了,他们从这部荒谬绝伦的书之资料中汲取了可以延长和扩大有关“中国”条目的内容,多少略有一点分辨能力的人,也不会使他们采纳如此之多的荒诞观点的。

先生,为了回答您信中的所有问题,我只剩下回答您有关北极光的问题了,我直到目前为止,尚丝毫未曾讲述过您向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您很希望给我寄一份对这一现象的描述,此类现象过去很罕见,您声称自数年来变得很常见了。

我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很少的内容回答您。我想到了中国史书中的某些地方对此有所记载,但它们记载得很含糊,没有任何具体性和准确性,无法阐述该内容。此外,我也不知道这种现象出现在哪朝哪代,必须等待我拥有比我已利用的更多时间,才可以浏览和翻阅卷帙浩繁的史书,而中国史书又从未曾有过所论述内容的检索目录。

我不想把三四年前于此出现过的火球,也不想把我们于今年秋分前三天和后三天看到的现象,统称之为“北极光”。大约在晚上7点半前后,天空的西北部如同大火炉一般被照得通红光亮,早上黎明之前也有一种类似的现象,但它们与您在巴黎附近观察到的那种现象差异甚大,既没有轰隆声,又没有丝毫色泽差异,更不会突然变化,一切都很平静,并且只持续很短的时间。

在1718年、1719年和1722年间,于中国的三个不同省份的天空,出现了大明星簇拥的光芒四射的十字架天象。这一景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长空中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来研究它。人们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城内将此景象雕刻在木板上,从该版拓下的拓片在整个中华帝国中流传。其中标出了每个十字架形象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其持续时间多久、曾非常仔细地观察过它的大量人群。由于您将会发现,这些天象在《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前几卷中已作了忠实描述,所以先生可以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判断它们是否属于北极光,也就是说是否属于您作过一种非常巧妙而又特别具体描述的那种北极光。

此外,自我入华以来的三十二年间,我不仅仅从未看到过,甚至在观象台也从未观察到任何堪称“北极光”的天象。如果某种类似的天象出现在属于大清皇帝的鞑靼地区北纬47°48°之间,那么该地区的居民就不会再辛苦去寻找它了。即使他们将此通知了钦天监,我仍怀疑钦天监愿意向皇帝呈报这一切,那是因为这些天象始终被认为是凶兆。

幻日现象也具有同一数目,因为民众自认为它们预兆着两位皇帝。然而它去年于云南出现了一次,云贵总督巧妙地使它转变为对皇帝荣耀的赞扬了。在总督上奏朝廷的一道本章中,他对该皇帝作了一番大受赞许的阿谀奉承。其他省份的大官吏们立即声称,他们都曾在天空发现过某种异象,特别是五彩云或“锦云”。其他人还说出现了凤凰,这是一种吉祥鸟,也就是中国人的phénix。他们曾尽最大的能力让凤凰进入最接近北京的地方,但却未能使这些鸟进入北京。人们仅仅声称曾在北京西南7法里的房山县发现过凤凰,数日后于东部又发现了一次。大量的奏章与贺辞如同雪片一般接踵而至,那些呈递的官员得到了皇帝的相当客气的答复。该皇帝可能是出于谦虚补充说,对于“凤凰”,他不相信自己会有能吸引这种吉祥鸟的道德,它只会在盛世才会出现。该皇帝最终却逐渐地让人窥伺到,他已开始对这一片恭维声感到厌倦了,故而使它们戛然而止了。

先生,我要结束这封冗长而又讨人嫌的书简了。我同时也向您坦率地承认,非常遗憾的是1726年的美丽凤凰只出现在北京,而未出现在您当时所在的布勒依桥,因为本处根本不可能以您采取的那种适宜、仔细、准确和小心翼翼的态度对它进行观察。这里的人远未能完成对此鸟的一种非常准确而又漂亮的描述,可能会使您感到遗憾的是,您未能亲眼看到这种颇有意义的景象。如果上天在此后向我们显示了某种类似的天象,那么您的描述将会成为我们沿用的模式,将向您作一次忠实的汇报。我有幸向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75  耶稣会士冯秉正神父致传教区会长赫苍璧神父的信

(1751年10月10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应该向您报告天主对于一位鞑靼王爷近期的一种特殊的仁慈行为,该王爷以其对宗教的努力效力而非常著名,尤其是在教廷的两个使团出使期间更为如此。我这里是讲赵昌或赵老爷,他在非常神圣的三位一体节前夕于受洗水中得以重生,他在很久之前已于心中成了基督宗教的信徒。但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却一直使其受归化的时间推后。在他目前所处的悲惨状况下,我完全有理由感到害怕,由于期限问题,会使他不配获得如此之大的圣宠。为了使他进入天道之路而成功地使用的特殊方法,使我坚信天主也利用了他的无限慈悲,希望此人献身于宗教事业,以有利对于宗教和传教士们的酷爱作出欣赏或报应。

赵老爷是康熙皇帝之父顺治帝侍从中的一位一品大员的儿子。当他尚很年幼时,便是宫中业绩最佳者之一,以其天生美男子的仪表,思维敏捷、举止文雅和行为审慎而成为所有青年王爷中的佼佼者。他成了那些人们最早选出来的青年皇帝伴读的人之一。该皇帝对于此青年王爷怀有很强的尊重心情,以至于在他临朝的漫长岁月中,从来都不愿意离开此人。皇帝对此人全心全意地信任,把他视为其全部朝臣中最可信赖者,他同时也是在处理政府中最困难和最棘手的事务中,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幸运者。

在康熙皇帝晏驾时,其第四子和皇位的继承人雍正刚刚登基,在整个帝国获得承认,尚未等到其守丧大礼的结束,出于人们不知道的原因而逮捕了赵老爷,判处他戴枷到东直门,那里距我们的教堂有近1法里之远。

我们丝毫未预料到,这位王爷的悲惨命运使传教士们在感情上遭到了极大痛苦,因为他曾是传教士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们的全部想像力都集中了起来,设想以什么手段才能使他走上被拯救之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他获得受洗之圣宠。曾对该王爷有过巨大恩泽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们,为他寄去了多部论述基督教正义的经书。这些书籍中有些是在其父母或仆人们的关怀下交给他的。在此人于牢狱中度过的最早六年的艰苦生活期间,他们拥有前往牢中探望他的自由。但这种情景于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变化。皇帝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成了这名囚犯的那难以忍受的失宠之源。该皇帝偶尔询问,赵老爷是否还活着。这种询问使顺天府尹认为,皇帝希望获知囚犯死亡的消息。为了按照皇帝圣意而对他阿谀奉承,府尹禁止让任何人接近监狱,对监狱倍加严厉防守,只让四门提督中本区的门官为囚犯带去他命令送给的很少一点食物,使囚犯勉强只够一顿稀饭用。使人感到惊奇的是,该囚犯竟然未被饿死。我已经失去了偶尔能为他举行洗礼的任何希望,而天主却拥有从遥远的地方使他获得这种圣宠的手段。

这些提督之一的亲属周若瑟属于虔诚的修会成员之列,他帮助我们在不信基督者之中传播教法。他强有力地和哀婉动人地从事这项工作。门官的儿子姓徐,于某一日也列身于此人的听众之中,其心受到了圣宠的压力,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触动。就在同时,他决定使用天主曾为从事归化而使用过的手段来学习教法正义。但由于使用这种或那种手段,都使他无法为此而付出他所需要的全部时间,所以我只好在一年之后,才为他举行洗礼。这一年是雍正皇帝在位的第二年,我为之取圣名为若亚敬)。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新教徒的父亲是镇守东直门的四门提督之一,很久以来就对基督教怀有强烈反感。一旦当他获知其子已接受了这种宗教的归化时,便不由自主地大发雷霆,甚至将其子及其妻子儿女逐出家门也无法感到满足,他还发誓要使其子及其受归化的罪魁祸首周若瑟都死在自己的手下。事实上,他始终随身携带一把匕首,公开声称将把它用于他希望做的一切事。

徐若亚敬被其父的粗暴行为吓呆了,立即将此通报了周若瑟,请他保持警惕。周氏是一名行武出身的人,远不会被这样一种威胁所吓倒,对此只是付之一笑。他对徐若亚敬说:“您相信这些威胁性的言论会使我感到害怕吗?难道为一种如此美好的事业而丧失自己生命的巨大荣誉,会落到我的身上吗?但请您放心,您父亲甚至不敢对我口出任何辱骂。请您对此不要有任何畏惧,再不要去想忠实地履行您那基督徒的义务了,不要再想祈祷天主惠予改变尔父之心意,施圣宠让他迷途知返并使他选择一种在他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厌恶的宗教了。”

三年的光阴流逝了,徐门官(徐提督)那怒不可遏的暴躁脾气并没有发生缓和,仍不想让其儿子见他。这名新信徒勇敢地忍受了如此严酷的境遇,不断地祈求天主归化其父亲,经常领圣体,不断地请求我为此目的而提供弥撒圣祭。

大约在雍正七年末,天主显得要促使我们的夙愿得以满足了。始终不肯原谅其儿子的徐门官,便开始变得对周若瑟略通那么一点人情了。他们不时地互相见面、亲密地交谈,有时还共同进餐。时隔不久,我获知了由北京政府为更严格地限制赵老爷而下达的明令。我为此而非常难受地感到痛心,因为我从道义上觉得不可能为他谋求新生的圣宠了。我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法,我将此视为一种神的启示,这就是动用了一切手段以归化徐门官,这完全是为了日后利用其职务之便,以实施让其著名的朋友接受洗礼的计划。

继在修会中实施普通虔诚的宗教仪式之后,下一个星期天,我将周若瑟和潘沙勿(略)领到了我的房间,这是两位最虔诚的修会成员。我勉励他们同心协力并以其力所能及的全部虔诚,为归化徐门官而劳作,并且向他们补充说,天主希望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利用他。周若瑟在那里发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又都是以徐门官对于基督徒名称那不可调和的仇恨为基础的。徐门官于是便向我详细介绍了五年来对其子日常行为情况的记录,其惟一原因就是其子受基督教的归化。他还向我补充说,至今尚无有任何因素能软化其僵硬的态度,只要有人刚一向他谈论基督教法的只言片语,他就突然间陷入怒气冲冲之中。我回答他说:“对罪孽者的归化并非是人类的活计,它仅仅是天主用来改变人类心灵的一种力量单薄的手段。人类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的无限功德,不会被困难所战胜,对于他们来说,困难是很容易排除的。此外,您要谨慎行事,尽一切可能首先赢得此人的友谊,其后再获得他的信任,只能选择有利的时机再与他谈论此项内容;最后再使用一种理智而又谨慎的虔诚,来激发您可想到的一切手段。”

此人和彼人都以一种极大的谨慎而从事这项虔诚事业。他们经常前去拜访“九门提督”,他们迎合一切使他感到高兴的事端,各自轮流请他赴宴,宴会在隆重的友好气氛中进行。他们在三个月的持续期间内,只向他讲述那些使他感兴趣的事,或者是使他感到愉快的事。最后,当他们发现他对他们已怀有好感时,便冒险地与他交谈在世俗命运方面能做的很少一点事、生命的脆弱性、死亡的无法预料和死后的处境,提督(门官)显得洗耳恭听,他已经相当深入地进入到他们的感情世界中了。但当他们前往向他更详细地讲述基督教原理时,成见却于其思想中占了上风,他们双方于是便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持续了数月。由于心比智对于其坚持不信基督的行为更有分量,所以其两个朋友以其舌辩之力而几乎始终都迫使他保持沉默。他于是便决定避开他们,却又不想与他们彻底断绝关系。但这些相会却产生了一种好作用,也就是在他们于其灵魂中投入了一种拯救的焦虑,从而打乱了他生活中的虚假宁静。最后,天主选择了他,将他作为赵老爷精神上新生的手段,甚至是为了使他擦亮眼睛,并在见到教法之光时能睁开双眼。

在赵老爷被关押的同一座牢狱中,有一名也如同他一样的鞑靼部院官吏,也如同他一样被判处戴枷,只是当此人交足了一笔他拖欠皇帝的金钱之后,才会被从那里释放。这两名囚徒当着徐提督的面谈论基督教。赵老爷对基督教有着非常熟悉的理解,具有一种天生的和颇具说服力的辩才,用非常典雅和非常深奥的言辞,来论述该宗教箴言的神圣性。他以一种令人非常感动的方式,对提督尚未受归化而表达了其发自肺腑的遗憾。他非常哀婉动人地鼓励其同僚官吏,一旦获得自由,就立即前往北京的三大教堂之一,以在那里接受教诲,提督突然间发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刚刚出狱,便跑到了周若瑟那里,以向此人诉说自己是如何被刚听到的一席话所感动的。他对周若瑟说:“我过去不懂基督教,我完全不知道它宣扬的教理如此完美无瑕。”周若瑟利用此人的良好情绪,更加详细地向他传授教法真谛。

然而,我在赵老爷问题上的担心,却越来越沉重了。他的高龄及监狱的艰苦条件,使我非常害怕他会死于领洗之前。我于是便连续不断地催促周若瑟以及我会会员中的最虔诚分子,以寻求某种能进入其监狱并为之举行洗礼的办法。但他们的答复却只能使我更彻底地了解到,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对我说:“惟有提督才可以这样做,而且他还必须是基督徒。”我回答他们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催促为归化他而工作。赵老爷已高龄七十三岁,那里对待他的无比粗暴残酷的方式,必会促成其早亡。我很害怕死亡会出现在提督能够领洗之前。”我又接着说:“但是,难道我们不能以某种借口,于某一日由儿子取代其父亲吗?”周氏回答说:“这是我不相信能成功的事,但当这一切变得切实可行时,我始终都非常怀疑,徐提督是否会同意,我将前去调查以向您作报告。”

不几日之后,周氏前来答复我说,城门提督只能由另一名提督取代,他又补充说:“但是,徐提督现在的心情和思想状态使我认为,我们可以委托他承担这项慈善事业。”他于是便向我诉说,此人对于两名被囚的官吏就基督教法的神圣性、它对于思想所产生的作用之对话,深为惊讶与感动。

尽管徐提督具有舒畅的心情,但为其举行洗礼的时间却依然很遥远,赵老爷的拯救始终冒着持续不断的危险。根据其年龄及其狱牢形势的具体情况,我于是便委托周若瑟利用该提督当时的良好情绪,向他传授使之领洗的方式,提醒他将为其行圣事的日子通报赵老爷,最后是给予他准备以虔诚的心情和他所要求的忏悔而接受圣事的时间。

周若瑟前往寻找徐提督,此人始终处于选择宗教信仰,接受施教以领洗的同一种情绪中。周若瑟对他说:“您只能如同您做的那样,使您所尊重的每个人圣化的工作,才能更好地为此而作准备。赵老爷现在身陷您的牢狱之中,您曾非常高兴地与他谈论过基督教。他自多年来,就已经对这种宗教的义务要求人们信仰和修持的一切,都颇为谙熟,但由于他尚不是基督徒,所以应由您在为他举行洗礼时使他获得这一荣光。”提督回答说:“我诚心诚意地同意这样做,但您必须告诉我,我应该做些什么事。”

周若瑟对于说服提督准备从事这项慈善事业那易如反掌的容易程度,感到兴奋不已。周若瑟立即向他讲述他应该做的一切,特别向他讲述说:“您应该进入监狱,将赵老爷拉到一边,您再对他说:‘您前几日有关基督教的谈话,我可以作证,它们使我认为,您视这种宗教为惟一真宗;但由于您尚未领洗,所以您还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您是否想成为基督徒。有人曾向我断言,虽然我本人尚不是基督徒,但我却可以为您举行圣事。’如果他回答您说他不想成为基督徒,正如我对此从未怀疑过的那样,那么您就应该鼓励他,在天主面前对于有触犯天主尊严的一切都要表示诚挚的忏悔,然后便为之举行洗礼。提督回答说:‘我忠实地执行了您对我讲的一切,但为了使他领洗,又该怎么办呢?’周若瑟接着又说:‘这事很好办,将水盛在一个小钵中,然后再将此水倾淋在赵老爷头上,告诉他:‘若瑟,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神(三位一体)的名义使您受洗。’由于害怕您会搞错(因为这几句话是要点),所以我将它们写在您手捧的那张纸上了,您将要在向他头上淋水时念诵之。提督回答说:‘这就足够了,但这一切只能于将来去做,也就是说当我到达该地区,并允许我进入监牢时,方为可行。我在此时间之前还会看到您。’”

星期六清早,也就是天主圣三瞻礼节星期三主日或三位一体节)的前夕,周若瑟派其子劳朗前来找我,告知我说,因赵老爷可能于这一天领洗,他本人将于下午亲自前来详细地向我介绍完成这项仪式的方式。他于下午3时左右果然前来看望我,流了大量欢乐的眼泪,跪在了我那小礼拜堂的墙脚下,又对我说:“感谢天主,我的神父!赵老爷是一名基督徒,他于今天上午领洗并取圣名若瑟。”我们的祈祷结束后,他起身向我讲述了如下的故事:

“上星期三,我刚刚离开您便前去拜访徐提督,以向他提出您委托我转告他的建议。大大出乎我的期望,他立即就许诺我,他将以自己极大的虔诚,而做我希望他做的事情。星期五傍晚,他进入了监牢,把赵老爷叫到了庭院中,并对此老人说:‘我知道您对于基督教法该是多么酷爱啊!您的说教使我获知教法是惟一的真宗,它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变得幸福。但您尚未接受这种宗教,因为您尚未受洗,未举行洗礼就不能成为基督徒。’赵老爷听到这一席话后,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举目遥望天空,他呼叫:啊!这是我的过失,我本来在十年前就应该接受这种圣宠了。我所拥有的七八房妻妾,以及各种世俗方面的因素,都迫使我日复一日地推迟了自己的归化时间,这就是我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不敢奢望天主会注意到我长期以来对向我射来的光芒闭目不见,我曾表示过深刻忏悔,也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对我施行我不配领受的圣恩。”

徐提督对他说:“如果您确实愿意领洗,您对自己一生中的所有罪孽都表示了诚挚的忏悔,那就对任何事都不要失去希望。我虽然尚不是基督徒,但我的一名朋友很早之前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对此有深刻的理解,曾向我断言说,我可以为您举行洗礼。”但赵老爷询问道:“您知道必须念诵的经文吗?”提督所作的全部回答,便是让他念诵自己手中所执的一页纸上的文字。赵老爷立即跪在地上,为他使自己获得圣宠而向他表示深切谢意。他在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又未讲任何话之后,便说道:“这是一种很大和很少会希望得到的圣宠,它也是我很久以来就为之作好了准备的一种要求。请您明天一大早就友好地再来吧!千万不要食言,我为此而向您发誓。”提督答应他这样做之后便离去了。

他恪守诺言。翌日清晨,所有囚犯尚都在酣睡时,他便前往牢狱中。赵老爷正在庭院中等待他。他立即跪在地下并请求天主饶恕其罪孽,大量的眼泪流下来,这已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其内心深处渗透的痛苦。他后来又请求提督为他举行洗礼,此人向他头上慢慢地淋装在一种瓷器中的水,同时口诵洗礼经文。他一直不停地淋水,一直到口诵这最后一句经文“亚孟(阿们)”为止,赵老爷仍坚持跪了一个时辰,以对他刚刚接受的圣宠向天主表示致谢,他后来又于提督面前而以前额叩地,并告诉提督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应该把如此巨大的幸福归功于此人及其朋友。此外,虽然他从不怀疑自己经过拯救之水,已变成了真正的天主的孩子。如果他出了牢狱,那么他就不能不前往教堂以举行“补礼”,也就是说请求为之举行洗礼。提督对于“补礼”一词的意义之所指一无所知,但却回答他说“值得”,他前来向我报告了所发生的一切,并要我对此作出解释,我非常高兴地回答了他。

这就是周若瑟向我叙述的故事。他刚刚讲完,我便把他打发走了,我将这种叙述推迟到第二天,以便与之有一次更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正处于迫不及待地让其他传教士收到这一愉快消息的焦虑之中。他们过去基本上都知道,人们都尽一切努力使赵老爷领洗,但他们不知道为获得这项成功而可以采取的措施,他们的惊讶和欢乐是无法言表的,他们以殷切地对天主的仁慈表示谢恩来表达这一切,翌日便以圣宠的行为而作弥撒圣祭。

数日之后,周若瑟为了我们新领洗的朋友,而向我索要一枚圣牌。我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但本住院的会长巴多明神父则送给了我一枚新信徒的保护主圣若瑟的圣牌。我又从中加入了一个卡拉瓦卡的十字架。提督将这一小礼物赠给了赵老爷,他根据周若瑟对他的指点,告诉赵老爷说十字架和圣牌均来自我本人;有一种与圣牌密切相关的全面的赦罪,他可以在死亡时获得它,其条件是只要他对其罪孽有一种真诚的告解,他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心口相一地诵念如下祈文:“耶稣、马利亚,若瑟可怜我!”就行了。赵老爷以极大的虔诚心情接受了这种礼物,他虔诚地吻了多次并请提督转告我说,如果万一能恢复自由,他立即就会前来跪在我的面前,以表示其感恩之意。

我尊敬的神父,我丝毫不怀疑您会进入与我们相同的思想状态,您同样也会对一个以其出身和功绩而名声赫赫的朋友受归化而受感动。因为在前一个皇帝在位期间,此人的信誉对于宗教和为传播福音的人都非常有利。望您与我们一并祈求天主广施圣宠。让天主清楚地了解此人失宠以及让人将其苦难用于圣教事业的意义。特向您表示崇高的致敬。

 

76   耶稣会士卜文气神父致同一耶稣会的戈维里神父的信
(1752年12月11日于澳门)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在很长时间以来就习惯于每年都收到有关一个传教区那令人痛心的消息,而您过去曾见过,该传教区该是多么繁荣啊!(戈维里神父曾在华做传教士达二十四年之久。他曾被派往法国,由于其身体极端疲弱,其长上们认为他不适宜再按照他自己强烈希望的那样返回中国了。——原注)您可能对我即将向您通报的悲惨事件,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您没有忘记,本朝皇帝于其登基之始,便下令从教堂中驱逐所有传教士,传教士们原本在中华帝国的不同省份中都设有他们的教堂。皇帝向他们指定澳门为其放逐地的终点站,以使他们在自愿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返回其祖国。在中华帝国中,这样一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考虑到这种做法的弊端。我们那些居住在北京的神父们,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与气力,才获准了皇帝的一次召见,他们于这次召见中向皇帝呈奏说:在澳门没有任何驶往欧洲的船只;高龄以及作为高龄正常后果的行动不便,不允许他们之中的多人进行如此漫长和如此艰巨的海上航行;要是让他们在那些其语言和民族完全不同的人中,度过自己生命的残余岁月,那将会使他们感到艰苦了。因此,他们便请求皇帝陛下能开恩将他们的居住地确定在广州而不是澳门。
皇帝经过征询该省文武官员们(这些人当时并不与我们对立)的意见后,于是便皇恩浩荡地恩准他们所奏,已不再有先前敕令中那些禁止修持基督教的成见了。我们的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是意大利人,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各自的住院中,至今却从未有人想到指控我们对皇帝的敕令会造成违背。现在统治该省的穆斯林均已坠入了不受信任的处境,这是既不能预见又不能预防的事。刚刚传来了将我们全部转移到澳门的命令,这道命令被迅速地执行了,其情节对于我们则太严厉和太残酷了,正如您通过我下文向您介绍的细节将要看到的那样。
该年8月18日,两名知县从其辖地的每座教堂中都请来一至两名传教士,并向他们宣布说,该省的文武百官希望我们全部撤退到澳门。官员提出的理由却并不完全一样,所以这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以此来掩饰自己所采取决定的真实动机。南海县的知县对其县的传教士们说,人们害怕于该省中出现某些动乱,我们最好是避免因这次撤离而引起任何辱骂。番禺县(即我们所在的县)的知县向我们提出的理由,则是所谓的“总兵”对我们的行为不满意,人们害怕他让人直接向皇帝告御状。所以,我们撤退到澳门住几个月,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的会长赫苍璧神父绝对不会欣赏这种理由,代表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发了言。这些人包括教廷圣部的传教区司库米拉尔达、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罗刹神父。负责另一座教堂的赫苍璧神父强硬地向知县禀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敕”(皇帝的诏令)而居住在广州的,所以他才敢于指望高级官吏们会根据这道敕令,而诚心诚意地让我们留居在我们的教堂中,他恳求知县把我们那卑微的乞求一直上报到皇帝那里。知县答应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更体面地摆脱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对这一切早就洞若观火了,坚信自己只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对策,这就是直接诉诸高级官吏们,向他们呈递正式请求。
当那些被召至两知县衙门的神父们,将这一消息通报其他传教士们时,它将他们抛向了一种难以向您表述的沮丧和惊愕之深渊。我们刚刚从使我们感到震惊的痛苦折磨中恢复了一点,就有人在我们所有住宅的门上张贴“告示”(文武官员的命令),这就令人相当清楚地看到,当我们的传教士们被召至两知县衙门时,告示已经草拟好了。事实上,其中标注的时间是这一天的前夕。告示是这样构思的:
本省总督鄂(指两广总督鄂弥达。——中译注)、巡抚杨(指广东巡抚杨永斌。——中译注)、萧,为了维护治安和重整纲常,特颁布本告示:
这是一件不仅在本帝国,而且在其他所有王国中均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即绝不允许邪教存在。尔等这些西洋人来华传播汝国教法并诱惑吾民。闵浙满(指闽浙总督满保。——中译注)总督曾于数年前呈奏皇帝,呈请准将尔等统统遣返你们的王国。皇帝陛下出于浩荡的皇恩和宽厚为怀,仅满足于允许尔等修持汝教,允许尔等留居于其帝国。考虑到这些命令和这种宽容,尔等本应该闭门于宅中,只致力于个人完德的修持,特别是由于礼部明令禁止汝辈到处行走和举行集会。针对如此情节,现已向地方官吏们颁发了惩罚和驱逐你们的命令。因此,安多尼(这是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修士的汉名)怎么可能会以行医为借口,而召集和主持集会呢?况且还伴以动乱与骚动,如同艾氏等人一样(他共提到我们在广州的三十个人中的十四人),这些人都同样地忙于传播你们的教法。此种灾祸与日俱增,粗俗之民受尔等玩弄的把戏所吸引,于是便受骗上当,男女混杂在一起。当然,这样一种行径绝对有违法律,它是无法被容忍的。这就是我向安多尼和其他欧洲人所强调指出的情况。位于香山县辖地的澳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被指定让欧洲人停留的地方。我将给你们三天期限,也就是说明天8月18日以及此后的两天,以收拾你们的物品并撤退到那里去,而且永远不许你们再返回广州了。如果你们不遵守预定期限,那么本官将命令直接负责的官吏们拘捕你们本人并将把你们作为罪犯处理。现在要由你们来摆脱这种麻烦了。本命令是不可回避的,应该严格执行。这就是我们于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那道告示想要做的事。
在这道文告传到所有教堂之后不久,每个教堂中便有一两名传教士就如共同互相串通一气一般,纷纷拥向我们的教堂,以在那里磋商应采取的对策,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开这样一种致命性打击的手段。有人建议要求一个较长的期限,以有充分的时间将这道命令通知我们在北京的神父,让他们在本命令执行之前便能获得对它的撤销;或者是当官吏们拒绝给予我们这种恩赐时,正如各种表象所显示的那样(因为必须等三个月的期限才能得到北京的廷寄),则向他们要求充分的时间以整理和收拾我们的物品;最后,如果官吏们强硬得不可改变,则要求我们三座教堂各有一名传教士留下,以管理已入宫的神父们的事务。我们的会长神父受命起草请愿状。当它已被准备好时,他便将请愿状通报了其他教堂的长上们,要求后者批准它。
次日,每座教堂的一名传教士都前往总督府和其他官吏们的衙门中,但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不友好的接待。无论是他们的请状,还是其“帖子”)都不能被传送进去,他们只好一无所获地撤退。只有房玉章)神父丝毫不气馁,他前去拜访鞑靼族将军和镇守(城市的军事指挥官),他与这些人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请求他们将我们的请状呈奏地方官吏。但由于他们二人都是武官,这类事与他们无关,所以他只以一种客气的方式和带有许多中国式殷勤的大肆渲染而给予拒绝。此人仍然丝毫不灰心,于是又去寻找知县,其教堂就位于该知县的辖区内。他完全有理由自我庆幸,在整个这场事件期间,都执行了别人非常慎重地委托给他的命令。那名官吏为了不使传教士们过分悲伤,于是便接受了请状。但官吏对此未做任何事,其答复仅仅是重新确认他只想离场而去了。

经过多次徒劳无益的四处奔波之后,人们确实只能想到放弃了。然后,又张贴出了一张新的告示,并且贴到了我们的大门上以及城中所有的不同地点。虽然这道告示比第一道告示更富有谩骂和污辱性,但它却向我们显示出了一小缕希望的光明。因为它似乎将放逐者的数目限制在十四名,他们都是在第一道告示中被提到要被放逐的人,至少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不相信从中发现了这种意义。因此,只有十四名被提到的人准备启程离开了。但这一丝轻微的安慰也未能持续多久,当为催促我们离开而派到这里来的两名小官吏看到我们持这种观点时,都感到了很惊讶,但却承认这种观点符合告示的基本精神。他们前往请示大官吏们,获命是让我们放弃幻想!这样一来,再无疑问了,必须认真地想到撤离而去了。以下就是这道告示最前面的几句话:
我鄂总督、杨抚院(巡抚)、萧作如下声明:
中国人自己必须自己寻找工作以求谋生,并拥护帝国的法律。这就是说要遵守礼仪、温良和廉耻。今天却出现了西洋人想传入一种与国法完全相悖的教法。先帝广施浩荡皇恩,曾允许他们立足于本帝国。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特别恶毒和邪恶呢?数年之前,满总督发现他们以其邪教诱惑福建民众,于是便上奏皇帝陛下,必须将他们全部从大清帝国驱逐出去,将他们遣返至澳门,以便他们再从那里返归其国。但皇帝陛下出于巨大的宽容,只满足于将他们流放于本国广州城,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到他们具有了某种不满的新原因为止。一种如此之大的恩惠,值得他们出于感激之情,而在行使教务时有所收敛,但发现他们却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未作任何改善地继续其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用自己的金钱来收买民心并促使民众接受其教法之归化;在他们的节日期间,男女基督徒就如同失魂落魄一般地奔向其聚会处。社会底层之平民出于愚昧无知,或者是受到希望获得的金钱之诱惑,故厚颜无耻地跪在了神父们面前;同样也受到引诱的女子们则于家宅中聚会。在这样多的人群中,该会犯下多少罪行啊!勾引和堕落只会与日俱增,我们的习惯法横遭破坏,我们的风俗已遭堕落,淳朴天真的行为已经绝迹,人们是否认为如此之大的混乱仍会使人既不感到痛断肝肠,又不会令人义愤填膺呢?最适宜的办法可能是严惩民众中的那些罪大恶极的首犯,但我们更喜欢给予他们自我改正的时间;我们只满足于向澳门放逐安多尼与已经指定的十四个人。所以,我们对这些动乱再不作其他任何追究了。这就是我们向民众和士兵发表的这项声明的目的。
因此,你们只要血管里有鲜血流动,无论你们忙于研究文学还是耕耘土地,无论你们是工匠还是商贾,都应该敬重和尊重你们的父母,做好你们的工作。你们这些家长,难道你们不能通过这种工作而获取能养活你们的孩子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会做出利用鄙卑的西洋人之无耻行为呢?你们这些女子都是在宅院闺阁中长大的,难道你们不应该在那里学会保持贞操吗?贞操本是你们性别的荣耀。因此,你们相信这些可悲的外国人的手段吗?你们今后必须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忏悔,重新恢复遵守与你们的身份有关的义务,父亲应教诲其儿子,丈夫应教化其妻子。你们应放弃这些混乱,重新走到道德的正途上。如果你们自己作出改正,那么就值得让我们把你们视为不愧于光辉灿烂的本朝的臣民,我们也将会忘记过去。你们不要如此顽固地想坚持自己的糊涂盲从。既然你们生活在人类中,那就得像人一样,而不要像牲畜一样,有辱于你们的先祖和后代那样生活。我们鼓励你们这样做,我们也希望如此。这就是本声明的目的。
在这份告示中散布的污言秽语和粗野谩骂,只对我们稍微有所触动。中国人民对于这些官吏们的斥骂和谎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这道告示不会改变那些熟悉基督徒群体者的思想,但使我们感到无限悲伤的事情,却是将我们驱逐的粗暴方式,以及让我们作准备而留给的很短暂的一点时间。因为从我们确信必须离开广州的时间算起,直到我们必须乘船启程的时间之间,只留给我们二十四小时的光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又怎能将我们教堂和住院中的书籍、家具一应物品打包装箱呢?何况还有我们所有那些被从各地教堂中驱逐出来的传教士们从各省带到广州来的小件行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我们的住院中更加不可能,因为那里有大批被驱逐的传教士。我们认为可以作出某种勤奋的努力,这就是必须下决心将部分东西留给几名仆人看守,允许我们把他们留在我们的住院中。至于我们随身携带的很少一点行李,尽管我们非常注意,仍未能逃脱中国人的贪欲。在从我们住院到达河畔的短短路途中,他们隐匿了我们不少的物品。但在这样严重的一次灾难中,我们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更大的感情触动。我们对什么更为敏感呢?这就是发现我们被迫留下张貌理神父的棺材,我们本来正准备为此人举行葬礼。这位虔诚的传教士于几天前才故去,而且是死于一种你们所知道的那种生活方式中,这就是说死于与天主的一种经常不断的结合之中。我们是在圣母升天节这一天失去该神父的。这种形势非常令人注意,因为它如同是为在其生平与圣者斯塔尼斯拉斯生平之间的相似性中,又加入了这浓重的最后一笔。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他也步行前往罗马,以向尊敬的会长神父请求获得加入耶稣会的圣宠;他也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始终生活在天主存在的不间断神功之中;最后,在圣母升天节这个荣耀的日子,他也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因其道德而受到了犒赏。人们迫使我们离去,则必须将其棺材抛留在住院中,而中国官吏们后来又让人把它运到了该城东门外,存放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破庙中了。
其他教堂的传教士们也相应处于与我们相同的苦难之中。对于遣使会教堂,有些特殊之处,这就是圣拉扎禄会(遣使会)的毕天祥神父,在那里因患痢疾而沉疴不起。痢疾是一种始终都很危险的疾病,尤其是对一个已达七十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人们希望官吏们会因其健康状况发些慈悲,他们能毫无困难地让他进入我们的住院,或者是人们把他带到我们法国商人们的代理商行(夷馆)。这种恩惠也被官吏们以一种谩骂和侮辱的方式拒绝了。无论毕天祥神父处于怎样垂死的弥留状态,他也必须走完这次赴澳门的旅行,他果然在到达澳门之后的四至五天间去世了。

巴黎神学院的三名法国教士对于在澳门的居留感到畏惧,于是便要求允许他们乘该年到达中国的船舶撤走。其目的是乘驶往马德拉斯的某艘船舶,再从那里前往本地治里。知县于他们所在的房间中同意了这项要求,但必须借助于使他们离开中国的可靠保证金,方可成行。正当他们寻找这笔保证金的时候,该案件报告给了上级的官吏们,后者却无论如何也绝不同意这些法国人如此撤走。上级官吏们拒绝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关我们出发赴澳门而上奏皇帝的“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认为不宜对此作出任何改动。这样一来,三十名从此之后留在广州的传教士们的命运依然如故。下面就是中国官吏们在奏本中使用的措辞:
所有王国都以服从本朝的法律和政府为己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先皇陛下才对外国人充满宽宏与善意,允许西洋人定居于我国诸省。他的观点是,当西洋人在按照我们的法律生活时,他们将分享一位国君之幸福。他出于这种皇恩浩荡的天性,可以与我们最伟大的圣皇尧舜并列齐名,甚至还会超越他们。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西洋人滥用了先皇的恩泽呢?他们蔑视我们的法律,以布讲他们的教法来诱惑我民、推翻我们的所有习俗并在我们的省份中为制造混乱而工作。数年之前,闽浙总督满大人曾参奏过这种混乱,呈奏皇帝陛下,认为必须将他们遣返回国,将他们的住宅用于公益用房,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事态恢复秩序。皇帝陛下利用他怀柔远人的宽厚之心,考虑到这些外国人都远离其祖国及其不同王国,仁慈地允许他们在广州权宜暂住一段时间,以便能够更方便地乘某一艘外国船离去。这是一种浩荡皇恩,西洋人在获得此种皇恩之后,并未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广泛地利用皇帝陛下对他们的宽大为怀,只想在他们的住院中平安地生活,在那里为他们自己修身养性而工作,并遵守帝国法律;特别是由于礼部决定禁止他们从帝国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也禁止他们为其宗教举行集会,否则将受到惩罚,并被直接负责的有司衙门的官吏们驱逐。
然而,今天却有一位安多尼,他以行医为借口,煽动混乱;还有一位叫艾子的,他开设了一座教堂,并称之为圣母堂,将大众吸引到其宗教中,特别是以一种极其下流的方式行事。这种邪恶日益加剧。在节日期间,基督徒之间互相煽动,如同中邪一般地奔向这些教堂,女子们也在那里与男子混杂在一起,男人们为追逐利益而心不跳脸不红地跪在这些西洋人的面前,女子们也秘密地与他们往来。这一切都是世人不能不痛心疾首的和在忍耐中遭受折磨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陛下的奴才,在经过深思熟虑而查清事实之后,我们于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公布发表了抨击这些动乱的声明,我们在七月二日又令人将所有这些西洋人押解到澳门,以便阻止他们继续将吾民吸引到他们一方并腐化这些人。他们于此拥有的八处住宅仍由其仆人看守。但由于我们害怕他们产生返回本帝国的奢望,为了消除邪恶根源,我们认为应该对他们实施雍正二年颁布的命令,并将这些房子充公用于公益事业。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应该等待新的命令,我们仅限于请求皇帝陛下根据其聪慧的天资而对此作出圣裁。
在8月20日傍晚,根据官吏们的命令,我们全体传教士乘十四或十五只小船出发。我们一清早就向北京派去了一名特使,以将这一悲惨事件通知我们的神父们。该特使答应于三十七或三十八天间到达那里。如果他恪守诺言,那么我们的书简便会赶在官吏的急件之前数日到达。但自从他出发的三个月来,我们未收到任何消息。
翌日,即8月21日,我们的小舟集合起来了,因为已出现涨潮。我们所有人都在四只双桅战船和每个县的两名小吏的押送下离去。我们的法国先生们前来向我们告别,并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于我们的灾难,或者更应该说是对于我们宗教的灾难所持的态度。人们看到了在应该拥抱和分别时,双方均热泪盈眶。由此,我们于21日扬帆启航,并于2324日夜抵达澳门。由于那里有耶稣会士们的两座住院和三座宗教徒的修道院,所以我们没有费多大周折,便在那里找到了一处住所,我们受到了非常盛情的接待。
如果从中国官吏们一方来说,那么有关我们人身的这一事件就算已告结束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对于基督徒和我圣教来说,这一事件才刚刚开始。澳门的地面处于香山县界内,该县知县也与我们同时到达澳门。他奉已收到的上司官吏的命令,让一直陪同我们的仆人和基督徒上岸登陆,让其手下的人看守他们。时隔不久,他又传讯了他们,然后又奉他的命令而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继此之后,又有人将他们送上船并解往广州去了。拴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就如同是在他们到达广州时等待他们的虐待之先兆一般。事实上,一旦他们一行约五十人到达广州时,便将他们押上了不同的法庭,由一批兵勇和官吏们的差役递解,其目的是为了将他们在全城内游街示众。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了处决死囚犯的广场。知府在南海和番禺两知县以及香山知县的陪同下,前往那里监斩。这一场面是以对基督教发动的可以想像出来的最不公正的打击而开始。继此之后,从八座教堂中抓捕的这批基督徒中的十二人被判处痛打二十大棒。其行刑的严厉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棒杖以及所用的臂力,它是以一种极端的严酷程度而完成的。
当这些消息传到澳门时,我们是多么痛不欲生啊!人们夺走我们的仆人和教经先生或传道员的方式,使我们非常害怕。当他们到达广州时,便会出现某种使人伤心的结局。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如此遥远的恐惧和猜忌。我们得到的惟一安慰,便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是如何以极大的坚定信心来忍受痛苦,或者是正等待为一种如此美好的事业而忍受各种磨难。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对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犹豫不决,最多是有一至两人使人产生了某种怀疑。但使我们从感情上感到痛苦的,却是这种迫害在其他省份的官吏们思想上留下的印象,这些人必然会仿效广州的官吏们,搜捕分散在整个帝国中的基督徒。
其他那些从未受过杖(棒)笞的基督徒,则被投入大牢。数日之后,便公布了对于原属另一个省的基督徒们的判决,他们也被作为囚犯而押解到那里,也就是说他们都披枷戴镣地递解到当地官吏们的衙门,沿途要于所经过的每座城市的囚牢中关押,对于那些原籍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仆人和基督徒们,有些人被判处笞刑(打板子),其他人则被判处戴枷一两个月。其中有几个人未受惩罚地被遣返故里,这或者是由于他们尚非常年轻,或者是由于他们年事过高。在那些来自其他省份的人员行列中,我们对其中的两个人产生了特殊兴趣。其中之一是来自北京的,过去被吸收加入我们耶稣会并于两年前便已晋升司铎。我们教他学习拉丁文,赫苍璧神父和我本人向他施教。他们回答说,根据向他们发布的训令,他们均属于北京神父们管辖。这种答复明显使官吏们感到束手无策,因为官吏们本想如同对待其他人那样,来惩罚他们。但这些法官们却以典型的中国人的精明方式摆脱了尴尬。对于这些官吏们来说,制造谎言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他们向上司官吏们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两个人并非基督徒。总督按法律程序,审问我们的会长赫苍璧以及遣使会司库米拉尔达,问他们是否确实属于北京的传教士们管辖。这一切都使我们作出判断,认为他们将尽快被恢复自由。但他们实际上始终被关押在狱中。

我们非常注意使耶稣基督的这些作告解神工者获得他们于苦难中非常需要的帮助。在中国也如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金钱在法庭上会产生很大的威力,我们为减轻他们的部分痛苦而感到宽慰。我们不会忘记,单独一个留在法国商行的杜维拉埃尔,正非常虔诚地准备这项善业,我们的基督徒们感到了其虔诚宽容的影响。他确实得到了船长莫勒莱和其他法国官员们的帮助。我们为了支持他们的勇气和鼓动信仰的坚定性,而写给这些尊敬的新教徒们的书简,已被忠实地翻译了出来。其中的一个人已近八十岁,其高龄使他免于受杖笞。他向我们表白,自己因未如同其他人一样,为耶稣基督的事业而被判决忍受苦难一事感到极端痛苦。这种感情使所有那些认识他的人都觉得很真挚。

当囚犯事件正被提交到衙门的案头时,两县的小吏们便进入了我们的住院,其后又有无数人也接踵而至,有许多衙役,即衙门中的差役,无非是恶棍和群氓。这些人依仗其人数之众多并利用了我们的怯懦,而抢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我们深感遗憾的事情,便是损失了那些来自欧洲的书籍。我们本来自信它们最不容易被置于危险之中,因为它们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用途。但中国人可能是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点金钱,让我们再把它们赎买回来;或者是把它们出售给欧洲商人,故而未放弃掠夺它们的机会。至于我们教堂的守门人,差役仅满足于为恪守在接到命令时将他们介绍给大官吏的诺言而获得的保证金。然而,他们依然要忍受官吏们的许多追查,这些追查大都是有关我们为女子们举行洗礼、作告解神工和临终涂圣油圣事之方式的。我们的基督徒、那些代替我们为与他们同性别的人充当传道员或教经先生者,曾遭受了多次过堂审讯。官吏们以同样的问题威胁他们,甚至让他们其中某些人遭受苦难;他们以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对待其他人,因为他们于这些人的口供中,始终未找到能支持他们于公文中归咎于我们的那些无耻行为。我们毫不怀疑,经过如此之多的搜捕和审讯之后,他们更加坚信了,这些人过去都过着传教士们的那种纯洁而又无邪的生活。

事实上,我们不能说明,导致这种如此突然和如此粗暴的迫害之原因是什么了。传教士们中间对此有两种看法,或者更应该说是两种猜测。其中一部分人将此归咎于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在过去曾属回教教派的基督徒之安葬问题上所出现的分歧。死者的儿子过去也是基督徒,他根据习惯而邀请基督徒们参加普通祈祷和将尸体入殓的仪式。突然前来的回教徒们驱逐了基督徒,将死者的儿子告官,控告他选择了一种在中国遭禁的教法。被告在官吏面前义正词严地来捍卫其讼案,以基督宗教的圣洁性来对抗回教的空幻性和腐化性。官吏受回教徒们的金钱贿赂,宣布那些基督徒败诉,并下令杖笞。自我感觉受到支持的回教徒门由此而变得更为疯狂了。由于本处所涉及的那位基督徒及其家庭,系由一名方济各会士归化和受洗,安多尼修士由于行医而成了全城最著名的明星人物,其名被登录于回教徒们呈奏官吏们的所有诉状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位修士的名字在将我们放逐到澳门的所有命令中,都居于所有传教士的首位。这就使人怀疑是回教徒们煽动起了这股浪潮。仍然支持这种猜测的因素,便是一名由巴黎神学院的传教士在暹罗培养的中国人,自数年前便已晋铎。他曾从其藏身地广州写道,那里全城都有谣言传说,人们知道操纵这场阴谋的回教徒的名字,甚至知道他为此而开销的金钱数目。其他人声称,这场灾难来自更远的地方,正是皇帝本人出于他对基督教的厌恶,才让其官吏们下达了向我们发动这场诉讼的密令。这些猜测中的每一种都有其支持者,我只满足于向你们介绍这一切。

我们希望由宫廷对官吏们的判决作出某种减缓的决定,但我们甚至未收到我们那些在京神父们的任何书简。然而,官吏们并不满足于将我们驱逐出广州,而且还前来向澳门城的住院令人传达他们的一道新命令。它是由当地官吏亲自传达的,他们通过此人而命令把我们遣返回各自的国家,也就是把我们作为以其邪教教理而毒害中国的人看待。我们于本处所拥有的四至五名主教,现在正忙于与澳门的主要居民讨论有关应对中国人作出答复的问题。如果这种答复在我被迫将这封书简寄给我们的法国船之前出现,那么我将会就此问题而通报您。在等待期间,我于下文提供我们官吏新判决的译文:

本香山知县,奉上司命令:

今朝雍正十年九月三十日,我收到了上司广州总督的一道命令,它是于二十日由三名军官送达的,其内容如下:安多尼和该教其他洋人的行为不端,他们开设教堂并吸引民众信仰其教法,本官发布有关这一切的声明,命令本省按察使司将他们严加看管地押解到澳门,以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但后来考虑到这都是一些邪恶的人,他们只想着传播他们那恶毒的教法和诱惑民众。如果让他们滞留于该省,那就会在那里留下一个会使人感到恐惧的一切灾难进入的渠道。经过一次新的磋商,我们认为最好是迫使他们于秋后全部乘船离去,以返回他们各自的国家,并将我们的看法呈奏皇帝。皇帝陛下批准了奏折,正如我们的司务厅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据此而将本命令送达按察使,以使他再转交给香山知县。后者应负责将此命令传达给澳门的欧洲官吏,并以此而促使他执行这道命令。这就是说,这位安多尼,以及在不同时间被押解至澳门以让他们在那里定居的所有西洋人,当一旦有船舶准备出发赴欧时,便在严密押解下,根据此处所附命令,让他们登船启程;他还必须负责在一种司法文书中提出其看法,以供仔细研究。如果出现有人不服从这道命令时,我们希望通过法律渠道立即掌握事态。我们可以依靠这种法律渠道而革职、逮捕、侦讯和惩处某些失职官吏。因此,每个人都应注意不要以玩忽职守罪而招致惩罚。

我们的按察司按照所要求的程序而接到这一命令后,我便将此命令通过知府而转交香山知县,并将该命令下达给他,以使它刻不容缓地被遵照执行;当有船舶准备好出发赴欧时,他就应该让安东尼以及在不同时期分别交给他的其他人,按所附名册,让他们登船启程;他应负责以一种法律文件而为他们的出发提出一个时间;如果出现上文提到的命令遇到了某种违抗的情节,我们希望以我们可以依据的一种相应的法律形式,而对有关人员实施革职、逮捕、侦讯和惩处;他特别要负责尽快地向我们传达他收到的本次送达的内容。切切此令!雍正十年十月三日。

那些统治澳门城的人询问四名葡萄牙主教和本处四大修会的会长,他们对于官员们的这道命令的想法如何。澳门主教于数天前告诉我,他的看法是:1.必须在答复中加入对中国人辟基督教之所说作出一种简单的批驳;2.他们在宣布自己属于该宗教的同时,还必须补充说明,他们将传教士们作为自己的父亲,这种宗教不允许他们执行因传教而招致对自己的判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他的主教和宗教修会会长都会持同一种意见。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很容易出现很大的麻烦。由于中国人或者是亲自负责把我们赶走,在此情况下怎能摆脱他们的追捕呢?或者是如果该城坚持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们就要威胁该城。这样一来,澳门居民便会都害怕中国人而坚持请求我们同情他们,让我们自己撤去,这是我们不能拒绝的一件事。使我们于今年产生某种希望的则是,他们不急于回答,而是决定等待第二次催促。在这项答复传到官吏之前,会为他们传来新的命令,前往欧洲的船只即将出发。

在我给你写此封书简的时候,我们获悉了针对我们的住院和教堂所作出的决定。官吏们令人掠走了其中留下的一切,让人装了许多船,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这些船舶。他们同样也为我们的住院确定了价格,其目的是让我们接受其价钱,某些人同意接受这笔钱,其他人则主张拒绝它。这些人提出的理由如下:1.这一价格要大大低于其公正的价值;2.必须交付合同,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在希望返回中国时而要求返还合同的手段。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占上风,即使所有人都打定同样的主意都一样。

至于仆人,他们至今都仍在看守着这些房子,官吏们似乎从未虐待过他们。我们觉得那些不在广州的传教士,将都被遣返回其本省。但可以肯定,八名或十名基督徒被流放到了海南岛。这些人全部或大部分人都是那些要经受有关传教士们行为的多次审讯的人。

我们不停地抱怨,声称这场教案会必然无误地对宗教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一旦这条新闻由此而向各省传播,在所有的基督教社团中该会有多大的恐怖啊!即使官吏们未接到宫廷中的任何命令,人们也会看到该有多少人自告奋勇地从事对基督徒们最准确无误的搜捕啊!有多么少的中国人才敢于选择一种被列于邪教行列的宗教,该宗教已成了政府攻击的目标!秘密地分散到各省的传教士们,是否可以不被识破地在那里居留很久呢?如果我们甚至从澳门被驱逐出去,怎样才能使他们坚持获得必要的支援呢?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可供思考和哀叹的一种很广泛的内容。

您可能会问我,是否已没有任何能找到挽救如此严重灾难的一剂良药的机会了呢?一部分人,也就是说最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人们可以于本朝皇帝在位期间,能够理智地指望获得一种最理想的结果,他们将其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皇帝身上了;其他人则认为,传教士应该发动一场能够于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印象的辩护,于其间可以介绍基督教教法的圣洁性。这就是我们的一位主教的看法。当我们到达澳门时,人们甚至讲到让人于夜间在广州张贴这份辩护书。但此方法除了不可行之外,大家于此问题上遇到的其他多种障碍使这种观点破灭了;某些人认为北京的神父们可能在以后有朝一日会重见天日。只有他们才能权衡此事是否可行。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谨慎。然而,许多人看到了其中的严重困难,它们会使人害怕这种举措只会带来彻底毁灭住院的结果,使人将那些甚至在北京的神父们也驱逐出去。因此,几乎再未为我们留下任何合乎人情的希望了。我们只能得到留给我们的一点点天主对该民族的圣宠和慈悲之垂顾了。

当众人正在澳门等待知县的第二次勒令时,却传来了总兵的一道新命令。总兵的命令提到,获悉在本港口有一艘准备驶往“西洋”的船舶,他已命令将该船舶启航的时间通知他,以使他能够让我们乘船离去。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西洋”共分为两部分,即“小西洋”印度和“大西洋”欧罗巴。然而,这样一来,“西洋”二字不用作其他解释,在通常用法中始终指欧洲。如果总兵取该词的此义,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他讲到的那艘船只驶往果阿,其他的船舶也只驶往印度的其他港口。但由于中国人的地理学概念并不太精确,他们显得绝对希望将我们驱逐,这些人大权在握,故我们非常害怕,颁布这道命令之后便会立即付诸实施。虽然澳门居民们的决定是秘密采取的,但它也会在某处泄露,并且很快就会传到官吏们的耳朵中。

我在一种极大的痛苦折磨中结束这封书简,当我不急于将它送到已准备从广州启航的法国船上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再向您通报更多的其他内容了。我将这项令人沮丧的使命交给你们的圣祭来决定吧!顺致崇高的敬礼!

 

 

 

 77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

(1755年10月18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去年通过我的一封书简而获悉,在广州的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来自教廷的传教士、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士,他们都被从该省府驱逐出去并被流放到了澳门。您可以充分估量如此悲痛和如此出乎预料的消息,会将我们抛入痛苦折磨中的程度了。无论我们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广州的官吏在未得到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是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严厉程度的。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皇帝,以恳求他至少允许三四名传教士留在广州城,其目的是为了在那里接受从欧洲寄给我们的书简和其他东西,并使我们能安全可靠地在北京收藏它们。

皇帝召见了五名在北京的传教士。他首先以为其在广州的官吏们坚持的行径辩护而开始高谈阔论。他后来又说道,他只是在这些官吏们反复提出强烈要求(多达三次)之后,才同意驱逐传教士的。当时的控告如此激烈,以至于他无法克制自己而接受他们的意见。此外,这一切对于我们那些留在北京的神父们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欧洲商船从此之后便只会在澳门经商了。这将对我们比那些留守照料我们的东西的人更有利,居留于澳门比在广州更有利,这些船只不可能再返回广州了。

我们回答他说,没有任何葡萄牙船舶在澳门停泊;诸如欧洲船那样的大船无法驶入该港口,因为水量不足,即使它们可以进入,该港口也因占地面积太少而无法接受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船舶;最后,澳门并不是一座商业城,它甚至无法提供欧洲船舶所必需的生活用品。

我们以卑谦的口吻做出了这一答复,但它肯定会使中国皇帝感到吃惊。他对我们说:“如果这一切是真实的,那就允许你们的三至四个人返回广州,以在那里充当联络人。”他接着便命令国家各部院再向我们询问同样的事实,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澄清,并将其命令送达两广总督和巡抚。他们奉钦命之后,又向皇帝上了一本,其言辞比过去的本章更加激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于其奏本中放肆地攻击在北京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攻击被放逐到澳门的那些人。他们于其中附上了一幅澳门港的地图,这是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而绘制的,以便能推翻我们向皇帝提出的一切恳求。

当皇帝收到此本之后,他立即把它交给大臣们,以便向我们通报,并向我们询问我们可以对此作出的回答。我们为此而感到了恐惧。其中该充斥着多少虚假的控告和粗俗诬蔑之词啊!我们要求允许我们誊写该奏本的一份抄本,以便用陛下感到满意的方式对这些参奏做出回答。大臣中的某些人反对这样做,因为皇帝的钦命仅仅讲到要向我们宣读,而不允许我们誊写抄件。然而,鞑靼族大臣鄂尔泰认为让我们誊写一份副本没有任何不便之处,他将该奏本交到了我们手中。现在没有必要把它寄给您了,因为您通过我们所作的回答,便可以充分地对此作出判断,下面就是忠实地由中文译出的答复: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733年1月31日),戴进贤(神父,钦天监正)和其他欧洲人,利用由广州总督和巡抚上奏皇帝一道奏本的机会,答复了我们就外国船在澳门港抛锚的困难性而提出的问题。你们这些帝国的赫赫要员,通过皇帝的钦命而向我们传达了奏本的如此内容。

当我们读过这道奏本之后,我们格外惊奇地发现,它旨在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罪行。如果陛下出于浩荡的皇恩,将此本交给你们以向你们通报其内容,那就是一种绝无先例的特大情面了。我们由此而看到,陛下的那一颗宽容大量之心对任何人都不例外。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切视为他对我们美意的一种感人肺腑的证据。

但由于我们是外国人,不大精通中国朝廷中的仪礼,在答复这道奏本时,可能会流露出某些不符合我们对于陛下的极度尊崇的表述。所以,我们敢于请求你们这些帝国要员,费心研究一下我们将对这两名大官吏奏本中的不同条款做出的答复,以他们的建议帮助我们,以便不要陷入某种引起我们不快的误解之中。

1.当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提出外国大船不能在澳门抛锚时,我们绝没有像奏折中所声称的那样冒失地和不加考虑地讲话;我们这样讲仅仅是由于我们可靠地知道那里的水不太深,港口很狭窄。至今,惟有葡萄牙船只才能进入那里。自从让其他国家的船舶前往中国经商以来,它们便全部在黄埔港停泊。自四十年以来,完全是这样做的。

吃水量为二十法尺以上的船舶都无法进入澳门港。当它们可以进入那里时,则由于其港口太小而无法容纳大批船舶。此外,澳门绝不是一座商城,绝不能为船舶提供它们所必需的食品数量。

康熙三十七年,一艘法国大船由于无法进入澳门港,于是便被迫在港外抛锚。夜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将船舶置于了一种会遇到海难的危险之中。雍正四年,葡萄牙国王派向中国的大使麦德乐乘一艘大船到达,它在希望进入该港时,却只有在将其船舱的货物卸在几只小船上之后,才准许进入。现在正在北京的张安多神父和陈善策神父当时也都在这艘船上。正是这些理由才使我们被迫指出,大船只能很艰难地驶入澳门港。现在,两广的总督和巡抚却肯定了相反的情况。这样可否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清除这些困难的秘诀。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

2.我们——戴进贤和其他欧洲人,选择了修道人身份,离别了家庭、我们的祖国和朋友,尽力去过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我们的天职是教人尊重天主和爱众人。在中国靠岸的船舶既非来自同一国家,又非出自惟一港口,搭乘这些船舶的商人也并非只宣讲同一种宗教;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就如同寒冰与炽热的火炭一般。我们等待这些船舶的原因,那就是在搭乘这些船的人员之中,会有一两个人为我们带来由欧洲寄给我们的信札,以及我们为了维生而需要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因为人们只能将这些东西交给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这是我们恳求中国皇帝的惟一目的。吸引这些商人来华的商务,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对他们的交易丝毫不感兴趣。

3.两广总督和巡抚参奏其前任要员们的行径,主要是抨击同一省的前任总督孔毓珣。他于其奏本中声称,不必作出任何努力便可以阐明传教士们的活动和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远不需要监视他们的举动,他们协调行动,以使他们能够定居在该省的省府,那些欧洲人在这里扰乱并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淳朴风俗。

这都是一些很明显的荒谬行为,完全是为了使我们声名狼藉而恶意地杜撰出来的。我们无法在不向您讲述我们对此义愤填膺的情况下,而倾听这一切。雍正二年,总督、巡抚、满汉总兵们,在他们收到皇帝的一道非常明确的钦命之后,便非常仔细地研究欧洲传教士们是否会招致对他们行为的参奏。这些高官要员们向皇帝陛下所作的答复是一致的:他们向所有人保证,自从传教士们在广州市建起天主教堂之后,他们便再未做任何对民众即使略有一点轻微伤害的坏事。

如果他们扰乱并毁坏了中国的淳朴风俗,那么这些高官显要们竟敢于蒙骗皇帝吗?为了支持一小撮贫穷的、既无防御能力又无依无靠的、使成千上万人堕落的外国人,他们是否会肯做有损于其职责、名望和命运的事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人,这些教民在皇帝面前做出了有力的证明,传教士们同样也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保证,自己数十年来从未做过有害于教民的事,他们今天由于在岁月重压下彻底已弯腰驼背,有人希望他们以能成功地实现以最卑鄙下流的行为,来搞乱并彻底摧毁中国的淳朴风俗的目的。这些人能够说服什么人相信这一切呢?

该奏本写道:他们使成千上万的人堕落了。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难道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出于对于大众的忠诚和对良好秩序的酷爱,会就此而向官府提起申诉,以让人惩罚他们并使他们重新走上正道呢?如果奏本中提出的事项是真实的,那么人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非常注重其职务中任何一点小义务的文武百官们,未能设法阻止“这些装满妇女和少女们的小船,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呼叫声中”远离而去?

我们知道,在这同一年的农历七月间,一旦传教士们被遣送至澳门,除了对其行为进行秘密审讯之外,便以逮捕了几个人,立即开始对他们滥施酷刑完事。借助于拷打折磨,法官们都以得到了他们的口供而沾沾自喜,由此而为对他们实施的虐待之残酷性作辩护。但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人们却从未能揭露出荒谬地强加于他们的罪行的任何一点证据的迹象。正如俗话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广总督和巡抚都未曾亲眼看到他们在奏本中陈述的事实,他们只好求助于别人向他们介绍的情节了。传教士们为其仆人们支付的钱被视为借款、贷款或者是工薪,有人为这些仆人们行使的看门人和采购人等职责的这些机构起了官府之名。我们不敢说明一种如此这般行径的原因,我们仅满足于将此交由陛下的英明圣决。

4.总督和巡抚始终是这样自圆其说的:本年七月,我们任命了陪同这些欧洲人赴澳门的官吏,他们将这些人非常舒适地安置在那里,对这些人毫无冒犯。我们让人将其住院和教堂的实价退还给他们,未从中扣除任何款项等。

安多尼(修士,方济各会士)和其他欧洲人肯定都值得同情,他们曾多年定居于广州,未曾有人对他们作过任何指责,而突然间又被屈辱性地从那里驱逐,如同对待颠覆一切的人一样。这是对他们的首次失礼。

在人们让他们登上小舟以将他们押解到澳门期间,他们曾多次含泪请求,希望给予其中的两名患重病的传教士几日宽限,这种轻微的照顾也被冷冰冰地拒绝了。这两个人刚刚到达澳门,便咽气了。这是对他们的第二次失礼。

在他们到达澳门港之前,人们便剥夺了他们期待其仆人向他们提供的帮助。仆人们披枷戴锁地被解往广州,其中一部分人在那里遭到了杖笞的虐待,其他人则身负桎梏,以通过虐待他们的人身而诋毁他们服侍的传教士们。这是对他们的第三次失礼。

人们只给予他们三天的准备时间,以让他们准备离开广州,这三天又干脆被压缩至仅仅一天。向他们送达的命令,犹如一阵霹雷让他们惊呆了一般,他们本来很少会期待这样的后果。他们是否可能如此之早地从其震惊中清醒过来,并费心地运输其书籍、家具和其他物品呢?这是对他们的第四次失礼。

总而言之,这些人如同囚犯一样,被兵勇们押解,兵勇们将他们连同其行李都抛向了海峡彼岸。难道对于那些最没有资格活下去的人还有其他处理办法吗?事实是肯定的,人们无法否认这一切。很久以来,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便获悉了这一切,却不敢对此发出丝毫抱怨。我们仅仅是利用一次向皇帝上本的机会,才有勇气陈述了这一切。

奏本还又重新提到了过去的诬词,人们根据这些诬词误将男女混聚一处的罪行归咎于传教士们,由此而得出了最无耻的结论。其天性温良而招人喜爱的教友安多尼已逾七十,而其中有四十多年是在为病人送医送药中度过的,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只是出于纯洁的慈悲。其他那些同样也年事已高并受疾病和体弱折磨的传教士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便过着一种最艰苦的生活,放弃了所有的欲望享受和所有的尘世荣誉,这就是人们指责的那些所谓有最严重的卑鄙行为的人。

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外国人,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行为怎能被长期保密呢?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仅犯有世人归咎于我们的惟一一种罪行,那么与他属于同一修会的人就会立即将他遣返回国,这类罪行无论在哪里都要受到严惩。也可能会有某些前来广州经商的商贾,导致产生了类似的抱怨。但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只要人们希望使这一切明朗化,就如同很容易这样做一般,那么人们就根本不能将善恶相混淆。

此外,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切具体情节中,我们从未企图冒犯以两广总督和巡抚为首的高官显要们的尊严。但我们却发现有人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毒行、背叛、反叛和扰乱淳朴风俗,而且还是在一份以巧妙的手腕起草,带有表面上看来很有节制的文笔写成的上奏皇帝的奏本中,提出这种指控的,它可以欺骗那些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由于我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故而难以保持沉默。这就是迫使我们通过上本朝廷而证明自己之无辜的辩解原因,我们将此奏本交由你们这些帝国的栋梁和国家的大臣。

我们向这些中堂们呈交自己的答复,他们接受了它并命令我们于次日前去拜访他们。当时正值中国的年末。这时他们非常忙碌地调整当时正放假的所有部院的职责。这些假日要持续二十余天。在此期间,政务也如同暂停一般。翌日与此后的两日,我们都入宫以求晋见大臣们并从他们口中打听我们的答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他们让人告知我们,不必辛辛苦苦地再来了,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负责让人通知我们。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受理案件结束之前,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召见。

然而,在岁末之际,皇帝为我们送来了新年的常礼,礼物由麋鹿、雉鸡、冰鱼、水果等组成。

中国新年正逢西历2月14日,我们全都入宫以履行这一天的通行礼节。皇帝以一种特殊的礼遇,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行君臣大礼。继此之后,他让人送我们每人两个钱袋,它们都拴在皇帝腰带的两侧,每个钱袋中都装有半两白银。他后来又赐我们一桌配有肉、鱼和奶制品的御宴。该皇帝的一次如此和蔼可亲的召见,使人认为他已经御览了我们的答复,他希望以这些高贵的表示,来减轻广东官吏们对我们的虚伪而又不公正的指控造成的悲痛。

全部事情以这种状态而一直持续到3月初,那时皇帝向我们传达了入宫觐见的敕令。我们连续数日前往宫门恭候,但始终是白忙一场。该皇帝及其大臣们正忙于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根本无暇想到我们。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一直到该皇帝决定前往其父皇康熙帝陵寝举行春祭大典的那一天为止,该陵寝位于距北京有三日行程的地方。他未允许我们见他一面,便扬长而去了。

在皇帝陛下还宫时,有几位教士进入宫中,以探视其健康情况。皇帝让人告知他们说,龙体甚安,他已诏令欧洲人中那些能很好地听懂汉语和最熟悉帝国习俗的人,于第二天或第三天入宫应召。还有人补充说,皇帝陛下希望德里格(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1701年(康熙四十年)由传信部派来中国,精通音乐、绘画。原文拼作SeLiKe,斯里格,应为德里格。——中译注)(Pedrini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也属此列。

我们于次日——3月18日入宫。我们本来毫不怀疑,继我们在中国新年之初受到皇帝的善待之后,他将赐予被放逐在澳门的几名传教士返回广州的恩准,以使他们在那里安身并照料我们的物品。但我们大错特错了,而且未过多久便大彻大悟了。

在到达皇帝所在的金殿附近时,我们发现有两名主要大臣也进入了那里。直到目前为止,该皇帝从未当着其大臣们的面召见我们,从而使我们认为他会向他们下达某些有关我们的敕令,而这些敕令似乎对我们不利。果然不假,我们刚刚进入金殿,便发现除了讲述把我们彻底地从中国驱逐出去的问题之外,再不触及其他任何事了。皇帝所讲的一切主要是围绕着有关基督宗教禁止信仰它的人祭祀已故先祖问题而展开的。皇帝经常双目凝视德里格神父,人们可能会说皇帝的一席话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正是我们在离开召见大殿时,向他指出的内容,他回答我们说,在康熙皇帝生前以及其子雍正登基之前,他确实经常与康熙皇帝讨论这项内容。

我们一致同意,必须将这次召见时发生的一切情况起草成一份文件。为了使之更具有真实性,最好是由所有参加召见的人署名,然后立即把它寄往罗马,寄给我们的主教先生,以使他能判断,在传教区所面临的这种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命令传教士们服从由教廷和亚历山大城主教给予的准许条件是很不适宜的。教廷大使和亚历山大城主教嘉乐于其离华返欧之前,为他们留下了这些特许。教皇大使认为,这是在发表一封主教书简时必须做的事,他通过这封书简而命令所有传教士们都按照这些特许条件行事,否则将根据事实本身而给予停止行使任何使徒职务活动的处罚。

下面就是我们拟定的文件:

1733年3月18日,农历二月三日,我们应召入宫。由于对于我们就被从广州流放到澳门的传教士问题呈奏的本章,至今尚未为我们传来任何答复,所以我们便按照过去给予我们的那种勇气来对这一切进行猜测。但使我们仍怀有的这种希望,却完全没有持续下来,因为中国不但远没允许传教士们返回广州,而且还涉及到了将把我们从北京以及整个帝国驱逐出去的问题。

我们大约于中午前后来到了皇帝面前见驾,其两位主要大臣在场。这是皇帝专门宣召而来,以作为他要对我们所下的一切诏令的见证人,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执行其命令。他向我们讲述了基督法,声称自己既未曾禁止又未曾允许过该宗教传播。继此之后,他终于讲到了另一个问题,而且这才是他主要强调的问题。他对我们说:“你们从不祭祀已故的父母和先祖,你们从不去为他们上坟,这是一种很大的不孝;你们对你们父母,并不比对位于你们脚下的瓦砾更加尊重。乌尔陈可以作证,他属于皇家宗室(若瑟宗王,耶稣基督的精修圣人)。他主要并不是受汝教教法的归化,主要是对其先祖有失敬之处,而人们又从未能软化其顽固的态度,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所以朕被迫禁止尔等的教法,在朕的整个帝国中禁止它。继这次禁止之后,难道还会有某人敢于接受它的归化吗?由于尔等在此无事可干了,所以也无荣耀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勒令尔等撤走。”皇帝还补充了其他多种不太重要的事情,但这始终都暗示说我们是大逆不道之人,拒绝敬祖和甚至是煽动我们的信徒产生同样的蔑视先祖之情绪。他讲得很快,持一种断然的口气。这一席话只能证明皇帝坚信别人对我们指责的真实性,认为我们无言可答。

当皇帝留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时,我们便以一种卑谦的神情,却又带有无辜和由真理启发我们产生的全部力量而回答他说,人们没有很准确地了解情况,别人向他启奏的一切都是隐蔽的敌人十足的诬蔑和恶意的杜撰,他们绞尽脑汁地丑化我们并使我们在陛下的思想中声名狼藉。基督教教法要求我们实施敬重先祖的义务,这是基督教十诫中的第四诫;如果我们不能宣讲一种如此神圣的教法,那就无法教诲我们的信徒们履行这种必不可缺的孝道义务。皇帝对我们说:“什么!尔等拜谒过朕之先祖的陵寝了?”我们回答说:“当然是拜谒过了。但我们未向他们祈求任何事,我们也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皇帝接着说:“这样说来,你们也有先祖灵牌了吗?”我们说:“不仅仅是先祖的灵牌,而且还有他们的画像,它们会很好地勾起我们对先祖的追思。”

皇帝对于我们向他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显得很惊奇。他向我们提出两三个相似的问题,其后也得到了相同的回答。继此之后,他对我们说:“朕不懂你们的教法,也从未曾读过你们的经书。如果事情果真如同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确实丝毫不反对孝道要求对父母的敬重,那么你们就可以在此居留。”皇帝然后又转向其大臣们并对他们说:“这都是一些朕认为是真实无误的事,但他们却强烈否认。尔等仔细研究一下这一事件,然后再向朕奏明真相,再向朕上一道折子,朕将下达旨令。”

诸大臣于此时退出了朝堂。我们紧随其后,一直是到门厅。他们希望在那里审问我们,大家都站立着,显得匆忙仓促。我们向他们陈述说,这件事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得以澄清,我们将把自己的经书送给他们,经书包括基督教教法的条款;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能充分解除皇帝对我们向他陈述的一切内容质疑的东西。他们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便离开了。

次日是圣·若瑟节,他是本传教区的主保圣人。我们向中国的国务大臣们递交了本处所提到的经书。我们又从中加入了一道奏本,由此而对中国皇帝善意地接受召见我们,并向我们通报了有人极力丑化我们的诬蔑性指控,而表示非常谦卑的谢恩;皇帝仅通过阅读经书,便会使这些诬词不攻自破,因为经书中会解释基督宗教的职责义务。我们以一种向皇帝陛下提出的很恭谦的请求而结束了奏本,即请求在我们的敌人直至向朝廷发动反对我们的新诬告时,皇帝能继续给予我们这样一种皇恩,以使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攻破这些诬词并证明我们的无辜。大臣们接受了我们的经书,并告诉我们说,尚需时日来阅读这些经书,然后把我们打发走了。

事实上,我们确实未能知道这些大臣们在研究我们交给他们的经书时,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也不知道他们就此事向皇帝作了什么样的呈奏。我们能够获知的有关此事的全部情况,那就是他们已让其部院的几名翰林学士阅读此类经书。其中之一在阅读完之后,曾经明确地用汉语声称:“非圣人,所不爱。”

皇帝并不满足于让人于其大臣们的部院中研究我们的经书,我们知道他曾让人将这些经书交到了某些和尚和某些道士、礼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们的手中,以便从这些经书中找到抨击我圣教的几种令人满意的借口,并将我们所有人都从其帝国中驱逐出去。

皇帝明显是想根据同样的想法,而命令帝国的四位御史注意基督徒们的行为,审问他们有关其宗教的修持,特别是有关在中国已形成的规定所确立的对已故先祖的礼仪问题。这就是他们从我们的某些曾经受过这类审讯的基督徒中获悉的情况,它们使人联想到了由教廷同意给予的特许。这些人以一种御史们显得很满意的方式做了呈奏。

最后,经过五个多月之后,我们曾借给过他们某些论述宗教的书籍的大臣们,又把经书退还回来了,但却只字不提他们各自的想法,也未提及皇帝对我们的安排。所以,我们对过去如此兴旺的传教区之命运,始终存在着一种不确信的状态,传教区正处于破败之中,已几近于毁灭。我们的惟一收入来源,是依靠我们为之效劳的天主之慈悲。一旦当这场风暴骤起,我们便为耶稣的圣心举行一次九日经礼(九日祈祷);另一次是为非常神圣的圣母举行的,请求圣母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说情。我们经常从其保护中感到的明显影响,将我们维系在一种美好的信任之中,圣母不会将我们遗弃在极端痛苦之中。现在没有必要请求你们以祈祷来帮助我们,只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就足够了。无论我们所处的背景多么凄惨,我们也不停地每隔一段时间就收到自己工作的可观成果。我暂且不讲其他传教士们,在这场暴风雨的狂潮中,我独自一人感到慰藉的,则是为五十多名成年人和数目更大的一批儿童举行了洗礼。如果我们的处境更为平静一些,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希望干的事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78   殷弘绪神父致同一耶稣会的杜赫德神父的信

(1734年11月4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在一段时间内始终犹豫不决,是否向您通报我在中文书籍中发现的某些秘密和其他相当奇特的观点。因为我既没有闲暇,也没有适当的时机对此进行核实以确定其真实性。但我通过一位著名科学院院士在此背景下所作的精妙思辨,而对此坚信不疑。下面就看一下他在1722年的科学院的《历史》卷中对此是怎样表述其意见的:

“对于此类奇观,自然学家应该是最不轻信的博物学家(物理学家),但他们并未以一种很轻蔑的姿态拒绝它们,他们为研究这一切提供了最有利的部署。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对自然界的所知能有多深的程度。”

这就是鼓励我根据中国作者们的惟一资料,而对他们的某些发现所作出的冒险性判断,我将向您通报这一切。当它们只能被运用于我们的艺术学家们的犀利目光时,它们就不再是完全无用的了。此外,当这些发现以不能互相协调的东西为目标时,你就会很乐意地允许我在介绍它时,不再保持任何秩序了。

中国人声称找到了制作珍珠的艺术,而且这些珍珠在某种意义上几近于天然产品。中国的贵妇人们非常钟爱大珍珠,她们一般均将此用于点缀其首饰。东鞑靼的河流可以向她们提供这种珍珠,但它们不及人们从印度向她们提供的那些珍珠漂亮。人造珍珠仍不失其高价,而且是随着它们与天然珍珠的相似程度而定价。

中国人对于在欧洲仿造的那些珍珠不太器重。这就让人充分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些珍珠大大低劣于他们自己仿造的那些珍珠。他们从中看到的有利因素,便是这些珍珠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开始产生、形成、生长和臻于完美的。他们是从鱼腹本身中得到珍珠的,这种珍异物于鱼腹中以一个真正的珍珠质一样的方式生成。

中国人声称,取来你们在淡水中发现的一只最大的牡蛎,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盛有半盆露水的脸盆中;再将此盆置于一个偏僻的地方,以使它能很容易地接受天然露水。您应该注意,任何女子都不能接近珍珠,在那里既不能听到犬吠声,也不能听到公鸡和母鸡的鸣叫声。然后再取来珍珠种子(珧珠),人们一般都在医药中使用这种物质。接着将这种物质粉碎成一种纤细的粉末,以至于人们摸不出来了。然后再采摘一种叫做“十大功劳”的灌木(一种冬青)的叶子,将叶子洗净后再从中榨出汁来,人们用此来调和珍珠种子的粉末。养殖人以此而造成豌豆粒大小的丸子,再完全用取自珍珠(江珧)内部的闪光薄片的细粉末裹起来。最后,为了使这种豌豆粒大的小丸完全呈圆形,要在一块漆板上滚动,一直到不再有任何凸凹之处为止;等到它们相当干燥,不会粘住为之造形的人手为止。继此之后,他们又在温和的阳光下把这些小丸完全晾晒干燥。当原料准备就绪后,打开牡蛎的嘴巴,从中塞入刚刚加工的珍珠。接着再按照我将向您指出的方式,将这只“母牡蛎”饲养一百天。但每天都要非常准时地为之喂食,既不能提前,也不准推后,即使是只相差几分钟也不行。百日期限一到,您就会得到一颗头等珍珠(露珠)。剩下的事便只是将它剥离出来了。

我们的作者绝不会忘记指出,人们应该用什么药剂来合成这种喂养珍珠的食物。他提到了“人参”,又叫做le china (中国药)或者白芨根,也就是白芨。这是一种比鱼胶更加滋补的植物根。他还提到了另一种药用植物根白芍。据他认为,必须按每种成分取1个德拉克马古希腊重量单位,约合3.24克的重量,然后研成很细微的粉末,连同经加热而净化的蜂蜜,制成一粒去壳大米长的药丸。继此之后,便将这一切分成一百份,以供应明文规定的一百天喂养。

我觉得这篇阐述并非没有困难。如果能够参阅的话,它尚需要作出澄清。因为归根结底,怎样打开牡蛎壳而又不伤害其生命呢?或者是否要等待牡蛎自动张开贝壳呢?怎样撬开牡蛎的嘴以将准备好的珍珠放进去呢?或者是只要把珍珠塞进贝壳的体内就足够了呢?同样,为了分发每天供给牡蛎的食物,人们是否仅满足于将之投掷于水面上,牡蛎必然会夺而食之呢?或者是作者想说人们是为牡蛎填食呢?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作出澄清。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在中国有些人专门为加工这类珍珠而辛劳。如果他们不是坚信可以从中获得巨额利润,那么他们就肯定不会使用在医药中颇受器重的珍珠种子。中国人也可能感到,他们通过自己向牡蛎提供的食物,便在珍珠质(江珧)上形成了多枚小珍珠,从而对他们为培育大珍珠而耗用的那些小珍珠作出了补偿。

无论如何,我觉得中国人对于真正的珍珠之来源,掌握了许多知识。中国人对于珍珠之江珧,对一个偏僻而远离巨大噪声和剧烈刺耳声音的地点之选择;纯洁的空气、露水,直到珍珠形成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们提供的用于取代取自植物汁液的饲料,大雨在使河水暴涨之后将这些饲料冲到了珍珠养殖场中;从人们所承认的情况来看,这些饲料会使珍珠养殖场变肥沃。所有这些背景都使人清楚地看到,他们求助于艺术,试图于其操作过程中模拟天然条件。

我们的作者在介绍以某种天然方式培育珍珠的秘密之后,又补充了其他某些秘诀,均是为了在珍珠失去光泽后,再使之重新变得美丽照人的秘诀。

珍珠万一失去其清晰度,有一种技巧可从中清除所有附着的不洁之物,并使之恢复其固有光泽。为达到此目的,则必须将珍珠放在妇女乳汁中浸泡一夜。最后再取一些益母草,将之研成粉末;再将粉末清洗一次,在一个盆中接受通过一块大麻布滴滤下来的益母草水,再加入少量小麦粉;将您的珍珠装进一个微绷紧的丝绸小囊中,再将该小囊浸入液体中,以手轻轻搓揉珍珠。

如果珍珠被某种油腻物玷污或弄脏,那就取一点在太阳下晒干的鹅粪或鸭粪,也研成粉末。再以此粪末作为一种煎剂,当水干枯时,便将珍珠置于一个丝绸小袋中,按照我上文指出的办法洗涤。

如果误使珍珠接触了火或者是遇到了其他某些事故,有时则会使珍珠变成近红棕色。此时就要取一块黄楠子(这是一种异国果实,和尚们用它来制造念珠)外皮,把它放在水里煮,然后再将珍珠放进去,再以同样的水来洗涤;或者是把萝卜或芜菁捣碎,从中榨出汁液后,便将珍珠放在此汁液中浸泡一整夜,从中捞出的珍珠便会变得非常洁净。

如果珍珠变得如同红色的一般,那就要放在您从印度香蕉树根中榨出的液汁里洗涤,再于夜间将珍珠浸在这种汁液中,它们于次日便会恢复其最初的光泽及其天然的亮色。

当出于疏忽,而使珍珠接近一具尸体时,珍珠也会受损。人们可以把珍珠放在我于上文提到的益母草洗剂中擦洗,还应加入少许面粉和石灰。

最后,我们的那位作者警告千万不要将珍珠放在一个可以闻到麝香气味的地方。它们在这种地方很快便会失去光泽,并且其价值会大大降低。

中国家具的洁净度和雅致程度,在欧洲颇受欣赏。中国人的瓷器及其漆器,长期以来都在装饰着我们的房间。但由于瓷器易碎,所以无论人们多么小心保存,由中国转运到我们这里来的瓷瓶、瓷盘、瓷杯和瓷瓮,也很难使之不碎,人们一般都将一件破碎的瓷器视为已被糟蹋的东西。在中国人中,这种损坏并不认为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其碎片可以被黏结在一起,他们掌握了非常干净利落地黏合碎片的秘诀,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完全可以如同过去一样使用。为了获得这种成功,他们使用了一种用我们上文提到的白芨根制成的胶。他们将白芨根研成很细的粉末,再用新鲜蛋清调和之。当一切都混合好之后,他们便以此胶涂在碎片上,然后再把它们粘贴紧并用一根线在瓷器体上绕许多圈,以牢固地扎紧,再放在温火上煨干。当它已干燥时,他们便拆去捆在瓷器上的线绳,瓷器便可以按其未被打碎之前的方式使用。惟一需要注意的地方,则是不要于其中盛热汤,因为它们会使将碎片凝结起来的凝固物分解。

我们的作者声称,在使用某些溶液的合剂时,最方便的办法是将自己希望有的东西用笔画在已经烧好的瓷器上,于其中画上的笔迹便会永不消逝地留在瓷器上,显得如同瓷器是在瓷窑中焙烧的图案一样自然。他声称,为此则必须取5德拉克马的卤砂(阿摩尼亚盐,sel ammoniac)、2德拉克马的绿矾(罗马的硫酸盐,或者是德国与英国的硫酸盐)、3德拉克马的胆矾(塞浦路斯的硫酸盐)和5德拉克马的石灰,然后再将这一切都捣烂研碎,细细地研磨,再用草灰制成的烈性浓洗涤液过滤。用这种混合物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瓷器上画线条、轮廓图或图像,再将它们于通风处晾干后,便只剩下擦洗瓷器了,这种混合物在竹子上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因而也可用于欧洲的行人在旅行时为支撑自己而使用的文明棍上。

用藤条制成的安乐椅和椅子,或者是用几根藤条交织起来的手杖,它们在欧洲变得很时髦了。这种藤条经过的时间一长便会老化,从而失去其天然色泽。为了在某种意义上为之翻新并恢复其本色,那就只须取一些包满硫磺粉的圆锥形纸袋,于其中点燃慢火,以使其烟雾熏在藤条上。无论这些藤手杖显得多么陈旧,人们立即就会发现它面目焕然一新,变得如同人们制造它们时那样了。

在中国人的住宅内间收藏的装饰品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乐器,诸如人们巧妙地弹拨其弦的琴琴,原称Iuth,指盛行于16 17世纪欧洲的一种弦乐器,可能是指中国的三弦。——中译注、竖琴和吉他之类的乐器。中国的才子佳人们均以善于抚琴和弹奏为荣。据我们的这位作者认为,如果指甲无力,那么以指甲弹奏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就既不纤细也不清晰,更不会饱满苍劲。他声称使指甲变得更坚固的办法,便是将它们置于干蚕蒸汽中熏香,当蚕于其茧中死亡时,人们便会烧毁它们,故而有蒸汽。

在中国,略为富裕一点的人家之客厅和房间,都贴有墙围壁纸,壁纸上写满了伦理格言和绘有风景画,或者是其他绘画与版画。在欧洲,人们不会缺乏使旧画翻新的秘诀,但欧洲的人可能根本不懂为获得翻旧成功,而如同中国人使用的那种手段一样简易和方便的办法,仅仅使用白灰水便能产生这种效果。人们使用一只桶,用刷子将这桶水刷在绘画上,如此轻轻洗刷,达三次之多,绘画便会恢复其原有色泽的鲜艳程度。

为了以某种方式洗刷和翻新一幅旧版画(拓片),他们便将版平铺在一张很平坦的案子上面,再把它于四周稳当地加固,接着再以一阵雨般的喷水来均匀地喷洒之,然后再通过马尾细筛来撒红燧石(这是存在于中国南方诸省的石头)粉,于其上面撒铜钱厚的一层。他们第二次喷湿版画,再往上喷同样厚度的第二层真甲(这是一种蚌壳)灰,然后让版画保持这种状态整整一个小时。继此之后,便使桌子倾斜,从上面泼大量温水。这样便会获得完好的版画了。

在中国人渴望获得的室内装饰物中,他们特别注重于其中燃烧香水和香料的小香炉与钵。在一个小房间中,如果这一家具暂付阙如,或者是它不具有能吸引前来参观它们的人员注意力的情趣,那么它就不能算是被装饰得很好了。他们将这些家具制作得奇形怪状,主要是致力于研究赋予它们一种古朴外貌。其原料大都是铜质的,但中国人善于用以火加热的某些化学品来伪装它,以艺术的形式和分层而使之具有他们所希望的颜色。

您可以取2德拉克马的生铜绿、2德拉克马的氯化铵硇砂、5德拉克马的叶翠胆矾(西藏的一种矿石,可能是亚美尼石或天青石)和5德拉克马的朱砂。将所有这一切原料都研成一种碎末,再用醋将它们调和起来。但您应该记得,在将这种合剂敷于铜制品上之前,则必须用一种硬木灰精心地擦洗铜制品,使之恢复光亮,以从中除去所有油污,并在表面上不留下任何凸凹不平的痕迹。

经过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便可以用非常洁净的水清洗铜钵并晾干。接着,再用一把刷子于各侧分别刷一层您配制的调和剂。稍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将正在燃烧的木炭放在钵中,炽热的火焰很快就使它改变颜色。当木炭燃烧尽时,铜钵便冷却了下来,再重新洗刷它,以排除未渗透于钵体内的余色,并使涂上去的新色彩能更容易地渗透进内层。因此,人们必须将这道工序重复达十次之多。此后,我们便拥有了一件仿古器皿了。如果在铜钵上出现了布满了小黑斑的现象,那么它便会身价倍增。如果人们希望使铜钵具栗子皮色,那就要在调和剂中加入1德拉克马的胆矾(塞浦路斯硫酸盐)。在将这种调和剂涂上去之后,便将之置于火中,当看到出现了颜色之后再取出来。为了使它具有橘皮色,只要从中加入2德拉克马的已研成末的硼砂就足够了,硼砂即我们所说的borax。在把它涂在铜具上之后,则必须注意再清洗铜钵一遍。如果以此法制的铜钵偶尔或被手上的汗渍,或以其他方式被弄污,为了对这一过失进行补救,只要把它浸泡在融雪水中一整夜就足够了。

另外一部中文书向我提供了为铜钵涂上漂亮绿色的方式。书中指出,取清晨于井中汲取的第一桶水,掺入胆矾、罗马矾和黄土,将这一切都和成稠泥糊,从而形成一种泥浆,这一切便叫做泥矾。将铜钵于这种稠浆中浸泡一个小时。此后,以我前文介绍的方式把它加热。再用这种调和剂于其每层涂抹三次,当这三层都干燥时,便取来胆矾溶化并融于水中,用一枝新毛刷蘸这种稠浆在铜钵上轻轻地涂抹三层。经过一天或者更长时间的风干,再洗刷铜钵,然后为之预定晒干的充裕时间。继此之后,再洗刷它,这种程序应重复三四次或五次。使这种做法获得成功的奥妙,是很好地调节其中所使用的颜色,极力维护其持久性,并适当地控制洗涤次数。如果人们将铜钵在地上放置一段时间,那么其中便会形成朱砂色的小斑点。如果人们希望这些颜色更深暗一些,那只要焚烧竹叶就够了,腾空升起的蒸汽便会熏香铜钵。

我们曾委托自己的一名基督徒去向他的一位在此种工序中颇有经验的朋友打听“泥矾”之具体所指。他回答我说,为了配制使铜钵产生所需要颜色的调和剂,则必须取3德拉克马的硇砂、6德拉克马的胆矾和1德拉克马的铜绿,这一切都被捣得很烂很碎(每种化学药品都要单独经过最细密的筛子筛过),在一个盛满半盆水的盆里调和。在仔细擦亮铜钵之后,再把棉花泡在该水中,以此而轻轻地用手擦磨铜钵,因为硇砂(氨盐)使这种调和剂具有了很强的渗透性,使它们可以腐蚀铜。由于这一原因,一旦当铜钵被擦净之后,便将之浸入水中以清除那些调和剂;然后再扶住它倒放在小火上铜钵之开口处,经过一段时间,以使热量进入铜钵内部,使其外表上具有一种人们希望的颜色。人们反复使用这种做法,一直到看见其工序产生了预示成功的效果为止。这种办法也可能比前一种方法更为可靠,成功往往仅取决于人们加减的很少一点东西。这就是使我们掌握这几种配方的不同尝试。

中国人非常喜欢香料,他们拥有各种香料,从单味香料到复合香料;从他们本国拥有的香料,到他们从外国引进的其他香料,如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引进的那些。他们有时以此而制造香锭,有时又使用各种香味产品的香炷,他们将香炷插在装满香灰的香炉中。这些香炷于其一端点燃,缓慢地放出一股馥郁而又清淡的烟雾。随着香炷的燃尽,香灰便洒落在香炉中,而不会散扬于其外。对于其他香料的情况,诸如乳香和香粉,他们也如同我们一样,将之撒在火盆中那燃烧的木炭之上。

我们的那位作者指出,那些致力于把不同种类的香料调和起来的人,都很注意从中掺和进棉花或蒿毛材料,以使这些芳香物那诱人的气味能汇聚起来,并以圆柱体状上升到一个合适的高度,而又不向周边散落。他希望从中加入经过在一个研钵中研碎的杏仁和酸枣。所有的秘密均在于此。但他同时还警告人们说,在中国称之为棉花或蒿毛的东西,并非他物,仅仅是古松树上的细青苔。人们过去曾流传说,有一种防治痛风病的灵丹妙药,这就是点燃蒿花蕾,并使之在疼痛处燃尽。如果有人试用此药而未能减轻痛苦,那很可能是由于人们并未像中国人那样,将蒿花蕾理解为细青苔,古松树上在某些地方都长满了这种青苔。

我们的那位作者还补充了一种秘密,可以使香气上升时具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形状。在中国人中有一种相当通行的习惯,即于其花园中摆设某些大花缸,他们于花园中栽培睡莲。当到了大约6月前后,睡莲长成了宽大的叶子时,人们便于某些叶子上涂上蜂蜜。不几日之后,便于其中形成了一种小虫,它们啃吃了叶子中的所有绿色物,使之仅剩下某些薄纱状的骨架网了。这些丝状体很快就会干枯,此时就必须将它们采摘下来,除去那些略显粗糙的柄。继此之后,便可以将这种薄纱状物品研成很细的粉末。当您希望在香炉上焚各种香时,便将香炷捆在一起,从中再加入少许这种粉末。香气将在高升时汇聚于一体,最后以云状或者是以多线条的字母图案而告结束。

如果我敢于肯定我们这名作者丝毫未曾夸大其词,那么我就真想相信,他向我介绍的下述秘密,即如同阴森森和永不熄灭的灯光之灯捻。这是在最早罗马皇帝们时代的习惯,也如同仅仅为我们留下名字的希腊火硝一样。他向我们传授了制造一种球的技术,它被点燃之后,在水上漂流却不会熄灭。他告诉我说,为此可以来合成樟脑(中国的camphre),它并不太昂贵,已经经过精炼和结晶,只用少量便可以产生一种与婆罗洲樟脑质量相同的樟脑。因此,取1德拉克马的樟脑,再从中加入半德拉克马的松香,然后将这一切都掺水混合在上等烧酒中,再将全部东西都点燃,立即放在水面上。它仍在慢慢地燃烧,只有当它被完全烧尽后才会熄灭。

为了有一盏能持续时间很长和能照耀一个月时间的灯,那就要在7月间采集1两浮萍草(它生长在湖泊的水面上,缓慢地漂向河岸),再从中加入1两花信子(长青草),此外再加入等量的远志(葛藟的小细根,这是一种贝壳状物)和黄檀。将这一切研成很细的末,在1两油上面撒如此制作的1德拉克马的粉末。

另外一名中国作者教人制作一种可以持续点燃一整夜的蜡烛,它于其长度方面只能消耗一拇指长或两指宽。这种蜡烛的底部混合有黄蜡、松香和槐花,每种都有1两零6德拉克马。人们从中再加入1德拉克马的浮石(一种轻质的能漂浮的石头)。人们首先把松香与黄蜡溶解,其后再于其中加入槐花和浮石,将这些物质很好地掺和,要非常注意作印记和遮盖蜡烛芯。这样便造成了此种蜡烛。

如果人们使用干漆、树脂、精硝、硫磺、乳香,并且将这一切都研成粉末,然后再用漆把它们制成豌豆粒大小的丸子。把其中的一粒小豌豆置于一块铁板上,于每夜之初于其上面点火,无论刮什么样的风,它在露天都能一直燃烧到次日。

我刚才介绍的秘诀,都具有能激起人惊讶的地方,但试验起来却并不太难。我们并不着眼于可以从中得到的好处,仅仅好奇就可以促使人对此进行试验了。那位中国作者说,有一种办法可以从野生马齿苋中提取汞。为此,只需要取一些马齿苋小叶,在一个臼中用槐木研杵捣碎即可,然后置于朝阳下晒三日左右就足够了。当它们干燥时,便设法焚烧它们,但却不要破坏其性能和功效,再把这一团东西蒙在一个带漆的陶罐中,要注意将陶罐的口封紧,然后便埋在地下相当深的地方,让它在那里保留四十九天。继此之后,便取出陶罐,便会发现已经完好地形成的水银(活性银)。我在北京就他们书中的节录文而请教了一名文士、医生和药剂师之后,他又回答我说,这是再可靠不过的事了,在店里出售的两种水银:其一取自矿山,人称之为“山水银”;另一种取自草木,人称之为“草水银”。

德·雷奥米尔先生通过其神奇的化学操作,发现了草木要素中有铁。我却倾向于认为,人们可以在某些植物中提取水银。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草木植物的特征,那么我们便可探讨什么植物是最可能含有水银者。在此情况下,如果联想到马齿苋,难道不是很自然吗?因为归根结底,这本中国植物志的作者与我们欧洲植物学家们观点是一致的,都赋予了马齿苋一些人们一般是赋予水银的功能。他指出,马齿苋性寒,可杀死昆虫和所有害虫,人们用它来有效地预防坏心情,因为它能化解这种心情。马齿苋以其性能而具有挥发性,它可以疏通人体的各种血管和不同管道,并使它们保持畅通与开放状态。

无论如何,我颇为趋向于相信,通过对有效成分的溶化和分解,而从植物中提取的水银,却排除了从矿藏中获得的天然水银所含的多种杂质。为了使植物的很小部分中发出气味,则必须排除纤维和硫化物,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有碍于发出气味,人们通过净化和麂皮过滤而排除这一切。

如果通过试验,人们发现这种秘方是可靠的,那就会得到双重收益。首先是人们到处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便可以得到充足数量的水银;其第二种收益则更为可观,这就是人们通过马齿苋的水银,可以判断这种植物的不同用途,更为可靠地决定人们应以什么程度的信任或什么样的小心翼翼的行为,应该根据健康人或病人的不同处境而使用它。此外,经过炮制到一定程度的汁液,甚至可能对接受它的金属产生作用。

我刚才介绍的和取自我的一部书中的两三种秘方,未曾由任何中国人向我证实过。但它们是真实的,它们可以使人了解,当人们把植物汁液掺入金属熔液时,它会产生什么作用。有人针对此而提出,在榨自黄花果球紫堇的汁中,加热已被熔化的铅,它便会变成锡腊(这是中国的锡,比欧洲的锡要漂亮得多)。这种说法中可能有夸张。无论如何,人们所做的试验是令人好奇的,可以促使人从中作出某种幸运的发现。这种秘笈在下一种秘方的辅助下,可以改进人们所从事的试验。我在另一部书中发现,把一只锡钵放在一种加入了钢砂、白砒(砷)和盐的火中加热一段时间后,便可以使之具有铁的硬度和银的光泽。

另外一名作者声称,如果以一种细粉(由1两胆矾、2德拉克马的白矾组成)来搓擦中国锡,那么便会使锡具有金色;如果以这种细粉来搓擦铁,那么铁就会变成红色。中国人为使铁具有金色而调制的方式,可能会使铁软化,并使之能更容易地让胆矾和白矾渗透进去。他们为此所作的安排如下:他们将一汤匙的葱汁、同等分量的已变酸的米饭、三头捣碎的大蒜、5德拉克马的狗油混合在一起,将铁浸入这种和剂的液体中,一直煮到发现铁具有了浅白颜色为止。

我们的那部分书介绍了中国人让罗盘上的指针走动以使之转向北极的方式,使我觉得非常奇特。他们绝不会像我们一样使用磁石,尽管中国拥有丰富的磁石矿,而且中国人对于磁石的功能(特别是它吸铁的功能)也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称之为“吸铁石”。中国人有关磁石这种性能的知识,甚至产生了他们讲述的一个有关湖泊的奇闻,其中认为中国人将船舶停泊在那里,因为他们声称在该湖底部有大批磁石,将船只各部件连接在一起的所有铁制零件会被向下吸引,必须将它们拆成零件才能启航驶去。似乎是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医生们于一种膏药中加入了磁石粉,它能吸出留在伤口中的小铁片。但归根结底,如果中国人不使用磁石来矫正罗盘磁针,那么他们又会使用什么办法呢?在介绍他们开具的秘方时,大家应该对此表示满意了。

中国人声称,首先取一些朱砂(据迪奥斯科里德于其《科学辞典》中认为,这里明确是讲真正的朱砂或丹,在欧洲很罕见),其次是加入一些雄黄。有一种人称之为“雌黄雌”者,它是最昂贵的;其他的那些被称为“雄黄雄”者,它很近乎于红色的黄色鸡冠石(一种雄黄)或山达脂(一种雌黄)。在朱砂和雄黄中,再加入针形钢砂,将这一切以相等的重量研成粉末,再把它们黏结在一起,用取自白公鸡鸡冠上的血液仔细调和。继此之后,再取二十或三十枚细针,用这种调和剂把它们从各个侧面都裹起来。在用纸将它们包起来之后,使它们在一个小炉子上用温火煨七天七夜,于小炉下面持续维持一堆木炭的浅色火焰。经过这道工序之后,将这同一批针包裹起来,揣它们三天,让它们紧贴身体。然后再试验您的针,将会发现它们非常准确地转向两极,很适宜供罗盘使用。如果这种秘方果真如同我们的那名作者所断言的那样千真万确,那么我于本封书简开头处所提到的那位科学院院士,就完全有理由说,有时出现某些必须借助我们在自然界所不知的情况之广泛范围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组成这一秘方的配料,最终也未显示出与磁针指向两极的正确方向之间有任何联系。

1.人们应长时间将这些针置于一种明火之下,可以肯定,最佳的磁石和最好的磁针都会由于火的作用而失去其磁力和磁石的功能。

  1. 人们用来包封这些针的合剂系由根本不适宜被磁化的矿物组成:硫磺、水银,其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有砷。如果从中再掺入了铁,而且还是铁粉,不使其各部分与微孔相连接,那么它就非常适合感染上磁的功能。最后,黏结各种成分的带硫的和鸡冠血的油质部分,以及遵嘱使用人体的烟煤色汗液,都会阻止磁石产生最强大的作用。此外,如果人们在试验这种秘方时,发现依此法制作一根供罗盘使用的针,不大具有在磁针中看到的那些使旅行家们感到为难的磁偏角和罗经差,那就会更有理由感到惊奇。中国人似乎不知道这些罗盘磁偏角,至少他们从未提到过这一切。

点金术的幻想性秘密,早在欧洲形成初步概念之前很久,在中国人中便很时髦了。他们于其书中用最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了播种黄金和喷射金砂的故事。这就是我们那些江湖骗子称之为“点金术”者,中国人则称之为“炼丹”。他们断言不仅仅能从其坩埚中获得黄金,而且还能产生一种特效和万能的药剂,可以使那些服用者长生不老。在中国,再没有比世纪幸运儿更能使人引以为荣了。所以,人们见过某些富翁,甚至是皇帝本人都非常迷恋这些许诺,他们甚至不惜耗尽其全部财富,以获得这些臆想中的财富和这种所谓的长生不老丹。在他们那些论述这种物质的著作中,最使我感到惊讶的则是他们声称一种珍贵秘方的拥有者,无论多么巧妙和花费多大,如果他们没有能吸引上天对一种如此重要和微妙的操作之祝福的纯洁功德,那就会面临其事业失败的危险。

一名强烈地怀有此种思想偏见的炼丹术士认为,为了真正变成有德之士,就必须于其艺术中获得成功,那就必须选择基督教。他按照这种观点,于是便前往我们在景德镇所拥有的一座教堂,请求传教士向他讲授我们的神圣教法。一旦当他满腹都是基督教真谛的经纶后,他便会对他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偏见彻底翻悟,焚毁其炼丹术之书并且变成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找到了长生不老的真源。

但有些善意的喋喋不休的先生,他们始终迷恋于这种幻想。他们只是在将其财产变成灰烬并沦至赤贫时,才翻然悔悟。还有更多的人是骗子,他们以欺骗性的诺言,成功地愚弄大众,事实上是以损害其信誉为代价而真正地变富了。那些知识渊博的中国人,介绍了这些伪炼丹术士们的作弊,那些受他们诺言欺骗者之单纯性格的故事。他们的书中有多种这类欺骗特征。我于下文仅介绍其中的一个,并以此而结束这封信。

这些骗子之一冒充一名艺术大师,到处都装出一副活灵活现的正人君子的派头,特别是装出一副不追求私利的模样,诸如使黄金于其手下在一个人身上出现所表示的那样。他找到了让一位富裕王爷了解自己的办法。此人担任过帝国最高级的职务之后,便退隐故里。他巧妙地自我封闭于私宅中,逐渐完全学会了以献殷勤和灵活手段调节其思想,很快便赢得了别人对他的极大好感。他于是便在不同的拜客中流露出了其让金属发生嬗变本领的某些端倪。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官吏们的好奇心,那个江湖骗子最终向他诡称自己找到了点金术的秘诀。江湖骗子甚至主动提议向他传授这一秘诀,而且还完全是出于对其真诚态度和对自己特殊的钟爱所表示的感谢。

那位轻信的王爷落入了陷阱。他自我思量,人们自数世纪以来就讲述这种令人赞不绝口的秘诀,那就完全应该有少量上天钟爱的人,他们由于不准将此秘诀传授给庸俗之辈的义务而受到了宠信。很可能是上天在给我派来一个重要人物,并启发他向我传授如此重要的奥秘,上天很希望以此对我行使最高官职时的清廉表示犒赏。从此时起,他再也不注意害怕大量开销了,坚信他能于其家宅中找到一座永不枯竭的金矿。最使他感到满足的,则是能延长其生命的一种肯定有益的可靠方法。

那位炼丹术士并未让人长时间地祈求他,他于一位富裕老翁的宽敞住宅中,选择了一间方便而又舒适的房间。人们在那里不惜一切代价地友好招待他,他本人、老翁及所谓术士的妻子与其仆人。因为此女子绝非术士夫人,她是一位绝代美色佳人,炼丹术士使她参与了其江湖骗术,参与其中并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人们向炼丹术士提供了大笔金钱,以供他采购必须放入炼丹炉中的珍贵配料,但他立即将这笔钱放进了其钱柜。对老翁的更大蒙骗,则是看到江湖骗子为确保上天的保护而付出的操劳:他不停地下跪、焚烧大批神香,不断地劝告那名官吏未净身之前绝不能进入实验室,因为任何一点不净都会毁掉其多日的工作。他身边的夫人经常偷偷地出现并出于疏忽而让人窥伺到了其美貌。

点金术工作始终在正常进展。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名炼丹术士让轻信的老爷看到了可喜的嬗变,它预示点金术的完成只是指日可待了。这对于老爷来说是一大欢乐的原因,但这种欢乐便由江湖骗子收到其母亡故的消息而被打乱了。炼丹术士可能是个大孝子,也是帝国法律的严格遵守者,必须赶赴当地去为其母奔丧。但他却安慰这位官吏,向他保证自己不几日即将返回。他又补充说:“点金术,绝不会中断,我将留下妻子和其他仆人,他们对于尚有待于做的事,知道得已经够多了。”夫人对于这次短暂分别也显得极为动情,其哭声与呻吟声证明,她那即将陪同其夫并与之分享孝道义务的心愿。

在炼丹术士暂时缺席期间,那名富裕的老翁经常参观实验室。那个夫人很好地扮演了其角色,没有忽略任何可以使他产生情欲的机会,她甚至大大超出自己的希望地获得了成功,老翁很快就被她的美色俘虏了。参观实验室的次数变得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之间的会见也变得更长和更秘密了。仆人们发现了这一切,夫人的意图从未逃脱过他们的视线,因为他们后来要充当证人。

然而,炼丹术士返回来了,夫人所作的某些示意首先使他获知了所发生的一切。在受到该官吏有关他迅速返归的一番恭维之后,他便去参观了点金工程,却发现一切都乱套了。他惊呼:这是实验室受下流无耻行为玷污的确凿证据。他大发雷霆,推翻了炼丹坩埚和炉子,甚至想一并杀死其妻及仆人。夫人跪在他的脚下,含泪请求原谅,承认她受到了勾引。仆人们哭泣着诅咒他们进入一个极其可恶的房间的日子。炼丹术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狂怒,大声地吼叫,发誓要立即去见官告状,并且向曾污辱了他的老翁讨回公道。在中国,一次已得到证实的通奸是一种应被处死的罪行,并且能毁掉最富裕的名门世家。那个不幸的老翁被吓得惊慌失措,试图避免受惩罚的耻辱和损失其财产,于是便全力以赴地缓和那个怒不可遏的炼丹术士。他向炼丹术士提议支付巨额金银,以补偿夫人的受辱,送给他大量各种宝石和首饰。炼丹术士及其夫人非常痛苦地被说服了,他们最终许诺不再将这场讼案闹得更加沸沸扬扬,于是便退了出来,其心中庆幸如此成功地找到了点金术。

我尊敬的神父,我希望那部中文书向我提供的这些节录,能有某种用途。我至少希望让人告知,这些人在探求真正原因方面的天才如何,无论是他们在物理学中取得了什么进步都一样。

 

 

79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同一耶稣会中尊敬的某神父的信

(1754年10月29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于今年没有任何需要作出的答复,因为我从未收到过来自欧洲的书简。去年9月25日,我曾致书助理教主教拉·格雷神父,同时还有我寄去的一个开口的大包裹,寄到了大人您在里昂的地址。我希望您在巴黎能收到它,负责入华耶稣会的官员德·维拉尔·德·巴尔先生会将它带到巴黎。现在,我将于此附上我过去致杜赫德神父的书简抄件。若无此抄件,您就同大众一样在以后很久才能看到它。在尊敬的神父读过它之后,我请求您将它寄给博普瓦尔先生。

这份抄件将会使尊敬的神父获知本传教区的现状,以及我们那种始终都缺乏安全的处境。由于皇帝的行为始终都不能持之以恒,他在作出任何决定时始终都神秘莫测。他确确实实是仇恨基督教,但出于礼貌,他又谨慎地与我们打交道,在人前能善待我们,这是由于他害怕与其父皇之间的差异过分惹人注目。中国新年那一天,当我们所有人都去朝拜皇帝时,他令人打开了一间他有意居于其中的大殿,让我们进入了宫院。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他,不过由于太远而无法与他讲话,我们在那里举行参拜大礼。继此之后,皇帝为我们每个人都送来一些用彩带扎着的新年礼物,由他手下的太监们携带。当我们收到这些礼物并表示谢意时,他高声呼唤我的名字。我登上了大殿,他于那里又赐给了我新的新年礼物,讲了某些非常殷勤的言语。他最后是恭维我,正如人们今天所说的那样:“你的看法如何?”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由此而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至少可以证实他内心想的是什么。以上便说明了我是怎样行事的。

我们的会长赫苍璧神父,在上次季风期间的船舶到达时,曾从澳门致信于我并告知,龚当信神父已死于海上,他带来的两位教友却身体很健康地到达了澳门,而且是为了成为传教士才来澳门的,没有为皇帝效劳所需要的任何才干。特别令人感到气愤的事,那就是我们都是一些老朽,很快就使我们的法国住院变得空荡了。他不怀很大希望地祝愿我能找到把他请到这里来的某种办法。我也有同样的心愿,于是便决心恳求皇帝允许把我的两位新近在澳门下船登陆的同胞召至宫中,以在我年迈时帮助我。他们现在尚很年轻并且都是文人。我要向他们传授鞑靼语和汉语,以使他们能为皇帝陛下服务。此外,他们的这次旅行是由我们自己付路费的,不会有任何扰官之处,只请求一道让他们自由行走和畅通道路的命令就足够了。如果皇帝陛下赐予我这一恩宠,那我将感恩不尽,剩下的也只有恭维话了。

3月22日,我的奏折递了上去,皇帝当场就同意了我的请求,让兵部下令广东总兵任命一个小官吏将赵加彼和吴君(分别为我们的神父Gabriel Boussel 和Pierre Foureau的汉名)带往朝中。赵加彼是图鲁兹省人,而吴君却是巴黎人。

他们于9月15日平安无恙地到达了这里。19日,我把他们领到皇家园林,携带我在他们到达之前已准备好的礼物。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已故的龚当信神父未从巴黎带来任何稀奇和珍异的礼物。

皇帝同意召见我们所有三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皇恩。皇帝友好地接见新来者,接受他们的几件礼物,当场把他们介绍给在那里上朝的大人物。他们向我提出了某些问题,让我们非常高兴地退朝。人们从所有这一切中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皇帝希望给予我恩惠,而不是针对我圣教的,因为我始终如一地相信这一问题。在此问题上的良好迹象,便是广州的官吏们未能理解皇帝的这种行为,他们在对待仍然留在澳门的传教士们方面很谨慎。那里的任何人都不能被获许返回广州了,显然广州接受商船,但商船却不能进入和停泊在澳门小港,正如我们为反对鄂弥达总督的意见而向皇帝呈奏的那样,他在此问题上败诉,但在阻止传教士们返回广州时却依然很坚决。他在广州卖掉了我们的所有教堂,将他乐意支付的价款交给了澳门城的检察官,该城当时正处于极端的苦难之中。但该城的检察官尚丝毫未将这笔钱财归还传教士们。

我尚没有时间致信尊敬的博普瓦尔神父,我只能对他讲述我刚才写下的那些内容。我请求尊敬的神父向他通报这一切,并且向我们在初修院的昔日教友伏契伦、德·沃和鲁西诸神父致意,如果他们都在里昂的话。我们现在于本传教区共有十三人,包括三名中国人,其一为司铎,另外两名为见习修道士。其余人便是诸神父:殷弘绪、雷孝思、冯秉正、宋君荣、孙璋、朱耶芮、赵加彼、吴君、安泰修士和我本人。我推荐所有人都参加尊敬神父您的弥撒圣祭。

 

80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

(1755年9月28日于北京)

先生:

主内平安!

当我需要回答您写给我使我受宠若惊的信时,我始终被迫以新的恩宠行为来开始自己的答复。您如此大度地对我广施恩德,以至于使我再无法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以向您以及向久负盛名的贵科学院的先生们,表示我该有什么样的感激心情啊!先生!由于您使我获得了他们对我的尊敬和友善,所以我当然会请求您为此而向他们表示我的深切谢意。一旦装有您的新论文集的箱子运达北京,我将在我们的图书馆中,把它们与先前的论著陈列在一起,以使这座住宅中的成员都能利用这一宝藏,它于此将是皇帝科学院的荣耀及其捐赠物的一座永久纪念碑。

除了这些论著的延续性之外,我还收到了已故的喀西尼((1625—1712),法国天文学家,是发现土星光环的天文学家之一,曾任巴黎天文台台长。他死后,其子J.喀西尼继任为天文台台长。——中译注)先生的一幅月球图,以及您谦虚地称之为您的“物理小书”。这本书是您过去在地方上写成的,您很乐意将它作为礼物而送给我。如果仅仅从其篇幅来看,那么这确实是一本“小书”。但无论它多么小,我们还可以不带恭维地说,它比其他有关同一题材的巨著更有内容、洞察力、公正性和论证力。这后一类巨著在使人的视力和心力精疲力竭之后,依然使人觉得如同在对此阅读之前一样空洞。我是希望说人们并不能很好地了解情况。先生,它不像您的著作那样能充分地满足读者,如同用手牵人一样引导读者,一步一个脚印地向读者揭示自然界最美好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中的大部分都是人们过去不敢想像的。虽然确切地说,人类有关物理学的观念仅仅是某些理论体系,它们不能证明事物确实如同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而仅仅是证明事物确实就可能是这样的。然而,先生,在阅读您有关冰的论述时,我情不自禁地会联想到,它确实正如您所阐述的那样。

我尚记得,就在1716年,您的论著非常公正地在波尔多获奖。我在冬天随皇帝去狩猎老虎,我感到不知不觉地保证要说服一家著名的机构(它由帝国的两位大臣,十名被称为“翰林”学士的精英、进士组成)相信,可以使位于火盆上的热水结冰。这种保证是我与这些先生们就液体在寒冷天气中会冻结的多次谈话之结果。他们以某些相当于神秘学性质的言辞解释了大自然的这种作用,基本如同我们的古代哲学家一样。但他们却未更多地突出对他们观点的执著,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深感无能为力。其实他们并不缺乏思想,而仅仅是缺少实用。当轮到他们邀请我讲话的时候,我尽量让他们理解液体的特性、成分、组成部分、外形,使其各部分保持运动状态、混入其间隙中的空气等。我接着归纳说,为了使水结冰,只需要打乱其组成结构就够了,即从中排出其最细微的部分,它们本来会阻止其他部分凝结起来,并从中引入其他能固定液体并阻止其运动。这些先生中的一位说:“这是一种很好看的操作流程。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为这些逃脱了人们的视线的极细微部分进行的加工,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我回答他说:“先生!既然在我有幸向您讲述的问题上,您只想相信您的眼睛,但是它们并不是真相的可靠证据,所以我准备满足您的好奇心。”

我刚讲完,所有人都立即抓住了我的这些话。他们指出了应该在什么地点、哪一天或者更应该是哪一夜来完成这些操作过程。因为他们在白天没有空闲,而是每时每刻都可能会被召至宫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于头一天晚上决定了约会的地点,也就是翰林院大学士的帐篷。正当我出发前往那里的时候,皇帝却令人打开了封闭皇家营地的栅栏,派一名太监来寻找我,传来了为他带去一名外科医生的命令。这一事件使我食言和失信了。显然我能很方便地将这一切通报这些先生们,但我更喜欢他们仍处于疑惑之中。至于他们,当他们始终未看到我们到达时,便又派了一名仆人,一直到达我的帐篷,以通知我说他们都在等我。人们只满足于回答说我已出发了。这一回答令他们感到吃惊,从而使他们怀疑我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中的一位,由于不相信一个外国人、一个夷人(他们正是这样称呼所有那些非华人人士的)对此能够了解得比他多,故失去了耐心,正如人们后来向我叙述的那样。他惊呼:“啊!先生们,你们想让一个人欺骗到什么时候啊!而这个人不满足于经常以肤浅和缺乏明显证据的言论在宗教问题上取笑我们,而且还想以绝对没有根据和随心所欲杜撰的解释而在自然事物上欺骗我们。当人们知道他于此集中了如此之多的谦谦君子,以听取他向我们散布的神话故事时,人们又该会如何说我们呢?”讲到这里他突然站了起来,取道其帐篷,以在那里休息并消除其闷气。其他那些比较温和一些的人,不久便都撤走了,却未造成任何轰动。属于我的朋友之列的大学士独自留在那里,为既未能替我辩护,又未能及时提醒我,而实实在在地感到悔恨,即让人暂时放弃冒险,从事一次他认为已超越了人力的事业,他说:“因为让火旁的水结冰,这是希望强逆自然规律而行事。”

次日,我发现这些先生们正顺着围场而行走。我上前去向他们道歉,向他们解释了失约的原因。中国人的礼仪不允许他们向我回答其真正的想法,却采取了一种相当清楚地表示已经尽到义务的口吻。他们告诉我说,那就只好等下一次约会吧。我接过话头来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在今天晚上吧!因为我今晚不进宫门(觐见皇帝),我将早早地赶到翰林大学士那里。”我确实是第一个到达的,因为这些先生们必须在大门关闭时离开。他们在到达时看到我很高兴。

经过一般性的寒暄之后,每个人都各自就座,在一个大火盆四周围成了一圈。大火盆又位于帐篷的中央。人们尽量降低帐篷的门帘,以增加热量。因为在他们看来,热度有碍于这道工序的成功。他们首先开始谈论一起无关紧要的事,当他们看到我仅仅作了一次简单谈话的准备之后,便自信我完全是为了前来道歉,或者是为了取笑那些幼稚地相信可以在一个很热的地方使水结冰的人。

当我发现热度已相当高,以至于它迫使他们摘掉其帽子或貂皮盔形帽时,我便笑着对他们说:“好吧!先生们!我相信我们很快可以饮冰了。难道你们不认为我应该尽可能早对此作准备吗?”这项建议被一阵笑声接受了,人们将这番话当做了一种说笑。翰林大学士问我,我是否在认真严肃地讲话。我回答他说:“在这样受人尊重的人们中,难道我能以另一种方式讲话吗?请您严肃地命令您的仆人给我带来一个装满雪和一小碟水的金盆,我将会让你们看到,我从来都不会提议我无法实施的事。”

立即有人为我端上了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我在到达时,便小心谨慎地告诉这位翰林院大学士的属下,必须为我准备好这一切。我坐在了一块坐垫上,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样盘腿而坐。他们为我端上了装满雪的雪盆和装满温水的盘子。这套器具引起了围观者们的注意。但此时要将我带来的硝石与雪混合在一起,却不能使别人对此有所觉察。我的借口是为帐篷照明的火把离我太近了,妨碍了我的视力。有人立即令仆人将火把置于他处。我在此移动期间,便将硝石悄悄地塞进了雪中。

我首先将雪盆放在水盘之上,使它一直接近于火盆边上。我假装非常困难地捧好这两件东西,于是便请一名轻信的翰林学士捧住水盘,我与此同时只端着雪盆。此人非常乐意地这样做,以便有幸更靠近地研究整个操作过程。但他的好奇心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他又不敢对此发出抱怨。其他翰林们都放声大笑,他们看到了我用手搅拌的雪融化了,但他们却远不会相信放在下面和更接近火的盘中的水会偶尔结成冰。

然而,冰的的确确凝结成了,而且是在我进行操作的很短一瞬间内完成的。由于那位轻信的翰林学士勉强能在较长时间内忍受火热的炙烤,所以他在整个期间都将头转了过去。我对他说:“我同情您。此后,我不再需要您的帮助了,您可以放开盘子而又不必害怕它掉下去了。”他果然双手松开了盘子,而且尽快地退了出去。所有这些先生们都看到了该水盘悬在我手执其耳的雪盆底部,他们感到了极端惊讶。他们径直向前并以手指触摸新冰,拿起这两件已凝结在一起的器具,并非是十分小心翼翼地触摸它们,躲避着落到他们衣服上的雪水。我对他们说:“请稍等一下,先生们,你们感到非常满意,从而使你们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在将水盘底部放在火上烤了一段时间并以同样的方式将盆翻扣在火上之后,我手中便只剩下一块很纯洁和很明亮的冰了,每个人都想触摸它并在火把下观看它。那名很轻信的进士既不相信视觉,又不相信触觉,于是便打碎了盘子,将其中的一块冰放在口中,认为味觉比其他感官能更忠实地证明事实的真相。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中国人在盛夏时不仅要饮水,而且还吃大块的冰,却又不使之有害于健康。在他吃掉一块冰之后,便惊叫:“这确实是冰,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冰。但我承认,如果这种变化不是在我面前出现,那么我永远不会相信其可能性。”

但是,先生,我并未意识到在向您讲述一次奇遇时,会使您感到无聊和厌倦,因为它根本不会引起您的兴趣,也不会使您有任何收益,可能仅仅会使您学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人的才能和性格。如果这是出自我一方的错误,那么它就应该受到原谅了,因为这是由于您对于冰的讨论才使我犯了这样的错误。

在这次试验的翌日,我随皇帝前往狩猎。这些先生们也完全如同我一样仅仅是普通观望者,他们在迫不及待地想与我在一起时,便可离开其队列,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如同前一夜一样,他们也徒劳无益地试图制冰,模拟他们所看到的我的做法,他们非常好奇地想知道妨碍他们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我回答他们说,他们只需问一下翰林院大学士就可以了。大学士说:“是啊!先生们,我已对此做了试验,而且已经成功了。我将告诉你们这一秘诀,但却不是现在。那些缺少信仰的人应该为此而多少付出一点耐心。”他接着对我说:“我很想知道冰雹、雷电和暴雨是怎样形成的。”我尽可能地向他解释了所知道的一切。我的解释并非未遭到反驳,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的反驳却几乎都是围绕着雷电的作用而展开的。他们对我说:“雷经常下落而不是上升,更不是如同火药的作用那样炸散。”我回答他们说:“先生们,我清楚地看到,我还必须以亲眼所见的证据来说服你们。我将为你们配制一种火药,它会如同炸雷一样爆炸,它不是于上空而是于下部发生作用的,甚至能穿透一个于其中加热这种火药的铁盆的底部。”我确实有制造雷汞火药的材料。他们亲眼看到这种新操作工序的成功,更增加了他们对我的崇仰。这就意味着我今后可以欺骗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了。因为经过他亲眼看到的情况之后,他便会情不自禁地相信我讲述的其余一切了。我回答他说:“我无法欺骗任何人,而相反只是希望相当顺利地为您解除在宗教问题上的疑惑,它比对某些自然作用一无所知,会更大地影响您的幸福生活。”

另一天,我们的谈话落到了有关岩石于大地内部的形成方式问题上了。我的回答很简短,因为对于那些仅仅是出于好奇而丝毫不相信地听讲理论的人来说,一种更冗长的答复是非常无益的,这些人将一切都简化到感官证据上了。我于是便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希望我一直把你们带到大山中心地区和道路的尽头吗?而这仅仅是为了使你们用手指触及我刚才向你们讲述的有岩石的形成及其增长的内容?”其中的一位先生对我说:“不,我更喜欢相信您的话,而不是从事特别默默无闻和非常危险的旅行。但是,如果不冒如此之大的危险,您以您的方式而向我们出示一块小石头,那么您就让我们受宠若惊了,您将会发现我们更顺从地听信您讲的有关其他问题的话了。”

我回答他说:“我非常乐意接受您的建议。但不能在这里这样演示,因为我缺少为使您感到满意而必需的一切东西。我将在北京演示,我将在那里为你们造一块石头,而又不使用任何坚硬物体。远不止如此,我将教会你们制造石头,你们一旦从事第一次试验,便会完全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你们付出的代价只是将两种溶液混合在一起。你们首先会看到一次沸腾,两种溶液在搏斗,最后必然会以破坏此种或彼种而告结束,于钵底就剩下一块白色的石头了。但您还记得您许下的诺言吗?即以后在一个更要高雅得多和对您有无限好处的题材上,要更加顺从地听我的话,因为它会使您得到永久的幸福。”那位进士(翰林学士)说:“您自己做曾向我许诺的事吧!我会毫无困难地相信您。”

先生!如果我致信于一个不如您那样具有睿智的人,那么我就会删去我荣幸地向您所写的一切。因为他可能会责备我,认为一名传教士只适宜简单地向不信基督的人们传播教法,而不应该以与他们谈论物理和纯粹的珍异物之内容为消遣。我对这些责备的回答是,历史经验已使过去的所有传教士们都深知,当涉及向该国的大人物和文士们宣讲教法时,人们在开始时,都是通过我圣教的奥义,一般是不能获得成功的。一部分人觉得这些奥义含糊不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们是不可信的。他们坚信外国人没有任何宗教知识,这些人与他们的伟大教义具有可比性。这种坚信使得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听我们的话,他们立即会使谈话转向另一主题。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对自己的尊重、对其他民族的鄙视,都不自觉地通过他们那假装的谦虚和他们偏爱使用的词句而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因此,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则必须获得他们的欢心,以他们大都一无所知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学习的博物知识,来赢得他们的尊重。没有任何办法能更好地促成他们在基督教的神圣真谛问题上聆听我们的说教了。我还必须在这一切之中补充许多献殷勤的语言,以及听取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难题之耐心,无论这些难题是好还是坏,都会显示出我们重视他们的才能和个人功德。由于这些巧妙的谨慎方式,才能使宗教真谛于人们无意识中深入到他们的思想中,深入到他们的心中。

我现在来讲您的信,它是对我有幸于1730年12月致您的信的答复。我于信中向您指出了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发展传播到中国时都很晚的大部分原因。您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我对此提供的理由之可靠性。但您会遗憾地感到,中国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在一片如此美丽的蓝天下,处于与我们的第一批天文学知识的出处迦勒底和埃及一样理想的方位中,中国人却再未于这一学科中取得更大的发展。

对于所有那些仅仅从遥远的地方窥伺到中国的人来说,这一切确实令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样推论的。在古希腊的骑兵司令们计算星辰,确定其大小,提出比前人能更准确地计算日月食的公式时,托勒密在未使用望远镜和天文钟的情况下,便研究天体,确定了自己的天文学体系。我认为,这一时代正相当于中国大汉王朝的第五和第六位皇帝执政年间。中国皇帝也有数术学家,他们可以继续和改进先人于数世纪之前已经开始的工作,正如史书所证实的那样。因此,他们为什么会在如此之好的成就中裹足不前呢?我认为,那是由于这些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与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具有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天资,这就是一些迷信的、懒散的、厌恶任何专心用功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更喜欢一种现实的和扎实可靠的利益,而不是曾在天下发现过某种新东西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和无实际利益的名声。

更有甚者,我还补充说,他们至少也像你们欧洲人所希望的那样害怕新鲜奇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现象是太重的负担。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最低代价,便是自费多次旅行,而且往往是在一个很不舒适的季节,前去向朝廷禀报,而朝廷有时在城内,有时又在行辕。在那里人们把它们视为带来不吉利消息的征兆。因为据他们认为,在天空出现的任何新天象,几乎始终都表示天对于统治人间之主,或者是对于践踏民众的酷吏的愤怒。这可能会在帝国中煽动起叛乱。我很乐意把那些日夜坚守于北京观象台的人,与只希望看到敌人接近的军旅中的探马或前哨部队相比较。因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埃及、迦勒底和希腊的天文学家们从来都没有类似的可怕情况。相反,他们都受到了支持、帮助、赞扬、鼓舞和保护。他们未用文字留给我们任何从外国得到的帮助,这可能是为了不因与其他多人分享这荣耀而减少其分量。这很可能也是(这一点的可能性最大)他们比同时代的中国人更有天才与几何般准确的思想。

无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如何,如果今天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我们获得某种最佳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有自我安慰的理由。但现已显得确凿无疑的是,这始终是指同一种事物。始终都会有些天文学家、一座观象台、一个充斥着那些以常规而推算日历,并且在天文图正确的情况下,能相当好地获得成功的人员的钦天监。很多的工作,很大的开销,致使每年都能做到成功地编制一部历书,以便向各地颁布。王朝变迁本身丝毫不会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在此情况下,始终都必须使登基皇帝以监制或钦定一部历书而开始,把它视为帝国政府的一种主要文件。

我觉得,我有幸在关于中国纪年问题上向您所写的内容,开始消除了您在《哲学的妥协》中读到的那篇颇有教益的论文中产生的顾虑。我自以为是,当您收到我于今年5月写给您的信(它已被寄往广州,附有作为本论文之基础的一页中文文献)时,您将会感到非常满意。我于同一件邮包中还寄出了中国“经”书之木刻版,共有六卷,附有简单的解释。我又从中附上了一页用百种不同方式手写的同一个中文方块字,这个方块字是指人的年龄的“寿”字。我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能使您感到高兴。

我将更详细地回答您向我询问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我的头脑中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中国的多数传统似乎都发祥于埃及。你们说:“历史告诉我们,塞琐斯特里征服了恒河两岸的民族,他们又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他可能到过中国,他为什么不会在那里建立某些聚落呢?”您以中国多种习俗的归纳法而确认了这种假设,而这些中国习俗又几乎完全符合埃及人的习俗。

先生,如果说有些理由可以支持这种历史事实,那么我却有更强有力的理由来推翻它们。您可以通过我向您讲述的这一切,来对此作出判断。征服者塞琐斯特里大约于公元前15世纪时执政,这一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第十一位和第十二位皇帝时代,即商代第三个世家。我们觉得相当可靠的事情,便是塞琐斯特里向亚述人和斯基泰人发动了战争,征服了腓尼基、叙利亚和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希腊史学家向我们断言,他只在九年间曾离开其国。他于此期间中断其征战而班师归国,因为他授权对其王国摄政的兄弟阿尔马易斯正在设法篡位。但是否同样也可以肯定,他将其征服一直推进到恒河流域,并征服了那里的民族呢?这只有我在刚才讲到的远征之后才能实施。如果他从恒河流域来到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区,并且建立了作为其胜利之纪念物的圆柱,正如人们断言在世界各地都是这般行事的那样,其后便返回埃及以驱逐其弟,如果这一切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话,那至少也是令人很难相信的。因为在这一时代,从印度到中国的道路绝没有现在这样通畅易行,尤其是对于一支大军来说,更为如此。我甚至怀疑对于骆驼队非常有用的布哈拉和萨马尔罕那类的城市,当时是否已经在印度存在了,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有益于商人和旅行家的类似站程。

人们也可能会说,塞琐斯特里是否只派遣了其军队中的一支先遣队,以打探该地区的自然及其居民的特征。我回答说,从这一时代起和甚至是在此之前,中国禁止所有外国人进入那里,惟有使节们例外,并且只允许他们携带少量侍从。人们友好地接待他们,向他们赠送厚礼,派人友好地护送他们到达边境,却又不允许其中的任何人留在中国定居。这就是至今仍对所有使节实施的政策。

人们可能会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的和自认为是世界之主的塞琐斯特里,卑躬屈膝到了向中国遣使求和的地步,那是否认为他当时已经了解中国了呢?我认为,他更应该是形成了进入中国并征服它的目标,他也坚信中国人不会比印度人给他制造更大的困难。对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历史中也未曾为我们留下任何踪迹,虽然它经常讲到某些近邻民族的入侵。如果人们愿意的话,那还应该从中加入某些由于偶然巧合而正在那里的埃及人。至于我,我却更趋向于相信,这一时代的埃及人与中国人根本互不了解;这两个民族各自都相信其帝国为世界第一帝国,或者更应该是惟一帝国。

先生,我知道我刚才所讲的一切完全是以一种或然性为基础的,它似乎可能会通过您对两个民族习俗的比较而不攻自破。您对我说:“您在这个或那个民族中发现了使用象形文字的习惯;在中国就如同在埃及一样,以社会等级和部族来划分社会集团;他们同样执著其古老的习惯,同样都尊重父母和老叟;他们同样都热爱科学,特别是热爱天文学;中国有元宵节(灯节),埃及则有光明节;两个民族都有灵魂转世论,可能还有职业的终生制。您说,难道这一切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帝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先生,我承认这种可能性还会向更远的方向推进以进行比较,从而首先激起并形成了支持本处所指相互关系的一种偏见。但是,如果人们更深入和更仔细地对它作一番研究,那么我们就相信大家将会看到,它无法清楚地得到证实。我们就从象形文字开始论述吧。

据组成象形文字的两个希腊字的原形来看,埃及人为指其宗教及其伦理的信条,所使用的都是象征符号或神像。希腊人非常欣赏并大肆吹嘘埃及人的这些神像。由于继希腊人之后的许多欧洲民族,发现它们被雕刻在漂亮的柱子上,于是便轻而易举地相信其中有神秘的内容,但他们对这一切却丝毫不理解。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西方在这些时代尚不了解中国,又偶然地收到一篇中文碑铭,那么他们同样也会欣赏它;而且在那些希望表现自己无所不知的学者中,也会有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提出一种解读来。

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成不变的吗?难道人们赋予这些文字的意义高度固定,以至于人们无法改变它们,而且它们始终都意指同一种事物吗?这其中只有宗教奥义吗?是否有些普通人也以常见的世俗意义而使用它们呢?埃及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它们呢?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但是,为了能够指出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利用了另一方的发现,则无论如何也必须知道这一切。

中文方块字只能不精确地被称为象形文字,它并非是为了供神圣的事物,而是为了供世俗事物使用的。它们都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可以使我们对一种事物产生某种概念。但这不是通过它与其所指事物的任何关系,而是由于人们希望以某种符号指某种东西,与它们的发音基本没有多大关系。这样一来,其后的不同民族都使用了汉文方块字,诸如日本人、高丽人、交州人等。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语言的发音来读汉文方块字,并且赋予了它们与中国人相同的意义。

这些符号如此抽象,以至于人们经常可以变化其笔画数及其外形,而又使之保持着同样的意义和代表着同样的思想。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是否也一样呢?毗邻民族是否也使用它们呢?是否有供世俗生活使用的所有象形文字呢?同一个象形文字是否可以根据在语流中的不同用法,如同在汉文方块字中那样,而具有不同用法呢?

汉文方块字是由仓颉所创,他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当时在埃及就已经有象形文字了吗?先生!您在此问题上可能比我知道得多得多,本人在此问题上从不敢妄下断言。我仅仅猜测到,埃及人和中国人是最早创建了伟大君主国的民族,他们可能需要符号和方块字以书写其法律和治理其民众的条文,而且他们是各自为政地想像出来了这一切。为此,没有需要使它们共同传播。难道大家不是经常看到,许多新发明是几乎同时于欧洲的不同地点开始出现的吗?

至于职业的永久性问题,这一点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相反却是只有很少的中国人愿意学习并继承其父辈的职业,从未曾有过强迫他们这样做的必要性。一旦他们赚点钱,便进入了商贾之列,个别人甚至试图变成小官吏。我于此看到过四五个这样的人,他们有的为我们做鞋匠,其他人则做裁缝。他们离开了其店铺前往各省流动,在三流城市中做小官吏。

灵魂转世论却不能进行比较,因为这是一种晚期的理论,始终为中国所陌生,它在中国如同对待一种来自外国的瘟疫一般经常遭摒弃和诅咒。中国文人撰写了无数的书籍,以抨击这一教派,但他们却未能阻止它取得巨大发展,尤其是在民间的发展: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和尚与佛塔,而皇帝的数目依然比其前世们更多地成倍增加。

先生,既然您于您的对照比较中声称,中国如同埃及一样拥有种姓与部族,那么您就一定是在某些我所不知道的游记中读到了如此之奇谈怪论,这或是由于某人非常轻率地写下的,或者是由于滥用了“种姓”与“部族”的名称,但在中国却不像在印度那样能看到这一切。由于没有一种错误不是程度不同地具有一点根据,所以我在探寻可能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想像的情况。中国也有无耻之徒,但这并非是由于其出身血统,而由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可能被接受为官,甚至平民也绝不与他们联姻。完全如同在公共剧场中表演的喜剧演员一般,那些荒淫无度的大臣、青年中的腐败者、狱卒牢头、那些大堂上按审案官判决的命令而对犯人行刑的衙役们,这些人绝不会形成一个“种姓”或等级集团。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于一种悲惨的遭遇,而不是他们的出身促使他们从事这种耻辱的职业。当他们的后裔获得了体面生活的手段时,便会抛弃这些职业。

还有另一种贱民,人称之为“堕民”。他们只存在于浙江省,特别是在绍兴城,那里的人迫使他们在被隔离的街道中居住。只允许他们经营最低贱和最微不足道的商业,诸如出售天鸡(青蛙)或供儿童食用的小甜点的买卖,或者是在死人入殓时充当吹鼓手。当时完全禁止他们参加科举以获取功名,世人不希望与这些人有任何交往。传教士们正是据此而下了很大辛苦,才使基督徒们变得理智起来。然而,当人们下苦功研究其起源时,却发现中国始终不存在“种姓”的问题。所有人甚至包括绍兴居民在内,都一致认为,这些“堕民”大约都是被元朝摧毁的宋朝末年的王爷们的后裔。由于这些王爷们为征服中原付出的苦劳最多,所以他们后世到处占据地盘,经常拒绝服从鞑靼人。那些逃脱大屠杀的人,则被判定生活在绍兴,与其他民族隔离,处于一种受屈辱的地位。人们发现他们于雍正皇帝执政之初依然如此。雍正在一份为反对一种如此令人发指的差异而颁降的诏书中,命令“堕民”们应受到与其他臣民们同等的待遇,他们可以参与科举并取得爵位,以便其中出现贤士时,也能够充任国家公职(雍正废除堕民籍,见(清)萧奭:《永宪录》,卷二下,《鄂尔泰奏请除绍兴堕民籍》。——中译注。 )

这道圣旨颁降天下,任何人都未曾提出过异议,惟有绍兴文士们例外。这些人思想活跃,他们的部分荣誉便是侮辱这些不幸的人,他们有权随意极端轻蔑地对待这些人。他们反对有人希望对这些人作出的赦免或圣宠,会乱哄哄地去向该城的知府告状。该城的知府感到非常棘手。因为当在民间出现骚乱时,知府深知将暂时失去其职位,那就如同一个缺少才能的人去施政一般。然而,知府是不缺乏才能的,他想出了一种可以获得成功的计谋。他将“堕民”中的显贵人物传到其大堂,用华丽而动听的词藻向他们宣布了皇帝的浩荡皇恩。他然后又如同用自己的语言一般地补充说,这种皇恩是有条件的,其中第一项条件就是他们自己不从事普通职业。这些可怜之辈于是便抢天呼地地打断了他的话,声称有些人为了自己的荣誉,想让他们饿死,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双方都有难处,他们便未作任何结案地下堂,各自悻悻地离去了。继此之后,“堕民”中的那些略为盈实一些的人家,便离开绍兴而赴他处安居。其中有几个人来到了北京,现今均已进入仕途;其余人也逐渐地摆脱了那种奴婢地位。

另类人是世人称之为“干家”干家,中文原名不详,大概是船工或船家的讹称,可能是指“客家”。——中译注者,其地位同样是令人蔑视的。正是这些人,今天将装载大米的船舶从各省运往京城以囤积于皇家国库。先生!您知道是元王朝令人挖掘了这条著名的大运河,以通过水路,不仅自南方诸省北运大米,而且还有供朝廷使用的其他诸多物产。他们把驾驶这些小小舟船视为一种艰苦而又低贱的职业,因而指定由那些因犯有个人过失而被判处流放的人来从事。其中的某些人成为船长,而其他人仅为普通船工。当时要让每个船工连同其全家都登上船,他们再没有其他家了,无论船只是在行驶中,还是停泊抛锚,都完全一样。有人向他们提供大米,以及他们为维生所必需的一切物品。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变富了,因为这些人既不交水上运费,又不纳关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许多商品都装在船上,以供到北京销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当朝皇帝执政期间,他明令禁止这些人为自己或为其他人的私利而搭载一定石数的大米之外的其他物品,他们为此而必须在到达北京之前交纳34次关税。这样一来,皇帝对他们如同对其他人那样,广施皇恩,却使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使这种走私变得几乎无利可图了。因此,他们变得比过去更为贫穷,已无法提供抚养其孩子们的经费了。当这些孩子们想考取某种功名时,他们必须经过漫长时间的求学。

先生,这可能就是得以造成声称中国有过“种姓”的理由。如果这一切足以使人确信无疑的话,那么我们同样还可以说,欧洲的那些被判处苦役或流放的人,也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种姓。其余的中国人则被分成了文人、军人、商人、匠人,完全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

我现在来谈一下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元宵节或灯节,人们认为可以将此与在赛邑(古埃及地名。——中译注)庆祝的节日相比较,中国人的这种节日也可能起源于赛邑。因为中国人的元宵节要比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中译注)介绍的那种埃及节日晚许多,至少从其知名度上来看是这样的。我曾经就向中国人询问这一节日的起源,他们所有人对我的回答基本如出一辙:它是为了赞扬皇帝才设置的,在年初为百姓表演一场节目。其中一人向我指出一本书,其书名为《事物纪原》。此书系于前朝成书,共分十小卷《事物纪原》十卷,系宋人高承撰。——中译注。这是一部有关习俗及其起源的文集。作者列举了他所写内容的征引书目。下面就是在有关灯节的条目中讲述的内容。

在唐朝睿宗皇帝统治期间,于被称为“先天”(此处《事物纪原》原书有误,“先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而不是睿宗皇帝的年号。——中译注)二年时,某一位叫做婆陀的人请求于元月十五日夜点燃灯百千盏,皇帝出宫以亲眼目睹这一景观。为了与民同乐,他命令开放门禁,即整夜不关城门,允许在所有街道中自由散步,而不必害怕受阻。人们在同一部书中还可以读到,在宋朝开国(公元960年)皇帝统治年间,帝国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皇帝希望灯节一直持续到同月的十八日,以使他与万民同乐。但继他之后,这些娱乐活动被压缩为三天,于十七日结束,正如当今仍在实施的那样。这一节日伴以各种烟火。同一作者于下文不远处又补充说,在周王朝统治年间(未具体指出时间)要在祭“天主”时燃灯,在汉代,当佛教传入皇宫时,该皇帝(指汉明帝。——译者)便下令燃灯,以使佛法更为光辉照人。

还有另外一部书,叫做《千家类书》(疑为《干家类纂》。——中译注),如同前一部书一样,是引自作者阅读过的不同书籍的习俗集本。他提出,在共延续了八个世纪的周王朝执政期间,有一位他未指名字的皇帝,允许元月十三日夜出街。作者补充说,这就是燃灯。

先生,这就是我找到的有关灯节(元宵节)的全部资料。虽然这一节日在中国很古老了,但它似乎是在睿宗皇帝时代才变得著名起来。我让您来定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埃及人在时间上是最早庆祝灯节的。

有关在中国和埃及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其他相似之处,诸如他们对于先祖习惯那不可侵犯的执著,对于双亲、国王和老叟的尊崇,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酷爱等,我仅仅讲述我想到的情况,而不企求让别人服从自己的看法。

在民族大分散之前,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都从其父亲那里,至少是在口头上,学会了有关科学和风俗理论方面的知识,尚且不讲他们在诺亚洪水之前,从那些最年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由于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切,所以当他们进入诺亚方舟时就已经结婚了。诺亚可能继续向他们施教。如果诺亚更偏爱于此者而非彼者,他的选择就不可能会落到含的身上,此子于其后裔中不大受到尊重并受到了责骂,埃及人便出自于含的后裔;诺亚的选择更有可能是落到闪和雅弗身上,他们都是受恩宠的孩子。雅弗及其后裔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受到的教诲,但在中国繁衍子民的闪之后裔却截然不同。他们很早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大帝国,如同同一个家庭一般地治理其国。这是使他们从其先祖那里接受的风俗习惯与科学的重大准则得以延续的真正办法。

埃及人也是最早(如果要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是所有民族中的最早者)形成一个帝国的民族,他们培养科学精神的发展。如果大家愿意这样讲,那也可以说他们比中国人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他们可能具有更多的天才并更好地致力于学习。无论如何,我觉得大家始终都可以说,中国人和埃及人自分别之后,便再无任何联系了,但却在许多事情上颇为相似。他们各自于其一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根据各自思想的差异,发展了其文化底蕴。因为即使在几个兄弟之间,这种思想差异一般也都甚为悬殊,更何况在他们的后裔之中了。

先生,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则是世人在尊敬父母和老人问题上,在中国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了比较。这些人应该是对其父的罪孽确有憎恶。由于我仅仅在文集中阅读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对于有关他们的具体情节只有一种很有限的想法。这两个民族之间会在今天出现巨大差异,便是其一方几乎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而另一方却在同一基础上始终在延续着。埃及人现在变得如何了呢?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法律、他们的习俗究竟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昔日的强盛只剩下一大片断壁残垣及其带题记的断裂柱子了,战胜他们的人摧毁了一切。由于其王国既不太大,人口也不多,故而无法阻止其敌人的征服。

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中国也曾多次战败过,但它却削弱了其战胜者,迫使敌人服从战败者的习俗,并使胜利者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以至于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辨认不出他们来了。这是一片海洋,它使所有注入其中的江河都变成咸水。我是希望说,中国的征服者们被迫按照中国的法律条文、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来统治该国。他们既无法改变汉人的性格和语言,甚至也未能将他们自己的语言传入他们建立朝廷的城市。总而言之,他们的后代都变成了汉人。

金和元王朝便是这种现象的一种明显证据,这一证据又被现今仍在位的鞑靼——满族人所确认。他们能够改变的仅仅是衣着形式,及迫使百姓剃发。其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来了。在他们入主中原尚不足百年时,他们在风俗习惯、举止风度和外形方面都已经彻底汉化了。他们只讲汉语,即使在北京和在满族人的家庭内部都一样。他们甚至必须将其孩子们送往学堂,学习用鞑靼语读书和写字,以便能够进入使用这两种语言的部院;在各省中,人们根本不知道怎样讲满语,在一万人之中,也只能勉强发现一个人会很困难地使用这种语言。

上文已经指出,中国人是出自于闪的后裔,但又未具体解释清楚他们是闪的儿子中的哪一位。我们的一名传教士曾写道,中国人出自法勒的幼弟约坍,法勒与约坍二人均为希伯的儿子。我个人认为他为此而提供的理由证明不了任何实际情况,于事无补。

第一种理由是,《圣经》中继提到约坍的十二个儿子之后,又指出(《创世记》第10章,第30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西发山位于阿拉伯半岛(正如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绝非是这些山脉之一形成了伊玛奥斯山,这后一座山脉的最南极位于西藏境内,叫做冈底斯山;另一部分即恒河的发源地,叫做朗格尔;其直到鞑靼地区的北部叫做贝尔羌,即今天的阿尔泰。这些通向中国的道路并不为约坍所熟悉,这些名称也都晚于最早居住于山区的人所起的那些名称。

他所依靠的第二条理由是,由于是尧皇也被中国人称为尧唐,此名酷似约坍 ,所以正是约坍或其孩子们在中国繁衍居民。这条证据(如果这确实是一条证据的话)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并将绝对会被希伯莱教徒们所摒弃。其主要原因在于约坍本人,因为人们无法证明他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至于其后裔们的情况,我看不出会有更多的理由断言他们缔造了中华帝国,或者是有理由断言约坍的其他兄弟的后裔们会这样做。

但无论是闪(中国人即出自于他)儿子中的哪一个,他们在进入中国时,似乎继他们之后而关闭了中国汉地的大门,非常严格地只为外使开启城门。我觉得颇为令人瞠目的一点,则是他们的西部近邻,从西藏一直向南的查谟(这些人也可能是闪的后裔,无论后者在风俗习惯、语言、面部轮廓以及全身的外形方面,与中国汉人有多大差异也罢;他们是一些粗俗的、无知的、懒惰的人,而这些实质性的弊病,在汉人中却非常罕见。当这些鞑靼人中的某一位到达北京时,人们便会向汉人询问这种差异的原因,而汉人便回答说:“水土所致。”也就是说这一切均出自水土,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使人体,甚至使其居民的思想都发生了某种变化。

我觉得这一切比在我见过的其他所有国家中都更为真实。我还记得,当我随皇帝銮驾前往巡视鞑靼北纬48°地区时,我发现有南方的汉人定居于该地区。他们的孩子变成了真正的蒙古人,其头缩在脖子上,双腿的膝盖外翻,于其整个风度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不洁。我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过去曾有几个埃及人进入中国并在那里定居,那么他们也完全变成了中国人,以至于不再有任何往昔的遗痕了。居住在河南省会开封的一小批犹太人的情况也如此,遍布在整个中国的回民(摩尔人)情况也如此。如果他们不注意保持诸如割礼和忌食猪肉那样的其宗教的外部标志、诸如白布帽那样的某些穿戴标记、蓄留剪短的小胡子的习惯,以及他们制定的只能内部联姻的法律等,那么人们就完全无法辨认出他们来了。

先生,另外还有一件您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在中国经常出现歉收的荒年饥岁。您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中国人是勤劳、朴实和具有高度技巧的人民,居住在世界上的一个最美丽和最肥沃的国家,皇帝以其英明和智慧而形成了该国的主要特征,让他们来治理整个国家,他们怎会经常面临报界经常提及的这些饥荒呢?也就是说,怎会经常面临人类技巧最容易排除的那种天灾呢?人们在欧洲却会看到一些贫瘠的国家,由缺乏多种此类优越条件的民族居住,但他们却从未或者是几乎从未受饥荒折磨。我承认,这种异议更受那些未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所接受。仅仅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也不够,必须对在这方面出现的事多作思考。

先生,您因此便已观察到,在一个荒年饥岁时期,汉族人不可能从其邻居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们相反却被迫向其邻居提供帮助。如果您先从南方省开始,再北上经由贵州、四川和陕西诸省,一直到达万里长城,那么您就只能会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大部分由某些尚不开化的人居住,人们称之为“苗子”、“长仡佬”(。他们拥有自己的头人、自己的法律,并且操有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经常入侵平原地区,蹂躏辽阔的地区,而人们至今却又从未能驯服他们。特别是今年,他们拆毁了清朝政府军的兵营,抢劫了邻近的城市。清朝皇帝必须派遣由各省抽调的二万大军驰援,以使之与平时驻守边境的军队会师在一起。

在中国的北部是蒙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驯服的民族,但却懒惰,仅仅为供自己食用才播种五谷,其畜群弥补了他们在食物方面的匮缺。长城附近的许多贫穷的汉人在三四十年之前,获许越过长城。他们开垦并耕耘了最好的土地,收获了他们消费不完的小米,于是便将多余部分运往了中原。

在中国的东北部是辽东省,我曾从其一端穿行到另一端。其省会叫做沈阳,满族人称之为盛京。整个地区酷似法国洛林和勃艮第伯爵封地。该地区很肥沃,但由此运输粮食却太远了,于冬季根本无法通行。但冬季正是从那里向北京调运大批的冷冻野味和冻鱼的季节。或者是按照汉人的说法是带“冰衣”的肉类。

朝鲜并不向中国提供任何粮食。江南和浙江诸省都东部临海,距日本也只有三四日的航程。但据我们所知,它们的任何船舶都不敢冒险去那里寻求粮食。这也许是人口已经稠密的日本,没有剩余粮食了;或者是自它闭关以来,受到了过多的当众羞辱。

中国南方的福建省濒临大海,面对台湾岛,它只是属于中国的一道边境线,当台湾受饥荒之苦时,大陆则必须向它提供粮食。

广东省的南方只有大海和某些遥远的土地。我尚记得,在某一年,那里的大米极其昂贵,康熙皇帝将我与另一名葡萄牙耶稣会士召去,向我们询问澳门城是否可以为广州城提供大米,一直等到从其他省份运往那里的大米到达为止。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地听人讲到,澳门既没有大米库存,也没有小麦、水果、青苗和肉食,它一般都要从中国大陆获取一切生活必需品。

我最终结束了浏览整个中国。先生,您已看到,中国中原的周边地区无法在需要时为中原人充当财源。因此,中国始终处于与法国在1709年基本相同的处境。尽管中国当时有些富庶的毗邻地区,但它却无法从那里获得任何东西。这些邻邦甚至要由中国来供养,因为他们全力反对中国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援助。敌对的和贫穷的近邻,与人们在荒年饥岁中所期待的帮助相比较,这完全是一样的。

假如情况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中国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它从其不同各省获取养活其数量巨大居民的物资,这就是那些贤明皇帝们自古以来都关心的国家大事。事实上,并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一定规模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仓,以便在困难时期减轻民众的饥苦。人们至今尚可以读到古代皇帝们的诏令和上谕,其中对于其受灾臣民充满了最温柔的词藻。皇帝们声称,他们在未能减轻大众苦难时,寝食不安。

我认为,中国由其汉族皇帝统治的时期,皇帝视其臣民如亲生子女;他们必须在颁布诏令之后严密监视执行。今天,从理论上讲,依然如故,皇帝仍以同样的方式降旨,很容易使得在各省份接到已颁布的诏令的官吏们不折不扣执行它们。但在朝廷中,人们都恢复了这些美好表达方式的真正价值,由此缺乏采取执行这些诏令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只有半数诏令才能有效回应。只有皇帝才爱其子民,而在皇帝依靠为其效力的官吏中,其爱民之心却无法与皇帝相媲美。因此,这就是本国出现的一切灾难的原因。

当在某省或者仅仅是在某一地区歉收缺粮时,无论是由于极度的干旱,还是由于某次突如其来的水灾,大官吏们都会使用官仓,开仓放粮济民。但他们又经常发现官仓空虚。正如我将于下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令人搜集资料、进行查验和追查,尽量拖延将这一切通报朝廷,因为这都是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等到不能再拖延时,才最终向朝廷上表。这些表章传到了北京的朝廷部院,经由多道手传递,数日后才上奏皇帝。皇帝立即命令朝中权贵们聚集起来,讨论减轻民众苦难的方法。在等待期间,皇帝颁布非常动听的诏令,人称之为“上谕”,在整个帝国中发布。接着便是有司衙门的决定,它在一般情况下是请求皇帝委派宫中最贤明和廉正无私的官吏负责放粮赈民事宜。他们有时也亲自向君主推荐。当任命了承办官吏时,便向他们宣旨。如果人们希望他们能行动得快一些,那就要向他们提供驿马,他们从此之后就要由国家供养。如果不向他们提供任何这类设备,那么他们就必须自费旅行,他们于是便会要求得到为准备出发而必需的时间。人们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天数。他们接着就要询问到哪里去采购大米,如果当地没有米的话,那就要询问到哪里去取采购米的银钱。最后,他们希望见到皇帝陛下,以接受其最后的敕令。朝臣们会因他们尚未启程上路而指责他们。因此,他们出发了,大家看着他们经过那里,平民们便会说:这就是将去赈济其省贫民的钦差。他们在未爆发灾难的地区,到处都会受到一片鼓掌声;但那些受灾者们,他们在药品到达之前,尚有时日以待死亡。那些尚未处于绝境者,便尽最大可能地艰难行走,以便利达其他自信能继续生存的地方。始终会将他们大队人马中的一大批人抛弃在路上,这些人必然会因穷困而死去。

以上便是在最偏僻省份的惯常做法。因为在朝廷和附近的省份中,有可供十年消耗的大米供应。在北京,从来都不会发生价格暴涨。如果价格略有上涨,那么皇帝便会以平价向民众出售官仓的粮食。对于其他省份的缓慢行动,却出自于其他多种原因。我将触及其中的几种原因,它们是可以使你们了解事实真相的。

第一种原因是,那些负责官仓的首席要员们,都将官仓的看守工作委托给了一批货真价实的贪官。这事实上就如同一批饿狼看守一家鲜肉店一般。这些流氓恶棍使用千般花招进行盗窃。他们向一品大员们呈奏,后者再直接上表皇帝说,仓储大米太陈旧了,潮湿已使之腐烂,米蛀虫已将米蛀之一空,绝对必须将大部分大米更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抛售,以重新采购,但这样做会使皇帝遭受重大损失,最佳对策是在米价最昂贵的月份,把它们分配给那些可靠的人,一旦新粮收获,他们都必须以优质粮归还,甚至还可以加收高利息。一旦当这些粮仓管理人获得准行之后,他们便将这些事实上是完好的大米抛售给富人,买主以现钱支付,然后再以此从事投机交易。当有上司视察粮仓时,这些贪官污吏们便出示那些带双层底的大箱子,其中只装有很少一点大米。他们声称其他的箱子都是空的,因为今年收成很不好,人们只能归还一部分,其余的将会逐渐返还,不应该向负责人施加压力,因为害怕他们逃离该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次饥荒,那就要将此呈报朝廷。朝廷于是便会下达开仓赈灾的圣旨,人们便会发现所有粮仓都空空如也!那些往往从中得到了全部利益的官吏们,都会为他们的渎职而受到惩罚,朝廷或把他们免职,或把他们召回。“硕鼠”(正如本地对于贪官们的称呼)们被逮捉、桎梏加身、受到鞭笞或被流放,最后是所有人都被判处连带负责地退赔。这一切都要求时间,对于目前的灾情却丝毫无济于事。黎民百姓始终在等待和怀着希望,在无任何减轻负担的希望中死去。当该省摆脱了其无益人口之后,便会再次变得富裕起来。

饥荒的第二大原因并不是如同人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我承认,众多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切。然而,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但这是由于那里不充分地珍惜所有的粮食才造成了饥荒,人们令人震惊地消费粮食,以酿米酒和烧酒。无论是在南方诸省,还是在北方各地,这就是一大灾难之源。该地区的那些统治者,对这一点不会不知道,但他们反为此而提供了一剂无效之药。例如,他们多次严禁在这个北直隶省制造烧酒。到处张贴朝廷的布告,并由统治者们在所有的城市中公布。那些被指派从事巡视的人遍访所有的酿造厂。如果酿造厂没有东西给他们的话,那就会摧毁所有的烧锅。但如果酿造厂以金钱贿赂官吏们,他们便视而不见,然后便往其他地方去施展同样的伎俩去了。首席官吏有时也会亲自出巡,那就会抓捕酿酒工人,再将他们投入监狱,判处他们被鞭笞杖责和桎梏加身等惩罚,但从不会对他们判处死刑。这样一来,酿酒者们便会变换地点,隐蔽起来,然后再重新开张营业。

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纯属演戏般的样子。因为无论是在城市中,还是在其他地方,人们绝不禁止出售普通的黄酒和烧酒。每天有大量装满这种商品的小车驶往北京,它们在分散于城乡一千多家店铺中销售。商人们在城门口要交纳关税。如果他们想实实在在地执行禁令,那么难道他们不会令人关闭这些销售烧酒的店铺吗?难道他们不会对首次售酒课以巨额罚款和二次售酒便被谪遣,而禁止销售它吗?但对于应在这方面作出表率的人来说,自我禁止这种饮料的代价太昂贵了。

这种烧酒造成的恶果并非仅仅是饥荒,它还是在诸大城市尤其是在北京经常发生火灾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且听其详。中国人不喝未被加热的普通酒和烧酒。特别是在晚上临睡之前,他们都要饮用酒,尤其是商贾、匠人和兵勇们更为如此。他们每个人都于自己的卧室中有一个石炭炉子,于其上面熬米饭、煮茶并同时加热他们睡觉的土坯炕。他们也是在同一个炉子上,于晚上温热这种烈性酒,就着咸菜而饮酌,只花很少一点钱便可酩酊大醉。他们会让这种烧酒溢入火中,火苗很快便会直冲天花板,而他们的天花板又都仅仅是以柳条编织物搭建而成或者是用纸糊框架搭成,其高度不过超过人头高度三四尺。这样一来,一刹那间,整间房子便陷入了一片火海。因为商贾们起居的房间和大部分民宅,仅以墙壁的主体而与邻居相隔,房架往往都互相连接在一起。火势迅速蔓延,在人们得以扑灭它之前必会造成巨大的火灾。

我们除此之外还应补充一条,过度地饮用酒精饮料,会造成大批小民死于一种叫做“噎食”的疾病,人们尚未找到任何可医治此病的良药。这种饮料逐渐地烧毁了喉咙,使食道和上呼吸道严重干枯,以至于使人无法下咽任何食物,甚至不能吞咽清水。这样一来,由于缺乏营养,病人便必死无疑。

如果不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就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在中国过去绝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人们刚刚在一个世纪前后才极稀罕地看到这一切。在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确实是于民间流传一种疾病,但它只能夺走很少人的生命。因为一旦降雨时,它便停止流行了。然而,当饥荒爆发时,人们会完全忽略为此提供药剂。那里很快便会麇集起一大批小偷,其逐渐增长的数目可能会在一个省内造成动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地下命令,来来往往运输东西,似乎是作出了许多运动,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很高兴,一直到再没有饥民为止,或者是一直到民众再不愿意接受救济或再不能赈救他们为止。这样一来,这不是用一种基督教的慈善去拯救贫穷人,而使赈灾仅仅成为国家的一种理智行为,或者仅仅纯粹是天生的慈悲心的补偿。那些受痛苦折磨的人在必需的时候,则很少会减轻痛苦,或者是以他们所需要的方式减少痛苦。

先生,您曾向我询问,此地是否出现过北极光。您希望我向您汇报这一切,但我在这一问题上却无法使您感到满意。在这里,天空拒绝向我们呈现它在巴黎使您们看到的那种美好景象。我几乎可以相信,这是天主出于对中国的那些可怜的数术学家们的慈悲,出于我已有幸于上文向您讲过的那些原因。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您那部有关这种天象的精辟论著的到来,我将会手不释卷。我希望能从中找到可以澄清我在此问题上的某些怀疑的内容。现在没有必要向您作详细阐述了。我仅仅向您指出,我并不觉得如此一点火光和如此一点亮光,会出自我们的大气层。我是想说,环绕着整个地球的这种流体,人称之为“大气”或“空气”,于其之上必然还有其他发光物质。它永不休止,而是在循环流动,或者上升,有时也会下降得很低,以达到我们大气层的边极或其巅峰,并且以某种方式而自燃发亮。这或是由于这种混合物体造成的发酵所致,或者是由于与其他异体相撞而成。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火出自以钢碰撞的燧一样。撞击体既不一定具有能令人感觉到很大的体积,也不一定具有特别大的重量,以至于使我们的大气能在某种极限内支撑它,并使之于其上部漂浮。先生,您是否相信,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如此之圆,以至于它不会根据地球地势的特征,而具有高低、三角状和金字塔形之别呢?它们对此能垂直性地相适应。因为我觉得,大气并非到处都一样粗大、浓厚、密集或沉重。它根据当地的特征而有别,最粗大的气柱挤压最微小者,并使之上升到其他气柱之上。因此,这些气柱很容易遇到我已讲过的那种物质。假如这些气柱具有易于着火的倾向,也就是说它们比附近空气的其他气柱或气基有更多的硫分子,或其他可燃物,那么它们就会着火。

北极光的回归则相当清楚地说明,造成它们的物质都往往返返,接近或远离我们。但这种不规则运动是自何处而来呢?使之转动的原因何在呢?北极光与其他异常天象(如与黄道光、彗星光等)具有某种关系或联系吗?这是我所不知的事,也是我可能要阅读您的著作而努力学习的内容。

在写完我的书简之前,我将以该国的一种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新闻来结束它,您可能在某处已有所闻了。10月7日,雍正皇帝正照例上朝,从正午12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钟,突然感到不适。他于是便退朝以略作休息并服用了某些药。同日晚9点钟之前,便于御园圆明园晏驾,享年五十八岁,这是其临朝执政的第十三年。其遗体于子夜后扶灵回銮城内宫中,就如同他仅仅是一般患病一般。数日之后才发丧,称他仅于本月8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大行。

在雍正拥有的数位皇子之中,现在仅剩下三人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非嫡出。皇后薨逝已有时日,未为他生子。三子之中的长者年龄二十六岁,在无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登基,虽然他只是被秘诏立为太子的,也正如他自己面对全朝文武大臣而宣布的那样,向他们指出了立储秘诏的年月日和地点。

举国臣民们获知在8月之后将会出现日食。他们不会放弃机会无聊地议论皇帝的这次暴卒,就如同日食提前对此产生了影响一般,因为这一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都是在属仍归于晏驾皇帝的年号中流逝的。下一年初才改元并启用新年号,已经决定新年号为乾隆。

最后,10月16日,日食应为1指21分宽,它应始发于7时3刻2分,结束于10时1刻3分。但在这个季节,极其奇特的事情是,从一清早起,天空便布满了乌云,以至于使人们既看不到日食的初食,又看不清其复圆。这些乌云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快,因为日食的前夕和后一天的天气都非常晴朗,在观象台上与戴进贤和徐日升一同观察的中国数术学家(天文学家)们,则为几乎什么也未看到,而感到沾沾自喜。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观象台,禀奏新皇帝去了,向他恭贺。因天公为嘉奖其孝道及其他道德,使他避免了看到已被食的太阳之悲感。难道仅这一点尚不足以证明我上文所说的情况吗?即天文学在中国正在日渐衰落。如果那些专门负责观天的人,也只希望看不到任何异象,那么中国怎能会在这方面取得进步呢?我荣幸地致信于您。

 

81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同一耶稣会的杜赫德神父的信

(1736年10月8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继续向您报告,我在利用闲暇时间,通过对中国植物志的阅读而作出了某些考察。如果这本小书能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植物志,那么我将会对此感到十分高兴。至少,它可以用于使我们了解中国人的天才,以及他们对于自然产品的思维方式。

我将以一种叫做“柿子”的树而开始论述,它以其树形之秀美和果实之美味而非常受好评。我已经风闻多位传教士都讲到过它,我也如同他们一样曾想到,此树是否在欧洲暂付阙如。我始终不能摆脱这种想法,即此树可能会很容易地在欧洲生长,因为人们不仅在中国南方发现了它,而且也能在北方诸省,甚至在北京的小山谷中看到它的身影。这就促使我向您邮寄其种子,您可以以此来做试验。显然它也生长在寒冷地区,但我却认为热带地区对它更为适宜。必须在一开春,便将这些种子播下去。

虽然我经常吃这种水果,虽然人们向北京运送大量这种柿子,尤其是在这一季节更为如此,但我从未见过结柿子的树。我曾根据在植物志中读到的内容和不同传教士们向我们作的报告而作过论述,他们都看到过这种树并置身于能仔细观察到它们的范围内。

我们的法国神父们在他们测绘地图时,曾在中国的所有省份中旅行过。他们曾告诉我说,在山东与河南两省,田野中长满了这种非常漂亮的树,甚至有些柿子树如同核桃树一样粗大。这种柿子树生长在浙江省,所结果实比其他地方的树更为优良。其树皮始终为绿色,永远不会如同其他树那样变成黄色或淡红色。这些果实甚至在整个冬季都能保鲜。人们很容易设想,当一棵这样的树结满果实时,便会将它们当做是橘子,非常好看。

有人将结有果实的柿树叶带给了我。我觉得这些叶子具有与核桃树叶同样的形状和颜色,惟有柿树叶不太尖锐并在外缘呈圆形。其树阴如同核桃树阴一样有益于健康,但人称于其树阴下睡觉却很危险。一名中国作家曾高度重视此树,曾建议文士们于其住宅附近栽一棵这样的树,以便前往树阴下休息。

这种水果的形状并非到处都一样。有的是圆形的,其他的则略呈长圆形和椭圆形;有的略呈平状,在某种意义上是分为两层,酷似于中间连接在一起的两个苹果。上等果的大小与柑橘或者是柠檬不相上下。它们在开始时为柠檬色,稍后便变成橘红色。其皮软而薄、干而滑。其果肉开始时坚硬,略有涩味。但它随着成熟而变软,最后变成了浅红色,并且具有一种甜而适口的味道。甚至在完全成熟之前,当剥去皮之后,这种果肉仍有某种令人爽口的香甜而清涩的味道,从而使之具有了一种收敛和保健的药效。

这种水果含有三至四粒坚核,坚硬,呈椭圆形,含有种子。有的果树是通过人工嫁接的,已经无核,它们最受好评。此外,这些水果很少会在树上成熟。当它们长到自然个头时,人们于秋季把它采摘下来,再储藏在稻草或筛子之中,它们在那里完成其成熟过程。

这种细节只适宜人工负责栽培的果树。对于那些“野柿树”,它们则具有一种弯曲的树干,树枝交织在一起,树上长满了小刺,其果实并不会比一个小品种的玫瑰色苹果更大。如若法国的某位精明的园艺家认为,此树应被分在欧洲山楂树的纲中,那么这项决定会使我感到满意,这也正是我对此问题的看法,那样人们便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枇杷树”。此名对于欧洲来说会不那么粗俗了。

培植果树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它们多次嫁接的艺术。中国人非常注意将它们嫁接在一种被称为“枇杷”的树上,我可能见过此树而又不认识它,但我认为只要把它嫁接在本树上即可。当经过多次嫁接后,其果核变得很小,甚至果实无核。我曾在一部中文书中读到,桃树或者更应该是一种黏核白桃树被嫁接到了一棵柿树上,从而结出了味道鲜美的金色大桃。我们的那名中国植物学家声称,柿树的果实性甘而寒。他还补充说,当吃过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果实时:1.它会使听觉和嗅觉不受空气流动的影响。2.它可以使下腹部的紊乱功能得以恢复,并能治愈腹部的高烧。3.它能保持口腔的清爽。4.如果在吃这种果实时,再喝少许以大米酿制的本地米酒,那就更应该是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但另一位作者却指出,这是在饮热酒,这种习惯不存在于欧洲;相反,如果有人在一次吃饭时突然醉倒,那只要吃点这种水果,便会解除兴奋状态。同一位作家还征引了另外一部更为古老的著作,它承认柿子树有七种巨大优势:1.它能生长很多年并始终结果,很难枯死。2.它向远方扩展一片漂亮的树阴。3.鸟儿不敢在此种树上筑巢。4.它不生蚜虫和严重损害其他树木的任何害虫。5.当它布满白霜时,其叶子便会呈现非常美观的各种不同颜色。6.其果实形美而味佳。其落叶可以用来肥田,如同最佳肥源一般。

第三位作者在对该树大加赞赏之后,又声称无节制地食其生果者,可能会使淋巴感到不适。虽然将柿子晒干更有利于健康,但若过分贪食,则会因它引起胃肠道气体而感到痛苦。此外,想及早获得柿果的欲望,则往往会使人们于成熟之前而采摘它们。但却有多种对此作出补救的方式。如果人们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将生柿子贮藏十天,那么它便会失去其天然的涩味,并获得一种甜味,人称它就如被蜜渍一般。把它们浸泡在注意经常更换的水中两三日,更会加快其成熟。但应注意到,它被这样浸渍便会变得性寒。有些人为了使柿子迅速成熟,则把它埋在盐巴中,这是一种使柿子脱涩的妙法,但它对人的身体健康并非很有利。其他人则让柿子在草木灰制成的热灰水中泡三四天,但这种强行促熟又有其不利的一面,尤其是对于病人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习惯于把这种水果晒干成柿饼,其方式基本上如同晒无花果干一般。下面就介绍一下他们是怎样制作柿饼的:他们选择那些个头最大和完全无核的柿子,如若有核即要先除尽;然后再慢慢地用手压榨这些果品以使之变平,接着把它们摆放在太阳下或露水下晾晒。当它们变干时,便将其收集到一个大容器中,一直到它们显得表面上如同覆盖一层白霜一般为止。白霜事实上是柿果含糖精的汁液,它们浸透到了其表面皮上。经如此调制的这种汁液使食用这种干果有利于肺部的康复。当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晒干的柿饼,看到其上面覆盖着一层其自身产生的糖粉时,我简直不知所措了,我把它们当做无花果了。经这样加工后,它们便很容易贮藏,完全不变质,可以给病人吃。采购它们的最好产地,便是位于山东的青州地面,这很可能是由于该地区的果实个大而坚实。事实上,当它在成熟后刚被摘下来时,即使是将其皮稍微切开一点,便以嘴唇吸吮其中的营养果肉,它非常甘甜而可口。我不应该忘记指出一点,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重复了两次,这就是在同一餐中,不要同时食用柿子与虾蟹。他声称在它们之间会产生相克作用而使人致病。因为这是汉字“忌”的真实意义,这两种食物会在胃中爆发互相作用,从而造成巨大疼痛,尤其是会造成一种很危险的腹泻。

我将向您介绍另一种果树及其被称为荔枝的果实,这种果实受到了所有那些撰写过有关中国著作的人士深为赞美,包括那些曾见到过并经常品尝荔枝的欧洲航海家们,个个都只会赞不绝口地讲到它。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他们从未曾为欧洲带回过这种果实。因为很难相信,在幅员辽阔的欧洲,会没有某种适宜种植这种果实的气候。我仅介绍我在一部中文书中读到的内容,自己并不能保证作者就此问题所记载的一切均为真实。

这位作者认为,人们在荔枝中发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寒热特征,并且还具有其他特征。它可以使人的身体有力气并充满精力,使思想活跃、洞察入微和坚忍不拔。但他又声称,如果吃得过量,那就会发烧。他还补充说,荔枝核略加烘烤,便会变得易碎,然后再研成一种很细的粉末,用普通水冲汤空腹服下,便是一种医治肾结石和肾绞痛那无法忍受的疼痛之有效药剂。

这就是该作者的一种看法,我觉得它不太严肃。他迷信在人用手开始采摘荔枝之前,任何飞鸟和昆虫都不敢接近树。一旦人们触及树枝和果实时,各种大大小小的贪食鸟儿们都纷纷飞来啄食这些果实,并对果实造成极大的损害。如若在我的那位中国作者所断言的这一切之中,确有某种真实成分的话,那么我将坚信他在一种很自然的效果中,臆想出了一种神秘。人们在荔枝果正好成熟时采摘它们,飞鸟在这一方面如同人类一样非常内行。

那些希望得到最优质荔枝果的人,对下面一点必然会注意到。那位作者指出,如果水果完全成熟并且推迟一天采摘,那么它就会改变颜色。如果让果实在树上过两天,那么人们就会觉察到它已变味。如果等到第三天,那就会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这种水果明显就如欧洲的甜瓜一样。他还补充说,为了拥有最上乘的荔枝果,则必须在生长这些果树的本地吃。人们掌握有使它们保鲜并把尚非常新鲜的果实运往欧洲的秘诀,就如同往那里运送其干果一般,但我们只能很不准确地想像其美味。在北京本地,人们用装满烧酒并混合有蜂蜜和其他配料的锡罐而为皇帝运来的荔枝,确实保持了一种新鲜外表,但它们却丧失了许多味道。皇帝将此作为礼物赐给某些王公大臣们。他甚至还善意地于1733年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在采用同样的小心防范措施时,我们也可能会把它们一直运往欧洲,大家在其中可以发现与运到法国的干荔枝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口味,尽管这种干荔枝仍不失在那里受到高度好评。在北京,人们同样也酷爱荔枝干果,它在那里的售价是每磅8个苏苏,原文sou,旧时法国辅币名,原相当于1/20镑,现相当于1/20法郎。——中译注。每磅一包再加上某种不值钱的类似小东西,可以作为一份很体面的礼物。为了使皇帝能品尝到这种成熟的果实,人们常常在箱子中运输这些果树枝,非常巧妙地采取措施,以至于当它们到达北京时,果实已几近于成熟。我将顺便指出,我非常惊奇地在我所讲到的那部书中发现记载荔枝汁液有非常明显的流动性,它可以为植物的生存与生长提供营养。人们并不是作为一种新发现而谈论这一切的,而恰恰相反,世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我们可以于其中读到,那些被称为“衣”的营养液,会使植物的茎和叶得以生长和具有生命力,它于此后又会导致果树的根部更加强壮。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到,惟有大自然(显然中国人的眼中看不到这一点)才经常引导中国人了解这种植物。

我将介绍另一种在法国更为著名的树,这是于前一个世纪从美洲传入那里的。这就是其学名为accacia的树,中国人称之为槐树。我在我们的那部中文书中发现了有关此树的某些特征。我觉得,这些特征可能会在欧洲具有某种益处。这部书中声称,出自槐树荚的子实被成功地运用于医药中了。我在另一部书中还读到,槐花被用于染纸,能把纸张染成一种相当特殊的黄色。有人还在其他地方暗示说,染衣工们也利用槐树花朵和子实。这就促使我去请教那些精于此种工艺的中国人,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知识,我认为这都是一些不容忽视的知识。

在关于医药中使用槐树子的问题上,下面就是那位中国作者提供的一份处方。在入冬之初,应该将槐树子置于牛胆汁中,以使槐树子被胆汁完全覆没;接着将这一切都放在阴凉处长达一百天,使之晾干,然后便可以每天饭后吞食一粒这样的槐子药。这名作者断言,此剂药具有令人惊叹不已的药效。他特别保证,如果能持续地每天都服用它,那就会明目,并能治愈痔疮。它能使已经变白的头发重新乌黑,这是特别迎合中国人趣味的一种秘诀,中国人有意掩饰或伪装其年龄,因为他们没有如同在欧洲那样使用假发的习惯,也没有剃头的习惯。这是由于他们将须发视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之一。

槐树的第二大用处,则是可以提供用以把纸张或者是成匹的丝绸染成槐花般的黄色。为了使染色获得成功,人们先取半磅尚未过分开放的花苞或在快要凋谢之前采摘的槐花,在很小的明火上慢慢地烤黄,在一口很干净的锅里迅速地搅动,就如同人们把小花蕾与新采摘的茶叶一并炒干一样。当你们发现,在小锅中炒黄和搅动这些槐花时,这些槐花开始呈现一种淡黄色,再向上泼三小匙水并煮沸,从而使这一切都变得浓稠起来,并使其颜色得以加重。其次,再将所有这一切都经过一种粗纱滤布的挤压,当汁液被挤压出来之后,再向其中加入半两明矾和一两牡蛎细粉或经焙炒的贝壳粉。当所有这一切都被很好地调和起来后,您就得到了黄色染料。

我向专业染料制造家请教了他们对槐花的用法,他们回答我说,他们使用了槐树的花朵与种子,以染三种黄色。我给您寄去三条不同长度的细纱带,您可以从中区别出这三种不同的颜色。

他们首先以将槐花焙炒的办法来调制颜料,正如我刚才与您讲过的那样。他们然后再向其中加入自槐荚中取出完全成熟的子实,但其数量要比花朵少。如果是要制造“鹅黄色”,诸如最长的那条黄丝带那样,也就是其中颜色最鲜艳者。如果他们希望印染一匹56古尺aune,每古尺约合1.2米。——中译注的丝绸,那就要用一磅槐花和四两明矾,然后再以此比例增加需要印染的丝绸长度。为了染成“金黄色”,要首先向其中加入刚才向您讲过的颜料,这第一种颜料被晒干之后,再从中加入第二种颜料,其中加入了少许苏木(巴西木)。如果要制造淡黄色染料,也就是那条最短丝条的颜色,那就要使用与制造第一种染料的相同方式,但也略有不同,即不是从中加入四两明矾,而是仅仅加入三两。

一名中国染料专家曾警告说,水的质量对于染色的影响很大。据他声称,河水最佳,尽管并非是任何河水都同样优质。例如,那种具有一种腐味的水就不太好。然而,如果再没有其他任何水供使用了,那就不是在染料中浸泡一次,而是必须浸泡两次,以达到人们所追求的那种漂亮颜色。

槐花被炒黄之后,正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便可以与槐树种子一样被贮藏整整一年的时间,人们便可以用它们来印染了。但当人们以此法而收藏这种或那种原料时,则必须将其汁液煮更长的时间,当这种汤变成“老汤”时,便更难流出去了,也不会大量地流出。此外,新近采摘的槐花始终都会产生最漂亮的颜色。

那部中国植物志还告诉我们说,怎样来栽培这种树,才能使它生长得更快并能维持得更好。他声称,当收集到槐树种子后,便将其放在阳光下晒干,并在夏至之前不久,再把它们抛在水中。当它们在那里萌芽时,便把其播种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同时于其中混播以麻种。当这两种种子生长出来之后,您便适时地割掉麻,将幼小的槐树苗绑在充作其支柱的小桩子上。第二年,您还必须再次播种麻。您于第三年仍要做同样的事,以便这种麻能保护那些娇嫩的植物免受坏天气之灾害的损伤。继此之后,这些幼小的灌木便会长得越来越茂盛和越来越茁壮。您便可以将它们移植到其他地方去,它们将会变成很漂亮的大树。

在阅读雷诺神父那既精湛又富有教益的物理学谈话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他介绍的有关普通营养石的内容,有一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若弗鲁瓦((1672—1731),法国医学家,英国伦敦皇家协会会员,巴黎大学医学系主任。他研究铋、铜和锌的合金,1699年为巴黎科学院院士。——中译注)先生是它的发现者。这种发现使我重新想到了我在一部中文书中读到的一种秘密,也就是制造一种药用人造石的秘诀。我首先讲一下其成分,然后再指出其用途是什么。

人们取一名体格健康而又强壮的十五岁的男童之尿,例如,将3040斤的这种尿放在一个铁锅中,再将铁锅支在一个用干木炭燃烧的温火上。当发现锅中出现一层浅白色的泡沫时,再慢慢地一滴一滴地向上面滴清亮的油菜油,因为我们于此既没有橄榄油,也没有核桃油,尽管这里有大量的核桃树。操作者向一口装满童子尿的锅中倾倒与用一个喝水的茶杯可以装得下的数量相同的菜子油。这一切都应煮沸,直至只剩下一种如同浅黑色泥巴一般的干渣滓为止。人们将它取了出来,在轻轻地喷上一层油之后,一直研成细末,以使油渗透进所有部分。然后,人们把它们放在一块瓦片上,上面再覆盖另一块瓦,所有两块瓦都承负并围绕着已点燃的木炭(我认为两个坩埚可能会更适宜,在下部的一个坩埚上留一个出气口)。当人们认为其潮气完全被驱散,再没有任何可以蒸发的液体后,便取出这种变凉的渣滓,放在石臼中捣碎,研成一种很细的粉末,再放入一个非常干净和相当宽大的瓷瓶中,以一块细而疏的编织物的盖子覆盖好,然后再调整得严丝合缝。接着从中加入一个锦套,再加上一个用粗纸制造的最上面一层套子。最后,再设法一滴一滴地慢慢地将沸水透过其开口处的罩子而滴进瓷瓶中,为此效果则要非常注意使之稍稍地向中间倾斜。为了完成其操作,则必须将瓷瓶连同其中的所装物放在一个小铜锅中,把这种物质于其中再次煮沸,一直到它变干燥和坚硬为止。这样,我们便得到了“秋石”。据我们的那位作者断言,此石具有多种用途。仅仅根据这种组成,大家在欧洲便会猜测出多种用途来。人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它来治疗水肿(秋水)和肺痨。医生们声称,这是治疗肺病的一剂良药,由此而产生了其名“秋石”。这并非如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于秋季会更能成功地合成它。这一命名中包括一种更为神秘的意义。中医的准则是人体的尊贵部位都相当于一年的四季,而且与每个季节都有特殊的关系。然而,据中国人认为,秋季是一个与肺部有关系的季节,此种石质体有利于肺病的康复,这就是使之获名为“秋石”的原因。

几乎是在论述这种石头的同一地方,这位作者的著作还讲到了一种药。他认为当出现突发性的、疼痛的和恶性的肺瘤时,其药效令人赞不绝口。据他认为,因为它可以吸收所有毒素并从根本上消除疾病。他声称,取一点最细的铁屑,将之投入最浓的醋中,将二者很好地搅拌在一起,然后使之产生23个气泡,再取出铁屑,将之敷在病床上。接着再取一大块磁石,人们于此普遍称之为“吸铁石”,经常将吸铁石放到铁屑之上,它就会吸去神秘的病因,驱散毒素的全部毒性。

我还需要指出的是,当这名作者吹嘘吸铁石的这种功效时,他又认为这种磁力是天然的,尚不知道当它被人工加磁时会具有更大的力量。他可能会向我们证实这种药的有效性,我惟一的目的是让他注意到这里的人对于磁石的使用,既未联想到磁极,又未联想到磁旋,同时也是在此问题上提出的质疑。难道这种石头于此会使铁屑具有活动力吗?正如它会推动指南针转动一样。在一种煮沸的液体中依此法配制好的铁屑,会更具有吸引力吗?它被浸透的醋酸,是否会通过其毛细孔的某种重新排列,而更适宜被磁石力所引动呢?由于我从未见过使用这种药,所以我根据其他许多人的经验,而认为磁石于此施加了某种运动。无论如何,它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祛毒的功能,而且它只能与经过醋酸浸泡的铁屑共同发生作用,此种铁屑可对感染部位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我甚至觉得,如果要注意中文词汇,那就是人们使磁铁紧贴铁屑。如果认为由于磁铁的这种持续压力,而使其常见的作用不能发生,那么它就只有对铁屑的不敏感和挥发性部分发生作用了。这就是我提出的质疑,我既没有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的时间,也没有这样做的便利条件。我留给我们那些更精明的物理学家们去解决这些难题吧!

现在我们再回到植物学问题上来。这位中国植物学家在有关该国的无数植物问题上,该能为我提供多少看法啊!其条件是我能有时间去研究它们,并能为它们提供一个欧文名称。因此,我只注重于我所了解的和在欧洲为人所熟知的那些植物。今年,于附近一个柳林中大量降落的柳花絮,使我产生了想知道那位中国植物学家对此会讲些什么的欲望。我的好奇心得到了进一步刺激,因为由《艺术辞典》中提到的马提奥勒马提奥勒(1500—1577),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植物学家。——中译注(Matthiole),对于任何植物学家尚未讲到一旦花落,便在柳枝上形成葡萄状的“白色泡沫”一事感到惊讶。这些“白色泡沫”一直在那里停留到大风如同吹动羽毛一般地将它们吹向天空为止。我并不知道,我看到的如同柳花一般飞扬的絮状物人称为“泡沫”。当仔细地靠近观察柳树时,人们确实发现,在柳树开花时,柳花就如同一种泡沫,它慢慢覆盖了柳树,也可能是其内部发酵将含蛋白质的物质化成了泡沫,花种子于其子房的不同室中游泳。这并不是远离了我们的那位作者对这些柳花最早发育所形成的思想。因为他声称,如果天气冷,或者甚至是阴天,它便会阻止柳花的花苞促使其浅白色的物质向外生长。事实上,当我将一个尚未开放的柳花蕾放在显微镜下,我便发现出自花蕾顶端的物质,酷似经打搅并形成泡沫的生蛋白黏液,其整个花体逐渐都被覆盖。包含在其花房中的每粒子实,很可能在这种蛋白质黏液中游泳并以此为生,恰如经常在鸡蛋胚胎中所出现的那样。其后,进入这种泡沫中的最稀薄的空气,一旦脱离出来,便会使之具有小网状,渗入在枝杈部分之间,并且还会排斥它们、托起它们,而又不会过分地将它们分开;经过把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黏液晒干,它们便会具有丝絮体了。

我的那位中国人说,柳花覆盖着小鳞片。事实上,这些失去了其种子和人称之为“泡沫”的花体始终是干的。我在显微镜下觉得,它酷似一个胡蜂巢,遍布开放的蜂房。此外,马提奥勒所起的“泡沫”一名,似乎已不适用那些已从柳花中脱离出来的物质,因为它会在空中飞扬。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在或称之为柳丝或称之为棉絮或柳棉时,可能说得很巧妙;他有时也称之为“柳绒”,有时又说是“雪花”或“白色霜花”。事实上,我于一天早上走在一条由柳树环绕的沙路上觉得眼前呈现一种白色,在进入那里之前,会使人认为是覆盖着一层白霜。在一片柳林的进口处,当空气略为热一些时,有时会从柳树上落下一大批白色絮团,它们会使天空变得昏暗,人们会把它们当做是散落在大地上的一层厚厚的白雪。当这些“雪花”落在草丛中,或者是禾本科植物那略为高一点和已呈绿色的尖顶上时,人们更会误认为是看到了一片被某条小溪之清水轻轻淹没的草原。

那位中国作者巧舌如簧地戏言这些不同的场面,并设法使其想像力变得绘声绘色,他直言相称,柳树播散的是“棉花”(柳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全身裹满了柳絮,而我也并没有感觉穿得很暖和,这是雪花遮蔽了天日因为太阳虽有力量,但却无法将雪融化。在小雨中继续飞行的燕子,会突然间为大批这种“白色雪花”而受惊,再也无法自由飞翔而被迫隐蔽起来。他觉得这种“白色雪花”使春天提前到来了。我昨天发现这些完全返青变绿的柳树,事实上已经是老树了,这就如同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其闪闪发光的绿色一般。一处园林中场面的如此突变,给我造成的惊讶,犹如我昨天见到的一个朝气蓬勃和满头金发的朋友,今天却头发和眉毛全白地来看望我一般。

但让我的那个中国人去说笑戏言吧,我来论述某种更为严肃的事。我几乎不知道柳树,也就是抛撒这种长满其多枝部分的絮毛之树。这些树枝部分使柳树变成棉花。所以,人们有时会如同对待棉花一样地用手触摸它、拾捡它和保存它。我在一条很平坦的柳阴大道上发现有大批的这种柳花飘落,大风在那里以旋转状而从各个方向吹卷着它们,以至于使人们会很容易地整筐搜集它们。我不相信会很容易梳理这种假棉花,把薄而平的种子从中分开,将之拉丝纺织和在织机上对它加工。我的那部中文书却承认,人们将这种假棉花运用到了儿童的尿布中,当棉花较少时,人们也利用它来填充冬季的靴子、床垫、坐垫和缝合的被子。它还将其他用途也归于这种柳絮,该书声称,人们在中国中原的周围会发现这样一些民族,他们在柳花完全开放之前,便用它来酿制一种很容易令人酩酊大醉的饮料。还补充说,人们还见过这样一些民族,他们在荒年饥岁时,便搜集已去掉柳絮和子实的柳花干体,然后将它们研成细末,并煮成这种细末浮在上面的稀饭,它始终是为穷苦人服务的,告诉他们某些食物已经过试验,而且无害于健康。

我的那位作者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揭示柳树的药用特性。他认为此树非常有益,无论是其花骨、花絮与花子均是从中脱落的;还有柳絮本身,也很有益。他声称,利用这种干燥而很易燃的花骨,并从中点火,则会得到一种医治黄疸病和四肢抽搐症的良药。他还补充说,它同样也适宜医治各种关节炎。但他未解释服用这种药的方式。它明显呈风干的和被吸干水分的粉末状。对于从柳树上脱离出来并被风四处吹散的柳絮,他斩钉截铁地断言,它可以治愈各种疖子和胼胝或老茧、由铁器造成的创伤以及最顽固的下疳;它会加速伤口的出脓,从中排出腐败的血,制止大出血或者是血液的急剧流失,诸如女子在一次不顺产之后所出现的那种情况;它有利于抵御脾脏的硬化并能使之软化。他进一步补充说,此药剂性温寒。

中国的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应对这种柳絮作双重改造。我们的那位作者在此问题上就如同普通常人一样。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几条:1.如果这种“棉花”落在一片湖泊或池塘上,那就只需要一夜之间隔,便会使之变成一种浮萍草,人们看到它们在死水的水面上飘荡,但其根系也只能扎至淤泥中;2.如果从柳树中脱落出来的每个小花絮,降落在一件皮袄或一件皮衣上,立即便会变成衣蛾或小虫一般的东西。人们提到多位作者曾肯定过同样的事实,我仅找到一位作者将这种看法视为一种纯粹的臆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柳树开花的整个期间,中国人都极其小心翼翼地避免使他们那配有里子的皮衣暴露在空气中。虽然欧洲人都远不会相信这样一种变形或变态,但他们也做了与中国人同样的试验,并采用了同样的预防措施,从而证明了这种事情的真实性。但这种絮团很可能带有蝴蝶的卵或小虫,它们原本在柳树上感到很惬意;或者是柳絮的子粒充作了衣蛾或谷蛾的一种适宜于隐居其中的套子,这就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在皮衣中大量繁殖。至于水生和浮生植物,令人可以置信的是,其开花的时间与柳絮的掉落时间相重合,而柳絮仅将冒充生长于其小尖顶上的这些草段集中起来,并且能使肉眼看得到它们。

那位中国植物学家也丝毫没有忘记介绍栽培这些柳树的方式,以使它们生长得更加美观并促使它们长到一定高度。虽然我坚信,中国在这方面完全不会向欧洲学习。但我却相信,必须提一下中国的一两种可能会对我们有某种益处的看法。柳树很容易遭蛀虫蛀损,甚至是被一种毛虫蛀食一空。下面就是我们的这名中国人为避免柳树受虫蛀而提出的建议。当人们将一根柳枝插在地下,以使之长出幼嫩的插穗时,则必须在将要播入地下的一端,距将会扎根的木质部有23寸高的部位,钻一个洞,再用松木楔子插进去,它在树洞的两端都应超出23寸之长。将这种“十字架”插入地下,便会产生一种甚佳的效果,这就使人很难拔起这些新栽之树,因为那根横木在维持树的方面,要比其根系更为坚强有力。另外还有能更好地保护新栽树秧不受虫害的办法,那就是在插树枝的土坑中再放一瓣蒜和一块长达一寸的甘草。另外一种插这种树秧的方式,那就是推倒已经插好的巨大树枝,以使树枝的一端留在土中,或者是支撑着已被砍断的巨大柳枝的枝头要向上方伸去。由此即会产生一种“垂柳”(披发柳)。因为除了几根很粗的树枝之外,其细枝均如同一头披发一样披散着和下垂着。文人雅士们很喜欢于其书斋前的小花园内,栽植类似垂柳。

有一件事,可能是人们很难相信的,这就是质地轻软、多微孔和易遭虫蛀的柳木,可以在水中吸取营养和保存,完全如同用最硬的木料制成的木桩一般。人们持续地在该京师及其郊区感到奇怪的一桩事,便是柳木进入了水井建筑中,为了浇地而在田园中建造了这样的水井。中国人的这一发明可能会在欧洲得到赏识。下面就讲一下他们是怎样做的。他们首先选择一处自己希望能找到水源的地点,然后便在那里以呈圆形挖一片土,直到近3法尺深为止。其底部要挖得非常平坦,再从中调整井基,于其上面建起一个砌体。此井基系用至少厚6寸的柳木平板建成,木板产自一棵非常健壮的大柳树。这些木材被镶嵌成圆形,于中间留一个宽敞的空间。人们正是在这些相当宽的木板上用砖建造水井砌体。随着砌体的上升,人们又在其外周再填加夯土,紧密而整齐地填至最早所掘的3尺高度。继此之后,再从地面中心向下挖掘,随着向前掘进,同样也从承负砌体的支架下取出土。大家会发现该砌体令人难以觉察地下沉。当人们从上部加高其砌体时,仍始终以同样的方式向下挖,直达可靠而又丰富的水层为止。

扫帚草也是诸如柳木那样的平常植物。欧洲的植物学家们似乎对此并不太重视。出于偶然,在紧靠我的房间处,长出了一棵扫帚草,从而促使我向我们的欧洲作家们请教这种植物的性能和质地,而且它也甚为赏心悦目。勒梅里((1645—1715),法国药剂师,著有《总药局方》一书。——中译注)和让·保罕((1541—1613),法国出生的博物学家、医学家,著有《植物百科辞典》一书。——中译注)先生对此未作任何记述。我觉得他们的沉默是一种成见,他们相当自信地认为,人们只能从中得到很少用处。我翻开了科学和艺术辞典,它使我更加坚信了这种成见,因为作者仅满足于根据马提奥勒而论述。扫帚草是一种其叶子酷似亚麻的植物;然后补充说,它可以用来制造扫帚,药剂师们往往都用它来装饰其药店。

然而,我绝不会灰心气馁,我坚信在参阅那部中国植物志时,可能会从中找到有利于这种植物的新发现,现在很难相信它会绝对无益。我召来了一名仆人,指着扫帚草(塔草),向他请教此草在汉语中叫什么名称,他回答我说叫做“扫帚草”。我徒劳无益地在植物志中于该复合名称之下寻找。我几乎不再怀疑,由于它的无益特征,它完全会在欧洲受到忽略。但我经过思考之后便看到,中国的植物学家们可能钟爱使用不太通俗的词语来表达其植物名称。我请教了一名文人——学问相当精深的自然学家,询问大家用什么学名来称呼这种草,他回答我说,它叫做“蕨”。我确实在此名之下发现了它。

如果人们在欧洲认为,这名中国植物学家赋予“扫帚草”的名称是真实的话,那就会不只在一处受到好评。据他指出,这种植物于3月末或4月间出土后,高达89寸的幼苗便长成了一个幼童半合的拳头形状,它于此之后便继续长大,并长出无数带有酷似亚麻叶一般叶子的枝条。它在生长期间,其枝条不断地变成圆柱状,并自然地形成一种可爱的金字塔形。他还补充说,该草那尚很幼嫩的叶子便产生一种汁液,具有一种很好的味道,人们可以加醋拌凉菜吃,从中加入几块姜片,经过如同加工其他蔬菜一样地烹调好之后,再与肉共炖,便会产生一种精美而诱人的味道。当这种植物长到其最美的时候,其叶子便会变硬,此时便不再能吃了。但到了此时,人们又发现其茎与根都可以在荒年饥岁时作为抵御饥荒的一种食物资源。据说,当这种植物长到其自然高度时,人们便将其主枝分开,经过用一种草木灰水洗涤之后,便会使之软化、脱脂并去除其皮中的不洁之物。经过这种浸泡之后,便将它放在阳光下晒干,晒干之后,便烹煮之并加放调味品。对于其略呈紫色的根部,则通过切片、切丝和去皮,再经过煮熬之后便可以食用了。

但人们主要追求的,便是其根部的白色物质,它很容易被研成粉末,人们只搜集以团状而留在容器底部者,然后再放在蒸锅中以小包状物蒸而食之。人们不会试图将这样一道菜上到某种雅席上。但无论如何,它也有益于乡下人,使他们懂得在一种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可以无任何危险地使用这种食品充饥,难道我们不应该将最早从事此试验的功德归于中国人吗?这部植物志征引了四大山人的例证,他们日常均以扫帚草叶、茎和根为食,其地区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蕨类植物,所以他们直到老迈高龄,仍保持着一种很好的健康状态。它利用这一机会而提到了两名哲学家的对话录,他们看出了一个王朝已走向衰败,对于他们在其中度过其生命中的一部分时光的朝廷中的喧哗、压抑和危险都感到厌倦了,便前后外逃至一个理智的退隐地。其中一人声称:“利用我们的智慧,以作出有关政府现状的有益思考;利用我们的谨慎行为,以防范正准备落到所有那些留在当地人头上的灾难”;另一个回答他并握着他的手说:“我进入了你们的视野,我将在故乡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我将在那里和平地生活,远离与人世的任何交往。扫帚草始终会为我提供可吃的东西,大江始终会为我提供优质的饮水。”此外,作者还提示大家,为了使扫帚草更加丰富和更富有营养,则必须放火烧毁长满这种扫帚草的大山,有时在这个乡村,有时又在另一个乡村,因为其灰烬可肥田,并为之提供一种更有利于其生长的营养。

此书其后又讲到了这种植物的药用性能。他声称,扫帚草没有任何有害的和有毒的特性。扫帚草性寒、味甘,充满了有利于健康的汁液,可以使人退去极高的内烧;它是利尿剂,能够打通尿道;它还会使人安眠。将扫帚草烘干之后,再研成粉末,以2德拉克马左右的重量而放在一种饮料中服用,它可以清除下腹的肠积气,这是一剂能治愈由酷热引起的任何恶性病的良药。最后,此种植物那被研成粉末的根系,可以溶于少许油中,然后再敷于被毒蛇或其他毒虫咬伤的伤口处,便可以减弱毒性、吸出毒液和治愈伤口。中医医生从未使用过盐,也不使用酸,更不使用碱,这一切均是植物中所含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炮制和焙烧扫帚草而获得的。他仅仅介绍了其疗效,让那些知识高深的化学家们去寻找和发挥该药物那内在的和隐蔽的疗效去了。

如果这些疗效真实,那么无论类似的发现多么简单,也不失其裨益。但我却承认,人们应对某些中国作家略持一点不信任态度,他们有时认为是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却没有任何神奇可言。不多几天之前,我在阅读这部植物志时,我的目光落到了对一种使我陌生的植物根的解释上了,我非常专注地考虑我是否能找到它。那位作者声称,它有一种附着于其根端的蚕虫。他引用了另一位作者的著作,他这样斥责了这种蚕虫:“你在地下干什么?你在那里既找不到喂养你的桑叶;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茧架,以供你在那里吐丝和作蚕。你的命运将与此相联系,并变成供我们餐桌上食用的蛹酱。”这种语言会使人相信,本处是指一种真正的蚕虫。但当人们进一步于地下考察它时,却只能发现一种与这种蚕虫只具有轻微相似性的东西。事实上,这只是一种鳞茎,通过某种细丝状而与其根系相连,并呈现为蚕豆或毛毛虫状(指冬虫夏草。——中译注)。然而,人们于此使用鳞茎就如同使用其他多种根系一样,而制作一种很美味的酱。

当某些中国人想在它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找到某种奇迹时,却并未形成一种基本规则。我们会在他们之中发现这样的人,他们在博物学方面并未取得很大成就,但仍不失为对大自然有所了解并能解释其作用。经过在那部中文植物志中寻找之后,我发现其中讲到了伞菌、奇形怪状的瘿瘤,特别是各种槲寄生物,后者萌芽、生存和生长在多种树上。作者不满足于一种通俗的行话,那些自称为“智人”和“愚人”,这是事物的天性所使用的方言。他寻找这些不同作用的隐蔽原因。他将这些原因或者是归于植物的细小种子,它们在人们无法觉察到的情况下在长空中飞翔,附着于大树上那些适合于接受它们并能帮助它们按照各自的种类所萌芽的部分;或者是归功于以它们的种子为食的飞鸟,尽管它们无法消化这些种子,飞鸟将这些种子排泄在树上,却不会损坏种子的萌芽。如果这些种子能在那里找到合适的物质,那么它们就确实会在那里萌芽。他指出:“这是嫁接树的一种新方式,人的手对此毫无能力。”

我在勒梅里先生的书和《艺术辞典》中读到的内容,是有关从中国运往欧洲的樟脑树方面的。它使我觉得,作者并不很熟悉中国人获取这种珍贵树胶的方式之真相。勒梅里先生声称,樟脑分泌自樟脑树的树干和巨枝,然后集中于该树的根部,人们连同泥土一起而于那里搜集它。《艺术辞典》认为,这种树胶分泌于一棵树,是一种确凿无疑的不争事实。它又补充说:“人们把全生的面包状樟脑运往了欧洲;由于它从未过火,所以它被认为是粗糙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部相当近期的中文书刊之节录,向我提供了有关这种方式的许多澄清的事实,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此书非常具有权威性,它是奉皇帝康熙的钦命并由皇帝主持刊印的,他将自己的看法加入了其中。世人曾提到过大批学者,他们或为其作者,或为其校订者。该书中断言,自樟树(世人正是这样称呼该树的,其树胶便被称为樟脑)分泌而出的中国樟脑,绝不是如同其他胶树那样分泌在地上。为了保存它们,其他那些胶树将它们所拥有的营养成分中的多余油质物流溢出来。樟脑树也绝不是经过人们从树上切割的口子而使樟脑自树的上部向下流。如果人们可以使其栽培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于此就可能是使用了这种办法。因为在树脂树上作这样切割的办法,在中国曾被广泛运用。在有关樟脑的条目之前一条中,便曾介绍说,为了丝毫不损失树脂,人们在大树被切割的地方,布置了一条小沟,又在小沟上装上了一个钵,它可以阻止任何污秽物的混入;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可以蒸发漫溢出来的树脂的汁液。在该辞典的一个条目中,也论述了松树,它可以提供一种松香,人们将许多令人赞叹不已的功能归于了松香。作者指出,人们首先在一棵巨大而古老的松树旁掘地,然后挖出其主根之一,再于主根上进行切割,由此便会分泌出一种含酒精的汁液。这应该是在从事切割期间,位于被切割根的上部某处,要严加覆盖,以使阳光和月光都不能射入其中。人们很可能是为了从松树中提取一种树脂,它当然是流体,可以使这种状态保存。

在中国,人们完全以另一种方式从樟树上提取樟脑,我们的那位中国作者正是作了这样的解释。他指出,人们首先取一些该树的新枝,把它们锯成小段,于井水中浸泡三昼夜。当它们都被这样泡透之后,再把它们投入一口锅中熬煮。在此期间,要用一根柳树棍不停地搅动。当大家看到这些很小的树枝段的汁液以白霜状而大量地附着于木棍上时,便把这一切都过滤一次,特别要注意抛掉渣滓和不洁污物。在通过倾斜而将这种汁液倒入一个崭新和上釉的瓷盆中之后,再于其中保留一夜。第二天,人们便会发现,这种汁液已经凝结,并且变成了一种块状。为了净化这种初级产品,人们还要使用一种红铜盆。操作者再寻找某段用土夯成的古城墙,取城墙上的陈土以研磨,直到研成一种很纤细的粉末为止,再把这种粉末置于盆底。人们再于这一层土之上撒一层樟脑,依次而逐层地安排,一直到第四层。大家在研得非常碎的最后一层土末之上,再放上一层用除蚤薄荷叶制成的覆盖物。就这样装满铜盆,再用另一个盆盖住,要高度注意使两个盆扣得严丝合缝,甚至是要把一个很好地摞在另一个上面,层层摞起来,其边部要抹上一层能把它们牢固地黏结起来的黄泥巴。人们将盛满这种混合物或合剂的盆置于温火上,要注意使此火能受调节,火势要均匀,既不要太强,也不要太弱,要坚持由中庸之道教化的方法。人们要特别注意,将两个盒黏结在一起的很稠的黏泥层是否能坚持得住,使其中不出任何缝隙。这是由于害怕溶液中的含酒精成分会挥发掉,从而使全部工作和心血均付诸东流。当对它充分加热时,便等待两个盆冷却。此时,人们将两个盆分开,便会发现樟脑已升华并附着在盆盖上。如果将同样的操作过程重复两三次,那就会得到很漂亮的樟脑小块。每当人们想使用一定数量的此类樟脑时,便将它们放在两个瓦罐中,用数条湿纸带严格地密封好其边缘,再把罐子放在恒温的温火上加温一小时左右,然后再让罐子冷却,这样便会得到精品樟脑,完全可以使用了。

我上文介绍的内容系对一部中文书中细节的忠实翻译,也就是有关中国樟脑的提取、升华和配制的细节。我坚信,当一名欧洲化学家拥有了樟树的新枝条时,便会简化所有这些操作过程,它对于这种树脂的数量和纯洁度具有某种好处。中国人提供的所有提取樟脑的方式可能都有它们独特的长处。例如他们懂得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很少的资金,便会在两个封涂严密的坩埚中使水升华,就如同银匠们为熔化白银而使用的方法一样。

正如在《艺术辞典》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至少不会再说中国的樟脑是被以未加工状态,即在未经过以火加热的状态下,运往欧洲的了。因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它在中国曾被多次经火加热。很可能是,中国人为了增加他们所获产品的规模和利润,现在或者过去都曾以未经加工的面包状,将这种樟脑出售给了欧洲商人,也就是说对其大块的或混有泥土的樟脑和薄荷植物略为加火处置一番便出售了。据勒梅里先生认为,来自荷兰的樟脑之面包形状,酷似一个锅盖,很容易使人产生怀疑。此外,这种从樟树的“内脏”本身提取樟脑的方式,完全可以在一年的所有季节中实施,如果人们像对待其他树脂一样提取,则不可能制成樟脑,因为其他树木胶只会在某一段相当短的时期内才会流动。此外,人们在砍断樟树树枝时,要比以始终都很冒险的切割而提取其树脂之法,对樟树造成的损害都小得多。

无论中国是怎样向欧洲人出售樟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樟脑于此地是在店铺中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出售的。我觉得它们被研磨成了很精细的微粒,相当纯洁、很细微、很容易蒸发。但它在一个双重封闭的罐子里,可以保存得很好,正如实验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无论如何,甚至根据中国人的判断来看,中国的最佳樟脑也无法与婆罗洲的樟脑相媲美。所以,婆罗洲的樟脑在那里真正很昂贵。普通樟脑在北京每两仅售两个苏,在提取樟脑的本地,其售价更低廉得多。我觉得,我们船上的一名外科医生,即使略通一点化学知识,也会在港口用很少一点资金而制造樟脑油,它是治疗骨疽的灵丹妙药,他必会在欧洲以此而发一笔横财。

难道人们在广州就无法获得一株产樟脑的幼树苗吗?然后再把它移植到我们的某个海岛,因为我觉得它在那里生长不会有多大困难。我们那些海岛上也可能已经有了这种樟树,而人们却不认识它。我也无法根据所阅读到的内容来描述它,因为人们讲到过其树皮和树叶,而且是通过与其他树相比较而讲的,但这后一类树也不为我所熟悉。勒梅里先生指出,中国樟树自荷兰传入法国,也可能是荷兰人在他们的海岛上找到了这种树,或者是他们从其他地方移植来了樟脑树,然后便以“中国樟脑树”的名义而出售。但我更加倾向于相信,巴达维亚的华人在中国购到了此树,然后又把它们倒卖给了荷兰人。《艺术辞典》正确地指出,中国樟脑出产自一种既高大又粗壮的大树。那位中国作家指出,人们还曾发现高达300Coudée(每Coudée相当于0.5米。——中译注)高的樟树,它们如此粗大,以至于二十个人才勉强能合围它。人们发现有的樟树的树龄长达三百年。它们被用于建造房屋与船舶。其木料遍布漂亮的木纹,人们可以制成多种器具。它生长得很快,于其基部和巨大树根的周围,又长出了许多适宜被移栽的根蘖。其非常古老的树干会冒出火花。这很可能是从已经腐朽和长满小虫的树中冒出了这些闪光的东西或磷火,它是樟脑精的一种隙透,稍一受震动便会燃烧一定的时间。其火苗如此微弱,以至于丝毫不必害怕它们会连成一片,甚至连头发也不会被烧毁。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做于酒精中烧毁樟脑的试验,便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证据。

我尚需要讲一下同一部书赋予樟脑的品质问题。据说,它辛而热,没有任何坏处和不利于健康的副作用。它可以使身体的不同“渠道”保持通畅,可用于溶解并祛去内脏的黏液和体液。它可以驱除血液中的不洁之物,医治由风寒和湿气造成的不适,平息或缓和急性腹泻、假霍乱(夏季腹泻)和心胃病,可以治愈脱皮性皮疹、疥疮和烦人的奇痒。人们为了加固已变坏的牙齿,可以颇有效验地服用它。最后,这是一种防治寄生虫的特效药,可以预防疾病并解脱那些患有这些疾病的人之痛苦。

充满樟脑素的樟树的全部木料,也几乎具有同样的功效,但其药力程度则要低微得多。这种木材具有一种温和的辛辣味,可以内服而又不必害怕使胃和下腹感到不适。如果在这些部位感到了某种严重的功能紊乱,那么樟脑便会吸干引起这些紊乱的体液;如果需要从口中吐出这些体液,那么服下那比木屑稍浓一些的煎剂,便可以不费周折地药到病除。如果饭后尚消化不良,那么樟脑木也可以化食。那些犯酸的人,应该放在大米酿制的米酒中服这种樟脑木的煎剂,此种土酒比土制啤酒的度数还要低。用同样的木料制成的木屐,可以解除双脚那顽固的和使人不适的脚汗。

 

我将以一种特效药而结束这些评论,本地的人们用它来医治一种相当奇特的眼疾,这种眼疾在中国比欧洲要更为普遍。埃特米勒先生和《艺术辞典》均称之为“夜盲症”。此病是眼睛的一种恶性感染,它使人能在白天看得很清楚,傍晚则看得不太好,夜里则完全看不见。据我们欧洲的医生们认为,患此种病的人很少能有治愈的希望。如果埃特米勒先生指出了这种周期性疾病的内在原因是什么,那么我的好奇心便会得到满足,它是接近夜间时爆发的。中国人称这种微恙为“鸡蒙眼”,这三个方块字的意义便是“眼睛如同鸡一样失明”。中国人在将病人那污浊的眼睛,与在太阳落山前后变模糊的鸡蒙眼进行比较时,自认为找到并揭示出了这种疾病的奥秘,而又不考虑在鸡身上发生的这种效果是很自然的,完全如同那些眼睑失灵者,在太阳的刺激下便会闭合双眼一样。

夜盲症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受此顽疾之痛苦折磨者,二目圆睁,但却什么也看不到。他甚至需要摸索着,才能走向他最习惯于行走的地点,他既感不到眼睛发炎,也感不到发热,甚至没有任何一点刺痒。当他白天置身于一个昏暗地点时,即使有最微弱的一点光线,也能看得很清楚。当夜幕降临时,眼疾便会爆发,即使有人递给他一支点亮的蜡烛,他在房间中也看不到任何发亮的物体,甚至看不到灯烛,他看到的不是一道亮光,而是隐约看到一大团没有任何光芒的黑色烛火。我觉得,这很少一点看法便说明,已经由于某种血管阻塞而变得松软和松弛的视网膜的这种纤维膜,因缺乏弹性,已经不能感觉到视线的轻微印象了,只会受很强的光线的震动。如果说眼睛是随着夜幕的临近而逐渐地模糊起来的,那么它却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而逐渐复明,这是可以安慰病人的地方。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于次日直到太阳西垂,都可以有非常健康的视力。我认识一名曾在一个月期间患此眼疾的中国人,但他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通过我上文向您提供了处方的药剂而摆脱这种疾病折磨的。他向我承认,在爆发急性高烧之后,曾在夜晚受此疾之苦。继高烧痊愈后,他仍会陷入类似疾病发作之中,他又重新使用同样的药剂而自我治愈。现已有数年,他再未感到任何突然发作了。

 

下面就讲一下这种药的组成。您要取一只公绵羊或一只母绵羊的肝脏,用一把竹刀或硬木刀将肝脏切碎,除掉其中的筋、薄膜和纤维体,再撒上少量优质钾硝粉之后,便用一张荷叶包裹起来。最后再将这一切放在一个罐中,在火上烹煮很长时间。往往是烹煮期间要经常搅动它。您头上蒙一件大衫,以使从煮沸的羊肝中发出的蒸汽绝不外泄,您便可以全部吸入其蒸汽。这种有利于健康的蒸汽一直上升到您的眼睛,您要坚持睁眼,以使致病的体液从中分泌而出,您便会觉得已痊愈了。如果您在中午前后使用这种药,那么为了确保痊愈,建议您吃一份如此烹制的羊肝并喝掉其汤。但其他人还向我断言,这后一种医法绝非必要,大家已经看到有人在仅满足于自由吸入羊肝蒸汽后便痊愈了。

因此,这就是一种很容易炮制的速效的和灵验的药剂,大批中国人都已感到了其药效。它也能治愈一种出现在欧洲的疾病,而我们的古今医生都曾宣布说它是不治之症,不可救药。如果人们在欧洲感到了同样的药效,那么中国人便会将它作为一种礼物送去,它不会使人无动于衷。因为归根结底,难道我们在世界上还有比视力更宝贵的东西吗?只要视力略受损害便让人担忧,人们最害怕失明了。当人一旦失明,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已不再属于人世间一样地互相对望了。这至少是托比的看法,他是一位伟大的毅力典范。他叹息着说:“对于我来说,在人世间还会有什么乐趣呢?因为我已不再能看到天空的光明了。”(《托比书》第五卷,第12页)我向您的圣祭求援,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与您同在。

 

 82   中华帝国1738年的宗教形势

我们在北京刚刚对于1735年掀起的针对基督教的仇教运动松了一口气,这场教案的具体细节已于载前一封信中。237在1737年,又爆发了另外一次教案,其结果更为令人伤心和更可能会阻止传教事业的发展。下面就是招致这场教案的原因。

在北京,有一大批儿童遭遗弃,他们大部分都由于缺乏必要的救助而死亡。确有一些由当局安排的小车来拾捡这些不幸的婴孩,然后把他们送到医院一类的机构。人们在那里埋葬死者并照料生者。但几乎所有人都死于纯粹的贫困。传教士们所完成的最大和最实在的功德善行之一,便是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谋得洗礼。北京三大教堂的耶稣会士们,长期以来便对送达弃儿的不同地点作了分配。他们在每座教堂中都有自己供养的教经先生,这些人可以去为弃儿举行洗礼。他们没有一年不为两千名左右的这类儿童举行洗礼。

葡萄牙传教士们的传道员刘二负责这项圣事,但却在医院被捕,被传上了北京府台衙门。有司衙门在那里审问他多次,却未发现他除了是基督徒之外的其他罪行。根据顺天府府尹的思想,这已是一大罪状了。因为中国当局已多次下令禁止信仰基督教了。在雍正元年(1723年)和本朝(乾隆)元年(1736年),都曾明令禁止信仰基督教。因此,府尹将这一案件退回了刑部,他将教经先生所在医院的看门人秦季和作为前两人的原告李西偶一同带到了刑部大堂。

当他们到达时,满族官吏吴十三无法控制其得意洋洋的心情,他很长时间以来,便希望某个有关基督教的案件落到他的手中。他传刘二过堂,向此人提出了大量令人头晕目眩的问题。那名基督徒非常机智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但由于该官的意图就是将刘二判处死刑,所以他让刘二遭到了大量审问,其目的是迫使他承认欧洲人以金钱为诱惑,而把中国人拉入到他们的宗教中。酷刑无法从刘二口中逼出某种粗暴诬蔑的口供。该部的满族尚书同样也仇视基督教,又重新拷打他,而这名勇敢的基督徒却非常坚定和勇气十足地忍受这一切。如果未在两天之后任命那苏图(这是刑部尚书名字)为南京总督的话,那么他会使事态发展得更远。

吴十三仍不失暴躁地继续审问这一案件,他绝对希望处死该基督徒。如果不是他的同事反对的话,那么他本来就可能会获得成功。这种不同观点迫使人将该案件交给了刑部的汉中堂孙嘉淦(法文原缺“淦”字。——中译注)来办理,此人指责吴十三过分严酷了。他判决比较温和,该基督徒被判处挨一百“板子”也就是说打罪犯一百棍,再戴枷一个月,然后再受四十板子。该部的判决被呈报北京顺天府大堂,其内容如下:“刑部有关顺天府尹令人从弃婴医院捕获的刘二一案(的判决),他当时正向这些婴儿头上洒水并念巫咒。”

在刘二受到的审问中,他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年龄四十岁,属大兴县管辖范围。我从幼年起便是基督徒。我获悉城门——崇文门的北部,于一个桥头围栏的一侧,有一间为收留弃婴的房子,紧傍医院。人们把他们运往了该医院,这是专门以从事慈悲事业为目的的。我前往那里念诵祈祷文而为他们治病,我一年来始终这样做。我们使用的办法,便是取来水并在婴儿们的头上淋洒上几滴,同时念诵几种祈祷经文,婴儿立即就会痊愈。如果他们万一死亡了,那是他们到达了另一个极乐之地。这是基督教中的一种已经确立的习惯。当我正忙于这种善事时,刑部官吏便将我逮捕了。与我同时被抓捕的这个秦季,他是该医院看大门的人,以慈善事业为其惟一动机,促使我每个农历月都送给他二百个小辅币小辅币,(原文denier,相当于1/12苏。——中译注),以购买小面包并减轻这些可怜婴儿的痛苦。我这样做已经十三个月了。如果有人认为我是怀有其他目的才这样做的,那么我将甘愿忍受最严厉的刑法之惩罚。难道我敢当着您的面而撒谎吗?我确实曾宣讲基督宗教,但我并不知道它已遭禁,我从未接受过基督徒们的任何钱财。”

接着便是医院看门人和告密人的答复,他们都讲述了同样的事情。继此之后,又继续审讯并判决:“在对此进行研究后,我们与书记员共同发现,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根据由福建省总督满保秘密呈奏的折子,礼部以严厉惩罚相威胁,禁止国人加入基督教,并勒令那些已经信奉了这种宗教的人都退教。现在,我们通过刘二在受审时的口供来看,他似乎未遵守这条法律并坚持其基督信仰。他进入了儿童医院,在那里念巫咒,并向儿童们头上洒水以治愈他们。我们判处打他一百板子、戴枷整整一个月,然后再打另外四十板子。至于该医院房间的看门人秦季,此人不可能不知道刘二利用巫术为婴儿治病,其义务应是阻止他,但却容忍了他。根据严厉的法律,他也应挨八十板子,但只会打他三十大板。对于他为救助这些儿童而每月接受的二百个小辅币,再没有必要去讲它了。最后,刘二取水的小铜钵,它将被砸碎。我们采取的本判决被送到北京的顺天府府尹和都察院衙门,以使他们将此告知城内五部。为了使他管辖的两县都能知道这项判决,并在以此法而使他们彼此都受重罚的威胁下,不仅仅是禁止任何人以在那里医治病人为借口,而经常出入于该医院,而且也禁止他们信奉基督教法,并命令那些已信仰此宗教的人,赶快摒弃之;这些禁令要张贴在其县所有的十字路口。因此如果所有这一切都能送达他们,那么他们就必须执行之。”

这是农历闰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西历11月15日,此项判决被送达不同的部。早在两天前,它在有关刘二的问题上,已经被执行,刘二自11月13日起便被戴枷,在枷上用大字书写着:“基督教罪犯”。

葡萄牙神父们发现,他们为平息这一案件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徒劳的,于是便决定求助于皇帝。他们上了一道奏折。11月20日,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神父、法国传教区会长巴多明神父、葡萄牙神父们的东堂的修道院长陈善策神父,正在宫中的沙如玉神父和郎世宁修士又加入了其中。他们去找到了内务府的大总管之一叫做海望,他专门负责欧洲人的事务。他们向他出示了自己所修的奏本或折子。戴进贤神父事先已将此事告知了他,该王爷对于刑部对他的说情毫不顾及,大动肝火。他告诉他们说,他曾召来整个这场灾难的肇事官吏吴十三,并对他讲了这样一席话:“如果你有绝对权力将所有欧洲人都从大清驱逐出去,那你就可以继续这样做;否则,你就介入了一种已超出了你的权力的事。谁命令贵部发布文告?你们为什么在刘二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行时,却在基督教教法问题上攻击他?赶快收回你们已送达该城诸部的命令吧!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将接受那些跪在我面前的欧洲人的上本。”

然后他又告诉传教士们说,让他们将其奏本留给他,他将仔细研究。他们只需要在两天后再来,他将告诉他们是否有必须修改的地方。他甚至未等到这一时间,当天便阅读了整道奏本,然后便退还给郎世宁修士,向他指出了其中必须修改的地方。翌日,即11月23日,我们又根据其指示,将修改的文本带给了他,他收下了奏折并许诺次日出示于刑部尚书;在其拒绝收回成命的情况下,他将直接转呈皇帝。就在同一天傍晚前后,他告诉沙如玉神父,自己尚无暇将奏章出示给刑部大员,并向我们暗示说,他将于次日这样做。无论如何,该部仍然在对这一切真相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行事。

11月25日,皇帝起驾赴康熙陵寝。大主管海望伴驾同行。这样一来,我们从此之后就再没有原来希望得到的该王爷保护了,官吏们执行了刑部向他们下达的命令。在皇帝起驾的两天之后,人们发现在所有城门和所有十字路口,都贴满了辟基督教的“告示”。在每条告示中,都从头到尾地发布了刑部的判决书。判决书如此作了结论:“依此,如果有人敢于以治病为借口而出入弃婴医院,他便将会被捕并将被送上刑部大堂。为此而通报尔等——旗人和平民,将令人张贴此项命令。望每个人都注意遵守王法,那些流浪者返归住所,并重守王法,这是他们天经地义之事。如若有人暗中追随此洋教,或拒绝放弃之,那么他们将会受到严惩。乾隆二年十月六日(1737年11月27日)。”

12月2日,皇帝自康熙陵园回銮。神父们前往宫中向他问安。他们本来认为会在那里看到大主管海望,但他已回归其府而未入宫。他们于次日中午前后又至其府,为他带去了两份辟基督教的告示。他告诉他们于两天之后再来,他将把他们的奏折呈奏皇帝。我们奉命而来,该王爷将奏折交给了他的一名师爷,告诉他要以自己的名义交给王公公,命令后者于次日呈奏皇帝。下面就是此道奏章的内容:

西洋人戴进贤(神父)偕他人,毕恭毕敬地向皇帝陛下呈上此本,以抗辩最恶毒的诬告。吾辈处于失去任何支持和任何保护的境地,除陛下之外,臣等还能向谁求援呢?

十月六日(11月27日),在大大出乎吾等意料的时候,臣等获悉,在北京城的所有大街小巷,人们都发现了府尹、六部官吏、两名知县和其他司法机构的告示。它根据刑部的一道命令而禁止基督教,命令抓捕那些公开信仰该宗教的人,并将他们移交刑部,以在那里受到严厉惩罚。

导致刑部发布判决的原因,是一个平民刘二,他根据其教规而于几个婴儿头上淋水,并念诵了祈祷经文。这种做法是进入基督教的必经之门,是以最正当的理由为基础的。吾辈尚未听人说过,淋圣水和念经是一种罪行,也未闻这二者之一应受惩罚。但仅仅是为此,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原因,人们两次审问了刘二。这完全是由于他信奉圣教,而遭拷打并被戴枷,枷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入基督教之罪犯。”由于吾辈不敢向陛下呈奏他们如此行事的动机,故而暂持沉默。

吾等乃陛下忠实臣民,为陛下政府的名望而陶醉。吾等前来贵邦是为了在此地度过残生,仅仅是为了促使民众崇仰和热爱他们应该崇拜与热爱的一切,并使他们了解他们应该知道和修持的内容。陛下尊贵王朝的历代皇帝们都毫无困难地利用远来番民。(顺治皇帝敕封已故的汤若望神父一个“通味教师”,实际上应为‘通玄教师’。——译者)的荣誉尊号,意指他是通晓最玄妙之事的教师,赐他一篇体面的碑文,它至今尚完整地存在。康熙皇帝也以同样的宠信而使用南怀仁(Nanhuaigin,即Verbiest神父),敕封他为工部侍郎,并授命他主管钦天监事务。他还赐予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一所位于西安门内的房子,并为他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康熙三十一年,浙江总督曾下令禁止追随基督教,徐日昇神父和安多神父求助于皇帝,他诏令吏部和礼部共同审判这桩案件,他们作出的判决是既不应该给基督教定罪,也不能禁止任何人修习这种宗教。这种判决已由诸部登录在案,可以检出研究。同一位皇帝于其在位的第四十五年,又赐予传教士们一些盖有其内务府大总管大印的“票”。五十年时,他为位于其宣武门内的教堂题额“万有真原”。他还根据习惯而为这条题额另写了一联,已贴在大门两侧。其上联是“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下联是“宣仁宣义事昭拯济大权衡”。尊皇之先父皇帝敕封戴进贤神父为钦天监监正、礼部荣誉侍郎。他同样也敕封徐懋德神父为钦天监监副,诏令巴多明神父和其他人向多名青年人——官吏的儿子们讲授拉丁文。这都是一些非常显著和非常卓越的浩荡皇恩,它们如同苍穹中的太阳和星辰一样,很难用文字来表述这一切。

陛下,使吾辈充满欢欣的事,则是陛下登基后,使吾辈有幸得到了一种特殊保护。吾等获悉,本年三月间,陛下降旨并公布于整个帝国,其中清楚地讲到,帝国的法律从未禁行基督教;当陛下获悉有几名传教士新近到达时,便诏令他们入宫。

大家考虑到陛下使我们获得如此之多的皇恩时,难道容易表达这一切吗?陛下丝毫不把我们视为外国人,而是以对待您自己的臣民一样的善良来对待我们,这是无人不知和无人不晓的事实。但却有人提到满保反对我们,其目的何在呢?雍正八年,这位大皇帝在八月间,赐吾等千两白银,以修缮我们的教堂。如果他确实是禁废我教,那么他又何必赐给我们如此之浩荡的皇恩呢?因为它会直接导致我教流芳百代。在满保掀起的教案中,丝毫既未提到在大街上张贴告示一事,也未提及逮捕基督徒并将他们投入监狱的事件,更未提到对他们进行审讯、拷打并给他们戴枷的事。吾等越是想到今天针对我们所发生的事,越是坚信有人仅根据个人的私见诬蔑我们,并以置我们于死地的心情行事,直至把我们当做叛匪一样押在陛下的囚车之中,以让我们彻底消失。这是臣等无法解释的事。

根据我圣教的准则,我们平静地忍受了对我们的谩骂和伤害,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想到对此进行报复。但这涉及到了我们传播的圣教之声誉,我们面对诸人而身处一无对策和二无体面的境地,于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又联想到了陛下尊贵王朝中所有皇帝们的恩惠,特别是我们受到的陛下之恩惠。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但当我们想到陛下时,就不再回想其余的一切了,恳求陛下赐给我们一个如同父母一般的人物,充满温柔和善意。我们是非常不幸的孤儿,失去了任何支持。我们冒昧地请求陛下赐给一次特殊的皇恩,即自行结束这场教案,以使我们不至于在那些一心追求毁灭我们的人之诬蔑下崩溃。从此之后,所有的诬蔑都会停止,我们将把这一天视为我们的生日,把这种皇恩视为新生的一年。我们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并深怀诚惶诚恐之心情,冒昧地向陛下呈奏本奏章。乾隆二年十六日(12月7日)。”

午后一点钟时,大总管海望会见了传教士们,并用鞑靼语对他们说:你们的案件已由皇帝退回刑部重审,以使它审查之后并向陛下呈奏一份折子。传教士们听到这一席话后,都目瞪口呆了。巴多明神父针对此而言道:“我们的案件已退还刑部!啊!正是该部为此而向我们发难。”这位老爷回答说:“确实如此。但贵州省的总督尹继善刚刚出任该部尚书,以取代那苏图。后者前往南京赴任去了。尹继善与过去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牵连。”他又补充说:“去吧!去吧!当这一案件结束时,你们要来向陛下谢恩。”

这一答复无法使那些神父放心下来。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发现与清帝国最大的部之一有牵连,该部必然会对于人们求助于皇帝而感到生气。这样一来,他们远不能指望任何有利于他们的行为,而且还完全有理由害怕该新尚书的呈文并不利于他们。新尚书比任何时候都更难改变定案,除非是得到了天主的特殊保护。这一事件令人看到,他们并不是真正感到害怕。下面就看一下他们于十月二十二日(12月13日)呈奏皇帝的答复:

刑部尚书和兵部荣誉尚书尹继善,毕恭毕敬地向陛下呈奏此本,以遵循陛下令臣审理西洋人本章的钦命并向上呈臣的报告。

在对传教士们上奏的本章和刑部的判决(其中包括教经先生和医院看门人的答复)作了仔细研究之后,他又继续写道:“经过研究记录,我发现,在雍正元年十二月间,礼部曾审议过浙江和福建总督满保的一道本章。他要求基督教立即遭禁,虽然可以把欧洲人留在北京,以便在那里从事某种工作,并在其后果无关宏旨的事务中利用他们;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各省者,他们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用处,愚昧平民可能会听取其教义并追随他们的宗教,从而使其思想和心灵都充满不安,但却没有任何益处。他据此而要求禁止这种宗教,要强迫那些已经信奉这种宗教的人背弃它。如果以后有人集会以从事其修习,那就必须严加惩处。该判决已获得皇帝恩准。

此外,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帝国的辅政大臣、王公大人们都讨论了通政使司的官吏赵之恒的折子。他要求严格禁止兵勇和平民百姓信仰基督教。在八旗中已有信奉该宗教的人了,如果他们顽固坚持信仰该宗教,那就命令其军官对他们严惩不贷。礼部将以在所有街道中张贴告示的方法,颁布禁令,禁止西洋人以任何方式邀请兵勇和平民追随其宗教。对于皇帝陛下批准的判决,人们都尊重并记录在案。这样一来,禁止兵勇和平民信仰这种宗教的禁令,明显是帝国的一条法律,人们应该在里里外外都应遵守它。

在有关本案的问题上,一名叫做刘二的平民加入了基督教,并且前往弃婴医院。他使用了一种巫术水,在这方面违犯了法律,其证言可以作证,法律要求对一桩类似的罪行惩处,他应被判处戴枷。兵勇和平民并不熟知法律的严厉性,这就是为什么其中有人信奉了这种宗教。所以必须使他们了解这些法律,将判决送达顺天府尹和城内五部大员,以使诸部以告示而公诸于众,法律应受到严格的维护,应唤醒愚昧之人。当然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使人遵守法律和处理案件。

对于刘二所适用的法律问题,对他进行这样的判决是有理有据的,因为淋在婴儿们头上的水与巫术有关,并与巫术完全相似。罪犯不承认这一点,必须对他进行审问。这是法庭以正当理由为基础进行审判的习惯,以便分辨真假。我们必须将趋向于欺骗民众的所有邪教教理连根拔除。仅仅是由于西洋人掌握了某些数学知识,陛下的先皇才对外国人充满善意,而没有迫使他们从中国返回故里。难道曾允许他们于帝国内传播其宗教、从各处聚集吾民并以邪教教理来扰乱吾民吗?人们抓获并已判处戴枷的刘二,他冒失地加入了基督教,而绝非是欧洲基督教徒。他是否属于那些控制信奉其宗教者的欧洲人呢?如果确实如同他们向陛下禀报的那样,根据其教教规,刘二不能被司法判罪,难道再也不允许官吏们审问欧洲人所欺骗的我们的中国人了吗?刑部大员根据成文法而处理中国人,难道在这方面会有不符合正当理由的因素吗?现在他们却利用个人感情和心情而对官吏们进行诬蔑并造成他们身败名裂。难道还有比这一切更荒谬的行为吗?其他王国的外国人当然都非常愚昧无知,于此不需要对此进行研究了。但在有关治理民众的问题上,我们却谈不到过分严格和严厉,以激发他们产生对法律的尊重和威慑感情。欧洲人的宗教却激发人产生了许多欺人之术的灵感。给予它任何自由,都会有极大的危害,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不能阻止他们遵守我们的法律。陛下,这就是我——陛下的忠臣,经过准确无误的研究之后,诚惶诚恐地就惩罚刘二的问题,而向陛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即通过公开张贴告示,而禁止民众参加基督教,并且勒令那些已经加入者放弃该宗教。臣顿首恳求陛下批准之。

皇帝批准了这道折子。传教士们于同一天被内务府的大总管海望召入宫中,以接听陛下的诏书。圣旨中写着,刑部的行为符合出自法典中的法律。给予传教士们于其教堂中修习其宗教的自由,但不希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鞑靼人、旗人等公开信仰之。此外,他们只需要照常行使其职务即可。

传教士们跪听宣旨。巴多明神父回答说:“我们自6000法里之外前来,并非是为了要求允许成为基督徒、履行基督徒的职务和秘密地向天主作祈祷。中国朝廷、城市和各省的人无所不知,我们来此是为了宣讲基督宗教,同时又为皇帝作出我们力所能及的效劳。陛下的先皇,尤其是尊贵的先祖皇帝,令人审查了我们的教义。他绝非是通过某些愚昧无知的个人审查的,诸如在本朝和前朝参奏我们那样的一些人,而是由最高的各部院、朝廷内外的大人物来审查。他们经过一种严格的讨论和一种成熟的思考之后,便宣布说基督宗教是一种善而真的宗教,完全摆脱了任何一点即使是最轻微的邪恶疑点。所以,必须极力避免禁止它,或者是禁止中国人追随它和前往教堂。这项声明已由皇帝恩准并已在整个帝国公布。

“自这段时间以来,我圣教再无丝毫变化。那么,刑部为什么下令关押基督徒呢?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为什么要在全城张贴告示以迫使信奉该宗教的人放弃它呢?为什么在各省也要命令做同样的事呢?如成为基督徒便会是罪犯,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更有理由成为罪犯,因为正是我们鼓动民众信奉基督教的。然而,人们要求我们继续自己的职业,但我们从此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颜面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呢?我们怎能满怀着羞耻和惭愧、带着教派主义者和诱惑民众的坏名声,而心安理得地为陛下效劳呢?如果人们现在告诉我说:返回贵国去吧!我们的条件难道不会更好一些吗?那么欧洲便会有人对我说:难道你们没有对新皇帝大加赞扬吗?你们在多少封书简中告知我们说,这位大皇帝犒赏善人、宽恕罪人,他如同其先人一样善待你们,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欧洲都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对他表示过千般感激与祝福。今天,你们却被驱逐出了中国,因而你们或是以你们的恶劣行迹,或是以某些赤裸裸的错误,而迫使他把你们从其帝国中驱逐出来。王爷!我们该怎样回答呢?人们会相信我们吗?人们会屑于倾听我们为自己辩护而讲述的一切话吗?因此,我们便处于了尴尬境地。除了请求陛下的宽容之外,我们还能做其他什么事呢?他是我们的皇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再无其他支持了,他难道会抛弃我们吗?难道我们在他那光辉的帝国中,是惟一在压迫下呻吟的人吗?而您呢?王爷,您看到了我们跪在您的脚下,俯允向陛下提出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呻吟吧!或者是允许我们通过文字书面向他提出这一切吧!”

这位王爷说:“通过文字?不!这是一个已经结案的案件,大部院中有一个已经发话了,我们不能再反悔了。”神父反驳说:“但几个大部院过去都曾讲过,他们今天怎会反悔呢?”该王爷确实对曾替传教士们说情而又成效甚微感到悲伤,但他不肯接受任何书面请求。他说:“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曾为你们效劳过。”正是由于这种他应该是感到很满意的答复,神父们才退去了。

次日,也就是农历同月二十三日(西历12月14日),上午10点钟左右,皇帝驾幸郎世宁修士正忙于作画的房间。他向郎世宁修士提出了有关绘画的多个问题。该修士为皇帝前一天下达的圣旨感到极度悲伤和痛苦。皇帝询问他是否病了。他回答说:“不,老爷!但我处于最大的沮丧之中。”他然后跪倒在地上说:“陛下,老爷!您禁止我圣教,街头贴满了废除该教的告示。继此之后,吾辈怎能安心为陛下效劳呢?当人们在欧洲知道了您已经下达的命令,将来是否还会有某人愿意前来陛下驾前效力呢?”皇帝回答说:“就你们这些人而言,朕丝毫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你们可以自由地修习它,但我们的人不应该信仰它。”修士回答说:“我们很早以前就来到中国,正是为了向中国人宣讲这种宗教。您高贵的祖父康熙皇帝,曾颁布在整个帝国中的容教令。”由于该修士是眼含热泪而呈奏这一切的,所以皇帝也受感动了,他扶起了郎世宁修士,并向此人许诺他将再次研究这桩案件。

同月二十四日(西历12月15日),大主管海望染疾。皇帝令人传来其叔十六王爷,以向他下达其命令。正是此人主持诸王子和王公大臣,于本朝皇帝执政元年,颁布了禁止八旗军信奉基督教的禁令。该王爷通知神父们于次日清晨聚集于宫中。传教士们对于这项新命令感到非常惊慌,因为他们深知这位十六王爷对待他们的恶劣倾向。因此,他们加倍祈祷,以使一场如此重大案件能获得令人愉快的成功。他们根据下达的命令,于一大清早便入宫去了。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了下午一点钟,十六王爷才从内宫出来,径直向传教士们所在的外间走去。他将他们带到一间偏僻的房间中,向他们重提了皇帝的命令,但其语言却温和平静得多。他对他们说:“皇帝绝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刘二绝非因为他是基督徒才遭到了惩罚,他是由于其他错误才根据中国的法律而受到惩罚的。”由于他否认的事实非常明显,这位王爷为了使他提出的解释具有一种真实的表象,所以他又补充说:“在中国,我们要惩罚喇嘛、和尚、道士(这是三种不同的修道人),他们都以摩顶和念咒的方式为人治病。”人们对于传教士们对这类比较的回答,已经看到得够多了。但他们就此问题,却作了最大程度的强调。这就是强调了他们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未通告刑部。人们仍在继续张贴污辱基督教的告示,也不仅仅是在北京,而是在帝国的所有省份,这些省份都允许官吏们拷打基督徒。十六王爷对传教士们说:“我向你们保证,情况正好相反,请放宽心!如果你们在此问题上还有某些困难,那就写一道奏折,你们以此向皇帝谢恩,并请求他不要再允许张贴任何对基督教不利的告示了,我将把它呈奏皇帝。如果他当面召见我,那么我将向他陈述你们的所有理由。”

传教士根据王爷的建议,修了一道新奏折,并于次日一大清早带入宫中。但他们仅在下午两点钟才见到了王爷。王爷接受了奏折并阅读了它。他认为其言词太强硬了。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似乎要向皇帝口授他应做的事。”他于是便决定通过书面而传达皇帝的旨意,而过去他亲口向他们作了宣布。他向宫中的一名录事口授,并将此通报了大总管海望,后者批准了它。传教士们向他表示谢意,为了表示他们向皇帝谢恩,他们修了如下一道奏折:

欧洲人戴进贤等人,毕恭毕敬地向陛下上表,以对浩荡皇恩谢恩。本月二十五日,庄亲王(十六王爷的封爵)与大总管海望,向我们宣读了陛下的圣旨,其中指出:“刑部逮捕并审讯刘二,是因为他违犯了中国法律。他当然应受到如此惩罚。这一切既与基督教无关,又与欧洲人没有任何干系,大家应尊重这道命令。吾辈乃陛下最忠诚的臣民,顶礼跪拜,我们将为此而以很卑微的行为作出感激的回报。我们冒昧地向陛下请求,通过其慈善心的作用,不要再张贴反对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了,基督徒的名称也不应再作为逮捕惩罚人的一种原因,以使我们享受贵荣耀王朝的和平之福。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以对这样一种恩惠表示感谢,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承认哪怕是其中的万分之一。为了向陛下表示谢恩,我们向您上了此奏折。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2月18日)。

同一天,十六王爷便看到了这道奏折并阅读了它,对此感到很高兴,于是通过上折子的正常渠道而转奏皇帝。皇帝以他批准我上文引证的尹继善的本章时所使用过的相同措辞,甚至同样的几个方块字批准了它。其答复被退给了王爷,使用了这样一些话:“圣旨:将来不要再贴辟基督教的告示了。”王爷以一种欢欣鼓舞的神色向传教士们通报了这项答复。由于他们都在跪听宣旨,所以他让他们站了起来,自己坐下后也让他们坐下。他然后又向他们讲了许多客气而殷勤的话,就如同是他们已坚信它们出自一颗真诚的心一样聆听。他甚至两次鼓动他们各自继续其事业,这是皇帝的一道命令。王爷也使他们听到,他将向刑部大员们宣布皇帝陛下对他们奏折的批复,虽然他未曾用确切的措辞许诺这一点。

当传教士返回其住所时,他们所有人都认为,如此公布的批复尚不算够,必须请求王爷以其原貌而传达到刑部。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就此问题尚未得到皇帝的一种准确命令;而且这也会使帝国最大的部院之一感到羞耻,从而迫使它于其案卷中记载下与它向皇帝请求并获得批复的事完全相反的内容。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困难,他们也都感到很必要。他们仍不放弃起草一种条陈,其中以对这位王爷付出的辛苦表示感谢为借口,又向他提出惠施另一种恩典。他们之中的四个人前往王爷府,以向他呈递该文。但王爷借故拒绝接见他们。王爷随即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让人传话给他们,让他们保持冷静,他已将皇帝的愿望转告了各大官吏们了。

直到1738年的年初,人们尚未听说,刑部曾针对这一案件采取过任何措施。仅仅到了1月14日,我们才通过了一条可靠渠道获悉,早在12月27日,刑部就已经把得到了皇帝批准的尹继善的奏折下发都察院以及帝国各省,以在那里存入所有的案卷中。传教士们对此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害怕在整个帝国爆发一场全面的仇教风潮。

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副省会长徐懋德神父,曾结识北直隶省的总督,于是便向他在北京的公馆派出了一名教经先生,因为他当时正住在那里。这是为了向他通报呈奏皇帝的最后一道奏折并附有皇帝陛下的御批,请求他不再允许国人虐待其管辖范围内的基督徒了。该官吏询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没有让人将这道奏折及御批刊载于《邸报》中,他已于该报中看到尹继善的折子了,为了控制各省的官吏们,再不需要做多的事情了。教经先生回答说,他们确曾希望于《邸报》中刊登这份奏折,但该报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道奏折未由皇帝送达国家的吏部以在那里登录在案。李卫李卫,当时为直隶总督。——中译注就此而唤来了其书吏之一,令人带上这道奏折和皇帝的朱批,从今晚起就刊载于《邸报》中,以使之立即传到帝国的所有省份中去。他在辞别教经先生时,嘱托他转告徐懋德神父,神父应该对与在他治理下的基督徒们有关的一切,都放宽心,他绝不会使他们在其宗教问题上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巴多明神父令人刊印了上呈皇帝的三道奏折及其朱批,而且带有装饰皇帝圣旨的所有装潢。它们形成了一本小书,并且令人刊印了许多册,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到处传播它们。除了这剂药来得太迟而无法防病之外,由于它缺乏人们未能获得的正常程序,所以,他远不能令人印制与得到皇帝权威支持的刑部命令那样好。

确实,人们未感到其不利后果,又过了不长的时间,葡萄牙神父们收到了由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杜林的一封信,这是特意寄给他们的。他于信中阐述了在陕西省所处的悲惨境地,完全是由于已被刑部禁止的辟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而造成的。他说,他带领其最忠实的信徒从一座大山中退到了另一座山中,尽管他们为了掩饰其隐蔽地点而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他们还害怕从第一天起便在那里被抓获,然后被带着桎梏而解往官吏们的衙门,也可能是被解往北京刑部大牢。不多几日之后,那名方济各会士和虔诚的圣母会传教士安东尼来到了葡萄牙人的传教区,他化装成一个穷人,以不被人辨认出来。他在那里停留的整个时间都是藏匿的,一大清早便去作弥撒,在一天的剩余时间内从不出房间。他自山东省而至北京,因为继刑部的命令下达之后,其住院的所有地方均贴满了辟基督教教法的告示,其新信徒们对此感到极端害怕,其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其家中接待他。

刚刚过了十五天,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费拉耀神父,便同样也从山东省来到北京,以在曾虐待过其地区的基督徒们的官吏那里,寻求某种保护。他主要是向葡萄牙神父们的东堂会长陈善策神父求援,该神父作出过许多活动,为他谋得致其省的官吏们强有力的推荐信。他携带这些信件而返回了其传教区,大家尚不知道打洋教之火是否在那里彻底熄灭了。

同在1738年的8月16日,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武官家庭从陕西省来到了北京。由于在那里收到的刑部命令而激起的仇教风潮,迫使该家庭退避到了该省的首府西安府。该官吏的职位根本就不在省会,它距那里有整整八日的行程,但他在省会租了一间房子以安置全家,使家人能照料非常年迈和多病的父亲,他让其父接受圣事以获得安慰,以使之对并不遥远的死亡有所准备。当刑部命令传到时,便有人搜寻曾住过基督徒们的房子。在该基督教官吏的房屋所在地区的知县,产生了某种怀疑,因为曾有一名欧洲人在那里藏身。知县佯称,他不知道这幢房子属于哪位官吏,他向那里派去了一些衙役以搜查该房子并抓捕欧洲人。法国洛利姆的主教和该省的宗座代牧孔嘉先生,确实从那里撤出来了。人们立即就知道了,在衙役们刚刚搜查其住宅的家庭,他们让高级神职人员藏身于那名基督徒官吏的两姐妹的房间中。当在这幢房子中的所有房间都被仔细搜查之后,他们便接近了这个房间,两姊妹从中走了出来,就如同是为了让给他们进去的自由一样。但他们不敢这样做,而是仅满足于从门槛处向里瞥了一眼,然后便退了出去。知县并不满足于命令做这次搜查,虽然自从那位基督徒的父亲死亡以来,在该幢房子中就只有女子了。他让人告诉她们说,她们或是与基督宗教重建联系,或者是离开一个属于他的司法管理的地点。她们也作出答复说,她们已决定返回其故乡北直隶,她们最后也确实返回了北京。人们正是从她们口中知道了陕西基督教的那些具体情节,她们又从中补充说,陕西省的基督徒们处于了动乱和混乱之中。

同年10月间,北直隶原文如此,清代只设直隶,但传教士们习惯沿用明代的划分,故仍称之为“北直隶”。——中译注省总督李卫,利用为皇帝祝寿的机会晋京,因为李卫平时并不居住在北京。他让人转告徐懋德神父说,要尽量嘱咐其省的基督徒们坚持一种有节制的温和行为,他不会对他们作任何参奏;已有不同的十七名官吏向他呈奏了辟基督教的要求,他把这一切都压下来了。在湖广省,尽管属于宗室的总督本人就是基督徒,但某些官吏们仍不停地在不同的省份中张贴刑部的告示。在作为一个基督教会口的襄阳府,知县获悉,磨盘山山区,有大批基督徒们在开垦荒地,他令人逮捕了其中的几个为首者,并令人将他们押来,打了其中一两个人的嘴巴,并以最可怕的威胁来吓唬他们。他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声明,以此而许诺不再加入基督教。其中的一名自认为是精明能干的人声称,人们通过这些言语而让人理解到,他们绝不会再为人施洗。他们正是在此意义上才签署了声明,而且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被非常巧妙地从官吏的手中解脱出来了。当他们返回时,传教士们便如同是对待背教者一样地对待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从不允许掩饰,更不允许使用含糊的措辞,当涉及一种信仰和在一个主管司法的部院中,更为如此。他拒绝他们进入教堂和参加圣事。基督徒们承认了其错误,他们为此而痛苦地哭泣。他们公开地对自己所做出的耻辱事,向所有基督徒们进行道歉,并自告奋勇地前往刑部以撤销他们的联署,并公开传播基督教。就在同时,军官和虔诚的基督徒赵诺贝前来寻找该知县,在对他的行径作了最严厉的指责之后,他又向该知县索要新教徒们签署的文件,并对此人说:“难道您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便是该省总督和所有官吏,都如同我一样是基督徒。”现在轮到知县被吓坏了,他就以出自刑部的命令而自我辩解,而且明确许诺将不再骚扰基督徒们了。事实上,自从这一时间起,他们始终都很平静。

这就是中国传教区的现状。我刚才作的简单记述可能涉及到了许多神圣的人,他们热情地在这个辽阔帝国中传播教法,向天主奉献他们的祝愿,以使天主能如同过去一样,向这个现在已相当荒芜的葡萄园传播其大量的祝福。

 

 

  83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士和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

(1740年9月20日于北京)

先生:

主内平安!

我从收到您的信时,也得到某种新恩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珍贵的受益,也就是您作为非常尊贵的院士的科学院的最后三卷《论丛》,这使它们与您先前善意地赠送给我的前几卷形成一整套。这部以其学术和文学的所有体裁而显得非常重要的巨著,构成了我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和装饰门面的作品。我缺乏言辞,以向您,向您那样杰出的同事们表达我所有的感激心情。

我利用今天的一点空闲时间,以试图满足于对这一切略作某些澄清,这是您在信中向我要求的事,我将以“铁”这个条目开始。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铁的发明“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完成的”,人们想像出冶炼和加工铁的技艺,是在人类存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或由于某些巨大的偶然性而完成的。人们可能会要比勘察金银矿,还会遇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困难。因为金银在河沙中闪闪发光,很容易被地下隧道中的火熔化,其次是金银可以通过地震或火山爆发等原因而以金银锭的形式出现。铁却往往是以浅黑色的岩石或砾石的形状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如果铁在中国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已经有了,那么还必须使有关知识为前提的炼铁术,在那里也必定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您正是利用这一机会而向我询问,在中国是否还残存某些铁器时代的遗址,或者是向中国传入铁器的民族之遗迹。

我可以肯定,本处对铁的知识已经很古老了。铁似乎是从最早统治中国的时代就已经为人们熟知了。因为在《书经》的《禹贡》篇中就已经提到了铁。其中指出,铁出自梁州地面。但其中丝毫未曾指出,那里是人们首次认识铁的地方。但由于中国无可争议地是自北京以西开始有人居住的,中国人的酋长们正是在梁州辨认出了这种适宜冶铁的土石。他们当时可能已经拥有了几块这种金属,或者是他们从与诺亚一起生活的人那里学会了辨认这种金属铁,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这位曾建造了诺亚方舟的族长,会不借助于任何铁器。至少我不知道,人们从未讲过任何与此相反的内容。但据传说认为,诺亚在方舟上不可能拥有铁,难道他也不知道采铁的矿山吗?我觉得这一点不大可能。如果这一切成为真实,那么他的后裔便很容易辨认出这种山土来了。对于那些从未见过铁、对这种金属没有任何想法和甚至不知道它之存在的人来说,那么去寻找它就是不慎之举了。

如果人类从诺亚时代起,甚至是在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创世记》第四章说,土巴该隐是铸造铜、铁各种刀剑的人)之前,便具有了某些有关铁的知识,正如您根据《创世记》中的言辞表述所猜测到的那样,那么某些民族,甚至是那些于民族分散之后前往土巴该隐曾打过铁的地区居住的人,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是铁,他们又怎会为了取代这种特别必需的金属,而被迫使用陨石,以至于要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将这样一块陨石破裂、打磨和装柄,从而改造成为斧状或其他类似的工具状呢?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就证明了人们对铁的一种长期无知。

我承认,我也不好理解这种知识是怎样在这些先民中失传的,完全如同在那些前往美洲居住的民族中一样,但它似乎是在中国人中被保存下来。这既不是通过书籍,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在什么时代拥有这种知识的。

据说,为了自娱,在民族大分散时期,那些在中国一侧附近的人,比其他人更加仔细,他们随身带去了铁铲、镐头、抹子和其他用于建塔的工具,或者更为严肃地说,无疑是出自诺亚长子闪之后裔的中国人从这个享有特权的父亲那里接受了许多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不是在含和雅弗的后裔中所共有的。它们甚至已被闪的某些支系,尤其是那些从未到东方去过的支系所遗忘。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些遗忘的铁器之遗迹中的任何一种,诸如为了取代铁器而打造的那些石器,至少连今天的文士们也从未听人讲述过这一切。但如果断言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中,无论是在矿藏中还是在山林中,都绝不存在这类经过加工的矿石,那也有些过分武断。如果因偶然使我发现了其中的这些矿石,那么我将用心地为您寄去,这正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我们永远都应该回忆得起来,如果大禹曾缺乏铁器工具,那么他就永远无法挖断山脉,更无法挖掘他曾开通的那些大河道,以使淹没了大地的洪水有一个自由通道。

先生,您已经非常正确地预见到,我很难回答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每年在中国诞生的女婴比男婴多。我曾向多个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坚信其数目基本均衡。针对我向他们讲到的情况,即多妻制便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无法给那些希望结婚的人留下其他女子了。他们回答我说,在他们中有大批太监和放弃了结婚的穷人,因为他们没有养活一个女人的手段和能力。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朝统治年间,皇宫和大户府宅都充满了出身良家的太监。因为其中的许多人都高升到担任帝国的最高职务的地位,所以当时最时髦的做法便是皇家依靠他们来完成所有的家务。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鞑靼人不使太监们保留任何权威,因为这些人过去曾滥用其信誉,从而造成了帝国最大的动乱。我们现在于太监中只能发现那些民间最底层的人,或者是无资产以供结婚的贫穷乡民。

虽然在北京诞生的儿童中,女性似乎确实并不多于男性。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每年年末,人们都计算一下当年所生婴儿中的成活数,那就会发现男童比女童的数目要大得多。因为在大多数弃儿中,人们只能会发现女童,每百名弃儿中,很少会有三名以上男童。这就是每天都派出去为这些不幸的儿童举行洗礼的所有人都提供的很一致的证据,这些儿童均为其家长之贫困或其师之残暴行为的受害者。我认为,在其他那些有多处下属机构的大城市中,基本上也是同样事态。因为在小城市和平民或农民居住的乡村,从来不会出现有人会在那里抛弃婴儿的现象,惟有濒临死亡者例外。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婴儿来说,人们很容易找到收养他们并将其养大成人的家庭。

一旦当出生的女童并不比男童的数量大时,而且通过您就这一内容寄给我的计算方法,我们便可以肯定情况完全相反。先生,您至少是在欧洲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而认为,一夫多妻制是人口和繁衍的一大障碍,我完全同意您的上述看法,“由此便可能会留下许多无妻子的男人”。您还补充说:“怎能使这种非自愿的独身生活与中国人的气质协调起来呢?您难道没有从中看到,许多人并未准备好接受这种生活?或者是在不允许出现中国人的伦理主张极力抨击的动乱的前提下,怎样才能纠正这一现象呢?”

先生,我不想否认,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动乱,但它在中国并不像您提出的在日本和土耳其人中那样公开爆发。中国不会因这些动乱而受苦,如果一名主子向其奴婢施暴,那么他就将会受到惩罚并使奴婢恢复自由。此外,有一种鄙卑行为与这种令人憎恶的交际方式有联系,任何人甚至都不想对此提出怀疑。但我却承认,当天主的威慑尚不能制止此类动乱时,人类的威慑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分软弱的制动力,无法遏制那些不信教者。尤其是当他们可以确信其罪行将是一种秘密时,则更为如此。

现在我们来讲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相似性问题,这是以两个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为基础的,您正在继续以一种非常清楚和非常合乎情理的方式对此进行阐述。那些非常相似和特别与众不同的特征,将在您所讲的一切内容上,向您提供能赋予他们一种共同起源的倾向。先生,我坦率地向您承认,所有这些相似性都只能促使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即这两个古老的民族于同一源泉中汲取了他们各自的风俗习惯、科学和艺术,而不至于使其中之一成为另一个的分支或拓殖地。所有人都宣扬中国的古老历史,这是一种已得到明确证实的古老历史。我们很难设想埃及人于其开始阶段,能够征募大军、穿越辽阔的地区,垦殖一个幅员辽阔的伟大王国——中国。西西里的迪奥多(为公元前1世纪的政治家,著有《世界史书》四十卷。——中译注)除了证明中国在此后便有人居住之外,再也证明不了其他的内容。俄西里斯(据希腊神话传说认为,俄西里斯本为埃及国王,死后成为冥王。——中译注)一直前往孟加拉,那里就是东方之洋。略通舆地学的迪奥多罗可能将此当做世界的尽头,假定他相信地球为平的,正如人们在此之前很久就曾相信的那样。当人们声称,俄西里斯曾在亚洲旅行,但由于未指出他曾在亚洲的什么地方旅行过,所以他不会为证实这种假设而走得太远。

现在再回头来谈中国的古老历史,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您也理由充足地非常倾向于相信它。下面就是某些证据,我觉得除了对此没有任何可以反驳之外。先生,为了证明埃及人的古老历史,您曾提出他们过去就懂得维纳斯(金星,太白金星)和墨丘利(水星)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但却将不动的大地留在了世界的中央,其他行星始终都围绕太阳转。我可以顺便问一下,这种知识是否曾受到过质疑,是否有过某位古代作家曾非常谨慎地讲到过这一切?但我提出了这种假设,这同一种知识在中国也同样很古老,甚至可能比在埃及还更加古老。正如你们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埃及人对这一切已经遗忘了,甚至托勒密本人在亚历山大城的中央,也否认了墨丘利和维纳斯围绕太阳转的这种运动”。中国人却将这种理论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宋君荣神父根据中国的天文学而就此所写的一切,他们讲到这一切时就如同是对待一种古老的知识,而并非一项新发明。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古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的星宿目录表,连同他们观察这些星宿的方式;还有中国人的浑天仪;他们那分成360°的浑天仪,其中一度代表着赤道,另一度则代表着确定星辰轨道的子午线;此外还有他们的纬度线等。如果人们其后将该名表与埃及人残留的名表作一番比较,那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中国人于其古代文明方面未向埃及人借鉴任何内容,中国人也不可能由此而成为出自由埃及人蜂巢中分出的一窝蜂。

我觉得,我已经向您讲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直角三角形的古老知识,从康熙皇帝的证据来看,我们无法确定其开始的时间。我们读到,著名的周公之前任,生活在大约公元前11世纪时。他曾对其弟子说,人们用这种浑天仪便可以从事多种天文观察,禹正是用它来测量高度的。但并无人指出禹是其发明人,甚至未指出他曾亲自使用过这种仪器。

这种知识怎会于后来传到毕达哥拉斯手中呢?它曾为此人增光不少。难道是毕达哥拉斯发现了这种知识吗?人们在相同的知识中相遇,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也可能是他从印度人中接受了这种知识,而印度人却是从中国人中获得的。这一切纯属猜测,我们根本无法断言。直到发掘出土我们至今得以看到的文献之外的其他文献为止,我们始终持如此看法。

先生,这就是有关中国古老历史的三条证据,我希望有时间能作进一步的发挥,以使欧洲放弃其有关埃及人、迦勒底人、波斯人等民族的古老历史科学的天生定论。这是一种始终都支配学者们笔锋的内容,因为除了这些民族不太遥远之外,《圣经》也曾在多处讲到过它们,而它对于中国却从未直接地讲到过。中国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却一直遭人遗忘,马可·波罗一直深入到中国内地,但他的游记最早只认为是一大堆编织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此后于某段时间前往那里的传教士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辽阔帝国的许多知识,而欧洲人勉强才能屑于倾听一二。

某些学者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相信,中国过去不曾懂得,现在也依然不懂传教士们向他们传授的天文学,我对此又该讲些什么呢?仅仅是自不多年以来,通过对中国书籍的译著、他们的计算以及其古老的天文观察,人们才打开了眼界,开始怀疑在中国人中,确曾有过某些肯定值得给予某种注意的知识。

我是否同样也敢于希望那些精通希伯莱文文本《圣经》的先生们,能否稍微延长一点世界的持续时代呢?尽管拉比(古代犹太教祭师的尊称。——中译注)们的所谓良好信仰,为了推迟救世王弥赛亚的降临,是否敢于缩短这种持续时代呢?我们在这方面既不宣扬反对他们的诚意,也不否认他们的纯洁风俗。我们在向一个并不听信我们的民族宣讲我圣教时,便会稍感宽松一些。如果不向他们提出坚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他们就会看到我们删节或摒弃了他们认为是其历史上的可靠成分。可以使我的希望得以加强这种信念的因素,就是人们确曾允许随意地扩大大气层,因为人们尚无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您于自己有关北极光的论著中曾证明的问题。然而,我们确实应该说,人们觉得其中天文学家们的计算比纪年学家们计算要精确许多,因为一次小小的演示便可以确定前者,而我们没有掌握任何一种类似的制约来反对后者。因此,先生,你们绝不要希望,他们会受你们为世界古代史所提供的这些既有天文学,又有历史学和博物学的重大证据而受到感激,我对这一切都只能向你们表示感谢。这确实是由学者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才作出的决定,他们在纪年问题上写有多部巨著,其中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从来都不相吻合。如果您根据采自最遥远地区的推理,而胆敢介入他们的争执,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扑向您,其中十个有九个不会给您一月的时光,以使您有所变化。

我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则必须撇开所有已经形成的纪年体系,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从现在起就直截了当地开始论述中国的纪年,可以上溯到我们能可靠地论述的时代,不作任何夸张,将中国人承认的某种真相作为可靠事实;同时也指出某些有理由怀疑的地方,既不减少也不削弱地阐述其理由。继此之后,便不需要再回答那些喜欢争论的人了,而仅仅是回答那些心无私念的学者们了,诸如先生这样的人。他们也会如同先生所做的那样,善意地提出他们的质疑,以便澄清真相。

对于人们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发现的几种相似特征,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两个古老而又开化的民族,尽管他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在某些地方却有许多相似性,这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了。但更为引人注目的,却是在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从而使人们无法看到他们为什么会是出自同一始祖。在埃及,允许兄娶其妹,而中国却认为这是一种罪不容赦的丑事,而且中国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例证。埃及人很早就热衷于最愚昧的偶像崇拜,他们不仅仅崇拜其英雄,而且首先是崇拜流水、空气、土地,其次是崇拜鳄鱼、老鼠和最卑微的昆虫;有些人甚至选择萝卜和葱头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正如有人指责他们的那样,他们每天早上“都能于其菜园中发现新的神祇”。

如果埃及人和中国人具有共同的起源,那么中国人从他们定居之始,就可能受到了同一种传染病的毒害。我们只要阅读他们的经典书籍,便可以坚信不移。在数世纪期间,他们之中未出现过任何偶像崇拜的踪迹。正是中国道学家老君(老子)开始歪曲篡改对一尊最高神的崇拜,偶像崇拜的佛教此后便在那里于明帝(汉代的第十五位皇帝)执政期间传播开了,而且是奉命将佛教自印度引入那里。但佛法却始终在那里受到文士们的攻击、驳斥和弃绝,文士们反对这种令人可恶的教派的经书,如同洪水一般。但该教派过去仍不停地发展,现在依然在取得巨大发展,尤其是在平民中更为如此。

人们认为,通过解剖而使人了解身体各部位器官的解剖学,首先曾行用于埃及,其后传入希腊。但这门科学却使终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一直到近期,他们才从欧洲人那里听说过。但无论这门科学对活人多么有益,它也从来不符合中国人的情趣,仅仅有人建议解剖人的身体,便会遇到无法遏止的反抗。

出自地域距离方面的困难,不会使您觉得无法克服。您讲过:“莫斯科人于今天一直进入了中国,即将在中国边境上建立商行,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可能要远远少于古代征服者们听到的那些。三十年前曾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会在莱茵河畔见到卡尔梅克人(欧洲人对西蒙古瓦剌(卫拉特)的称呼。1636年,其中一部多尔扈特人曾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定居。——中译注),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

先生,如果人们还补充说,这些卡尔梅克人很可能是被敌人亲手押解到这里来的,那么人们就不再会感到惊奇了。因为可以肯定,从莫斯科直到德国,他们并不缺乏道路、河流上的桥梁、驿站和向导。因此,这一切都于其途中准备好了。卡尔梅克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继续赶路,毫无奇迹地一直到达巴黎。自他们的地区直至莫斯科,如果不是在一条他们为自己开辟的道路上前进,那么他们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众所周知,那些居住在阿斯特拉罕附近和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具有获得或其臣民,或者是彼得一世沙皇之盟友的本领,曾两次前往莫斯科。他们第一次是借口拜访这位伟大的王子,并从他那里获得几种礼物;第二次是为了在他发动的攻击瑞典人的战争中,能够帮助他。这就是罗朗·兰格先生向我们介绍的内容,此人以其莫斯科贸易经理的身份而经常来往于俄罗斯与北京之间。我很乐意询问,埃及人是在什么时候进入中国以在那里繁衍其居民的。必须是埃及人很早就在那里立足,否则那里就早已完全被人住满了,那就必须对该地区进行征服了,而不是建立开拓殖民地区了。

先生,您丝毫不同意本处是指塞索斯特里(埃及国王家族,共有三世。——中译注),他太晚了,即征服者塞索斯特里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三个人享有此名。事实上,人们将过多的事情都强加到这位英雄的头上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在十年间共征服了米底亚人)、斯基泰人、腓尼基、叙利亚和整个小亚细亚。近期有几位作家不晓得为使美洲有人居住而应求助于谁,于是便根据鲁坎的一段话,而把塞索斯特里斯也搬到了那里:“远方的塞索斯特里斯来到世界的机会。”因此,人们曾借助于俄里西斯,但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人物。一部分人说他是希腊人,他征服了埃及。在此情况下,他也正忙于维护其征服成果,故而绝对不会把一些特遣队派到很远的地方,以在那里完成新的征服。正如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是变成某个温和的、柔弱的和习惯于生活中的文雅之民族之首领埃及人,而他统治的地区又会为他提供大量的这种文雅,那他怎会离开一个如此美妙的地区,而去非常遥远的地区并拿自己的命运作为虐待对象呢?即会冒险使自己找不到任何比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更好的东西。此外,他们统治的民众确实与卡尔梅克人相差甚殊,后者是一个贫穷而又吃苦耐劳的民族。

我不相信人们所说的含的儿子麦西亲自前往中国之事,事实上最多也只能是他的孩子们。但从此之后,埃及便被分裂成了许多小王国。我可以从中区别出底比斯人的国王、坦尼特人的国王和孟菲斯人的国王。这些国王们彼此之间虎视眈眈地互相注视着。他是否可能想到了远离而去呢?以前往他们不认识的地区建立定居点。

但无论人们自认为这些埃及国王是谁,他们都或派遣其人员进入中国,或者是组成军队,或者是组成商队,都必须由西往东地穿过整个印度。然而,我曾思忖,印度当时是否已经有人居住,或者是它当时尚无居民。如果有人回答说,那里当时尚为蛮荒,那就只会在那里找到因洪水造成的混乱。因此,这支军队便会失去了自我对其生存的任何支援。他们必须随着前进而自己耕耘、播种和收获。这一点是很难设想的。如果人们认为印度当时已由闪及其孩子们,或者是由其孙子们居住,正如《圣经》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指出,这些民族或者过分软弱,或者过分缺乏任何清醒的意识,他们让埃及人进入了他们中间而未予以打击,他们看到这些人平静地去占据他们东部的土地。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从而使自己被困在或被局限在双重夹攻之间。我们最好应该是说,闪的后裔的一支队伍加入到了埃及人中,他们协调一致地共同前往中国定居。我们可以假设认为,如果事实的真相正是如此,那么中国人便有可能正是一种人们所说的“混合民族”,有闪和含的种族,有些人很善良,其他人则很野蛮蒙昧,他们在语言、才华、风俗和习惯方面都悬殊甚大。如果我敢于如此表达的话,那么从这种混合中只能产生一部拼凑和组合的作品。然而,中国人自其起源直到我们当代,自古以来就是再统一不过的民族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天才、同样的相貌、同样的体形。在后一点上,其差异仅仅如同人们在欧洲看到的分别诞生于北方和居住在南方的人之间的那种差异。前者原来比较白净和身强力壮,后者则略为晒得黝黑一些,其体质也比较柔弱一些。

仅仅由闪的后裔在中国繁衍,难道不会显得更加自然一些吗?因为他们头脑中绝没有敌人,他们可以一镐头一镐头地开垦土地,然后进入了中国第一个有人居住的地区陕西,正如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那样。他们要比在此期间的莫斯科人具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先生,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人把他们的定居点一直建到了中国的边界上。因为归根结底,中国人只会遇到出自其地区自然环境的障碍,而莫斯科人却要与多个民族作斗争,很难建立商埠,并一直推进到尼布楚,再从那里到库楚泊兴。如果不是沙皇的一名反叛臣民和匪帮首领献出托博尔斯克以求恕罪,那么他们也不会获得如此成功。本处不是介绍这段历史的地方,大家会在一名于二十年前居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的游记中,发现有关这段历史的刊本记述。

无论如何,究竟是谁在中国繁衍人口并不重要,我也不相信您比我对这一问题更为关心。我们在此问题上只能作一些猜测,最符合愿望和最合适的办法,则是深入了解这个帝国的本来面貌,即其开始、沿续和现今的状况。与至今已发掘出的成果相比较,这片矿藏太丰富了,我们应从中汲取一切可以对我们欧洲有益的宝物。

但我们为此而缺乏自由、时间、必要的知识和金钱。人们被迫参阅书籍,只能依靠经典著作。其他的作家们则更是出自无知,而不是恶意,经常忽略正确地考察他们提出的事件。所以,为了避免任何惊世骇俗之言行,则必须阅读该国有关同一内容的多种经典,尤其是在自然史、秘术、医药和其他类似事务方面更为如此。他们确实经常引证其他著作,却不容易找到它们。但人们依然经常在手中获得这些经典,它们又引证其他经典,始终都要重新开始。有时也会出现青年文士,或为了练习,或为了沽名钓誉,而撰写他们自认为精通或从其师处学来的知识。他们著作的多位读者只追求解闷,只要所有这些书都写得好,他们就不会迷恋其他的书。这些作者们不会误引的书,只有巨部史著和经典著作,因为所有的文士们都必然会丝毫无误地觉察到他们的粗俗或他们的无知。这样一来,一名欧洲人就应该小心翼翼地参阅大部分其他中文书籍,才会不至于上当受骗。如果人们能够看到并亲自研究一切,那么一切事都会更可靠无误地完成。

但一个如此吉祥的时代,只会在一位基督徒皇帝的统治下才会到来。我们还需要使中国与欧洲更为接近一些,以使我们的专业学者得以前往那里,就如同前往埃及一样容易,他们在埃及可以对孟菲斯遗址、底比斯遗址及其大门、墙壁和半坍废的沉重建筑主体部位进行测量、研究和发掘。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只需要大批非技术工人和许多时间就够了。然而,人们可以准确地测量一个侧面,人们也会记载某一正面的宽度和高度是多少法丈(每法丈相当于1.949米。——中译注)、有多少拱顶建筑和房间,还需要从中加入多少鼠洞和多少猫头鹰窝。那里还有什么令人特别惊讶的东西呢?如果它们有某种用途的话,是否可以在欧洲做这一切呢?如果大家钦佩其工程的宏大规模,那么我坚持认为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在一切方面尤其是在其用途和坚固程度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埃及的一切。因为许多世纪的岁月都未能摧毁万里长城。除了手工和经大量工程而于其中打开的出口之外,它无其他门洞。万里长城的剩余部分,直到最大高山的顶峰,都能经得住恶劣的气候和地震的破坏。任何人都不知道其长度、高度和厚度。人们在哪里看到过如此之多的排列整齐和结合牢固的砖呢?它们的数量比在埃及的古建筑中更多吗?据说,人们在埃及所欣赏的并不是石块、砖头及其砌体,人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人类、牲畜、四足兽、飞禽图像,还有浅浮雕、碑铭、几乎无法解读的象形文字,它们都非常古老了。啊!恰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才欣赏它们。因为,如果人们能很好地听说这一切,那可能只是很少的东西,从中再发现不了任何神秘的东西了。当人们从这样一次美好的旅行中返回时,他们怎能不撰文论述以显示自己的学问并且永无止境地阐述埃及的神话故事呢?

中国的灾难是它尚未成为我们的学者、旅行家们论述的内容。在长城上,碑铭文字绝不乏其例。其差异仅在于,中国人今天还认识他们最古老的文字,而埃及人却不再会阅读其祖先的文字了。至于其中雕刻的人类、走兽和飞禽的图像,中国人的雕刻物均布满了这一切。虽然在本处如同在埃及一样,于此项内容上没有任何可与人们至今在欧洲所看到的那一切相比较的成分,但从事观察的眼睛依然会高度评价这里的那些非常生动的巨大雕像、符合人们希望从中表现出来的表情和姿态,诸如生气、愤怒、欢乐、悲伤等情感。我曾经亲眼见到过这类体裁的多部作品,而那些最精湛的艺术家却不屑于这样做。在中国,是否有些诸如人们在罗马发现(那里又是从埃及传入的)的那类金字塔呢?我从未见过,但这并不是一种表明那里绝不存在金字塔的证据。但是,由于金字塔一类工程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我怀疑中国人是否会为此而浪费其时间和劳动,难道他们建造诸如人们在某些省份看到的那些雄伟的桥、诸如他们称为“铁桥”的那些新奇的桥梁不会更有用吗?因为这些桥甚至可以从一座山头渡过激流而到达另一座山头。过去,大批军队都曾经越过这种桥梁,它们至今尚残存。这就是世人可以在《中华帝国全志》中读到的内容《中华帝国全志》第一卷,第52、60、76、151、155、156页;第二卷,第91和92页。——原注,这是杜赫德神父于不多年之前为大众推出的一套颇有意义的丛书。我不知道,人们在埃及是否从来看不到这类建筑。

但还有人说,世界上的著名河流尼罗河的源头、其瀑布,既具有规律性而又能肥田,尼罗河泛滥,促使我们的学者、旅行家们欣然命笔,大作记述和论证。中国是否有任何可与之相媲美的河流呢?我的回答是,如果把尼罗河与流经整个中国的大河扬子江相比,那尼罗河就显得没有任何了不起了,它仅为一条小溪。我们只要向中华帝国的地图瞥去一眼,那就会把该江视为“大地母亲的儿子”(正如中国人称呼它的那样)。它从源头直到其入海口,共有400多法里。我们要注意其宽度和深度,它流经的湖泊(其中的一片湖泊的周长便有80法里),它灌溉并哺育的那些巨大而又美丽的城市,特别是要注意布满江面的无数大船和小舟,它们完全形成了一座座水上城市,船上满载完全依靠此江生活的商人和平民。该江绝不像尼罗河那样决堤泛滥,其左右两侧提供了大批能灌溉周围乡间农田的灌渠。根据中国人的正确的估计,这要比一次不安全的泛滥会更方便和更会造福于民,因为尼罗河泛滥是人们无法调控的,根据其源头的降雨量多少,时而较早,时而很晚。

如果欧洲的学者们能够穿越整个中国,甚至仅仅考虑到其面积,那该会在那里发现多少前人从未讲过的奇珍异物啊!如果再允许将中国的南北和东西各方都进行耕耘,并在那里深深地发掘,正如人们在埃及所做的那样,那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人们该会发现多少石头和大理石的石刻碑铭,或者该是多少由地震埋没的文物啊!地震在中国非常频繁,而且具有一种可以夷平整座山脉并湮没整座城市的骤烈程度,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除了我们在那里所知道的矿藏外,那里该还有多少有待于欧洲人以其精明的洞察力去发现啊!这是一种全新的内容,它足够使我们的学者们去干一个世纪了。他们在此期间将会使腓尼基人、埃及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无所事事了,这些民族过去曾占据过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此之后便不具任何重要地位了。

我并不打算由此而减少应归于古代埃及的荣耀,正是该国才在它所获得的所有科学领域中培养了摩西(是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他向犹太民族传授天主的法律。——中译注)。他们最重要的科学知识,可能分别是几何学,这是为了计算尼罗河泛滥的后果而形成的;天文学,其原理可能是由族长们传授给其缔造人的,因为必须通过天文观察才能在那里取得重大进展,正如人们在最早时代可以从事的那样。但我们也可以说,闪的后裔们具有同样的知识,其知识面也可能更加广泛。

我感到非常好奇地获悉,带有大批礼物而被从埃及遣出去的亚伯拉罕,是否也随身带走了某些知识。我们不清楚,当他返回后,这些知识是否有某种用途。他建起了一些祭坛,令人挖掘水井,但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许多科学。也可能是由于缺乏训练和修养,法老王或学者们已经不再是技艺非常精湛者了;或者亚伯拉罕并未在埃及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以学会所有这些知识。正如摩西后来所做的那样,这也可能是由于此人作为迦勒底人的族长,其所知要比埃及人多得多。但他却是山区迦勒底人,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以北,人们将乌尔城也置于了那里。其民更为好战或好斗,从不介入科学研究,这与已成为学者而自鸣得意的南迦勒底人完全格格不入。此外,我很想问一下,当法老王的使者就萨拉人而去指责他时,该族长该用什么语言与这些使者们交谈呢?萨拉民族本身呢?他们于宫中操什么语言呢?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讲过,他们彼此双方可能使用了翻译。这是否是运用了一种奇迹呢?或者是否可以认为亚伯拉罕和埃及人的语言基本相同呢?如果情况果然如此,那么我们的那些被认为是出自埃及人并且从未改变过其语言的中国人,今天是否仍在讲古埃及语呢?尽管这种语言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已经略有讹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于此是讲科普特语,而又对这种语言却一无所知。

先生,您已看到了,根据您对我作出的广泛允诺,我将允许自己的笔自由驰骋,以回答您非常希望向我提出的问题。有关“苗子”的问题(“苗子”指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土司。平定“苗子”的战事,见本书卷五《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信》。——中译注),除了您已经阅读过的资料,以及还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有关中国中原和中国鞑靼地区的书第一卷(第53页)中反复阅读的内容之外,我再无其他话可说。我仅仅补充说明,中国中原人无法以武力胁迫到那些山民归附,于是便决定在山口处筑城建堡,那些山民本来是通过这些山口而分散在旷野中,并抢劫居住于其山脚下的居民,这些蒙昧人由此而发现受到了夹击,他们于是便发动了某些入侵,以便能更宽容地与定居居民相处,这一切便不会使人感到惊讶了。

但并非始终都是由于缺乏粮食的贫困,才迫使苗子们从其简陋的隐蔽所中走出来,而更多地则是对管理民众的小官吏们的欺压行为进行报复。因为当他们前往出售其食物时,或者是当他们去交换其商品时,都会受到小官吏们的欺诈。另一方面, 驻守边境的军官们也由于闲得无所事事而厌倦了,于是便寻求使自己的职业有所精进的手段。这就更激怒了那些蒙昧之徒,但他们不敢与正规军交手,于是转向攻击起民众来了。官吏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夸大了事件造成的祸害,并且通知了居住在省会的上层官吏。这些上层官吏们再将此呈奏朝廷,从那里发出诏令,以使军队向人们认为有动乱的地方出发,并始终将这些人按照动乱和反叛来处理。然而,所有这些调动都要求打开军费开支的钱箱,同时也要打开负责征敛赋税的人员之钱箱。人们于是便去搜寻那些筑垒固守于其防御工事中的苗子。人们试图强迫他们走出那里,为此而又格外小心翼翼。经验告诉人们,在围歼他们时,肯定会得到好处。最后,为了完成这场闹剧,人们又押来在其他的地方逮住的几名劫贼,然后再对他们进行了拷问。其后,他们又呈报朝廷说,一切都已平定,已经把这些人逼进了其巢穴。从此之后,朝廷所做的事又仅仅是犒赏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兵了。

先生,您可能会说,我向您提供了有关一个诸如中国政府那样被大肆吹嘘的开明政府的一种不太合适的观念。但我请您仔细思考一下,当血液既不能自由地,又不能大量地在体内流动时,那么远离心脏的部位就会日渐衰竭。这样就要由医生来医治这一切,或者是要由病人亲自出面自救。如果中国兵勇们使用了技巧,能从钱箱中提出钱来,并且得以过一种略显丰衣足食的生话,那么我将绝对不会支持这种观念。但是,如果万一出现他们反叛、煽起动乱、抢劫或杀害其同胞,偶尔也会成为可耻的叛徒,并眼看着其家被灭九族,难道他们就只会造成任何一点小灾难吗?

如果在欧洲,派军队去看守所有通道、封锁所有山口,并让士兵如同塑像一般地在那里站岗,不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如此,而且还是在多年期间,并只领取对于他们及其家庭来说都是非常微薄的军饷,那该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他们的所得就如同中国兵勇们一样,那又该如何呢?他们是否能在那里坚持哪怕是一年的光阴呢?他们会不会大部分都开小差呢?当人们过分地打扰他们,或者是他们领到的军饷不多时,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士兵们通常所采用的手段吗?然而,在中国,开小差是不可行的。一个开小差的兵勇是否能设法藏身呢?这是他不可能办到的事,因为国家动员了无数的民众,不费吹灰之力便会发现他们。他能逃出国外吗?这是他永远不可能下决心办的事,从中国人的思想来看,这就如同是离开天堂而下地狱一般。况且,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也都是挽留他们的纽带。

如果这一切确实如此,您是否会告诉我说,人们是怎样看待在马尼拉、巴达维亚、亚齐和暹罗的华人呢?人们在那里看到的华人均为广东和福建等沿海省份的贫苦渔民的后裔,他们在陆地上没有任何财产,过去曾被鞑靼人胁迫,如同鞑靼人一样也剃头,或者是被处死,于是便以逃亡而挽救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头发。他们自当时尚可自由通航的台湾海岸划船出海。其中有些人亡命于马尼拉;其他人则到巴达维亚落脚,并在那里极快地繁衍,其中还有许多人又以外国人的名字而返回中国经商。5虽然他们佯装不会讲华语,但人们依然会有办法识别他们。不过这些人还是隐蔽下来了,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他们在那里又没有任何用处。至于这些海外华人,他们却始终都向往“中华帝国”,始终都对其先祖愤愤不平,因为正是后者迫使他们在某种形式上成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奴隶,遭到了这些人相当粗暴的对待;中国陆军在海上既无作战的便利条件,又无作战技巧,他们只好拖家带口地逃命和流亡。

先生,您又补充说,您不明白,“在中国经常出现的那些谨慎的国王们,为什么不会想到利用淹没了他们国家并烦扰他们的这些无数的民众,以征服散居在各省的那些纷纷闹独立的山地民呢?”您在台湾问题上也讲过同样的话,认为那里是“对中国政局不满者的避难所,只要在大陆爆发任何一点内战或外战,台湾就成了威胁整个中华帝国的一条大道”。这种异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也显得貌似有理。但先生是否还记得,您自己曾非常高明地说过的话:“帝国的这架机器也如此,对一部分人有利可图的地方,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变成毁灭性的灾难了。”再真实不过了,中国的一位皇帝正执掌着这样的一项事业,他除了投入巨额开支之外,还冒着丧失其帝国的巨大危险。最后,我认为,他希望动员十万下层民众,但又不能全部征募苗子周围的人,因为他既不能使他们放弃耕耘的土地,又不能打乱他们的商业买卖,所以,必须从远处迁来这批人,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流氓成性的人和非技术小工们集中起来。由于他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而来,所以必须让他们穿好衣服,全副武装他们,派遣军官来率领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混编入纪律严明的军队中,以促使他们进步。若非如此,这群乌合之众则会如同鸟兽,四散而逃,抢劫和蹂躏平坦的地区。一支武装起来的流氓始终是最危险的敌人,当歼灭其中的部分兵员时,始终都会残存相当的数量,以组成多支土匪帮。

但是我企图说明,这些愚氓怀着发财致富希望的同时,也都有勇气从各侧攀登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都死在不同山麓上了。如果说攻击者们后退了,也就不会有人们去奢望那些东西了,那么人们怎么会遏制逃兵呢?他们该会给整个地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如果相反,他们迫使苗子退出第一线阵地,非常高兴地找到可以接受他们的简陋棚舍、已经开垦的土地、家畜和一切生活必需品,那么他们就会在那里定居下来,自己也会变成苗子,而且比由他们取代的那些人更危险和更令人闻风丧胆。

更令人值得注意的则是,在中国,任何特殊活动始终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山人有时会从山上下到平原中,那就会在那里造成混乱,官府也只好向那里派遣正规军了,他们很快就会被驱散。但如果皇帝征募某种民间的招讨军,那么“谣言”也就是他们的煽动性著作和言论就会流传至所有省份。中原人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民族。首先,民间所传播的都是一些尚未公开的谣言,人们无法了解谣言的制造者。此人在天空看到了征象,彼人又在地上看到了征兆;有人在某处遥望到了魔怪,又有人看到了一股妖气从大军兴师的一侧升起。这一切都是该王朝即将灭亡的不祥之兆,甚至上天也宣布了这一切。这些谣言口耳相传,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命运,那些对时局不满和心怀叵测之徒都利用了这一切。他们策划阴谋,形成小集团。如果不迅速扑灭这些新生的骚乱,只要他们巩固和强大起来,那就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他们了。

满洲鞑靼人善于巧妙地消灭叛乱的最初苗头,令人赞叹不绝。在各省略有一丝一毫谣言骤起,他们的军队便会从天而降,刹时间就会消灭这些小蛇,不给它们留下任何一点成长和强大起来的时间。我可以引述不止一个例证,说明由已故的康熙皇帝以其名望和谨慎行为而突然间平息的叛乱。但当涉及到从那些无法接触的地方驱逐那些蒙昧人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清政府曾试图以精良的部队控制台湾。他们赢得的一切,却又仅仅是控制了该岛屿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平原地区。该岛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一条山脉将平原分隔开,由从未被驯服的土著民众居住。清朝政府更倾向于让他们保持平静,因为他们不可能发动侵略和从事任何事情。苗子却是某种“寄生虫”,政府可以减少其数量,但却不能灭绝他们。也可能是当官府能够这样做时,也不宜这样做。他们居住的大山中都遍是老虎、豹子和其他猛兽,它们遍布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山脉荒凉,那么它们便会在那里大肆蹂躏。此外,无论这些山脉由哪个民族居住,那里的人很快就会变得野蛮而又独立,这是由于他们占据的辽阔地域和进入那里的困难性造成的。

我现在尚需要向您讲两句有关二进位数学的问题,或者更应该说是有关莱布尼茨先生对此的运用问题。您声称,您非常感兴趣地想知道,我对于中国的那名立法者(伏羲)与那名德国哲学家之间的所谓契合问题,到底作何感想!先生,我向您坦率地承认,我很难就此而向您坦陈我自己的想法。因为针对一种时刻都需要大量猜测的内容,极不容易讲得很正确;同时也由于我当然会受对一位如此伟大人物的崇敬心情所制约。然而,我遵照您的建议而重新阅读了1703年号的那一卷法国科学院《论丛》。其中提到了这一问题,我欣赏莱布尼茨先生所写的有关二进位新数学的内容,他巧妙地介绍了这种算学的利弊。但在他有关伏羲八卦的运用问题上,我却觉得这纯粹是一种武断的做法,我们可以针对形成中国人的方块字的所有笔画,都运用一种类似的做法。当已故的白晋神父收到莱布尼茨先生的来信时,我已经在北京了。白晋神父通过他设法传到欧洲的那些美好的诺言,而赞成在伏羲八卦中找到所有科学和奥义的思想。但这种卦却仅为一种“准备绘画的光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绘制他乐意的题材并详细表达其思想。反对者们只能嘲笑这一切并否认事实。

我对于伏羲,仅知道中国人于其史书中讲到的那些。我在一封信中,已向您介绍过了。您可以从中看到他们让向那些订制绘画的人绘制的画,他们或是以家长的名义,或是以执政国王的身份而作画。他们是作为必须使蒙昧人变文雅、开化和有教养的施教者,而向我们作介绍的。正如人们开垦一片长满荆棘的荒地一般。伏羲开始教他们学习钓鱼、狩猎和饲养畜群。他制造了乐器,以通过律吕而使他们变得驯服起来;他甚至还教他们有节奏地跳舞,尤其是在他确定的婚礼期间。先生,您可判断,一个有见识的明智之士伏羲是否也如同莱布尼茨一样,是精明的数学家呢?他是否能向一个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粗俗的民族讲授这种科学呢?教他们学习数字“九”的特性,也就是奇数自我相乘等特征。向他们指出,他们各自手上都有十个手指和脚上也有同样多的脚趾,难道这不是有点过分吗?也就是教会他们以“十”进位地作计算,而又不关注人们不用分数就无法得到的1/3或1/4,这对于那位立法人的意图是毫无裨益的。

我非常惊讶地听说有人曾告诉莱布尼茨先生,十进位数学似乎显得并不太古老,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此一无所知。再没有比作如此猜测更容易了。人们为什么要一直等到西班牙的摩尔人和著名的热伯尔,才能掌握这种稀见的知识呢?

但人们还在继续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由伏羲发明的这些卦具有数学特征,那么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回答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伏羲未对此留下任何诠释,他甚至也未曾以文字留下解释,因为他只有用线条(卦)来解释其他线条(卦)。因此,他必须亲口作诠释,这种口碑传统却逐渐失传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时至今日,人们都以各自别具一格的想像力而进行推理。有的人从中发现了一切,有的人则什么也发现不了,惟有美与丑、明与暗、好与坏、男与女、天与地、四季、五行、昼与夜、日与月等之间的区别。

先生,您非常高兴地说,您有权力在这部令人尊敬的经文中看到象形文字,它无论是从什么人手中留传给我们,也肯定是相当古老了。除了人们对它丝毫不懂之外,它再无更大的错误了,即这是一种象形文字的错误。我非常高兴地同意您所讲的这一切。但是否允许我将此也视为某些人曾想像的那样,也就是视之为一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经典解释学呢?犹太教拉比们的经典解释学仅开始于公元初年左右。其实并不需要作这种诠释,因为作如此诠释,往往更多地则是使真相变得更加模糊起来。但这种解释学在诺亚方舟下水时却又出现了,这就是世界的起源以及此后发生的一切事件之起源。所有的科学,至少是其总则,都包括于其中了。我们可以于其中同时发现所有的奥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始终是一些奥义,因为解开它们的钥匙已佚。那些自信找到了这种钥匙的人,却向我们出示了一把假钥匙、根本打不开奥义之门的钥匙。伏羲为中国提供了这种珍贵的文献,并能巧加利用以制订其夏历。我承认,中国史籍中丝毫未讲到过这一切。但我们可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知道比中国人更多的情况。这一点非常真实,有人在距中国有6000法里的地方,制造了一把钥匙,以使他们能更完全彻底地和更有条理地学习伏羲语言,而在中国本土,自多年来已不再有人学习它了。

先生,请原谅我讲了这一段离题的俏皮话,它使我有时会放弃惯用的严肃口吻。我们立即回归正题吧!我要很严肃地指出,中国人并不太尊重伏羲,贬低了他提出的新内容,他们并未将他置于比兽类更高的地位。这是否是由于当时的人类距诺亚洪水时代尚不太远,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变得很野蛮了,直至茹毛饮血并穿其未经提前加工过的生皮。伏羲怎能以这些在当地被称为“臣”的人组成其朝廷呢,并且还设置了大臣、任命了称为“强龙”的低级官吏,委托他们行使一些要求具有天才、技巧和一种并不比伏羲智力低下的实用科学的职务。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最早的中国人中,除了其领袖之外,还应有其他许多可以进入其政府以执行其命令的人。其余的人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人,则多少都保持着一点野性,这一点显得很自然并更加符合真相。但我们先将这些不可靠的时代搁置于一旁不顾,由于缺乏古文献,中国人对此的看法也不相吻合;我们先让他们去欣赏伏羲的卦表和《易经》的含糊内容吧!虽然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伏羲是非常真实的人物。与纪年学相比较,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以下事就可以了:中国人丝毫不怀疑,自尧帝至今已经流逝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能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先生,您可能会觉得,我对于古埃及人的才智,可能没有德·谟主教先生于其有关世界史的论述中那样随波逐流。我向您坦承,在自伏羲到尧之间流逝的时代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固定的看法,而且我也无法有定见。除非是有某个特殊的人物,诸如一位圣贤或一名先知,向我们揭示《易经》的奥义(如果它有奥义的话)真相,从而驱散这些最早时代的模糊特征。对于古代埃及人以及世人赋予他们的无限智慧,我始终相信这一切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其借口是我们未掌握他们的古代史,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他们当时的近邻,这就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赞扬。希罗多德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的著作便是德·谟先生的主要依据。但这两位作家都从未亲自考察过埃及人最早期的历史。他们仅仅根据祭司的话而论述一切,他们具有不受惩罚地吹捧其先祖的广阔领域,使自己的先祖成为所有非宗教信徒中在立法、风俗、科学、治国、建筑方面,总而言之是在一切方面的最贤明者。他们指点着金字塔、城池的废墟和宫殿遗迹等证明这一切。然而,我很愿意赞同这名神职学者对埃及人的溢美之词中的一大部分内容,赞同他于第506页中提出的观点,他在其中让人看到了埃及人从未到过中国。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样诠释的:“那些非常了解埃及人脾气性格的人,都承认该国的人并不好战。你们已经看到其理由了。当该国产生其第一批武士——塞索斯特里斯时,它已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近十三个世纪。这样一来,尽管埃及用心良苦地蓄养了一支部队,你们也看到外国军队最后却消灭了其全部兵力,这是一个国家能发生的最大失误之一。能够维持残存十六个世纪,这已是一段相当长的持续期了。某些埃及人于此期间曾统治过底比斯,特别是萨巴昆等人。”他于此之前(第500页)还曾讲过,“埃及人对其国感到很满意,那里一切都很丰富,绝不会想到征战,但它却派出了移民群体(在那些与之和睦相处的毗邻地区,如在希腊)”。

我觉得,我们从所有这一切中都不可能得出一种结论,即埃及人远没有在中国繁衍人口, 而且对中国完全一无所知。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那位神职人员的学者怎会说,埃及人将其法律和礼仪传到了世界各地呢?他们为什么在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流逝的时间内,不会将这一切传到中国呢?人们再也看不到比这一切更加不文明和更加野蛮的做法了。但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埃及人应该是在此期间到达中国,否则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就太晚了,他们就会看到那里早就被人住满了。

在与德·谟主教先生有关的问题上,现在讲得已经够多了。我现在来谈另一位同样也以其广博的学识而非常著名的神职学者,我是讲于埃先生以及他的著作《古代人类贸易与航海史》中提出的问题。先生,您声称他将一种埃及起源归于了中国人,这部分是根据两种象形和世俗文字的吻合性,部分则是根据其语言的相似性才提出来的。先生,我为您寄去六小本中国的古文字书,以便您亲自将它们与埃及古文字进行比较,然后再亲自作出判断。我对此还要补充说明:

1.如果著名作家们在对待事件上比普通作家更为谨慎一些,那是由于他们以其名望及其权威的身份,而将其他许多自信是追随不败导师之辈引入歧途。这位精明的神职人员怎能证明中国人的起源及其语言与埃及人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呢?作为在这项内容中的称职仲裁者,他本应该至少具备这两种语言的基本知识,同时了解它们的文字和符号。对于他们的起源,我在已经讲过的内容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可供补充的内容了。

2.东京和科钦支那(当时越南分为两个政权统治,一为以东京(今河内)为首府的政权,一为以西都顺化为首府的政权。传教士称前者为东京,称后者为科钦支那。——中译注)确为中华帝国的组成省份。但并不像那位神职人员所断言的那样,日本却从未成为该帝国的一个省份,它也不是中华帝国的藩属。相反,过去出于一种对抗,日本曾派员要求中国纳贡。朝鲜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它向中国纳贡。过去很早之前,当中华帝国尚处于动乱之中时,朝鲜(高丽)人就曾作出过巨大努力,以摆脱中国人的统治。但他们最后却被迫归附中国人,因为朝鲜无法离开与中国的贸易。若无这种藩属关系,与中国的贸易便会遭禁。

 

3.我绝不赞成将中国本来就缺乏的才能强行归于他们,也不应吹捧他们的沿海诸省。这名神职人员未敢断言而带有疑问地指出,如果人们愿意相信中国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已经将其帝国一直扩展到了好望角。我坚信这是荒谬的,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能支持此说的踪迹。他从来也未曾征引过任何证据,他很可能是根据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而表述的。但由于其中只有很少缺乏根据的错误,所以我认为可同意下述说法。第一批传教士们绕过了著名的好望角赶赴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称之为“大浪山”的地方。然而,从欧罗巴直到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好望角更堪配以此名相称了,人们最早称该角为“风浪角”或“海龙”,今称“好望角”。人们在汉文中称呼它时使用了“大浪山”一词。但他未考虑到,中国人也可以用此名称呼附近的某些地区,因为他们的船舶尚不能完全抵御沙洲上的风暴之狂怒程度。如果有一支中国船队冒险前往那里,那就不会有一只船能安全地从那里返回,以报告其他船只已遇海难的消息。

过去时代的中国小船或近海船并不比〖=Z(〗295今天的那些更坚实,甚至还远不如它们坚实。因为航海术就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人们总是越来越得以改进。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一块陆地平淡无奇地航行到另一块陆地,从不会在几天间于视野中失去大地。因为他们的大船也都属游艇类,吃水量很小。它们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都要到海湾中去躲避,而我们的那些大船在那里会缺水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沉没。但我们不应怀疑,中国人就这样前来巴达维亚、马六甲和暹罗等地时,也会遇到大海波涛汹涌的地方,或者是某些很难穿过的海角岬头。他们就会称这些地方为“大浪山”。欧洲人正是将此名运用到了好望角,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地方更适合此名。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我于此提出它,以使之可能会具有某种价值。

对于霍尔木兹编年史的问题,其中声称人们在波斯湾见过多达四百艘中国船,在那里装卸大量的珍宝商品。我并不否认某些中国近海船能够一直驶向那里,但我更乐意从这一巨大数字四百中去掉一个零。为了装运中国需要的商品,也就是香料、丁香花蕾、肉豆蔻、胡椒、乳香、檀香木等,四十艘已经显得太多了。因为对于桂皮,人们对中国所产的桂皮已经感到满足了,虽然其质量远远低于锡兰桂皮。其余的所有产品,中国都大量拥有。如果中国人远航,那仅仅是为了输出而不是运白银之外的其他东西,这是到达广州的欧洲人通过经验而洞察到的事。如果说中国人有时也采购奇珍异物,那是当它们会使某位皇帝感兴趣的时候,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商品。对于印度树胶,中国的医生和外科大夫几乎从不使用,也不相信;在北京全年每人会用半片他们称之为“鸦片”的烟土,他们使用白色罂粟而取代之。

此外,于埃先生从未讲过,谁曾阅读过这部霍尔木兹编年史,也未讲这四百艘中国船大致在什么时间出现于波斯湾。如果大致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也就是在唐代,那么这就证明了宋君荣神父曾在廿一史Nen-y-sse(中国史学家们的一部大丛书)中读到的内容。其中讲到哈里发的军队前来援助唐朝皇帝平叛,他们平息了这次叛乱。但这支军队中的一大部分却没有因他们的效力而获得良好的报酬,或者是不能通过与他们前来的同一条道路班师,于是便南下直达广州。他们包围了该城,并且或通过武力,或通过中国巡抚的出卖,夺取了该城,因为当时那里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这支军队抢劫了全城,然后乘船经海路归国,从此人们再也未获得他们的消息。但宋君荣神父却补充说,这一切都将要求作一种更准确的研究,而且也要有充分的时间来这样做。

先生,我认为我已满足了你最近于信中向我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大部分问题了,从一切表象来看,这是我最后一次有幸与您交谈了,我曾颇有收获并极为高兴地与您维持着交往。我年岁已高,病衰日益加剧,这一切都预示着死亡的临近。先生,我至少可以向您确保,我直到最后一口气,也会一如既往地对您表示尊重和感激之情。

 

84.永远不要使用谎言来伪装

84   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杜赫德神父的信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如果说在欧洲,对于从中国运往那里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种好奇性十足的嗜好,那么我就觉得该民族的天才和性格、现有的风俗习惯和习惯法,同样也具有能激起一种值得赞扬的好奇心的因素。这类知识确实很容易在阅读中国历史及其政府法律中获取。但除了人们并不能始终都会伸手可及地获得和聆听到这些古书之外,中国人却似乎会于其私人授教中,比他们的现代习惯行为表现得更加开诚布公。这是为了于其家庭中维持良好秩序,也是为了排除制造混乱和分裂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当然是出自向他们施教的错误,或者是要他们遵守的行为准则有不确切之处。

我寄给您的正是落在我手中的一本小书,用鞑靼文写成。其作者是很近期的人物,姓张,系一个很精明的中国人,曾自学以改进其同胞们的风俗习惯。和珅(其名在整个中华帝国都很著名)将它译作鞑靼语。正是他,向康熙皇帝的大部分阿哥们教授鞑靼语和汉语,主持对所有“经”(中国古书)和中国史书的翻译,也是一部汇集了鞑靼语所有词汇并以同一种语言作解的词典的作者。他死于不久之前,享有现在这两种语言的最博学的满族人的美誉。

它于一种“告读者”一类的序言中指出,这本小书包括世人能更广泛地在其他著作中摘录的内容,尽管其文笔很简练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味道,但它对于培育人的思想和调节心情都是有益的。他补充道:“满洲那些喜欢阅读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匪浅。这是我亲眼目睹过的,即在我的职务略微给我留下了一点闲暇时,我便从事其翻译。我坚信,对于那些带着思考和怀着将利用它的真诚愿望而阅读书籍的人来说,这种阅读不会占据他们的很多时间,将会在他们的思想与心灵中形成一种相当健康的印象,就如同阅读我们的古书和古史一样。”

在将这些训导传往欧洲时,我尊敬的神父,我并不企求使它能以新知识而丰富我们欧洲人自己。我们在那里有更优秀得多的大师,他们为我们制订的行为准则,我们在建议遵循它们时而自我确定的目的,都要无限地高于中国圣贤们可能会创造出的全部结果。我的观点与看法是介绍他们的思维方式。维护世人对该民族形成的尊敬心情,提高那些关心归化一个如此文明开化和如此理智的民族的民众之热情。此外,这部小书并不分章节,在内容方面并不遵循任何秩序。这是一本松散的格言集,它教人在人世间得体地行事。我将它翻译成了我们的语言,并未追求于其中作出另一种不同的安排,就如同是害怕向你们提供并未要求我提供的个人看法,而仅仅是提供你们所希望的一种简单的译本。我于其中附上了鞑靼文原文。如果能在欧洲找到真正能听懂这种语言的学者,那便可以将我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下面即是作者用鞑靼语写的内容了。

啊!您每天都在读经,不停地讨论理论和风俗,您的勤奋精神值得赞扬。但它是否会导致简单的空谈呢?您必须实施如同孝道的服从,您曾滔滔不绝地讲过这一切。这种道德并不仅仅在于尊敬、服侍和赡养您的父母双亲,它还被扩大到底层,就如同可以上升到最高层一样,就如同直到最卑微者和最高贵者一样。在出现讲话或行动的一切机会中,要谨慎而又庄重地实施一切。我们的大部分错误均源出于过分强烈和过分急迫的方式。您的举止风度应该是庄重的,轻浮只会招致鄙视或耻笑。如果您被迫提出一种看法,或者是作出一种责备,那就永远不要使用粗暴和刺激性的语言。您那令人可笑的愤怒之结果将是刺激人的思想,而不是缓和它。您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善人呢?寻找一个挚友,真心诚意地承认您的错误,永远不要使用谎言来伪装。一种公开承认的错误就算改正了一半。只要您的真诚稍微变得有点令人质疑,那么人们怎会重视您呢?谎言是低级人物和最卑微小民的恶习。

当您要处理与一位大人物的某种事情时,那就应该研究其风度和举止。如果他冷淡地倾听您,如果您的要求使他感到不快,那就不要走得更远了;您没有必要对他施加压力,您可能将会遭到拒绝,也可能会永远地招致您的失宠。

如果您对某个使您感到不快的人破口大骂,一直发展到拳脚相加地殴打他,那么他就会使用报复,对您以牙还牙。从而便会促使您做出这些愤怒的举动,这就等于谩骂您自己,也就是殴打您自己。如果您具有一种好争论的情感,如果您放任自己的语言无节制,玩弄扯谎和诬蔑的小手段,那么您就会变得狰狞可怕。但您不要搞错,上天是公正的,皇帝将会惩罚他们。

永远不要讲其他人的不是,也决不要做滑稽可笑的人,因为您除了招致抱怨和纷纷议论之外,您还会丧失那些天生的优雅,而正是后者才会使一个人在社会上受人爱戴。人们会突然间发现您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中,您一旦加入,便会接过话题,便会主宰谈话,必须使所有人都闭口以听您的讲述。这该是多么不礼貌啊!您是什么人?您学会了什么才得以如此教训他人?只有巨大的钟很少会鸣响,装满东西的瓶子却从来不会发生声响。

什么!您可以非常舒适地为冬季和夏季而着装。您什么也不缺,既不会忍受饥渴,又不会受寒热折磨。您乐意吃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吃,可以随心所欲地吃,难道您不乐意吗?难道做出某些不太得体的自由动作,仅为了讲某些讽刺性或下流的话而开尊口,这会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所特有的娱乐行为吗?如果您继续这样讲,那是既不谨慎,又无判断力地讲话和行事,那么人们便会将您列于最愚蠢的畜牲之列。

人既然是在世上生活,那就要有一种如此生活的行为方式,地位的不平等于此便变成必不可缺的了。如果每个人都希望休息或娱乐,那么谁会去养活你们呢?

我们发现有些兄弟在分配父亲遗产时,互让那些未必是好的物品,非常友好地谦让它们。那怎会出现,其儿子或孙子们在此后的日子里,都互相争夺同一遗产,互相争吵,一方战胜另一方,往往是最终竟然发展到以那令人憎恶的争论,而使那些审判法官们累得筋疲力尽。他们怎能如此之快地于其心灵中,扼制他们过去从天性及其最早教育中所获得的温柔感情呢?

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两种品德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对其义务的一种尊重,一种尊敬性的畏慑。因此,您要详细研究您的义务是什么。在家中,您每天要第一个起床,只能在其他人之后去用餐。您要持之以恒地勤于专属女性的家务,家务小事归您去做,您要用心地关照使米、面、油、盐、盘子、筷子和其他炊具,都能被仔细紧排在为它们各自确定的位置;要注意不仅在您的衣着中,而且也要在您烹调的饭菜中,都保持清洁的外表,要使人发现不了任何倒胃口或剌激视野的东西。否则,人们就会把您与最肮脏的畜牲等同起来。头、面、手、足是一个女子的四种美。但谦虚则会提高您的天生才能,必须于您的气度、仪表、目光、语言、举止显现出谦虚。如果您不加思考地讲话,如果您对您讲的每句话都表现得很激动,如果您不停地指手画脚,那么人们就会把您当做一个女戏子,或者是一个舞台女子。如果您采取某种自由行为,如果您追求看人和被人看到,如果您偷窥男人,如果人们听到您低声哼唱,或者是您做出其他类似思绪的表示,那么人们将会怎样讲呢?人们对于您的道德,又会有什么想法呢?

您是否还记得,一斗珍珠的价值,实际上还不及一斗米。您越是使丝绸上绣载花卉和装饰物,您就越难以把它们拆开洗涤。在您的衣服上绣很多的花卉和不同飞鸟图案,又有何益?干净和简朴便会形成您全部的美,装饰不会对您的功德与道德有任何裨益。一个既缺机智又少思想的女子,即使是浑身披金戴银,头上戴满了珍珠和金簪,也远不及一个功德淑女,尽管她只是身穿布衣和头饰很简单。一粒大米、一段线头,一切均是用穷人的汗水为我们赢来的。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这是一种秘密道德;无度地散财,这却是一种公开的流弊。

自古以来,人们就区别出了内外。《礼记》(法律之书)便指出,男女地位有别。人们正是通过遵守一种非常理智的准则,才不会使能引起大众抨击的怀疑有任何存在的位置。

在那些突如其来的事件中,绝不要擅自做任何事,应征求您丈夫的意见。您的丈夫是什么?他是您的“天”。如果您突然间缺了天,那么您的生活来源将会怎样呢?当这个丈夫尚活着时,你该给予他多少照顾啊!您对此从未曾注意过,您没有觉察到他什么时候停止了生存。该有多少孤寡在受压迫的状态中呻吟。如果一个懂得其丈夫弱点的女子,利用这一切而成为主人并控制他;她对一切都要争辩,以至于为了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矛盾,竟发展到大爆发;如果其丈夫一方遭受到了压抑并不敢出声,那么他们彼此双方很快都会变成公众的笑柄和嘲弄对象。如果您放任从这一方面来损害您的名誉,那么这就是一种几乎无可救药的灾难。水一旦被泼出去,便再不能收回。如果您的丈夫忽略了其职责及其地位的义务,那您就应该竭力使他自我回归。但这或是通过温柔和影射的方式、温柔的鼓动和某些能够打动他的表率而行事。您要与丈夫相敬如宾,相对如友,避免与他发生不太庄重的亲密行为。人们在家庭内部保持的礼仪规矩,会与在外面坚持一种理智而又符合常规的行为准则的习惯,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为了使您始终与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并由此而获得耐心,则是所必不可缺的。因此,您要学习约束您的天性并克制您的癖性。你们共同组成同一个家庭,因而彼此之间也应有同样一颗心。如果你们在表面上结合并出于纯粹的虚假表象,而你们在灵魂的深处却保留着一种秘密的不快,那就无异于使心灵受折磨,并使您的生活变得很苦涩而又乏味。

我并不企求您会变得如同一尊塑像一般无动于衷和巍然不动。为了调节您家庭中的日常事务,则必须有必要的活力和注意力,您那年幼的孩子们特别需要许多照顾,不要让他们放纵自己的好胃口,不要让他们吃下其胃无法容纳的食物,要保证他们在各个季节都有最大温暖。要使一切可能会伤害他们的东西都远离他们而去,诸如水、火、刀、高地。如果他们从高处跌落下来,硬东西都会使他们受伤。但在任何时候,您都不能允许他们食用冷肉或煮得不透的肉、发霉水果。对于尚幼稚的儿童来说,这是两种剧毒的毒药。您也应该关心一下您的家仆,不要使他们在衣食方面因缺乏某种东西而忍受痛苦。如果他们都很粗俗、漫不经心、笨手笨脚,那么您有时就要掩饰他们的错误,假装什么也未曾发现,原谅他们的许多小缺点,尤其是当他们表现出善良愿望时更为如此,要温和地对他们施教。要考虑到他们若具有很大的才能,那他们不会屈尊为您效劳。

您家的大门要对下述各种女子紧紧封闭:1.专事到处打听讽刺性事件、讲谗言和传播不利于家庭的谣言,然后再将它们向各家各户散布的女子;其天才是以其恶意而腐蚀人心,通过她们讲述的奇迹,她们有时会祈求魔鬼并向她们念诵人们根本不懂的咒语,从而以显现的幽灵来毒化人们思想的女子。2.那些吹嘘能看透未来的讲述冒险故事的女子,她们介入了为您占卜命运之事,并通过看手相和面相而占卜吉凶。您造成的任何一点失误都会是您的金钱损失。您预见不到的其他灾难,将会对您那可笑的好奇心有灾害性的结果。

我们用几句话来结束与您有关的事:一个女子只有在她勤勉地获得其地位应有的道德时,才会真有道德。啊!这是些什么样的道德啊!这些道德是:尊重孝道、敬畏、庄重、谦逊、温柔、顺从、语言真挚、节俭思想、对受难者的同情心。她应避免的主要弊病则是:行为轻浮、水性杨花、桀骜不驯、性情暴躁、游手好闲、漫不经心、喋喋不休、言语不逊、盛气凌人和难以相处、对待苦命人心如铁石;尤其是她要小心谨慎地防止落入其夫有权休妻的任何意外事故之中。因为不管怎样,如果不发展到这种极端,她就绝不会受辱。

这些休妻的理由共有七种(七出)说明,作者并未一一列举,因为他是为那些对此了如指掌的人而写的:不孝顺父母、无子、淫佚、妒忌、恶疾、口言(多言)、盗窃。这就是使丈夫有权休妻的“七出”。

其中第四条妒忌可以理解为,合法妻子不希望忍受其丈夫的纳妾之苦的妒忌,因为这样会导致某种喧闹。第五条恶疾可以理解为一种使人感到害怕的疾病,诸如麻疯病、癫痫和其他类似的疾病。大家对于第六条(口言)可以理解为,本处并非是指一大堆废话,这是在女性中相当常见之事,有半数以上的中国女子都处于这种状况下。但女子们那最危险的饶舌,则是她们之间彼此通过虚假的告发、秘密的谗言或错误的知心话,而造成家庭分裂,由此扰乱了和睦与团结。其余四条根本不需要解释。盗窃仅在女子偷盗其夫家以使自己父母变富时,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

但这条离婚法则却有三种例外。一种例外是,如果妻子的父母和长兄都已死亡,那就不允许离婚。因为法律中指出,男人有地方娶来这个女人,却没有地方休她回家。第二种例外是,当公婆都亡故时,儿媳要守丧三年。第三种例外是,如果丈夫在结婚时很贫穷,后来才变富,那么他就不能休妻。因为女子曾与他共同忍受和分担了其苦难,而在富裕的时候将她休回,则是不公正的。

这就是古老的习惯。今天,它已经没有理由于其全部广度上存在了。现在几乎只有已经得到明确证实的通奸才准许离婚。在其余的所有情况下,人们都在寻求以另一种方式来弥补这一切。当妻子那犯罪的双亲都是具有某种荣誉地位的人时,他们就会强烈反对使其女儿遭受的玷污。但当该女子确实扰乱了家庭和睦,她不爱前妻的孩子们,对他们毫不照顾、虐待仆人时,其父母双亲就不能成功地救她。我们在一个有关高级别的人物故事中,已经看到了许多例证。

作者在提供了对女性人物的这些说教之后,又回来讲男人,并对他们提出了如下看法:

您希望知道您等待来自男子一方的感激吗?那就看一下您的孩子们吧!您希望您的孩子们听您的话吗?那就请您听从您的父母。您应该知道,男人的心肠、思想、癖好和天性彼此之间都基本相同。这些考虑应该砥砺您忍受他们的错误并掩饰这些错误。

您绝不要属于那些无休止的嘲弄者之列。因为这些人更喜欢丢掉一个朋友,而且嘲弄往往会比一句骂人的话更容易激怒人。骂人的话一般都只会产生一种愤怒的动作,而且还可以收回和反悔。嘲弄在最多见的情况下,则是一种鄙视的表示,人们几乎始终都在自鸣得意,而且又不改正。

您从年轻时起就应该学会控制您的情欲、调节您的心情,培养它具有道德。您不要冒昧地允许自己犯某些错误。因为即使您觉得这些错误都微不足道,即使您能够避开,那也要采取措施,以保证不再犯;一旦体面和威严被打破,人们就不能再阻止错误如同潮流一般地出现了。

对于积财的酷爱,如果人们沉湎于此,那么财富就只能随着生命而结束。人们往往是通过不公正的渠道而积累财富,再把财富遗留给其挥霍成性的孩子们,他们很快就会将金钱挥霍一空。人们希望赚钱,由此而又使许多人遭到损失,这种损失要比自己的损失大得多。

作者于此是指他更喜欢不太富裕,而不是以损失善良人的尊重而去追求富裕。他继续写道:

绝不要成为这类凄惨的思想家,即一切都会使他们感到不快,从不能容忍任何人,也可以说是对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您也不要放任形形色色的性格,不要过分依靠那些爱慕和忠诚的含糊证据。在世俗生活的交往中,要严守一种中庸。人们正是在严守中庸时,才会避免许多忧愁和痛苦的反复出现。

您对于善良的人有一种秘密的厌恶。与圣贤人物的交往和对话是您所不能忍受的。这是您的心里堕落与您的思想放纵的一种确凿无误的明证。您衣着华丽,胯下是骠悍而又披着富丽堂皇的鞍辔之骏马,任何事都打扰不了您的休息,您的餐桌上有许多美味佳肴。您于高兴和快乐中游弋。死亡将会就在您的乐趣中袭击您,或者是死在酣睡的怀抱中。您将会使路人讲这样的话:这个青年人是谁的儿子?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思想,您的朋友也有他的思想。他有时会非常强烈地执著于这种思想,而很难摆脱它。如果仅仅是涉及一些无足轻重的事端,如果这些看法并非是不符合理智的,那么您就应该非常乐于让他遵循之。如果您相反却妨碍了他,如果您希望您的想法占优势,如果您的自尊心丝毫不想向他让步,那么您将会得到什么呢?您会刺激他的思想,会逐渐丧失他的钟爱和信任。永远不要全面地使用您的权威,要通过一种温和与仁慈的外表,来缓和他那过分严肃的一面,也不要滥用您的社会地位和高位显职而激发人产生畏慑与尊重。一种体面的做法是,谨慎地将权力运用于当时所生活的时代与人物身上。

如果您遇到了某些灾难或某种巨大的不幸事件,而又丝毫没有找到逾越灾难的出路,那您就应该遵天命,即使您抢天呼地、长吁短叹、叫苦连天、双脚踩地,那也丝毫不会减少您的灾难,而只会增加这一切。没有任何人会对我讲的这一切一无所知,但我要求这样做,大家会看见谁实施过这一切呢?

您应多思考而少发言,一大堆话语只会使愚蠢的人感到眼花缭乱,头脑发昏并不比一种合乎情理的沉默更有实用意义。尤其是一个聪明的人,无论他是多么能言善辩,也无论他是多么渴望阐述其观点,始终于其嘴上反复确认的形势下,情况更应该如此。您应忘记您曾为别人效力过,应由其他人去记住这一切。您不要向人指出自己与一般人有别的美好一面,应由其他人去发现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您富有精明、公正的和洞察一切的思想,但只能用它很好地管理您的事务。在人世间的习惯内外,您都要有简单而又自然的方式。如果您佯装显得比其他人更具有思想,如果人们在您的外表举止和言谈话语中,发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故作高傲或诡诈的迹象,那就会使人对您的本性产生不信任心态,您就永远不能再交真正的朋友了。

您是否喜欢甜味的东西呢?您要从那些酸味的东西开始。您是否追求休息和娱乐呢?那就首先品尝一下疲劳和工作。当人们希望跳得很高时,则必须在此之前大大地弯屈身体。

为了在世界上很好地行事,重要的不是充分研究世界,而是每天晚上都研究您在一天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您做了某些有理由感到后悔的事,那就应该采取能够改正自己和不再犯如此错误的手段。如果相反,您没有任何指责自己的地方,那就品味甜蜜的乐趣吧!而这种乐趣又与出于自我赞赏的一种明智行为的证据相联系。

如果您能以一种谦虚淳朴的心情聆听人们对您的赞扬,那么这就是您于自己的功德中增加一种新的光辉。如果相反,这种一时性尊重表示使您的心感到很自负,从而使您采取一种自命不凡和危险的神情,那么人们对您的看法立即就会变成成见,大家将会秘密收回那些被认为您不配享有的赞扬。

破产紧接着大赚,灾难出现于好运之末。个人单独平静地生活,您仅满足于一种平庸的诚实。

如果他很难在人世间生活,那就很难以无可指责的习俗使自己留在那里。人们可以这样,但为此却需要对自己的一种小心翼翼和持续不断的警惕。

心灵应能支配身体。如果一个男人很不幸,并受其炽热情欲和无节制欲望的支配,那么您见过这样的大人吗?这是一个在我们的勇士中绝没有类似者的英雄,其名声使大地颤抖。他渡过四大洋,战胜了天地间的一切。他本人却是他未曾战胜的惟一一个人,因为他本来就是其身体的奴隶。

您埋头忙于学习,而又不全神贯注地理解您所学到的内容。您用于学习的时间,对于您来说却是一种白白浪费掉的光阴。当您阅读先贤为我们留下的传世经书时,要带着思考去阅读它们的每个字,每个词组,每个字句都应该使您感到珍贵。这种理论应该深深地镌刻在您的心灵深处。不经过人的眼睛和耳朵的理论,可与人们只在梦中享用的大餐相类比。

及时地对一种乐趣的承认,有时可以使制造这种乐趣的人获得一种巨大幸运。一件琐事往往也会铸成一种巨大的欢乐,正如一种过分沉重的宠爱也会产生一种巨大的仇恨一般。

绝不要因为某件事,使您觉得不太重要便忽略它。一个细小的裂缝,可以造成最大巨轮的沉没;无论是一个多么微小的昆虫,也可以咬伤您并使您致命。

如果您受命执行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那就要远离声色(指音乐与女色)。但另一方面,也不要仿效那些失去理智的青年的行为,大家发现他们几乎是同时兴高采烈和垂头丧气,他们为一件最微不足道的琐事就难以忍受,并且以此不停地骚扰其邻居。

如果您在天资方面,只有很少的才能与道德,而只以一种满足现状的胸有成竹的外表相掩饰,那么您的败落就会必定无疑。在十名与您相似的人中,有九个将会败落。如果您只是坐井观天,如果您只能向一堵墙的方向指路,那么我给您的最佳忠告,那就是永远不要办任何一件大事。

您是否能提出那些需要追随的伟大典范呢?这就是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他们于其相貌上与常人无别,而仅在思想与心地品德上有别于俗人,从而使他们变成受万代尊崇的楷模。

您想按照他们的正直行为、他们的伟大灵魂、他们的温柔、他们那处处肯原谅人的随和性格以及他们的其他道德来培养自己,您就会变成一位真正的圣贤。但如果您忽略了修养您从本性中获得的才能,如果您很粗暴、蛮横,对待其他人很粗野,那您就永远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小人。

您见过这个疯癫的人和那个疯狂的人吗?他脱掉了其衣衫并到处奔跑,不顾一切地要裸体登上屋脊,撕咬那些行使阻止他的义务的人士。这就是一个轻率之徒的形象,他希望一意孤行,并且以最荒唐的方式为人处事。他对于您向他作的任何一点告诫,都会变得乖戾,大发雷霆和怒不可遏,只会以忘恩负义和刻骨铭心的仇恨来回报您对他的爱。

我们于世间可以做出的最佳行为,便是援助受苦的人和帮助贫穷的人。如果上天未向大地上播撒灾难,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实施慈悲呢?

对致力于学习的人来说,有三件事是绝对必需的:1.战胜自己的情欲并控制它;2.拥有一种温和、豁达和善于通融的天性;3.对于任何邪恶理论都嫉恶如仇,永远不坠入邪教的深渊之中。

谁还会比您的父母更爱您呢?您的幼年时代该给他们造成过多少焦虑啊!他们为抚养您该付出了多大的辛苦啊!为了使您达到今天的地位,他们总共该从事过多少种工作啊!您忘恩负义的严酷程度一直发展到了使他们感到不快和痛苦的程度。您父母给您的该是多么美好的训导啊!您对于自己孩子们的错误,是否给予充分注意呢?您尚在年幼时是否就忽略了改正它们呢?尤其是您永远不再以您未发现他们富有的思想,就永远不允许他们以一种嘲弄的口吻回答,或者是您不要期待他们成年后还会服从和尊重这些人。

对于那种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又该如何讲呢?这种人只能很不完善地了解事物的本性和伦理的真正准则,但人们却看到他们趾高气扬地出现,睁大眼睛、神气活现、挺着胸膛、傲慢而缓慢徐行。难道这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家伙吗?即使他在大地上生活了百年,人们也永远不会说他曾于此生活过一天。

如果您真理在握,那就应该和风细雨地以一种平静的外表来阐述它。那种几近于愤怒的激动,又于事有何补?这不是能说服一位理智的思想家的良策。但如果您不占理,而您又想以强烈的斗争赢得胜利,也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暴力而取胜,那您所做的就会与公开为盗的行为无异。

您的邻居成功地暴富,其住宅建立在金银之上,他的一切都非常兴旺发达,您却为此而充满沮丧。另一个邻居在使他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中呻吟,您会在灵魂深处感到一种秘密的欢乐,这就是您心中的恶意与无耻行为的悲惨后果。

如果您仅忙于为自己谋求各种乐趣,并过着一种过分淫逸生活,您心安理得地享受财富的全部幸运,自以为能以此避免饥饿、干渴和贫穷,那您就会有失理智了。您是否知道上天从来不会容忍坏人,也不会使任何作恶不受惩罚呢?

您是否会在管理事务时变得很乖巧呢?您要勤奋地苦读我们的史书。如果您与史书中的记载发生了矛盾,如果您无法于家中忍受痛苦,那么您的孩子就会比天生瞎子还要糟糕得多。

对于您来说在荒年饥岁中,最辛酸和最苦涩的东西,也都会正合胃口。难道您富裕吗?最佳菜肴也会使您觉得淡而无味和平庸无奇。上天之心无法使您的心感到满意,您是否曾看到,对于稍有很少一点东西都会感到满意的人也会饿死呢?

有三种东西需要始终都呈现在眼前:上天之法、帝国之法和邻居的尊严。如果您忽略了这三条,那您就不必抱希望在那里平静地生活了。

如果您看到一个人对于他的作恶表示忏悔,那就不要更多地严加指责;如果他对自己的错误感到羞愧,那就看一下这种错误是怎样被消除的吧!如果他躬身弯腰,那就不要把胳膊倚在他身上而使他倒地。

如果您不幸改变了行为,从善而转向恶,那就无益于向您重提您过去的情节。同样,当一个人自己改正了错误,那就再不要对他说他曾很坏了。

您能强烈地感到您皮肤上哪怕只是一点轻微的骚痒,您却对其他人的灾难和苦厄无动于衷。如果您能够反思的话,那么您应该对自己作什么样的指责呢?

如果您着手救助不幸的人,那就不要半途而废;但如果需要向某个人指出他理应得到的矫正或对他进行指责时,那也只能温和而有节制地行事。

人们是否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办呢?必须拥有智慧才不至于麻木不仁或丝毫不慌不忙。〖=Z(〗315正是这种智慧才使此事获得了成功。当火燃烧正炽时,它还可以扩大。但火苗一旦被熄灭,它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您无法忍受看到脸上长满脱皮性皮疹的人,这真是可怜的瞎子!但您身上的病已经传到了肝脏和肺部,您却对此一无所知;您不相信我,那就去请教一下常春(名医),他会告诉您说,您要比您不能忍受其存在的那个人病得更历害。

宋超(著名演员)自己在头上戴了顶很高的头饰,身穿一件一直拖到地上的衣裙;西施(著名女演员)以一副假须而装饰其下颔,脚踏靴子,其前面有两盏灯笼开路,边走边舞地穿越了所有街道。这二人中间谁是男或谁是女呢?

大家已看到,一切事物都有终。铁柱也会逐渐被简单的摩擦而耗尽。在人们经常触摸的大理石栏杆柱子上,也会留下手印。生命过得还要更快一些,而且一去不复返。即使人能活百岁,当这一时间流逝之后,已不复重来。因此,我们要使用好我们短暂的有生之年的有限时光。

如果您拥有天分很高并受过很好培养的孩子,那么您就只有动用其他资源以奠定其命运,如果他们很愚蠢和未受到过任何教育,那么您的关怀和表率作用便只会达到敛钱和积累财富的目的,或者是他们很快就将此挥霍一空;或者即使是他们保持了这些财产,他们也不会再受人尊敬。那些鄙视财富的圣贤们并不缺乏财产;使他们比任何财富都更加牢记心间的,则是他们享有很高的威望。通过过去来判断现在与未来,您将会看到,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在这些受一种真正友谊感染的欢乐之中,不要倾诉您内心深处所想到的一切,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会过度滥用它。即使在一段恼恨期间,也不要讲您想到的一切;当您有平静的意识时,您是否敢于出现在您曾以仇怒触犯过的人面前呢?反悔应该紧接犯错误之后,人在心田中会长时间地带有曾伤害过他的伤痕。

如果您会节俭,学会了调节您的支出,那您就会有赢余。如果您对财富有着一种不可满足的渴望,它日夜占据着您的思想与心灵,那么我就很可怜您,您会非常不幸地毁掉自己的身体健康与精力,损失您的时间和休息;由于追求财富和无节制的欲望,您就很少有时间休养生息了。

在某种事态出现之前,则很难说其成败如何。人们会提前吹嘘一切都会成功,最后却发现其希望都落空了。既然寒暑互相交替,那么为什么您会在不可靠的未来问题上折磨自己呢?

最机智、最心灵手巧和最能获得成功的人,则是最善于在逆境中能保持毅力的人。在这些人中间,贫穷会迫使您去做最低贱的劳役,一流英雄便可能会出于他们之中。我们的父辈曾见过这样的英雄,我们今天仍可以见到此类人物。

一位圣贤应是普通常人的一种生动范例。如果他于其讲演中丝毫表现不出轻浮,那么于其行为中就不会有任何不正常之处,其行为要始终都符合上天之法。兰花并非是由于生长在惟一一个山谷,才会如此美丽和芬芳。您也并非是仅仅为了您自己,才会获得智慧。

如果父亲每天都游泳,那么其孩子们就都会是游泳高手。如果其父偷盗瓜果,那么其孩子们就会成为杀人犯和纵火犯。人们迁就一个孩子,嘲笑其缺点而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只是说他还年轻,那就会在世人这样讲和不停地这样重复的时候,该童也在长大,当他已经长大时,他就会成为一个折磨您的人。当人们没有子嗣时,就会感到受折磨,感到了痛苦,这样的人往往会比有子嗣的人受到更多的痛苦。

现在很难避免一种臭名昭著的名声,但人们会更难赢得更普遍的尊重与好评。

不要有任何过分显眼的殷勤,在您的言论和行为中不要有任何匆忙。最不草率的人往往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者,过分的活泼机敏只会把事情搞乱。当人们吞食整块食品时,那就很可能会吐掉它。当人们跑得太快时,那就会仰天大跌。

您希望形成您的性格的这种粗俗和高傲的外表,会对您有益吗?您要同时善良和严肃,那么在您的家仆中就会永远息事宁人。请在您的嘴上贴上封条,如同保护一座城市的城墙一样保护您的心。尤其是您不要充当虚假谎言的传播者,不要轻率地听信一切风言风语。

您不要在一种出乎预料的喜事那过分的欢乐中,被冲昏头脑,您在这样和那样的幸运中,要始终保持镇定与冷静。您刚刚中举而且名列榜首时,您不能克制自己了。其后便会出现,在外放官职时,又把您忘记了,您就会感到失望、烦恼、痛苦,会受折磨并焦虑不安;如果您本来就少有一点欢乐,那您就不会招致太多的苦恼。

学习、科学和道德会使家族光辉灿烂,勤奋和节俭可用于管理它们,宽容与和平的思想可以使家族保持团结;平静与遵从理智,则可以保持家族永存。一个既没有公正性,又缺乏勤奋精神和礼仪的人,则如同一只野兽,只不过是头戴一顶帽子而已。

无论一个人多么精明能干,无论他作出了怎样的效劳,但如果以此而形成谈论他的话题,则会毫无意义。如果让人讲出几句赞扬他的话,那就完了,他会丧失其全部功绩。如果相反,他有时会犯某种错误,但他承认这种错误并为此而表示歉意,那么其错误便会得到纠正。

人们在老年时所忍受的大部分疾病,往往都出自在年富力强时的过分操劳。我们可以比较真实地断言,思想上的悲伤和苦恼以及心灵深处的苦难,在喜气洋洋的时候便会扎下病根。

如果您在一张漂亮的脸蛋上以青蒿涂一种腐蚀剂,那么始终都会留下疤痕,这就如同在一件白衣上出现的黑点要与衣服持续同样长的时间一样。

如果您保持一颗纯洁的心,如果您懂得调整您的欲望,那么您就不需要饮用“四无汤”。您要少做事,缓和一下您的情绪激动,只有服用“四功汤”。您要在吃喝中有节制,“益精汤”对您将是无益的。您要抵御大寒,那您就没有必要一定去喝“素明汤”。以上就是四种药汤。据中国人认为,第一种汤会增加和净化血液,并疏通梗阻;第二种汤是一剂疗效甚佳的滋补剂;第三种汤能助消化并化痰;第四种汤能扩张毛孔并驱风。

源头之水仅为一涓涓细流,于其流程中不经意地增大,最终变成能够冲翻最高山峰的大河。

如果您过分酗酒,那您就会自惭形秽。如果您大量囤聚财富,那么另一个人就将会因此而受益。聚敛财富直到极端衰老,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疯狂啊!因为只有很少财富就足可以维持人的一生。

如果您着手办一件事,那就要提前研究您怎样才能结束它。如果您希望制订一项规则,那就要看一下您将怎样让人遵守它。

无论一匹马多么好,也不能使它完全脱缰。无论您与某个人多么熟悉,也应该注意言语的分寸,不要将心中的所有秘密都付诸口舌。无论多么容易向其他人隐瞒,却很难自我隐瞒,也很难平抑出自一种劣行的内疚。

最好是向下看一寸,而不是向上看十丈。我们最好是向后看一步,而不是向前看百里。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下,空气过分稀薄就不利于健康了,它在小山顶上则清新而又温和。

有时停留在黑暗中比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会感到更舒服一些。有一种鲜花很好看,而松树却没有任何优美的地方,前者的光芒并不比后者的持续性更长。

善于适时吃亏的人,便是我称之为有思想的人;始终都想占便宜的人,便是失去理智的人。

虽然您早上做了一餐饭,但也不足以一直吃到晚上。您过去对这个穷人所行的善事,却不能改善他今日的窘迫。

如果您在压迫下呻吟,那就只会使压迫您的强人感到惭愧。如果您自己感到害怕,那么对于您来说,就既没有荣耀,也没有幸福。

您希望名列那些置身于生活中的所有灾祸之外的大人物之伍,那就从忍受轻微的不公正而开始吧!您希望提高您的才能和道德,那就要耐心地忍受某种厄运。您还希望避免任何反悔和苦恼的根由吗?那就使您的思想充满有益的知识,使您的心充满善良的思想,只讲善言和只行善事,只与善人常打交道。

藤萝只绕支持它的大树而生活,树倒藤萝死。满足于自己的圣贤会很愉快,他不需要虚假的支持。藤萝如同葡萄藤一样由枝条而出土,无法在无依靠的情况下直立。人们把它扶在架上,以便能在其树阴下乘凉。它不结任何果实,而仅有紫色花朵,以花串状下垂,而且花朵也很好吃。其叶酷似柳树叶,但更短一些,其头顶部更圆一些。

作者接着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人不能活百岁,却为了万人而操心和担心。

人无杀虎意,虎无伤人心。

家贫出孝子,国乱见忠臣。

如果您很贫穷,即使您留在城中最热闹的地方,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您。如果您变富了,即使您躲到最荒凉的深山中,人们也会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前去拜访您。

当您还债时,还应记得您被迫举债的时候;当您变富时,您应记得您曾贫穷的时候;当您变穷时,就不要想您曾富裕的时候了。

悬崖勒马,为时晚矣!船到江心,便再无法对它进行所需要的修理了。

当您骑上一匹带着红色坠子和披着鲜红色鞍韂的马匹时,该有多少您从来不认识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前来看望您和自称是您的亲戚(官吏们的坐骑和马韂具有红马尾束,一端扎在一根镀金的铜管子上,其中之一悬在胸前,另一根则扎在马笼头上。——原注)。

作者以一首歌而结束此书。他于其中鼓励其同胞们过一种智慧而有节制的生活。这是他提供的风俗总则的一部大纲,并由他写成了诗句。鞑靼译者将它改译作赋或散文,其语言并不完全符合韵文。至少是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满族人曾着手于使其语言具有韵味。对于我来说,我就不再向您提供这首歌,无论是诗文还是散文都一样。它仅仅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对作者所写内容的重复。如果本文不会使您感到愉快的话,那是因为它太长了;如果它还会使您感到高兴,那么它也不算太短。

 

 85   沙如玉神父致韦塞尔神父的信

(1741年10月10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本传教区刚刚遭受了一大损失,它在现在和在将来无限长的时间内,都会使我们感到痛心疾首。死亡夺去了我们的巴多明神父,他享年七十七岁,自加入我会已经五十七年了。由于一种特殊的天意,天主似乎为了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本传教区的支柱与灵魂,才培养了他。在他身上,汇集了全部身心的品德,这种组合使他成为我们修会在中国从未造就过的最热忱和最不知疲倦的人士之一:体质强壮,身材高大而又匀称,姿态高雅,举止令人肃然起敬与和蔼可亲,令人惊讶地用他学会的不同语言来表达思想,非凡的记忆力,敏捷和公正而又犀利的思想,渊博的知识。他从事的旅行和承担的职务,似乎使他将这一切都汇聚于一人之身了。

所有这些品德都使此人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受到所有那些认识他的人之尊敬、热爱与器重。但他的虔诚、热情、道德、敏锐的思想、对于贫穷与苦难者的热爱、为归化中国人的工作热忱、完成其身份所负义务的严谨性,都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宗教人士、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为死者带来了充实的日子,为已大幅度地扩大天主的王国而感到宽慰,将耶稣基督传授给了一大批不信教的中国人。

我对于他在欧洲所做的一切,都不再讲任何更多的言语了。现在还有些曾经与他共同生活过的人,他们都懂得里昂教省向中国赠送的这份厚礼的全部价值,即为中国培养并向它出让了一位如此卓越的人物。他应将其传教士身份的志向归于天主美意的一种特殊圣宠。他对于这种善行的感激始终都很真挚和强烈。他对于这种志向的热爱,使他在离开欧洲之前便鄙夷并放弃了大人们向他提供的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位,即假如他愿意退出耶稣会并返回他曾告别的那个尘世。

巴多明于1698年初自欧洲出发,于同年年末前后,经过六个月的航行,顺利地到达了中国。康熙皇帝从一见到他起,便很快就觉察到了新来的这位传教士的才能与美德。从此之后,皇帝便喜欢、尊重并另眼相看他了。皇帝替他请到了老师,以教他学习汉语和鞑靼—满族语。正是在学习这两种很难学会的语言期间,他又让人洞悉到了其记忆力是多么超凡脱俗,他对于自己从事的一切是多么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啊!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汉语讲到任何欧洲人都从未达到过的水平,他也可以如同使用其母语一样纯正而流利地讲鞑靼语。

巴多明神父的这种用双语表达能力的天赋,吸引着康熙皇帝经常与他长时间交谈。这位具有一个大皇帝所有品德的君主正直、慷慨、政治性强、具有涉猎面广泛的惊人天才,再加上对于科学事业的一种特殊热情,他不仅仅希望通过阅读汉文和鞑靼文书籍,与其帝国的学者们交流所学到的一切,而且还希望以他可以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来修养和装点其思想。这就促使他产生了与巴多明神父交流的特殊情趣。巴多明在到达中国时就已经学富五车,而且也具有优雅地谈论他所知道的一切之口才。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以至于使他所获得的知识始终都能储存于其脑海中,从而使他在论述某项内容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除此之外再未学习过其他东西,或者是他于最近刚刚作过这种研究。

康熙皇帝正是在与巴多明神父的这种家庭式友好谈话期间,使过去由张诚和白晋神父向他传授的有关几何学、植物学、解剖学、医学、外科学等诸多知识,得以进一步精进。康熙也正是从巴多明那里获悉了欧洲宫廷中的不同关心焦点、距中国遥远的国家和民族的古代与近代历史,此外还有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政府。正是巴多明神父,启发康熙产生了对路易十四表示出的特殊敬重。康熙非常钦佩地谈论路易十四,并对法兰西民族作出了一种高度评价。

康熙皇帝的这种尊敬和青睐,对于巴多明神父来说,则比使他受宠若惊成了更大的负担。因为康熙皇帝并不满足于他与该神父的交流,他还按照常规而要求该神父交给他一份书面授课大纲,并且把神父汲取这些知识的书中最有意义和最好奇的地方翻译出来。正是为了满足该皇帝的爱好与好奇心,巴多明还将科学院的著作和这些不同内容的其他著作中有关几何学、天文学、解剖学中最新的、最引人入胜和最好奇的内容译成鞑靼语。该神父几乎对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无大量写作,以满足皇帝、王子、帝国的大人物与学者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在二十多年期间,巴多明神父都在皇帝每年赴鞑靼地区的出巡中随驾,皇帝去那里也是出于狩猎的兴趣。当皇帝出巡帝国各省时,巴多明神父同样也伴驾相随,但始终是作为传教士而跟随皇帝。该神父到处都增加原有传教区的人数,或者是开辟新的传教区。其中最繁荣的传教区,也就是人们看到其中基督徒人数最多和最受青睐者,都位于长城内外,从北京到鞑靼地区的沿途,它们都是巴多明神父虔诚的成果。天主在他传信的所有地区,都广施恩宠,他按天主的圣宠而完成的归化成果都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正是他奠定了归化一批基督教王公的初步基础, 6后来这些人在雍正皇帝年间曾因他们坚持基督教信仰而备受折磨。帝国的多名其他王公和达官显贵,由于坚信我教的圣性,从此之后也以这些王公为楷模,都以真正的注定灵魂得救的人而死亡。他们的被拯救应该是归于天主,归于巴多明神父与他们的谈话。仅他一人就为一万多名不信基督教的孩子们举行洗礼,其中就包括今天在位皇帝的一位兄弟。

巴多明神父善于巧妙地以其基督徒的方式,利用他接近皇帝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个人没有任何期待该皇帝的地方,而完全是为了宗教的利益和发展。他利用了这一切,以获得有利于对在各省工作的传教士们(不分修会和国籍)的推荐和保护,以使他们摆脱心怀恶意的官吏们煽动起的教案,并使他们获许在尚没有任何基督徒的地方定居并开设新教堂,归还他们那些已被剥夺的教堂,使他们珍惜与自己居住地的长官和其他官吏的友谊、相识。他善于利用这一切而在一个异教的宫廷中,向王公、达官显贵和学者们宣讲耶稣基督。如果他不能使耶稣基督赢得他们所有人,那至少也可以交友和找到宗教的保护人。他与康熙宫中的王公和达官显贵们建立了友谊,尽管仇恨和利益驱使他们彼此之间分道扬镳了。他始终都善于以智慧和谨慎而迁就双方,不触怒其中的任何一方。

最后,他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地利用由于皇帝敬仰他而获赐予他的圣宠,以向皇帝介绍耶稣基督并传授基督教真谛。他做得如此巧妙和恰当,以至于不仅皇帝产生了对我圣教的一种新尊崇,还成了我圣教的公开保护人,而且人们也经常认为皇帝已被该传教士彻底说服了,即将接受基督教的归化。我们丝毫不怀疑,他又理解到了众所周知的事实真相,再没有很难说服自认为是天下之主者的热情了,他长期以来已习惯了不放弃任何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皇帝也发现自己濒临晏驾,于是便想起了许多传教士,想得特别多的是巴多明神父。此人曾向他讲过,为拯救灵魂而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性,于是便下决心接受洗礼。他令人传来了在宫中的传教士们,但已被确定为皇帝的其子胤禛作出的第一种权威举措,就是阻止他们进入金殿。

巴多明神父的天才,于此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在最微妙和最棘手的背景下,他必须现场回答问题。在该帝国中是保持还是放弃基督教,往往都取决于他的回答。他在这样的场合下始终具有令人羡慕的思想,从而使他那些最明智和最谨慎的答复都能脱口而出。

当巴多明神父相当精通汉语和鞑靼语,以至于他能用这种或那种语言使人很好地理解他的时候,他便为所有入华的欧洲人充当翻译,包括传教士、教皇特使、葡萄牙和莫斯科的来使。他从事这种危险的职业多达四十多年,颇使其面前的皇帝,以及他与之讲话的人感到满意。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他的鞑靼语、汉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讲得同样都很流畅。

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不仅限于忠实地翻译彼此双方的语言,而且还利用他的信誉和才能,而获得人们通过他的渠道而咨询的事,以便使他以其名义讲的话而获得成功。葡萄牙国王的使节麦德乐在离开北京宫廷之前,除了向他致谢并向他表示了尊重之外,而且每年都致信于他,以感谢他于其出使期间给予的帮助。沙皇彼得一世及其两位继任者女沙皇也定期遣使入北京宫廷,他们也因为巴多明神父为前来北京的莫斯科人作出的效劳,而向他表示同样的致谢。这些致谢中还夹杂着对其在处理事务中的智慧和巧妙手段的赞扬。他始终以某种方式,在北京与莫斯科两个宫廷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问题上,充当调解人。正是他起草了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确定的和约条款,他将它们译成拉丁文和鞑靼文。四十年间他一直在翻译这两个宫廷及其官吏们之间互寄的信件与文书。

巴多明神父讲谈的流利程度同样也表现在书写中。他写在纸上的一切都如同行云流水,让人感到了这种雄辩和自然的口才,从而使人高兴地甚至是敬仰地洗耳恭听。他为康熙皇帝、为教诲新教徒和为归化不信基督的人而编写的书籍,无论是鞑靼文,还是汉语,都同样地证明了他那著书立说的学识、热忱和虔诚。他为了满足中国、法国和俄国学者们提出的问题而撰写的一切,都已被收集并公之于众。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一名身负许多社会职责的传教士,能够保持以诸多语言非常庄重地写作之状态,并且变得能如此精通诸多文学体裁。那些阅读过由杜赫德神父发表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不同卷中的巴多明神父书简的人,都会给予他一种公正的评价。

人们特别应将测绘整个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区的地图之功劳归于巴多明神父,这些地图是由传教士们非常仔细、非常准确地绘制的,杜赫德神父刚刚于其四卷本的有关这个辽阔帝国的地理和历史描述中公布了它们。康熙皇帝在巴多明神父到达中国之前,便学习了少许地理知识,但他对于辽东首府沈阳的方位却大错而特错了。他认为该城与北京处于同一纬度线上,也就是说39°56′。巴多明神父冒昧地向他指出其错误。该皇帝于是便将神父派往沈阳,以在那里测量其北纬度,从而测绘整个国家的地图。当巴多明神父返回北京时,他使皇帝在思想中,就其自认为很熟悉的其庞大帝国其他大量地点的方位上所知道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巴多明神父奉承皇帝的荣誉是,如果他绘制一幅中华帝国的地图,那是其任何前任都不堪胜任的项目。他由此而促使该皇帝来完成一项特别巨大的计划,立即下达了必要命令,诏令巴多明神父替皇帝任命传教士中那些适宜于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命令该神父亲自率领和主持这项巨大工程。

继任了康熙的雍正皇帝,却未继承其父经常赐给传教士们的尊重与宠爱。雍正于心灵深处就仇视基督教及其使徒们,他长期以来都会毫不踌躇地使传教士们感到了其恶意的影响。然而,雍正始终向巴多明神父显示尊重他的表示,并且对他以礼相待。雍正皇帝多次意欲铲锄基督教并驱逐北京的传教士们。巴多明神父以其回答问题的智慧,直接向皇帝呈奏,或者是通过其保护人和朋友们的说情,经常会避开风浪而拯救我圣教。

巴多明神父在雍正和乾隆执政年间不太忙了,于是便利用自己拥有的闲暇,以安慰和支持受教案牵连的,已被投入监狱的和沦至一种极端贫困状态的基督徒王公们;撰写有益宗教的著作;在北京城和我们住院之内施教;拜访大批名人,完成他伴驾长途旅行期间未能着手实施的归化。信徒们从四面八方成群地前来向他请教,向他表示安慰,开始学习基督教教义并作全面的忏悔(告解神工)。那些纪律松弛和虔诚程度不高的基督徒们,再也不能对他的鼓动无动于衷了,某些背教的人重新回归教会内部的行为,应归功于这位优秀司铎的热忱。他到处寻找基督徒们,既不气馁,也不怕疲劳和辛苦,也不害怕他在能够触及他们的心灵之前往往会遭受的凌辱。

大量不同的职业和工作,似乎都与一名传教士的地位和职责不相容。但对于巴多明神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一种使天主具有更大荣耀的手段,也是一次更多地宣讲基督教真谛的机会。我觉得,他本来会被如此之多的工作所累垮,但他却以其勇敢精神而克服了一切困难。他于其一切活动中,惟一念念不忘的是天主,天主使他所从事的一切都获得了成功。总而言之,道德造就了一名称职的宗教人士和完美的传教士,这一切在他身上成了天主对其工作广施恩宠的源头,为他赢得了所有认识者的尊敬和崇拜。

这些道德于天主在巴多明神父一生最后三年中折磨他的疾病中,光芒四射地显示出来了。疾病给他造成了最剧烈的疼痛,这些疼痛有时也会多少给他一点缓解,他于是抓住这些短暂的间歇,如同平时一般地从事其布道工作。这种疾病成了他的一种慢性殉教,他却以一种始终不渝的毅力和一种甘愿听从天主意志主宰的心情而忍受千难万苦。最后,今年9月27日,怀着一种巨大的虔诚和痛感,作了一次告解神工(全面忏悔),又接受了临终圣体和临终敷圣油礼之后,他在一种身心极大安宁的状态下,结束了他那神圣而又勤劳的一生。天主似乎希望犒赏他的毅力,于其生命的最后时辰之前数日,使他摆脱了疼痛感觉的折磨。这样一来,他便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逝世。这是最温和与最平静的死亡,处于与天主的密切结合之中,不断地形成各种宗教行为,一直到他将灵魂还给其造物主的时刻为止。

巴多明神父的逝世使传教士、基督教信徒、偶像崇拜者和大大小小的人物们,都一致地感到痛惜。其葬礼上的各种致辞便是人们对他尊重和崇拜的一种明证。皇帝愿意承担这一切经费,他以一种不愧为一位大君主的气魄这样做了。御弟率领其他十名王公,都为此作出了奉献,他们各自选派其官吏陪灵直到我们的墓地,它位于距北京以西2法里处。帝国的大批达官显贵、官员和其他名人,都根据皇帝的表率行为,前来向我们表示,他们对于这一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们分担我们的痛苦。他们不满足于只向我们作出这些同情的表示,而且还以他们一直到墓地都出席,以为送葬队伍增光。尽管他们是非常不信基督教,但也出席我们于下葬期间举行的所有祈祷。现在轮到我们沿着这位著名传教士的足迹前进了,并且为获得教士布道人之道德而不停地工作,他正是这样的一位榜样。请在您的弥撒圣祭中为我请求这种圣宠吧,我始终与之共在。

 

 

86  入华耶稣会士卜嘉神父致其侄子巴博里耶神父的信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亲爱的侄子,我最终到达了中国内地的省份,由于这里对任何外国人的任何进入都高度注意,所以大家很难进入这里。我的圣宠要归于天主的特别庇护,使我幸运地摆脱了被发现和被押送回澳门的危险。因为这样一来,肯定会使我不至于受到中国官方的特别迁怒。天主保佑,我将以天主最大的荣耀为我自己的神圣化和拯救大批中国人之虔诚,来回答一种如此明显的圣宠。我将向您报告我的旅行。

我首先到达佛山,那里是距广州有4法里远的一个大镇。人们在那里为我准备了一口“棺材”,这是一种灵柩,或者更应该是一种陈尸器。我必须在过关时自我关闭于棺材中,以便能更好地藏身。数日之后,死神夺去了为我们驾船的艄公的儿子,他仅五岁左右。我感到安慰的是把他送上了天堂,以与我们的主保共在。

当我们到达韶州时,海关人员非常公道地对待徐相公(这是我们那位非常慈善的向导的名字),他们从不想进入我们的船舱视察,而是仅满足于从河岸向那里瞥去一眼,随同这一瞥还伴以两句“得罪”(这是他们为道歉而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

2月3日,我们于傍晚前后到达了南雄,毅然决定在我们船上过夜,并于翌日越过梅岭。梅岭是一座很高的大山,将广东与江西两省份隔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徐相公更愿意前往“行”(公馆或馆驿)中下榻,因为在那里拥有一应供给。但他发现其中住满了正忙于举行邪恶法事的和尚们。

尽管有这种不便,行主(馆驿老板)仍许诺,天亮时,一切都将准备就绪。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雨袭击我们,使轿夫们失去勇气,那么我们确实就已经出发了。他们延迟到次日出发,则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到了第二天,他们遇到的不再是寒雨,而是会遭受夹裹着冰雪的大风,而且会一直烦扰他们直到晚上9点钟。这是我们非常疲劳和快被寒冷冻僵般地到达南安的时间,南安是江西省第一流的城市,它位于山脚下。

苦难复加苦难,我的“棺材”无法进入路人向我指出的馆驿区,必须以不同的两次加工,锯掉轿杆,以使之通过长廊中的第一道与第二道门。长廊一直通向一个小房间,人们大动手脚才使“棺材”进入了其中。我从澳门出发时,就依靠的神圣天命,于此阻止了行主对于我的身份产生任何怀疑。

徐相公认为应向行主出示其“票”,也就是盖有官印的证书,以排除他可能就我的身份而产生的怀疑。行主从头到尾看了这张“票”。他继此之后便共同入席,一直愉快地交谈到深夜11点钟。我在此期间还在颤抖,主要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寒冷。我徒劳无益地试图暖和一下双脚,然后一直休息到次日大清早。但我的向导却命令我返回“棺材”中去,并一直耐心地等待他租到一只渡船为止,他们立即就把我抬入船舱。

我听从了向导的命令,并且给自己鼓足了勇气,但始终极端害怕有人会前来揭露我。最后,在子夜后两点钟时,“棺材”被抬到了渡船上,一干人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它进入舱中。非常幸运的是,支撑覆盖渡船的漆帆布顶的中枢,能够很牢固地维持下来,可以从下部折叠和很容易地系牢。否则,我这个所谓的病人就可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很快就会迫使我原路返回澳门。由于我一天一夜以来,已经水米不打牙了,船上没有任何食物储备,我们还必须停留两个小时,这是一种廉价的幸运冒险。

2月10日,我们很晚才到达赣州,它是江西省的第一流城市。该关的官员们并不如韶州关的官员们那样殷勤好客。人们不相信徐相公的口说无凭,必须出示“票”并仔细地审查它、检查小船。但一切都彬彬有礼地过去了。

我们翻越玉山时,遇到了世界上最佳的天气。但抬着我的“棺材”的那些轿夫们,却在开始时窃窃私语。后来为他们采购了新轿杆,他们才稍微安静一些,并且以轻捷的步履走向常山。常山是浙江省的一座大山,我们早早地就到达了那里。

尽管我们过夜处的行主是一名优秀的基督徒,但我还是保持了很大的谨慎,因为他手下的所有人都是非信徒,我只有在他们都撤退之后才敢于走出棺材。我听到了这名优秀新教徒及其母亲、妻子与长女们作忏悔的声音。我教他们作精神上的领圣体,因为我没有任何装饰物以供他们作弥撒。继此之后,我便去休息了几个时辰。

翌日,我于一大清早又被抬上了小船,这是头天晚上为将我们运到杭州而租下的船。杭州是浙江省省会,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这条通道是全程中最困难和最危险的一段。我除了乘轿子旅行3法里之外,还被迫进城并再从那里出来,以前往唐若瑟府上。那里是我们现在的惟一的藏身之地,而且还并不太安全。但在神圣天主的保佑下,我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这场危险。城门官本来习惯于阻止和检查轿子,现在却未走近我的轿子,我于轿中化装成了一个赤贫的病人,从头至脚都裹着一床破被子。因此,他们让我平静地过关。但对我的向导徐相公,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他的小船受阻并被作了严格搜查。

我们于天色全黑时,从杭州出发赶赴苏州,它是江南省(原文如此。事实上康熙六年(1667)已经将江南省析为安徽和江苏二省,此处应指江苏省,下同。——中译注)的一个大城市,也是全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富庶者。我们下榻于一名基督徒的府上,我本来认为可以在那里找到该省的葡萄牙传教士何云汉神父。但他于两天前出发巡视几名病危的基督徒去了。我于是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向他通报我们到达的消息,并请求他给我派一只属于某位基督徒的小船。他一旦在情况允许下,便立即这样做了。直到小船到达之前,我尚有时间作三次弥撒圣祭,并为不同性别的数名信徒作赎罪圣事和领圣体圣事。

最后,3月11日,我到达了一个几乎完全是基督徒的村庄长洲。我感到安慰的是在那里拥抱了何云汉神父,然后与他一并前往常熟。常熟是一个三流城市,是他的常驻地,由大批基督徒居住,其中大部分都很虔诚。年龄和疲劳绝对地摧毁了这位虔诚的传教士的健康,他已完全无法继续行使其布道职责了。

我在与他的新教徒们共同庆祝了复活节之后,便启程前去巡视其传教区的所有县了。我在那里为303个人举行了洗礼,其中138人为成年人,165人为儿童。我还为2710人作告解神工,为2543名新教徒领圣体。我从这一夜起,又出发赴浙江省的另一个传教区,但只有时间求助于我们的神圣祈祷,并请您相信我那仁慈的爱。

 

 

87   宋君荣神父致凯伦神父的信

(1741年10月29日于北京)

为了使您了解中华帝国京师中与您最直接有关的事项,我首先必须向您报告我们新近在那里落成的设施,它向我们预示着传信事业那很顺利的后果。这是一种修会或教会,接受了相当数量的充满热忱与虔诚的基督徒,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不等。我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适宜向其同胞们传授宗教真谛的天才。他们勤奋地学习那些清楚地阐述了这种真谛的经书,并以书中内容充实了其思想与心灵。他们向我们汇报其工作及其从中获取的知识。他们练习写作并批驳中国的迷信。在该教会的最优秀成员中,我们拥有四名年轻的基督徒王公,其他数名是出自名门的人士,两名秀才,还有一名青年从九岁起便被我收留到身边并培养他从事各种修持。数月之前,我们损失了公主卡特琳娜。她是苏努十一子方济各的遗孀。苏努为该宗室之家所有王公与公主之家长。他们为了信仰而受苦颇多,您在之前的不同几卷书中,已经了解到了他们的历史。在天主的眼中看来,一种可贵的死亡是其天生圣性的圆满成功。我为她施行最后的圣事,她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切。她向我多次表白,她对于由于自己坚定地执著信仰而生活和死亡在贫困之中,该是多么感激啊!再没有比她接受圣体之前而对其子女与父母谈到的看法与教诲,更为动人肺腑了。

我们几乎于同时又遭受了另一大损失。死亡夺走了我们的刘保禄(刘汉良)。这是一名基督徒医生,享年四十九岁。他在道德和虔诚方面均堪称楷模。除了他的表率作用以及鼓动,他还利用了于其职业中积累的声望,完成了大批归化。所有人家都向他开放,他也利用了这种出入自由,而使八千多名濒临死亡的儿童,在接受了他的洗礼之后,才进入了天堂。他的一生颇具楷模性,每天都定时地作半个小时的默祷,每个星期五都戒斋并实施多种苦修。他每八天作一次告解(办神工,忏悔)并领圣体,定时读虔诚经文,且从不耽误。他具有以一种颇具说服力地和引人入胜地讲述天主及宗教真谛的天才。在逝世的三天之前,他向我作了一次全面的忏悔,然后在充分清醒的情况下,接受最后一次圣体,以及临终敷圣油礼。其家庭及一大批基督徒都参加了这些仪式,所有人都被他面对他们所作的忏悔、顺从与爱心行为无限感动。这个很守法的家庭从利玛窦神父时代起,便选择了基督教信仰。

我相信,我尊敬的神父,您一定知道在名门望族之间的区别,他们有的扎黄带子,有的则扎红带子。前者均为执政家族的王公;后者则出自该王朝创始人的先祖,他们是真正的血统亲王。宗室中有五个家族都成了基督徒。这些家族之一的族长是赵若望,他既以其能力又以礼仪和出身而著名。其长子保禄王子紧随其足迹,至今,尚没有任何办法能战胜若望妻子对于偶像崇拜的执著,她顽固到了不能忍受人们向其讲述基督教真谛的程度,动用了一切以阻止保禄王子完成其义务。但这些努力一概无效,人们认为能够腐化他的一切,都只能用于坚定和增加若望的虔诚。

他们父子两个在一无所获地尝试热忱激发他们为归化她而作的一切之后,共同坚信应该为此而向天主奉献特殊的祈祷、圣体、苦修和施舍财物了。天主被打动了,从而触动了该来人的心。我经过正常的考验之后,为她举行洗礼。她被称为德勒撒,终生以典型的基督徒方式生活。若望王子的虔诚心最高,他在我刚才讲到的教会成员中名列前茅。他以天主的赐福而利用了自己在汉语和鞑靼语方面的高深知识,为耶稣基督赢得了一大批忠实信徒。

除了我们所知的北京三大教堂之外,在皇宫所在的省份还有大批基督教教团。他们是由五名中国的耶稣会士司铎精心耕耘的。因为在目前所处的困境下,不允许我们离开京师。

我们的基督徒人数已增至五万多名。他们经常进城以接触圣事并向我们请教,还向我们索取宗教书籍、圣像、圣牌、念珠等物品。这些中国司铎们一般每年都为多达一千二百多名成年人举行洗礼。我们在北京的三大教堂共有五六百名信徒,他们每年都接受同样的圣宠。

从中国神父向我们许诺的希望,以及我们同会基督徒们的热忱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在该省,我们在未来的几年间,便可以拥有十万名基督徒。从现在执政的皇帝元年起,每年只能使一千五百多名弃婴领洗。而在过去,当一切都很平静时,资助很多,每年可以使得三万多名这样的儿童领洗礼之圣宠。我们希望这项美好事业很快就能以同样的成功得到恢复。

88   耶稣会传教士君丑尼神父致波兰王后一一洛林女公爵告解神父拉多明斯基的信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当我一旦有可能的时候,便如同在离开法国时向您许诺的那样向您报告自我乘船出发之后,直到进入天主的天意为我指定的传教区为止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端。我希望这个小小的细节将会使您感到高兴,它至少是对您使我受宠若惊地得到的善待之强烈感激心情,形成了一种小小的证据。

直到我到达好望角,我没有任何值得您注意的内容通报。您知道,荷兰人在那里有一片很漂亮的殖民地。该城相当于法国的数座城池,他们的花园是举世所有最奇特者:它仅为一片菜园,其中有多条漂亮的甬道,由橡树、桑树和香桃树等组成。那里的房子极其干净。一座保存状态甚糟的城堡和几座炮台,形成这座低矮城市的全部防卫力量。但使荷兰人能确保该地区安全的因素,便是该地区仅有他们才愿意正视不断遭受到的损失。西北风吹宋,搅动了大海,以至于仅仅靠风浪便可以把船舶抛上岸并使人在那里死亡。1722年, 在那里共有二十五名翻船落水者,我曾看到过另外七只船的残骸,它们是于1736年在那里被击碎的。荷兰人在那里将他们的居住区一直扩大到陆地上纵深150法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种植了葡萄并出产优质葡萄酒。那里的水果相当好,但牲畜却更要好得多。

非洲所产的最珍异动物,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动物,便是野驴,它酷似骡子(指斑马。一一中译注)。其皮间隔而等距离地组成了条纹,或者是一指宽的白带,或为乌黑色,或为象牙白色。这些条纹从髋部开始,呈递减状一直延伸到腿弯处。再从那里直到角部,都呈同样宽度的细带状。

其头部也有特殊标志,于前额正中是一种白星状物,其周围是眼睛,而眼睛又在这些始终是黑白相间的条纹的相陪衬下,形成了特别优美的轮廓,从而使其对称更加准确。

我们在好望角城共计算到至少与荷兰人同样多的奴隶。我们不知道这些奴隶们信奉什么样的宗教,既未发现人迫不及待地教化他们,也未有人谋求为他们举行洗礼。那里共有四名使徒,为全城和周围150法里内有人居住区工作。

该地区的一极便是好望角,当地人自称为卡菲尔角(卡菲尔人居住地)。我们对于西岸的卡菲尔人所知甚少,因为没有任何港口可以在那里登岸。人们把那些居住在陆地中央的人称为霍顿督人。随着荷兰人扩大其殖民地,霍顿督人都被迫后撤。我曾见过五十个左右的人前来倾诉他们遭受的某些虐待。

我相信有些蒙昧人比这些民族更加凶残。但我并不认为还会找到比他们更不近人情者。他们似乎刚刚会运用智力,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行走,其头发黝黑而卷曲。他们以鲸鱼油涂身并敷头,从而使其具有一种丑陋的形象。他们以树根、野草和肉食为生,其最佳饭肴是他们杀死的野兽的内脏和肠子。他们生吞兽肠,以他们从野兽腹中掏出的原样,或者是作为装饰物而于他们脖子上挂数日后再吃。他们根本不懂耕耘土地,其仅有的职业便是看守其畜群和跳舞,其余便什么事也不干了。

我被迫穿俗家衣服,与两位传教士一并,被共同安置在一名法国难民家中。他们不知道我们要一大清早于其家中作弥撒,但我们感到相当安慰的是,能够于圣周期间举行这种隆重的祭献,而且这还是在一个异教的或偶像崇拜的民族中间举行的。

我在好望角休息十二天之后,便于3月28日利用一种极其晴朗

的天气出发。无论是从这里前往中国,还是从中国返回欧洲,最好是

绕过好望角,我们也非常顺利地绕过了它。经过大海中那始终波涛

汹涌的埃居伊沙洲(,针洲)之后,共航行近2000法里,才一直到达亚洲的第一批群岛。在圣神降临节那一天,某些迹象使我们坚信已接近大陆了。下个星期三,即5月9日,我们于中午2点钟之后,终于发现了著名的巽他海峡的进口处,它将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分隔开了。炎热由此而开始。我们不缺水,但却非常高兴地拥有新鲜水,而过去曾为此而作出过无益的努力。当时的海浪非常高,海水一直上涨到一个淡水瀑布处,人们本来要到那里去汲取淡水。由于没有预料到这种意外情况,所以船长便请我们与他一起登陆。我们直接向瀑布信步闲逛而去。但当我们接近它时,我们的小舟却触到了多块礁石,迫使我们取道海滩而前进。我们再从那里向一个小岛驶去,而在该小岛却面临更多的危险。如果不是一名水手跳入水中以支撑我们那已触岸并从一侧严重倾斜的小舟,那么我们就几乎被淹没,或者至少是在一个荒凉小岛上过夜,在那里我们的人身不会很安全。

次日,救生小舟第二次尝试沿河而下地到达瀑布处,但依然一无所得。这样一来,我们只好起锚,并继续在海峡中航行赶路。海峡的

左右两侧始终都有陆地,距我们只有1—2法里远。27日:我们又派小舟登陆,以寻求食物供应。由于小舟在一整天间,甚至在次夜也从

未返回,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焦急不安,坐卧不宁,以至于将救生

小艇连同二十个武装人员放出海中,以前往打探消息。我们倍加急躁不安,一直看不到救生小艇身影的出现,因为它本来应立即返回。我们只不过是虚惊一场而已,它们二者均于晚上7时许,满载新鲜食品返回,这使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过去的焦急情绪。

这些群岛上的居民均为爪哇人,他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来来往

往。这些人肤色接近红色,他们连续不断咀嚼蒌叶,使其牙齿都变黑了。他们似乎不缺乏思维能力,熟悉他们的贸易。在我们渡过海峡的整个这段时间内,他们每天都乘小独木舟前来,向我们出售他们的

家禽与水果。

我们于5月21曰进入巽他海峡。到6月1日,我们才勉强航行

15法里,这既是由于海面上无风而过分平静,又由于不时地也会出现逆风。我们最终驶出了巽他海峡,但却又要渡过更要危险得多的邦

加海峡。

在该海峡进口处,有一个鲁切帕拉岛,附近的海平面很低。航船在那里只能依靠手持的探测器才能向前航行。在船只的左右两侧和在步枪射程之内,人们在小船上也作同样的操作,以将船驶程度正航道。

那些驶往中国的船舶的吃水量一般是17法尺;即使是吃水量更大者,往往也只有5法寻即25法尺深。但只要人们一转向,便只有

12或15法尺了,人们会面临在那里搁浅的危险。由于我们恰逢顺风航行,所以便顺利地绕过了该岛。船的龙骨却已非常接近地面,流动

的水,底部的淤泥都受到了它的搅动,一旦返回海平面之后,在人们

的视野中,便只是一滩泥泞而又臭味难闻的死水了。

班加海峡约有30法里长和15法里宽。在日落一侧,是萨林班河,它通过三个入海口而注入海中。在每个人海口一侧,都有一个沙洲,向海中突出3海里。当我们处于第一个进海口的附近时,便进行探测,发现吃水量为12法寻。然而,我们比自己预想的那样更接近地面。我们当时已处于河流的流程中,却没有更早地渡过它,吃水深度只有两寻半了。这就是说,我们已经陷入了萨林班河的上部,并于6月8 日在那里搁浅。非常幸运,该船只陷入到软淤泥滩中了,它停在那里而无法做任何活动。我们匆匆忙忙地收起风帆,并通过一种在深水区抛锚和绞盘的办法,使船在一个小时之后又浮起来了。

自从进入巽他海峡后,又经常遇到往往是藏在水下的沙洲和岩礁,人们只能通过触及才能发现,而人们又从不能不冒巨大危险地接

近那里。一旦驶出巽他海峡,一侧是一片水下岩石,被称为弗里德里

克,其对面便是沙洲。这里最重要的是保持在中4航道中,否则就会搁浅,或被撞得粉碎。我们船长的技巧使我们越出了这危险区的一步,从那里又重新回到了大海,那里的险情就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我们于6月10曰又经过了这条航线。为了到达澳门,我们只剩下400—500法里需要航行的路程了。大风在继续劲吹,我们于22日就看到了上川小岛了,那位赴印度的使徒(方济各·沙勿略)在那里结束了他的工作。

次日,经过六个月的航行,我们于清晨2点钟时,停泊在能看到

澳门的地方了。时隔不久,随同我们的“孔代”号船,自出好望角之后,我们再没有它的任何消息了,现在又前来停泊在我们的身旁。施洗约翰日,我们凳陆了。

澳门是由中国皇帝出让给葡萄牙人的,以感谢他们为肃清受海

盗骚扰的海域而作出的贡献。葡萄牙人当时在印度的势力很强大,而澳门城也变得很重要了,在那里创建了许多个宗教住院。在在,许

多葡萄牙家庭在那里几乎沦至乞讨的地步了,仅利用一种微薄的贸易

而在那里继续生存下来。我们在那里也有两处住院。法国耶稣会士们

十们于1723年被从中国内地驱逐出来之后,他们就蔽身于其中之一

的住院中。我在到达时,共在那里发现了四名耶稣会士,他们对我充

满了友谊。

这处住院完全可以启发人产生一种巨大的虔诚。它由数位原传教士组成,他们或由于信仰问题而被从内地驱逐至此,或因在三四十年的布道生涯的工作中已经耗尽了体力。有四名出自该住院的耶稣会士后来进入了交州,遭逮捕后又被桎梏加身地投入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监狱中。他们直到1737年1月12日才被释放,用他们的鲜血确保了基督教的神性。大家正等待一个机会,让人将他们的尸体抬到这里来,以继续充实这幢宽敞的房子,其中已经装满了先前在日本或附近几个王国中殉教的大批耶稣会士们的遗骸,人们非常仔细地把它们保存在一间放抽屉的大房间中。我特别从中看到了1597在日本殉教的三名耶稣会士的遗骸,由乌尔班七世教皇封圣。

9月22日,我从澳门出发,试图进入中国内地的省份。我前往距那里有1/8法里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属于我们传教区的一个小岛上。

次日,在完全天黑之前,我钻进了一只小船,它将运载我40法里,直到潮水停止上涨的地方。一场顺风使我在两天间便完成了这段行程。属于一名基督徒的一只新船正在那里等待我,以将我带去并逆

江而上100多法里,直到广东省的最边端。由于我无法登陆,也不能在白天公开抛头露面,所以我虽取此路旅行,却又不知道一座中国城

市是什么样子,尽管我曾从沿河的数座城市经过。经过两天的行路之后,我又发现了一座佛寺,它显得并不太宽敞,其围墙修筑得很坚固。我们于是便在两座很高的山脉之间旅行,或者更应该说是在非常陡峭的山崖之间旅行。我特别是看到了这样一座山峰,山脚由一条河流经,它在此处比较平坦,如同最笔直的城墙一样平滑。它出奇得高大,人们只能乘船而在那里登陆。在2—3法尺高的地方,有一个出口,人们可以由此而进入该悬崖之内。在30一40法尺的高度,又有房间和厅堂,它们也有朝河江方向开放的出口,带有上面供奉着偶像的栏杆扶手。有四五名和尚便置身于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山洞中,他们从未由山洞中走出来,依靠路人对他们的布施而生活。我再想像不出比这座牢狱更令人恐怖的地方了。这可能都是一些真正的魔鬼的殉教者,或者是他们酷似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发现的那些和尚们,他们由于其秘密的腐化,而获得了他们那令人厌倦的苦修。

10月7日,我到达了韶州府,它是一座第一流的城市,其海关检查非常严格。我终于登上陆地了,那只船也受到了检查,我绕了一个大弯以在距那里有1法里远的地方等待它。由于我完全未被识破,所以被迫穿越田野而行走。我扮成了一个如同采集植物标本那样的人物,以采集草药而白娱,而实际上既不懂这些药材的名称,又不知道其药效。我最终与我的船会合了,圣·方济各·德·博尔吉亚 (耶稣会第三任总会长)日,我到达了南雄府,它是另一座一流城市。天主的圣意在那里等待我,它使我在那里学习做传教士。

为了从广东省进入江西省,我们必须翻过一座山岭,并且在陆地上行走一日。我们这样做了,或骑马,或乘一种无篷顶的担架,或者是躺在一种由一个帘子覆盖的一张床(敞篷或带篷轿子)上。由于这条路如同巴黎的街道一样熙熙攘攘,所以我利用的正是这后一种轿子,以使我仍能保持保密状态。

在南雄府,有一名非常贫穷的基督徒叫做多玛斯。他沦落的贫穷状态迫使他多次去迎接传教士们。当他获悉他们经过时。必定会这样做,并向他们索求尽可能多的钱。他威胁说,若传教士们拒绝,那么他就要向官吏告发。人们断言他会来到澳门,如果他对此坦白承认,那么就要作出一种真正反悔的表示。但大家并不相信这一点,那就应该按照常规而绕行,以免遇到他。陪同我的三名教经先生却依然沿着踏实的道路带领我前进,这或者是为了缩短路途,或者是因为他自信已采取了妥善的措施,以向这个背信弃义的新信徒隐瞒我到来的消息。

我的教经先生之一走在最前面,进入了城市,然后又前往一名叫做若望的基督徒府邸,他认为此人值得信赖。该医生立即前来寻找我们,告诉我们说,多玛斯身染小恙了,他已给病人送去了药。他又补充说:“我将在晚上7点钟左右返回,以将您带到我家,您可以在那里过夜,我将于明晨为您安排好一切事,您将有一辆已经完全准备就绪的车子。”我遵循他的建议,与他一并进城而又未曾看清该城。我这一晚上于其府中睡觉,次日一大清早便在两名教经先生的陪同下出发,因为第一位教经先生已于昨天傍晚离开了我们,以前往为我寻找一叶扁舟。我平安无事地穿过了该城,但我刚刚才下车走了几步,就有两名不信基督的人拦住了我的车子,询问我前往哪里去。我的教经先生回答说,我们将前往江西省。那些不信基督的人反驳说,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欧洲人,他们受官吏派遣前来,并准备捉我去告官。但他们声称,只要我给他二百镑钱,他们就会罢休而不会这样做了。

如果能听懂他们的一席话,那么我也可能会与他们谈判,以使他们让我继续赶路。但我只懂几个中文字,丝毫不明白他们所说的话。

无法理解他们,只好暂时避开。因此,我只有依靠天主的天意了。我的向导们坚定地分文不付,他们将我带到了一个哨卡的地方。这样

就迫使他们返回城内,将事态报告了我于其府上过夜的那个医生。

然而,我在哨卡停留了近两个小时。在现场的中国人都非常好奇地想知道我是谁。其中一些人拉扯我的帽子,以看一下我是否有中国人脑后扎着的发辫;其他人则从这一侧或那一侧拉开帘子,以便仔细地审视和端详我。至于我,我假装病人,特别注意坚持掩饰自己的面目。人们在中国普遍使用的扇子帮了我很大的忙。最后,有人前来把我领走,我始终躺在车子和床铺上并掩饰自己的面目,在城内穿行了一段时间。人们突然间停在一幢房子前,有人粗暴地撩起了我的帘子。我不再怀疑,自己已被押到了官吏门前,也自信无益于更多地掩饰自己了。因此,我抽出了我的扇子,平静地注视着一大群人,他们纷纷前来围在我的身旁。当我尚在以扇掩面时,我便听到有人说:“女人。”当我暴露出真面目之后,我又听到其他人称我“和尚”。这就是我能听懂的他们就我的身份猜测的一切。总而言之,我被那些假基督徒们背叛了,他们向官吏们提出了起诉,将我暴露在全城人的面前,人们现在已不再对我是一个欧洲人持怀疑态度了。我当然也无法避开“黄祸”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放下了我的帘子,把我带到了一名基督徒若望的府上。我进入了第一个房间,许多不信基督教的人追随

着我,以对我进行审视,同时还有那些路经此处的人,也都一一争相前来审视我。我也竭尽自己之所能,想方设法地向人打探这意味着什么。有人向我解释说,我将在官吏面前出庭受审,他们必然地会将我遣返澳门。一个小时之后,便有一乘小轿出现,有人把我塞人轿中,我于是便不再怀疑他们会将我押解到官吏们那里,再次穿越了该城,我这次可以从容不迫地仔细观看全城的市容了。该城如同里昂一样铺有小石子。我觉得其房子在外表看来显得很漂亮,尽管它们经常是土木建筑,一般仅有一层。在每座城市都有比较高的建筑,而且属于波兰国王令人在吕内维尔丛林建造的那些房子的风格。在中国,这些建筑物均位于城墙附近,以便使人们得以从那里监视在周边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事端。经过在一刻多钟穿越该城之后,我的轿子停在了那里,人们让我进人了一幢令我觉得完全如同监狱般的房子。我向人打听我在哪里,人们回答我说这是一家旅馆,我必须在那里度过本夜间与次日一天。我的教经先生们走出了房间,并且将门锁闭起来,以使任何人都无法进去。

我丝毫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与我有关的一切,我都毫不担心。但我害怕会有某种灾难降临到我的教经先生们的身上,特别是害怕降临到传教区头上。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利用一名化装进入其领土的欧洲人,便安排一笔具体的资金,以将藏身于那里的所有传教士都驱逐出去。这样一来,我将永远不得安宁了,因为正是由于我,才使一场如此之大的灾难降临到一个已经伤痕累累和苟延残喘的传教区身上,而且我尚未对该传教区作出过任何贡献。我向耶稣的圣心求援,因为我对耶稣非常虔诚;我又祈求非常神圣的圣母的保护,而且是充满了我能够向她表示的全部虔诚。

天主可能已经预见了我的愿望。下面就是当时在中国官吏中出现的事端,我仅仅是在与我的第一位教经先生会合之后,才获悉了其它

具体情节。我的另外两位教经先生便请求一名官吏的衙役,他们向他阐述说,有两名中国人阻止他们走自己的路,其借口是他们拐带一名欧洲人,并请求他要关照官吏,以使官吏能答应他们继续赶路。他们同时也很注意使他确信,他们很快即将为这种效力而致谢。

诺言产生了效果。那位官吏的办事员回答说:“不要有任何担心,我将亲自负责这种事。”他确实讲到了大堂上的两名官吏,诺言涉及了他们。他向他们介绍说,有两个中国人充作一个法庭的两名衙役,向几位旅行家勒索一笔巨资,其借口是他们拐带一名欧洲人同行。

这两位官吏令人一一传来了两名教经先生,他们只能回答那位办事员所讲过的话。有关人们声称我是欧洲人的一切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我来自澳门,正前往江西省,在那里有特别公干。官吏相信了他们,或者佯装相信了这一切。他要求见我,人们告诉他说我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我实际上也确实疲劳至极。他同样也对这种答复表示满意。对于第二个衙役,情况也大致如此,我的一名教经先生立即前往其府上去了。

此人做得更多,因为他命令抓获我的那两名中国人前去见他。

一旦当他见到他们之后,便说:“你们有什么权力阻止行人赶路?你们怎敢厚颜无耻地声称,你们是由官吏们派遣的呢?”他们回答说,自己过去从未这样行事;他们在一名叫做多玛斯的基督徒的建议下才

如此行事的,此人告知他说,我是欧洲人。官吏反驳说:“这种答复不会证明你无罪。如果你今天在城内发现的那个年轻人不阻止我的话,那么我就会令人当场惩罚你。但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此人立即下令,让我迅速逮捕多玛斯,并且桎梏在身地押解到他面前。当多玛斯一出现,官吏便询问他,其宗教是否要求他向有人怀

疑与他具有相同信仰的人那里索取大笔款项。他对多玛斯说:“您是

一个光棍(也就是说一个卑劣的人和一个无赖)。当不再有年轻人的时候,我将对您施行你应得到的惩罚。”他又面向我的教经先生们而补充说:“你们其他的人,你们继续赶自己的路吧。”尽管出现了这次

险遇,仍使我开销了近十二两左右的白银。

尊敬的神父,您可能会问我,既然这些不信基督教的官吏们,非常熟悉皇帝禁止我们进入中国的命令,而且确信我是欧洲人,那么他们怎会如此轻易地对我放行呢?甚至还惩罚了那些曾阻止过我的人呢?天主掌握了众人的心扉并且善于以它的意志来操纵他们,使所有事件都具有一种使它乐意的和有时甚至是最出乎预料的结局,使作恶之人落人他们自己设下的反对天主仆人的陷阱。此外,这些官吏们可能属于那些了解欧洲人者之列,认为西洋人就如同是不可能在该帝国内造成任何动乱的人一般,只宣扬一种圣教,而且他们自己也很乐意地受它的归化,条件是其伦理不要太严厉。许多有意义的观点也可能于其中起了作用。虽然中国的大门向全体欧洲人封闭,但官吏们都清楚地知道,在皇帝身旁就有数位欧洲人,而且该皇帝也很尊重他们,他近期又将五名欧洲人召至北京宫廷,他们受命在那里从事建筑。皇帝还为他们支付了全部路费,他们由此也不喜欢向任何欧洲人挑拨煽动任何有害的事件,害怕在宫廷中的那些欧洲人向皇帝奏报这一切。

无论如何,我顺利而又愉快地翻过了大山,直接前往南安府,并在那里登船。我很快就发现,这只船根本就不属于一名基督徒。艄公首先询问我是谁,有人回答他说我来自外省。时隔不久,尽管我们试图单独使我们自己租用他的船,而他却一味地希望在船上接受取道同一条路的一名非基督徒乘客,从而迫使我退避在船只的尾部。

我于次日到达赣州府,该城属一级城市。在该城城门,在一个镇子中有一名意大利耶稣会士居住。我于第二天与他共同度过了一整天,傍晚时登上了一名中国基督徒的船,他即将赴湖广省经商,而我也正好要去那里。

12月初,我逆扬子江而上达60余法里。该江由西向东地穿越了

整个中国,后来注入了日本海。其河床大多宽半法里,但经常也有比

此宽二至四倍的水域。当某些大风肆虐时,大家便会害怕在那里出现翻船。该江的江水很深,在其入海口处不存在沙洲,我们的皇家船可以一直逆水而上地到达200法里远的地方。

大家在这里的水路旅行比陆路旅行要舒服得多。这是由于此处有大量江河和运河,从而极大地方便了贸易。这些江河中承载了无数大小和形状各异的各种船舶。其中有些船舶是如同我们欧洲的小舟那样的平底高船,它们被用于向皇帝输送大米贡品。当它们驶向北京时,便以三千多只的巨大船队而行。其他的船只几乎与我们船只的形状同出一辙,将前往海岸装载盐巴。所有这些船舶均扬帆而行,有些船舶直至挂起四面帆,但不会多于这个数目了。

12月7 日,我到达了汉口。我难以相信在全世界会有这样的地方,在如此狭窄的地域会容纳如此之多的人口。在扬子江江岸的一侧是省府武昌府,在城市中可以统计到近一百万人口。在该江的彼岸,是另一座一流城市,叫做汉阳府,包括五六十万人口。汉水正是从那里注入了长江。在该江的两岸是一个大镇,那里有与京师一样多的人口。人们称之为镇,是因为它由城墙环绕。

这尚且不是全部。长江中始终不断地承负着数千只舟船,它们不停地前来出售和采购商品。这是一个永久的市场,那里有大量人们可能希望获得的一切商品。这些船舶至少可以载运四十万人,而且是被置于同一视野之下。此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船舶排列得更加井然有序了,它们在2法里的水域内完全覆盖了水面,并且在那里形成了一座偌大的水上城市,或者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们形成了一片大穑林,因为它们兼具这二者的特征。从一只船到达另一只船的通道,或穿行,或上,或下,都被作了精心设计和安排。但那里对于火灾的害怕,并不比在城内少多少。在我到达时,我发现整条长江都覆盖着炭烬和被烧焦的木头,还看到了一条大御船的残余大骨架,它刚刚连同其余的二十多只船一并被付之一炬。我然后又逆水而上到有60多法里的另一条河的河面,到达了一个三流城市谷城。

我从那里离开了江河,进入了酷似我们的热维内山或是汝拉山那样的高山区。这些山区过去曾由许多人居住,但该地区现已荒芜,其居民中因有大批起义军而被杀,可能是在一个世纪期间便荒无人烟,长满了森林并遍布野兽。只是近十五年来,它才被部分垦殖,由一批在那里购置了地盘的基督徒居住,以在那里更自由地修持基督教。纽若翰神父现在负责该基督教会口。他非常虔诚,每天都在大幅度地增加其信徒。我就是被派往他身边去的,以学习世界上最难学会的语言,这种语言以其不同音调而使同一个字具有不同意义,一个欧洲人对此很难习惯。

3月15日,我来到了这些山区。纽若翰神父派遣他的一名教经先生为我带路。我走在他的身后,其衣着与农民和乡下的其他人无二。我们遇到了基督徒,由于他们认识为我作向导的那个人,并且习惯于看到欧洲神父,所以也毫不困难地辨认出了我是一名新来的传教士。由于路上经常有非信徒们往来,他们不敢向我致意,而仅满足于作十字架之手势,以告诉我说他们是基督徒。

在纽若翰神父处滞留两个月期间,我完全忙于学习语言,并且已经开始结结巴巴地讲这种语言了。继此之后,我将定居在距那里有2法里之远的地方,以负责一个约有二百名左右新信徒的基督教会口。

我的住处被安排在基督徒府上,此人在该会口中居首位。虽然他非常贫困,但仍不失积累了某些财产。而且他几乎将家资全部用来营造一幢与他自己的住宅相毗邻的房子。这幢房子相当干净而适用,可以在那里留宿一名传教士及其教经先生们,以在那里举行圣祭,并使那些前来学习或参加圣事的基督徒们在那里集会。

您特别寄希望让我干的事,尊敬的神父,那就是让我详细介绍每位传教士的工作,以及传教区各组成部分的现时处境。我请求您应考虑到,由于我刚刚进人中国,在我尚距北京和澳门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与分散在中国不同省份的传教士们少有联络。但我将向您报告我获悉的有关我们法国传教区现状的一切问题。

我就从北京开始吧。除了葡萄牙耶稣会士们在那里拥有的两处住院之外,我们在皇城内部也有自己的住院。那里还有十名或十一名耶稣会士。这尚且不包括四名中国耶稣会士,他们分散在京师附近的各传教区中,不允许欧洲传教士们从那里外出。一部分人培养信徒,教授望教者或慕道友,使一大批濒临死亡的儿童获得洗礼;其他人在皇宫中工作或指挥工作,并且由此精心地为自己铺设了接近该皇帝的一条路,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请求皇帝给予保护。几乎所有人都利用其布道职责留给他们的很少一点闲暇,而撰写有关宗教的精辟论著,或者是翻译非常有益的作品。特别是冯秉正神父刚刚翻译了克罗瓦塞神父之圣徒传(《圣年广益》),还有《圣心规条》的节本。这些书于基督徒中,甚至还在非信徒中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大效果。正是这些教士,对于研究毫不怯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信事业的发展。

皇帝的身体状况很虚弱。他由于这种原因而不大致力于国事。

他将一切事情都推到了各部院,而后者对我圣教并无多大好感。只是在两年前,一名方济各会士在山东省被捕,然后又戴着锁链被从那里押解到北京。这一事件使京师的传教士们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惟有他们才会在该帝国中被接受。他们怀着极大的热忱利用了其朋友们的信任,以使该传教士不会受到任何虐待,使这次拘留不会造成在各省下达严密搜捕他们的命令。他们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衙门仅满足于下令将该传教士押解到澳门,但却用细绳捆着,以便其后再从那里将他们遣返欧洲。

另外一个事件完全与宗教无关,但它却刚刚在整个北京城造成了一场惊惧。您可能还会记起,大约十年前在该京师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地震。去年末前后,一个中国人竟敢信誓旦旦地到处散布说,不久将会发生另一次类似的大地震,他甚至还算定了这场大灾难发生的月份和日子。为了在北京扩散这一警报,再不需要做更多的事了。在所指出的日子,一批其数目出奇得多的人都躲出了城墙之外。

许多人都在互致永别。几乎只有皇帝才表现得处之泰然,他丝毫不想出宫。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了,恐慌倍增。但这一天却在未感到

任何地震的征兆。狂怒和恐惧相加,民众想把那个伪预言家碎尸万段。皇帝却仅满足于流放他,并且向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他万一再次如此狂热,那就会立即处死他。

近期从澳门寄来的信警告我们,要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高度保持警惕,它可能会具有灾难性后果。在几位到达澳门的传教士中,有两名德国耶稣会士,准备派往东京传教区。在澳门住院度过数日之后,他们便登程了,现已到达中华帝国的边陲。快要进入东京地面时,他们却被识破是欧洲人,并连同带领他们的人一并遭逮捕下狱。人们于是立即向广东巡抚提起了诉讼。但他们一直在狱中,其中一人经过四十多天的关押之后死亡,我不知道对另一个人下达了什么命令。我所知道的是,巡抚发布了一道严禁宗教的可怕布告,并通过严刑拷打,而强逼两名传教士的主要带路人招供,供出进入各省的其他欧洲人。这名向导叫做黄奥定,是一名充满虔诚心和非常熟悉宗教真谛的人,但如果他缺乏坚定性,那么就可以告发许多传教士。他曾将数名传教士领人中国内地,我也属于其中之列。但由于这场事件的爆发已有数日,而那些已在北京的传教士们却未向我们提供任何相关信息。我们认为巡抚绝未曾将此事上报朝廷,这一事件再不会有其他后果了。

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我获悉的有关京师传教区的处境。我完全不知道有关我们葡萄牙神父们的传教区的状况,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各省都一样。我对于在我们法国神父传教区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端,所知甚不全面。我只是笼统地知道,方德望神父在一名中国耶稣会士的陪同下,于江西省创建了其传教区。现在正于另一个省工作的卜嘉神父的近期书简告诉我们说,他在八九个月期间,共为5172人举行洗礼,听4631新信徒的忏悔(告解神工)。我比较了解广袤的湖广省传教区的现状,我曾跑遍了该省,现在我们共有五名法国耶稣会士在那里。我由此便可以向您提供人们工作方式的一种大概。我将以片言只语向您介绍我于沿途耳闻目睹的一切情况。

在一条注入大江的相当大的河流的河口处,有一个大镇叫汉口。

我已经向您讲过它了,那里有一大批受归化的信徒。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港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只船在那里停泊,其中有许多船舶属于基督徒。两年前进入该省的嘉类思神父负责该镇及其船上的基督徒。他不时地于傍晚前往该地区最重要的基督徒之一的府上,他在那里肯定会忙于其使徒的职责。对于船上的问题,他只能于夜间前往,以在那里听忏悔,为望教者(慕道友)们施教或举行洗礼,作圣祭等。一旦当天快亮时,他就必须重新上其船,他几乎始终都在船上居住,尤其是在白天更为如此。赵圣修神父也自东直向西地逆河而上,以分别照料在那里的基督徒。他每年在这些基督徒中巡视近九个月。由于该省有一批多得出奇的江河流过,而大部分城市和村镇均位于江河之畔,所以他在陆地上只能走很少的路。

当他到达一个拥有基督徒的地方,便派一名教经先生(传道员)先行通报那里的主要基督徒,此人再通报其他所有信徒,他们都集聚于此人府上,该传教士于傍晚时前往那里。由于他每年只能巡视他们一两次,所以发现这项事业进展得很不好。他必须举行洗礼、听忏悔和讨论多种事务、回答无数的问题。他对这一切都作了妥善安排,以使他于天亮时便返回船上。这项工作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不失为艰

苦卓绝。但很明显,对于宗教的虔诚,才促使他从事此项工作,使他变得温和和招人喜欢了。我现在尚不能通过经验而论述这一切。

巴若翰神父主管其地域最辽阔和最困难的一个县,他的危险也最多。他在一年间才勉强巡视完了各个基督教会口。其中的一部分会口处在河南省内,而河南省却不像湖广省那样被江河阻隔。这样一来,他被迫白天行走,而且经常要走7—8法里。当他于夜间疲劳不堪地到达时,还必须以行圣事而度过一整夜,然后在天蒙蒙亮之前撤退。我尊敬的神父,这样他每年仅有一次给予许多信徒以帮助,而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互相支持,经常修持基督教的所有功课。

当这些优秀的新信徒们听到我们宣讲,在欧洲的任何一个村庄都要每天至少作一次弥撒,而在城市中大批人则要多次作弥撒时,他们便丝毫不怀疑,并非所有欧洲人都是圣贤。他们有时向我们询问,在欧洲是否会发现某个恶劣的基督徒,是否有偷盗、大发雷霆、饮食无节制或有道德败坏行为的人。应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是否应该向他们讲真话呢?非常真实的情况便是,在欧洲也会有人犯异教人根本就不懂的罪行。往往还不及那个可怜的中国人更像基督徒。

我将以这些新信徒们的两三种特征而结束本封信,这是我于沿

途获知的,您肯定会为此而受感化。我讲的第一种特征是从作为目击者的传教士本人那里获知的。有一名老翁前来找他,以向他描绘希望人们于其村庄中建造一座教堂的极强烈愿望。传教士对他说:“您的虔诚可嘉,但我现在无法提供一笔如此开销的巨额资金。…‘我很希望亲自来这样做。”那个村民反驳说。传教士已于数年间习惯了看他过着一种极端贫穷的生活,认为他根本无能力完成许诺的事。传教士再次称赞了其善意,向他介绍说其村庄很大,必须建一座如同在附近城市中那样大的教堂;其后,他便可以量力而为此作出贡献,但他一个人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开销。那个农民又继续说:“请原谅我,我自信能够完成我所提议的事,至少需要两千两?”老翁回答说:“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如果我没有这笔钱,我就绝对不会以如此一种要求来烦扰您了。”神父非常高兴地获悉,他始终认为极端贫穷的这个善良的人,却会拥有如此之多的现金,而且他还希望如此有益地

运用它。但当他好奇地询问该村民是如何获得这笔款项时,该村民

则坦率地告诉他说,自己四十年来就构思了这种意图,于是便节衣缩食,压缩绝对必要的一切开支,以便在死亡时能感到满足地为其村庄

留下一座高大的尊崇真正天主的教堂。传教士对这一切该是多么惊

讶啊!

一位善良的农民有一个孩子,他也启发此子产生了一种同样的虔诚。此子从不去教堂,老农请求传教士对他略作施教,以鼓励他很好地完成其宗教功课。当此子严重病倒时,刚刚只有十二岁。请来的医生错误地给他开具了一剂药,使其生命很快就无望了。这个少年的父亲的朋友们一一数名非信徒来到其府上,催促使用某些迷信仪式。他们断言这是肯定有效的,以将其子从他正处的鬼门关上拉回来。其父充满感情地酷爱此子,丧失此子则是无法得到安慰的。但天主很快就通过他那垂死的儿子使他变得坚强起来了。这个少年宁肯不听从这种阴险的建议,更愿意集中其尚剩下的全部力气,高声呼叫:“让我死吧!我的父亲!让我死吧!千万不要做任何被人怀疑略有少许迷信的事。”时隔不久,他便死了,前往天堂接受一种如此纯洁的信仰之犒赏。

我们的大部分基督徒都具有很强烈的信仰,从而经常为他们招来我主的保护和帮助,但这也丝毫不会阻止人们承认它是一种奇迹。在浙江省,紧傍仁和附近的一个村庄中失火,并已烧毁多处民宅。大部分均为非信徒的居民在大街上的四面八方奔走,不停地祈求他们崇拜的偶像阻止火灾。其中,有一名非常贫穷的基督徒,其住宅位于非信徒们住宅的中间。他们于是便求告真正的天主,并祈求祂怜悯其苦难。然而,大火始终在扩散。这名基督徒住宅附近的建筑物已被燃着,当时其住宅已经升起了许多火星。但大火似乎尊重这幢房子,从屋子上面飞了过去,即引着了另一侧的那间房子。大火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位善良信徒的房子却完全避开了火焰,在已被化为灰烬的所有其他房子中间独存。作为这一事件见证人的卜文气神父,向我介绍了这一切。他还向我补充说,他本人利用这一机会而使五十多名不信基督教的人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归化。

下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中盛行的慈悲的另一种最新特征,是当时正在江西省的胥孟德神父刚刚写信告诉我的。有一种传染病在该省的一个村庄中严重流行,许多人被传染,而惟有基督徒们才丝毫未受它的袭击。当时正值一个秋收期,非信徒们面临着使全部收成泡汤的危险。基督徒们不仅仅在非信徒们患病期间帮助他们,而且他们还收割其庄稼并妥善贮存。但由于他们独自不足以完成如此之多的工作,所以他们便召来了其他基督徒,后者都从3法里之外赶来,以帮助那些人秋收。我们不难预料,一种如此大公无私、如此普遍的慈悲,必然会触动那些偶像崇拜者们的心扉,由此而鼓动许多人接受了这种宗教,它会启迪人产生非常美好的情感、充满无私和慷慨的行为。

这个人口众多的宗室王公与公主们的家族,他们在残酷的流放

中曾历尽了苦难,而又从未背教,继续作出了其信仰之坚定性和纯洁性的伟大表率行为。他们远没有在人们向他们提供的巨大物质利益面前屈服,即如果他们希望放弃一种给他们招致诸多灾难的宗教的话。我们从北京却获悉他们的虔诚始终如一。当朝执政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灾难,把他们从其流放地召了回来。但他们依然处于苦难之中,因为有人拒绝归还他们的财产和恢复其出身而赋予他们的特权。他们全部在北京,在那里以其虔诚而取悦基督徒们,教化那些非信徒,而非信徒则成了其勇气和毅力的见证人。

我尊敬的神父,您已看到,我只想向您介绍从其他传教士那里获

得的信息,我曾与这些人交谈过。将来有一天,当我变成传教区的一

名比较资深的传教士时,将能够向您通报于我眼下发生的一切。我

对于您的忠诚,再无以复加了。

 

 

89  耶稣会传教士纽若翰神父致同会布里松神父的信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对于您殷勤地表现出来的热忱和对于一个贫穷的山野村夫的特殊关心,我该向您表示什么样的感激啊!我居住的这些几乎无法进入的大山,无论它们多么险峻,都会对在那里形成的那个人数众多而又虔诚的基督教会会口感到由衷地高兴。该会口每天都在扩大,我自一段时间以来共计算到了四五千名新信徒。他们扩大了天主的神圣天意委托给我的羔羊群。我应将其部分归功于那些热衷于归化非基督教信徒的人物之慷慨。他们每年都通过您的渠道,而给我寄来为维持几名教经先生(传道员)生活必需的一切。因为您知道,传信事业发展的快与慢,必然与我们可以供养的教经先生的数目成正比。

因此,您不要认为我是处在一个道德败坏和堕落的地区,您停止埋怨我吧!我的状况甚至比您想像得还要好,尤其是当您希望将我的处境,与我们那些分散在非常辽阔的湖广省的传教士们之处境相比较

时,则更为如此。他们在小船中度日,除了住处的这种不便之外,他

们还不断地面临着翻船和非信徒们凌辱的危险。至于我本人,栖身于陆地上,我的传教区分别位于大山内外。但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却很凄惨,所以我在山内居住的时间最长,那里也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我已经向您通报了我去年遭遇的教案事件。它自一场新风暴以来,甚嚣尘上。本处干旱非常严重,无法进行播种,非信徒们共同聚集了起来。他们包围了一名基督徒村长的住宅,企图强迫他能赞助他们为尊崇其偶像而举行的出佛仪轨的经费。那名基督徒将他的建议远远地抛在了脑后,要求县中的所有信徒们都去祈祷,以祈求真正天主的保佑。非信徒们被这种拒绝激怒了,于是便成群结队地去向官吏告发村长。官吏令人逮捕了他,下令对他实施残酷的拷打,使他在整个村庄都丧失了权威。人们本来期待他会严查所有那些接受基督教信仰归化的人,但他根本不会上当受骗。

从北京传来的许多意见或忠告,已使我丝毫不再怀疑了,还有些为在各省进行最严格搜捕基督徒而下达的命令。人们告知我说,在山东省,已经有一名传教士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九名新信徒。他们被押解到了刑事法庭。我们的那位官吏根本不需要一道新命令,便可以煽动起这样的搜捕。他出于对我圣教的仇恨,早就想这样做了。因此,我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躲避起来,即使对于我的基督徒们,也必须隐匿,因害怕由于某些人的不慎,而会被人在我的藏身地揪出来。我于是便退避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每天都被关在那里的一间由稻草覆盖的草棚子中。我拥有一些可以信任的新信徒,他们非常注意所发生的情况,并且及时前来向我通报。在我的茅庐附近,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当我遇到衙门官吏设法前来拜访的时候,我可以逃避到那里去。因此,我与狗熊同路游荡,这些大山中有大量的熊。于夜间在那里行走,或者是在白天独自深入到那里,都极其危险。非常遗憾,我的双腿严重肿胀,形成了多达七处脓肿,从中流出了一种淡黄色的脓水,从而给我造成了剧烈的疼痛。我还剩余一点神膏,并用它多次涂敷伤口。它可能已失效,因为我把它带到中国已足足有四十年了。我将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经常走过的激流,其中流淌着有毒素的水。现在的处境似乎根本不允许我前往附近的森林中和在非常陡峭的大山上寻找一个隐身之处。然而,您相信这一点吗?神膏自两个多月来未能产生疗效,我的匆忙出逃却出人意料地产生了这种效果。经过在夜间行走2法里之后,大雨持续不断地落在身上,我尽自己最大所能地攀登这些高山,但却发现两腿已消肿,伤口已经半痊愈了。这就是您肯定不会在欧洲药典中找到的处方。

尊敬的神父,我向您通报了我的痛苦。但与我每天都能从我的新信徒们那里接受的无辜与虔诚的心情相比,这些痛苦都很无大恙了。在我的教堂中,依然在施教和施行圣事,而且就如同在欧洲那些最有条理的堂区中一样感化人,供他们使用的祈祷非常优美而又非常洪亮。无论是男还是女,他们都在心灵深处牢记全部祈祷经文。他们的曰课经中包括多种虔诚修持,系有选择性地取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日课经。他们非常频繁地念诵玫瑰经,连同每数十颗念珠之前的祈祷经文。其顺序是为了使祈祷经文有所调节,每天晚上都举行,而且是每个家庭都共同举行。他们的田间劳动是非常辛苦的,由于他们在这些高山上根本不可能利用牲畜耕田,耕耘必须以臂力来完成。他们结束劳动返回后,整个家庭便围坐在一起,人们在圣像前点燃一盏灯或一根蜡烛并且焚香,圣像被供在家中最尊崇的地方。其中一人领唱经文,其他人则以同样的语调,庄重又而极其尊重地随他念诵。在他们祈祷期间,他们或俯首,或作敬仰状,或者是如同表达他们对其罪孽而产生的痛苦一般。我向您承认,当在夜间去巡察病人时,最使我感到安慰的事,则是听到这些善良的人让人将颂扬天主的歌曲唱得震天作响了,因为人们高声地念诵祈祷经文,几乎如同在我们的唱诗班中那样单调地念诵。

我今年庆祝了雷吉思被封圣的纪念曰。我们选择了他为本地大山的保护主。我希望这位曾在法国山区创造了许多奇迹并且现在仍在创造奇迹的大圣人惠顾并将此山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一切都以一种极其感人的行为结束了,而且还获得了人们被迫采取的防范措施能使他获得的帮助。整个夜间都在祈祷和施教中度过。因为只有在夜间,我们才能谨慎地把自己的基督徒聚集起来。

一幅巨大的圣像展现出来了,人们诵读我为了崇拜祂而谱写的连祷经。其中有三种山上宝训,其一是有关忏悔的,其二是有关领圣体的,最后一种是有关圣人之赞美诗的。经过弥撒之后,我分发了圣人的圣牌与圣像,我以隆重的礼仪为他们祝福。我同样还向他们分发了给予他们赦罪的教皇通谕的抄件,将这一切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并从中加入了一种简短的诠释。

胥孟德神父是第一个进入这些山区的传教士,他从那里出来而成为我们的会长,曾计划根据非常繁荣的北京圣礼会的模式,而在那里也建立一个圣礼会。我实施了这项计划,他据此而祈祷天主广施其最丰硕的祝福。该修会包括法国的许多修会所具有的最感化人的行为。人们于其中仅接受那些最虔诚的人,而且是在他们经受了某段时间的考验之后。任何人都是在经过一次全面的忏悔之后才被接受于其中。他为这种忏悔要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即准确地探讨其全部错误;同时还要经过各种孝道的修持。我可以向您确认的是,这些忏悔的完成,是以人们可以期待受最好教育的欧洲信徒那样的准确、详细和严肃精神实施的。每个修会成员都有其特殊的职责,部分人主持圣礼、弥撒、教堂礼拜、祈祷等礼仪,其他人则受命教诲新信徒和青年人。有的人负责帮助满足濒临死亡的人之宗教和世俗的需要,有的人负责主持埋葬、执行遗嘱,在他们死后印制纸票而为他们安排祈祷。这些纸票能飞向所有基督徒,甚至是飞向其他省的基督徒,以请求他们的赞同。其中的某些人都在那里定居,以反对非信徒们的迷信并向他们传授信仰之真谛;另外,某些人定居在那里是为了鼓动和激励那些其虔诚已被削弱或表现恶劣的人;为了监视婚姻,阻止基督徒与非信徒缔结婚约,不允许他们作出反对教会思想的任何行为。如此分配的这些职务,非常有利于维持基督徒中的虔诚心。但产生最多效果者,却是对垂死者的帮助和对青年人的施教。在每个居民区,都有些基督徒,当某人受到一种危险疾病的袭击时,便负责发出警报,那些应该帮濒临死亡的人必须立即赴病人家中。他们能鼓励病人并安排为他准备圣事,替他请求天主恩赐一种神圣归天。最后,有人前来找我对他施行最后的圣事。

尊敬的神父,我向您承认,今年我因我去巡视的大批病人,使我无法略作片刻休息,而经受了一次巨大考验。我的几位新信徒用他们绑扎的一种担架抬着我。这里的道路普遍都很狭窄,而我们又经常面临掉进令人恐怖的深渊的危险。还有几次,这些山脉如此陡峭、如此险峻,以至于使我双脚在上且双手朝下。最使我感动的,便是我给这些好心的新信徒们造成了疲劳。我向他们表达了我的不安,他们回答我说,我这样讲会伤害他们,他们反对我的说法。

当我到达病人那里时,我发现他准备接受圣事,而这些圣事是以

极大的教化情感施行的,根据住院的贫困状态,最大可能地以被允许的体面而完成。基督徒们直到最后一口气,也没有放弃。仅仅在整整这段时间,才在置于被祝福的蜡烛和垂死者的公开信仰之间,面对无玷污而受孕的耶稣一幅圣像,出现了动人的鼓励、虔诚的向往和衷心的祈祷。当病人死亡时,要非常虔诚地为他举行葬礼:人们向那些出席死者葬礼的不信基督的亲属或邻居宣讲信仰之真谛。一名基督徒的死亡往往会导致数名偶像崇拜者的归化。

对年轻一代的施教,是人们可以获得丰硕成果的另一项善事了普通的教育之外,在每个街坊还都有教经先生或老资格的基督徒,他们召集了从八岁到十八岁,或者至二十岁的青年人。所有人都前往教堂,教堂在非信徒们的思想中就如同是一所学校。每个人都被迫考虑他于前一个月所学到的东西。后来,有人又解释了几种信条,也有人向他们询问已经解释过的内容。我对那些以其答复而出类拔萃的人作了奖励。这些奖励就是念珠、圣牌、十字架、圣像等。在他们之中,有些在学校中被认为是奇才。

一般地来讲,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热情地在心中牢记祈祷经文。我们发现他们之中有人根本不会阅读,雇佣先生来教他们学习.无论多么贫穷,他们也会支付先生们每个工作日的所得。苦修、铁腰带和其他惩罚械具,则在他们之中是惯用的手段。他们的生活会经过一段持续的戒斋。但除了严格遵守的教堂戒斋之外,大部分还要为纪念中国的主保圣人圣若瑟,而于星期六戒斋;为纪念受难主日,而于星期五戒斋;为纪念圣母,于星期六戒斋。他们对于圣母具有极其慈爱的虔敬。如果我有能力建造一座修道院的话,那么其中便会充满虔诚的童贞女。我们发现多名已婚的人,就如同修士或修女一般地生活。此外,他们并不将这些肉体的苦难视为额外的重大业绩。人们经常发现他们多作忏悔之后,又为人们强加给他们的戒斋和诫律的告解圣事而进行祈祷。

当我到达我的日常起居住宅时,便没有一天不会有数名基督徒前去,以听取教诲或作告解神工。一大清早,他们便共同作特定祈祷,之后紧接着便是一场施教,以让他们准备做圣祭。这种施教是以问答的方式进行的,涉及到了信仰的主要奥义、忏悔、领圣体和弥撒。其中一人高声宣读这些要求,其他人则对此作出回答。继此之后,我登上祭坛。随着“圣哉颂歌”,其中的一位参加者解释接近于实施的奥义之伟大程度;随着圣体饼和圣体杯的升起,为了准备领圣体,人们便跪在地上,并凝视着在祭坛上确实存在的我主的五处伤口。人们在这种仪式中又增加了多种忏悔以及信、爱、望这三德和谦卑等行为。这一切都以谢主恩的行为而告结束。这就是每天所必须遵循的日程。节日和星期日期间,弥撒之后的祈祷更要长得多,它根据节日的圣人纪念日而变化不定。

在该传教区内,有一种定例,这就是所有基督徒都于心中牢记教

理问答书,他们经常能在田间劳作时也唱诵之。

由于我们所处的地方距教堂较远,以及当时的危急处境,无法使所有信徒都能于所有的节日和星期日前往教堂。所以在每个居民点

都有一名教经先生,或者是一名资深基督徒,他于这些日子将基督徒

们聚集在一起。人们在那里作一般性的祈祷,也可以听到一种施教。

这些山区共分成十四个居民点。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四,便有一次

为圣礼节而举行特殊的聚会。人们于这一天散发每月的圣言。这就是说一片纸头,其中写有他们主要应崇拜的和一个月的每天都祈求保佑的圣人之名字。他们应该默想的圣经中或圣父们的圣言及他们需要实施的一种特殊道德。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女子们也要遵守同样的事例。我有两座单独的教堂,女子从不迈进作为我住院的教堂。她们都于所有的星期三和星期六,聚集在属于她们自己的教堂中。那里要保持与男子们聚会同样的顺序。

现在,如果您希望知道我们居住地区的原始状态和优势,那就很

容易让您感到满意。我们山区在某些地段却是荒凉的山崖;在其他地方,山中又覆盖着非常茂密的森林。人们正是在砍倒大树和开垦荒地之后,才在这些山中播种庄稼。您可以判断,这项工程是多么漫长而艰难啊!正是在此问题上,人们才可以说看到了无数河川与大山,在两山之间只有遍布山崖的大沟壑。人们必须播种大片土地,才能满足一个家庭的粮食需要。那里的小麦从来都长得不好,颗粒甚小。生长得最佳者,也只是印度小麦和另一种我在欧洲从未见过其类别的粮食。它在某种程度上酷似我们的大黍,人们称之为“高梁”。

这两种粮食被充作我们山民的日常口粮。

在我进入这些山区的那一年,当地的收成很糟,民众苦难极大。本地人以树根、野草,尤其是以蕨类植物的草根为食。人们把它们放在阳光下晒干,以便能将其磨碎。因为这里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盘石磨,系用两块圆石组成,其内部以槽口而彼此互相嵌接。人们以臂力推动磨扇转动,或者是用一头毛驴相助,只要其主人富裕到拥有一头驴子。这些干树根便可以磨成面粉,人们用来制作一种稀粥。当基督徒们进入这些大山之后,所有人们可以播种的土地,都覆盖着树。人们砍伐了如此之多的大树,以至于现在部分森林只剩下树桩了。那里还有许多森林,但它们都位于那些几乎无法攀援的山峰上。

这片土地上长出的大树都是橡子树、白杨树、千金榆和其他多种在我们法国绝不存在的树种。这里只有很少的果树,它们也只能结出味道很苦涩和很不可口的果实;即使有些花卉也没有任何芬芳,甚至也没有紫罗兰花。但我们应将一种白色百合花和忍冬除外,这是仅有

一点香味的罕见的鲜花。

对有关动物方面的情况,它们在这些山区却大量存在。我们在那里可以发现松鼠、猕猴、狐狸、野猫、蛇(比法国的蛇更大)、多种山

鸡、很小的灰色山鹑、多种羽毛漂亮而又具各种颜色的飞鸟。这里有

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和黑色的飞鸟,但没有鹦鹉。这里有大量野兽存在:熊、虎、鹿、獐子、野猪、箭猪和一种很小的野马。我吃过熊肉,肉质很粗,味道不好。鹿肉和獐子肉的味道与法国的同类肉一样。这里的山鸡肉很美,山鹑肉很瘦。我从未吃过虎肉。但我有一次与惟一的一名基督徒同行,于很近的距离发现了一只斑斓猛虎,它站起来准备吞噬我们。我将自己的脱险归功于我始终随身携带的圣者沙

勿略的一块圣骨。数日之前,共有三十名非信徒在同一地点被这些

猛兽吞噬。

我们的基督徒都非常贫穷,正如您可以通过他们居住的地区而作出的判断那样,他们住的房子仅仅是以稻草覆顶的棚子,这里冬天极其严寒,又非常漫长。在此期间,大地被积雪覆盖。君丑尼神父自一段时间以来便与我会合,他正在学习当地语言。我们二人相隔只有2法里,我经常接待他的来访。我觉得他只在工作和受苦之后才会叹息,我相信他有理由感到高兴。我对他非常尊重。

 

 

90   耶稣会传教士赵圣修神父致布里松神父的信

(1741年于湖广省柏泉山)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非常急切地向我询问,我们以什么方式来培育分散在该国这片辽阔地区的基督徒,它形成了我们各个传教区的县。我有义务和乐趣来满足您的要求。您已经知道,在反洋教的这些时间,我们被迫隐蔽起来,为此而在蓬船上度过白天,一般都是只能在夜深入静时才能行使我们的职务。我对自己在近一年期间的持续旅行所介绍的简单细节,会使您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为维持老信徒们的虔诚,为使我们能够争取到的最大多数的非信徒加入耶稣基督的羊栈所做的一切。

我于1739年10月1日登船启航,以奔波于存在着基督徒的不同地方。我于1740年1月1日仍在途中,只能从事巡视的第三阶段。我从一个乡村走出来,在那里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充满孝道和虔诚的信徒。我为其中的81人作了告解神工,使78人在我于圣诞夜作的3次弥撒中领圣体。我于此后的几天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过去一年中,我发现自己曾听过1769名新信徒的的忏悔,使313名新信徒领洗,其中有160人为成年人。1月1日,我行走了近10里,去照顾一个基督教家庭,我在那里施行圣事,为一名成年人举行了洗礼。从一大清早起,我便返回了自己的小船。经过航行50—60里之后,我在一个由参加圣事的12名基督徒等待的地区登岸。我从那里又前往另一个传教区,并在那里工作十五个夜晚。那里共有136名基督徒,他们准时前去听我施教、作告解神工并参加圣体。有37人接受了洗礼,其中28名是成年人。

我尊敬的神父,您是否会相信,魔鬼有时要迫使我们使用教经先

生呢?我应该告诉您说,当非信徒们希望向魔鬼打卦问卜并接受它们的犒赏时,他们只求告其一名崇拜者,此人忠于这种地狱的精灵,并对此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神灵将他抛入了最奇特的痉挛之中,它于此期间显灵并支持向它的祈求。这些非信徒之一失望地看着其子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持续的痛苦之中,于是便去寻求圣贤,并且痛不欲生地向此人抱怨,他在向其偶像作了如此之多的发愿,为崇拜它们而花费了如此之多的金钱之后,他那些不幸的孩子尚未能获得丝毫缓解,圣贤对他说:“如果你希望你儿子痊愈,那就去崇拜基督徒们的天主吧。”在此穷乡僻壤,人们从未听到过谈论基督教。这个不幸的父亲四处打听他能在哪里找到基督徒,始终一无所获,当地的人对基督教均一无所知。最后,经过甚多的查询之后,他发现在距其住宅7法里处有基督徒。他于是便立即出发,以将其刚刚七岁的儿子带到那里。基督徒们被这个孩子所处的那种可悲的状态触动了,为他举行了洗礼,他获得了圣事的圣宠之后,未能再活多久,其父本来只要求更好地了解基督教真谛,以准备受其归化,现在却坚持阅读传授这些真谛的经书,最终成了所有那些曾热忱地教诲过他的人士的驯服的弟子。经过数月之后,他前来找我,我觉得他非常倾向于接受洗礼,我未制造任何难题便给他举行了洗礼。在他仍然弥留于人世的一年间,他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自己对于教法的忠诚执著。当天竞促使我前往其家中,他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无法在那里作弥撒,因为这幢房子周围遍是非信徒。但借助于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医生的想法,我才独自一人与他相处了很长时间,以对他施临终敷油礼,并且成了他魂归造物主时极其温和感情的见证人。因此,最真实的情况便是,魔鬼于此对待其奴隶们的残酷方式,却导致产生了许多归化。

我不知道,在欧洲是否会有人责备我们在此问题上过分轻信了。但如果最具偏见的思想家们能亲自证实在我们眼皮下发生的事情,如

果他们也如同我们一样,看到在偶像崇拜的地区,地狱神灵对于其崇

拜者的专制达到了什么程度;当这些人接受洗礼或者是采取措施准备接受礼时,被迫处于什么样的软弱程度,我坚信他们很快就会改变其观点和所使用的语言。

尊敬的神父,请原谅我讲了这一小段离题话。我将重新讲我的路程。经过在最近一次巡视的十六天陆地生活之后,我必须返回小船去了。它于1月19日将我载到另一个人数众多的基督教会口,我在那里只停留了一夜,共有17人于此期间作告解神工。我于20日再度扬帆航行,以便先去汉口,再从那里前往我的日常住处一一柏泉山。在那里庆祝了圣行洁净礼日(2月2日),其间聚集了大批信徒。之后我又返回了小船,以便前往汉口。此时正是船舶习惯于沿江而下的时期。在一般情况下,那里到处都有大批基督徒。因此,我几乎在江岸停留了整整一个月,忙于为他们施行圣事,为那些我认为已受到了充分教育并准备接受洗礼的慕道友(望教者)举行洗礼。

2月27日,我乘船起锚向其他的基督教会口驶去。我于3月3到达了我的传教区之港口,在那里一直高度忙碌到4月8日。420余人赶来参加圣事,我为77人举行了洗礼,其中有36名成年人。由于复活节的时间已接近,我也担心无暇完成我的全部巡视,于是便请新到达的嘉类思神父赶赴汉口附近的基督教会口中去,我于圣周瞻礼日(望复活,复活节前l天)返回了柏泉山。在复活节期间,那里仅有当地信徒们陪同我。共有160人即将达到举行圣事的时候了。

由于缺少船只,我被迫在自己的住院中停留到5月15日。我必

须去巡视我的那些彼此之间相距很远的基督教会口,直到7月28日才返回家中。我为335人举办圣事,为69人举行洗礼,其中有22名

为成年人。在圣母升天节,我们共有四名传教士聚集在一起。一大批外来人参加了这次隆重聚会,我们所有四个人忙碌了数日。在9一lO月间,我最终结束了全部巡视,甚至还进入那些任何传教士都未曾出现过的地点,它们预示着将会获得丰硕成果。

由于天主保佑,我的旅行相当平静。我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害怕来自官吏或贵族们一方的麻烦。仅有一次,我正在赶往自己在两年前创建的新基督教会口的途中,被警告说那里爆发了一场教案(反洋教)风潮。六名家长被押上法庭并被投入监狱。有人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签署一份宣布放弃信仰的文件,那就要对他们施行酷刑。我立即派遣教经先生去安慰他们并使其坚定起来。教经先生发现他们处于一种没有任何事能动摇的坚定和忠诚之中。反洋教者对此感到非常尴尬,以至于在数日后释放了他们。当时只有一名慕道友被威胁吓坏了,表现出了其软弱性。我的那些被囚禁的基督徒们也并未被押解到那名官吏面前,他可能对这件事根本就是一无所知。众所周知,这件事是由衙门中的某些下级官吏们策划的,他们希望从这些新信徒们身上敲诈一笔款项,但当他们看到这些人宁愿因信仰而受苦时,也手足无措了。有人甚至断言,这项阴谋的主要始作俑者,也认真地考虑接受基督教的归化了。

我尊敬的神父,我只向您叙述我在一年间为布道而奔走的过程就足够了。每年都几乎是同样的事,我不想再以烦人的重复来使您受累了。我在1740年间为之办告解神工的基督徒的数目多达1088人,共有1650人领圣体;我一共为263人举行洗礼,其中有101名成年人。我在多处留下了大批慕道友,他们就会处于享受同样圣宠的地位了。我得以维持的少数几名教经先生,也为数名非信徒的孩子们举行了洗礼。该有多少归化要办啊!如果我们有相当数量的这类教经先生,以与贵族们对话、在他们之中传播论述宗教的经书并向他们解释这一切、对慕道友们施教,从而为我们开辟道路,那该会有多少坠人偶像崇拜黑暗中的灵魂,会向福音的光芒睁开双眼啊!我们的一名葡萄牙神父负责该省的一个大县,他获得了欧洲的大量赞助以供养数名教经先生,在这同一年他独自一个便使600多名非信徒领洗。

笼统地讲,对于那些尚未由天主赐予归化的明显圣宠、没有天意为此目的而以令人赞不绝口的手段安排的基督教会口,我从不去巡视。在本处是一种疾病,在另一个地方则是一种令人烦恼的事件,才

促使许多人产生了接受基督教归化的愿望。有的整个家庭都成了基督徒,这是为了使其家庭的某一成员摆脱居心叵测之徒的粗暴攻击。

其他的家庭则是出于对基督教真谛的坚信,或者是通过对论述该问题的经书的仔细阅读,或者是通过经常鼓动他的一位亲朋,从而放弃了他们的偶像并服从福音书的约束。还有几次,似乎纯粹是偶然的原因,使我到达了某一乡镇,我在那里发现了早期的信徒,他们多年来就未曾见到过传教士们了。某位与一名新信徒谈话的非信徒偶然间告诉他说,在某一地点有基督徒。这名新信徒便立即前来向我报告了他风闻到的信息,我立即向那里派遣了一名教经先生。他发现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三十年前就受洗了,但几乎未从事过任何宗教修持。教经先生教他们作功课,向他们提供对其施教所需要的经书。数月之后,我巡视了该家庭,我于那里为十五人举行洗礼,还将某些人置于了慕道友之列。

附近的数位曾是女信徒的高龄老妇人,也利用这一机会互相认识,匆匆赶来要求举行圣事。其中之一已经七十二岁了,从4法里之

外步行前来,以图寻找我并接受了同样的圣宠。在中国的女性中,最令人钦佩的是,她们善于保持信仰的纯洁,即使是在一个完全是偶像崇拜的家庭中也如此。经常会出现她们获准进入的整个家庭都接受归化的情况。我曾遇到一名青年女子,她是整个村庄中惟一的基督徒,而且又不会读书,也没有任何人向她传授教会规定的戒斋禁欲曰。她自我强行规定永不食肉,以便永不忽略遵守该教教规。她还做得更多:由于中国的习俗是很早便为青年人订婚,所以她得以找到了拟于一种获得其公婆和丈夫同意的手段,只允许其孩子们与男女基督徒订婚。一旦当她生下一子或一女,她都要负责使之立即领洗。

我正置身于另一个正为我的职责所忙碌的地区,有人前来告诉我说,在距那里7法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完全由慕道友组成的家庭。我立即赶到了那里。我发现他们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于是立即为七个成年人举行洗礼。我还获悉,在距那里不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家庭中出现了严重不和。我也刻不容缓地赶往巡视,听取了各方的相互抱怨,天主使我的语言产生了圣宠,我调和了各方的分歧意见,使那里确立了和平与团结局面。该家庭的长子次日前来向我索取经书,以便他自己学习并向其妻传授基督教真谛,并请求我为其孩子们举行洗礼。另外七个家庭也悉数仿其前例,同时为我带来了他们的孩子以让他们领洗。

在我奔走的开始阶段,那个为我开船的艄公,在某种意义上是强迫性地把我带上了一条我没有任何兴趣的航路。天主是出于对一名基督徒的安慰和拯救,才使得他这样行事了,他使船只经过了一幢房前并让船前去其旁边停泊。我恰逢其时地到达了那里。这名善良的新信徒身体状况非常危弱,我完全有时间为他准备其死亡并为其施行圣事,看着他在天主的怀抱中安息。

下面就是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但又不像是一件奇迹。我靠近了一个叫做茶湖的大村庄。船刚一抛锚,我便派教经先生去通知一个在那里定居近一年的基督教家庭,说我即将前去巡视。教经先生刚刚登陆,我便发现整个镇子一片火光。我立即命令船上的几个人出发,前去救助这个家庭。他们事后立即就返回来了,告诉我说他们无法穿行为救火而奔走的人群,那名基督徒的房子也无法逃脱烈焰,因为它恰恰位于火灾最严重的中心地带。事实上,火灾是由一股猛烈的大风推助火势而起来的。当我刚刚遥望到那间房子,也就能看到它所处的位置了。我甚至听到了非信徒们的叫喊声,他们向其伪神发出了阵阵愿声:“快停风,不要成灾。”最后,大火停止了,我的教经先生返回来找我。他边接近我边说:“天主保佑,它刚刚恩赐您派我去的这个人家一种特殊保护。”我刚刚进入其房子,便听到了其全部邻居的救火声。房子中的所有人都想迅速撤离,收拾他们的细软出逃。我安慰了他们,鼓励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主身上并求助于天主的慈悲。我让他们双膝跪下,并真心忏悔。在此期间,我取来了圣水,并将之淋洒在房子的内外。火势猛增,附近已经有两间房子被化为灰烬。大风突然改变了方向,并使火舌转而吞向其他地方去了,从而使那名基督徒的房子仍然独自完好无损地存在,成了天主之无所不能的力量之纪念物,天主善于通过从危境中抢救出的一切,来促使世人服从自己。所有的偶像崇拜者都为此而处于震惊和赞赏之间,每个人都询问谁能使一间稻草覆顶的房子避免一场全面的大火,而其周围的另外一百二十多间几乎全部是砖瓦结构的房子,却未能得到保护。我回答他们说,这是世间万物之造物主拯救了该房子,这间房子中的主人公正地主张信仰天主并对它寄于希望。

基督教现已于该地区广为人知了,其四周的所有地区都对这一事件反响强烈。人们公开声称,成为基督徒具有许多优越性。但是,这却是天主保佑所有那些信仰它的人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影响产生的全部效果。它尚只是促使发现了某些基督徒,而他们却并不由此而在整个镇子中变得著名起来。我祈求您的圣祭,我非常尊敬地愿意与之结合。

 

91   耶稣会士和中国宫廷画师王致诚修士致达索先生的信 

(1743年1 1月1曰于北京)

先生:

主内平安!

我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接到了您的两封信。第一封写于1742年10月13日,第二封是此后写于11月2日。我向我们的传教士们通报了它们包含的有关欧洲主要事件的有趣细节,他们都与我一并向您表示真挚的谢意。除此之外,我还要对于以您的名义交给我的装满草制品、粮食和鲜花制品的盒子,真诚地致谢。我请求您,不要再有此类花销了,中国在这方面,尤其是对于鲜花来说,要远居于欧洲之上。

我其后再来谈论您的抱怨。先生!您已经发现,我的信件非常稀见。但就我对此所能回忆起来的情况而言,自离开澳门后,我每年都给您写信。因此,如果您不能每年都收到我的消息,那也不是我的罪过。在一种如此遥远的路程中,难道丢失某些信件会令人感到惊奇和意外吗?从广洲到欧洲去的船只,也就是说在只有700法里的间隔中,

每年都不止一次地丢失信件,中国的邮政只为皇帝和大官吏们服务,公众对此则无任何权力。驿站信差只在私下和出于自身的利益,才负责私人信件。但必须提前向他交纳邮资。如果驿丞负担太重,他便会焚毁信件并抛弃它们,而又不会有被人发觉的危险。

其次,我的书简会使您觉得太简短了,您并不希望我让您参照述中国人风俗习惯的书籍,正如我所做的那样。但是,我是否能够向您讲述那些非常明确和非常恰当地表述的内容呢?我是新近到达的,刚刚能结结巴巴地讲几句的中国话。如果仅仅是指绘画,我可以自负地和略有所知地向您滔滔不绝地论述。但如果是为了讨您欢心,我也会冒险地回答一切,难道我不会自己搞错吗?但我清楚地洞悉到,无论其代价多么大,我都必须使您感到满意。因此,我准备着手这项工作。我将按照您最近几封信中所包含的问题之顺序,尽我最大的努力对此作出令您满意的回答,非常简单,而且也是怀着您对我已有所知的那种坦率态度来回答。

我首先向您讲述我从澳门至此间的旅行,因为这是您第一封信的内容。我们是应大皇帝之召,或者更应该说是在他的恩准下,才前来这里的。他给我们指派了一名官吏,专门为我们带路。这一切都使我们相信,我们将会由朝廷支付一应开销,但他们仅在口头上才这样讲,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我们都必须自我开销。半数旅程是乘船完成的,大家在船上食宿。最奇特的则是,那些老实的人都既不敢下船登陆,也不敢靠近船窗以在该国观光。

剩下的旅程是在一种笼子中完成的,美其名曰“轿子”。我们 个白天都被关闭于其中,轿子于晚上进入客栈。这该又是什么旅馆啊!这样一来,以至于使我们一直到达北京,却又未曾欣赏到任何风景。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无法得到满足了,完全如同始终都被关闭在

一个房间中一样。此外,位于这条路上的整个地区都相当糟。尽管旅途有600—700法里,我们却在那里丝毫未遇到值得注意的东西,既看不到古迹,又看不到大型建筑物,仅有偶像崇拜者们的圣殿一一寺庙,它们都是只有一层的土木建筑。其全部价值及美观只在于几幅很拙劣的装饰画和某些很粗糙的涂漆。事实上,当人们看到意大利和法国拥有的古迹和大型建筑时,那么对于人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切。也只有感到满不在乎和鄙夷了。

但我们应将北京皇宫及其别墅园林作为例外。因为那里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且货真价实,这或是由于其图案,或是由于其做工。尤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类似的建筑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很乐于着手为您对此作一番描述,它可能会为您提供.又一种准确的观念。但这件事很棘手,因为在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与我们的建筑模式和我们的建筑术有关系的成分。仅仅瞥去一眼,便可以抓住其真正的思想。这样一来,如果万一我有时间的话,那么我将不会放过机会向欧洲寄去我精心绘制的几个断面图。这座皇宫至少有第戎宫那样恢宏。我向您提起第戎这座城市,是因为您很熟悉它。它基本上是由一大批主体建筑群(正屋)组成,彼此之间互相脱离,但却设计成了一种相当漂亮的对称布局,由宽敞的院落、花园和花坛分隔开来。所有这些主体建筑的门面都由于镀金、涂漆和绘画而金碧辉煌。其内部装满了中国、印度、欧洲所有的最精美和最珍贵的艺术品与家具。

对于园林别墅来说,它们也都算非常诱人了。它们系由一片辽阔的地盘形成,人们于其中以手工筑起了人造假山,高达8—15或16法尺,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小山谷。几条清澈见底的运河流经这些山谷的深处,并于多处汇合而形成池塘和“海”。人们乘坐漂亮而又庄严的游艇畅游这些运河、海和塘。我发现一只游船长13法丈和宽4法丈,船上建成了一幢华丽的房子。在每条山谷中和流水之畔,都有巧妙布局的多处主体建筑、院落、敞篷或封闭式的走廊、花园、花坛、瀑布等的建筑群,它们形成了一个组合体,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赞不绝口。人们不是通过如同在欧洲那样美观而笔直的甬道,而是通过弯弯曲曲的盘旋路,才能走出山谷。路上甚至装饰有小小的亭土台楼榭和小山洞。在出口处,又会发现第二个山谷,它或以其地面形

状,或以建筑结构而与第一个小山谷大相径庭。

所有的山岭都覆盖着树木,尤其是花卉,它们很普遍。这是一个

真正的人间天堂。人工运河如同我们那里一样,两岸由方石砌成笔直的堤岸,但它们都是非常简朴的粗石,并夹杂着岩石块,有的向前凸起,有的向后凹缩。它们是以非常艺术的方式排列起来的,人们可以说这是大自然那鬼斧神工的杰作。河渠有时很宽敞,有时又狭窄;它于此蜿蜒逶迤,有时又掉头拐大弯,它们就如同是真正被丘陵和山岩推动一般。河岸上种满了鲜花,它们在石堆和假山口绽放,在那里也显得如同是大自然的造化。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鲜花。除了河渠之外,到处都有甬道,或者更应该说是羊肠小道,它们都用小石子铺成,从一个山谷通向另一个山谷。这些羊肠小道也是蜿蜒着向前延伸,有时沿着河畔前进,有时又远离河岸而通向它方。

到达一个山谷时,人家便会发现楼舍。所有的门面都会有廊柱和窗户,被镀金、绘画和涂漆装饰得雕梁画栋,灰砖砌成的墙经过精心磨制非常光滑;屋顶上覆盖着琉璃瓦,分别呈天蓝色、金黄色、翠绿色和淡紫色,它们的混合与搭配形成了一种赏心悦目的风格与千变万化的图案。这些楼堂几乎只有一层。它们离地面分别有2法尺、4 法尺、6法尺或8法尺。其中有一些也有两层,人们不是通过艺术性地建造的石阶攀登而上,而是踩着岩石块而上,就如同完全是由大自然造成的阶梯一样。再没有比这一切更像是仙女们的神话宫殿了,人们会认为它们位于一片沙漠的中央,矗立在一片山崖上,其道路坎坷不平,逶迤延伸。

内室也与其外观的美观完全相适应。除了它们分配得很合理外,其中的家具与装饰也风格优雅而价格昂贵。我们于其庭院和过道中,可以发现大理石器皿、瓷器和铜器,其中都栽满了鲜花。在其中的某些房子前面,在那些不太庄重的雕像之前,在大理石台阶上,摆放了用青铜或黄铜铸造的象征性动物铸像,此外还有香炉。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每个小山谷都有别墅。与整片园地相比,别墅都很小。但它们本身也相当大,足可以盛得下我们欧洲最大的王公及其全部侍从。这些房舍中的多数都是雪松木建筑,是中国人耗费重金从距此有500法里远的地方运宋的。但您是否会相信, 在这片园地内的不同小山谷中,该有多少座这类宫殿啊!总共有二百多座,尚且不计为太监们准备的同样多的房子。因为正是这批宦官们负责看守各座宫殿。宦官们的住宅位于一侧,于数法丈远的地方。这些厢房相当简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们均被某一墙角或山头所隐蔽。

河渠上有距离不等的桥梁,以方便从一处通向另一处。这些桥梁一般都用砖头和方石砌成,也有几座木架桥。一切均相当高大,足以使船只自由通航。桥梁配有艺术性加工和雕刻有浅浮雕的大理石护栏。此外,它们之间在建筑方式上始终有差异。但您也不要一直只夕相信这些桥梁是直线建成的,根本不是。它们都是盘旋和蜿蜒式的,以至于使某一座其直线距离只有30一40法尺的桥,经过蜿蜒曲折之后,便可多达100—200法尺。我们甚至会看到,它们或在中间,或在边缘,都有些供人休息的小亭阁,由四根、八根或十六根廊柱支撑。这些亭阁一般都建造于那些视野最开阔的桥上,其余的则位于木架或汉白玉拱桥的两端,结构非常优雅,但与我们的全部欧洲观念都相去甚远。

上文已经讲过,那些运河都通向和注入水塘或海子中。在向各个方向直径近半法里的所有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水塘,人们称之为“海”。它是这片别墅群中最美的景点之一。在该水塘四周,堤岸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建筑主体,彼此之间由运河与我曾讲过的那些假山分隔开来。

但这里的一颗真正的明珠,则是一个小岛,或者说是一片高低不平和野性十足的山岩,矗立在这片海子中央,水面之上有1法丈或2

法丈左右。在这块山岩之上,又建筑了一座小宫殿,但人们在那里可以计算到一百多间房子或厅堂。它共有四面,其漂亮与风格之雅致,是我无法用言辞向您表述的。其风景令人赞叹不已。人们从那里可

以遥望到所有的宫殿,它们间次位于这片海的岸边。所有的假山都于那里结束。所有的运河都通向那里,以将水输往那里或者是在那里接受水。所有的桥都位于河渠的尽头或人口处,所有的亭阁或凯旋门都装饰着这些桥梁。隔离或覆盖所有宫殿的树丛,便可以阻止在同一方向能彼此互相看到。

在这片引人人胜的水塘之畔,却是变化无穷,任何一个景点都不尽相同,这边是方石站台,许多走廊、甬道和道路都通向那里;在那里又是碎石站台,建成了一种充满一切可以想像出的艺术的台阶;或者这里是漂亮的平台,每侧都有一个攀登它所承负的楼堂之阶梯,在这些平台之外,又升起了带有阶梯楼厅的其他建筑主体;在另外的地方,则有一片花卉树丛出现在你们面前;再往稍远一些地方走,便会发现一片野树丛,它们一般都只会生长在最荒凉的山麓上。那里还有一些高大的乔木和巨大的建材树、外来树木、花卉树木和果树。

我们还可以在这同一片水塘岸畔发现大批鸟笼和楼台,一半在水中,一半在陆地上,这是为各种水鸟而设置的。如同在陆地上一般,人们还会不时遇到小动物园和小狩猎园。当地人特别尊重一种金鱼,其身体的最大部分实际上都如同黄金一样闪闪发光,虽然其中也有大批银白色的鱼,此外还有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黑色的、亚麻灰色和所有这些颜色混合在一起的金鱼。在整个花园中,还有多个养鱼池,但其中最大的鱼塘则是下面这一片:它是由很细的铜丝网围起来的一大片空地,以阻止观赏鱼散游到整个湖中。

最后,为了使您最真切地感觉到这惟一一个地点的全部美感,我希望当该水塘中布满以镀金或涂漆的船舶时,再赶往那里。这些船有的是为了游湖,有的是为了钓鱼,有的是为了竞舟、水上比武和其他游戏。但是,尤其是当人们在那里放烟花时,或者是用灯光照亮所有的宫殿、所有的船只和几乎是所有的大树时,人们便会在那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因为在灯光和烟花下,我所看到的竞技都要无限地好于在意大利和法国看到的同类表演。

皇帝日常起居的地方,也是其所有女人起居的地方,如皇后、贵

妃、妃、嫔、贵人、常在( 这都是夫人们的尊号,根据她们是否受宠而大小高低不等。皇帝的正室叫皇后其母叫太后。一一原注)、侍女,还有太监等。这是一个神奇建筑的组合体,包括楼堂、庭院、花园等。总而言之,这是一座皇城,它至少有我们的多尔小城那样大的规模,其他的宫殿仅仅是供消遣娱乐、晚餐和夜宵而使用。

皇帝的这一日常起居处紧接着大门、第一套大厅、上朝大庭、院落和花园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小岛,其每侧都有一条宽阔又很深的护城河保护,我们可以称之为“宫殿”。在组成这座宫殿的房间中,人们可以看到世人在家具、装饰物、绘画(我是指中国风格的绘画)、珍

稀花木、日本和中国漆、古瓷瓶、丝绸、金银锦方面,所能够想像出来的最精美的物品。人们把艺术和良好情绪能够为大自然的宝藏增加

的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了。

道路从皇帝的住处几乎是以直线而通向一座建于整片园林地中的一座小城。其面积相当于方圆1/4法里之大。它分别于四个方向有四座门,还有角楼和城墙、护墙和雉堞。它也拥有街道、广场、寺

庙、大厅、市场、店铺、衙门、王宫和码头。最后,在帝国京师大量存在的一切,在那里也少量地存在。您必定会暗自思忖,这座可以说是一切均被抑制和从此之后非常平凡的城市,到底有什么功能。难道是皇帝在遇到灾难、暴动或革命的情况下,前往那里是为了保平安吗?

它可能会拥有这种用途,这种观点可能曾被纳入到过建筑该城的人之目的。但其主要动机却是,一旦当皇帝希望时,便能获得看到一座城市喧闹的缩影之乐趣。

因为一位中国皇帝要高度受其威严的约束,所以当他出宫时,很难在大庭广众之前抛头露面。他什么也看不到,房舍和店铺都对他关闭。人们到处都为防止他发现任何东西而支开了一张网。甚至在他经过某地的数小时之前,便不允许任何人置身于其道路上,否则将以交御林军严刑拷打论处。当皇帝在城外和乡下行走时,各个方向必有两队骑兵远远地行进走在前面,既是为了驱散在那里出现的所有人,也是为了保证皇帝个人的人身安全。中国皇帝就这样被迫生活在一种孤独之中,他们时刻都试图为此而获得补偿,并且有的人以这种方式,其他人又以另一种方式,来弥补其威严阻止他们参加的公共娱乐活动。

因此,在当今皇帝的统治下,正如在令人建造了该宫殿的其父皇统治下一样,该城用于让太监们每年数次地表演所有贸易、所有市场、所有艺术、所有手工业、所有议论、所有来往,甚至是大城市的所有欺诈的场面。在特定的日子里,每名太监都身着为他们指定的身份与职务相当的衣服:其一为一名商贾,另一为一名匠人;此人是兵勇,那人是军官。人们送给此人一辆手推车,送给另一人一些背筐。最后是每个人都有其职业的特征。船到码头,店铺开张,人们摆出了商品。某个街区专营丝绸,另一坊却专营绢帛;一条街专销瓷器,另一条街则专销油漆。一切都已分配完备。人们在这一家店可以找到家具,在另一家则有服装、女性装饰品,还有一家是供猎奇者和学问家的书籍。有供品茶和饮酒的酒肆茶楼、接待各种身份行客的客栈。那些流动商贩们向您推销各种水果、各类清凉饮料。卖饮食用品的商人会拉住您的衣袖,为让您购买其商品而纠缠和烦扰您。在那里,任何事均获允许。人们在那里勉强区别出皇帝与其臣民中的最底层的差异来。每个人都推销他携带的东西。人们在那里互相争执、互相殴打,这是市场中的真正喧嚣。维持秩序者制止了争执者,并将他们押至其衙门的审判官面前。法官们审理了纠纷并作出了判决,判决他们受杖刑。大家设法执行判决,有时又出于皇帝的兴趣而略有变化,它变成了对受刑者的某种不太真实的东西。

在这六个节日,骗子和扒手们也未被人忘记。这种“尊贵”的角

色被交给了大批比较敏捷和灵活的太监们,他们圆满地完成了其任务。如果他们被人赃俱获,那么他们便会由此而感到羞耻,人们便会判决他们,至少是假装判决他,要根据案情的严重程度或偷盗的性质,而被判处烙金印、杖笞或流放。如果他们灵巧地扒窃,那些欢笑者便会赞同他们,他们也会赢得欢呼声,那个可怜商人的起诉也会被驳回。但是,当交市结束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这种集市只是为了讨取皇帝、皇后及其她嫔妃们的欢心才组织起来的。人们在那里很少接受某些王公或某些大人物。即使他们可以进入那里,那也要等女子们退避之后。人们在那里陈列和出售的商品,大部分均属于北京的商贾们,他们将这些商品委托给了太监们,以便真正地出售它们,从而使交市并非是假装和模拟的。皇帝始终要采购许多商品,您不应怀疑人们会尽量贵地卖给他。女子们一方也在采购,太监们也一样。如果说整个这场交易中没有任何行为是真实的话,那是由于它缺乏使喧嚣变得更加激烈、使乐趣变得更加刺激的那种利润。

有时在市易之余,他们也从事耕作。在这座园林之内,也有一片为耕耘而准备的区域。我们在那里也可以发现耕农们的田地、森林、住宅和小茅屋。那里一应俱全:耕牛、铧犁和其他农具。人们在那里播种小麦、水稻、蔬菜和各种谷物。人们也在那里收割和采摘水果。最后,人们在那里从事农村所做的一切。在所有方面,大家都可以尽可能相似地模仿乡间的简朴和田园生活的一切方式。

您可能已经看到,中国有一个神奇的节日叫做元宵节(灯节),它于每年农历元月十五日庆祝.任何一个即使是最贫穷的中国人,也都无不点起一盏灯笼。这里的人制造并出售各种形状、不同大小和价格不等的灯笼。这一天,整个中国都被灯笼照亮了。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灯光比在皇帝那里,尤其是比在我刚才向您描述的房子中那样更光辉灿烂。没有任何一间房间、厅堂和走廊,不由多盏挂在天花板上的灯笼照亮。在所有的河渠、水塘之上都挂着五彩缤纷的灯笼,甚至那些于河面上来来往往的小船也作如此装饰。在山坡上、桥梁上,直至在树上都挂满了灯笼。所有灯笼都做工精美且手艺精湛,分别呈游鱼状、飞鸟状、动物状、器皿状、水果状、花卉状、舟船状,其大小各异。其中有些是用丝绸制作的,还有的是用动物角、玻璃、江珧等各种原料制作的。其中有的是绘制的,有的是绣制的,价格各异。我曾见过一些仅仅是用千枚铜钱制成的灯笼。如果我企求向您指出其全部形状、其原料及其装饰图案,那么我将永远讲不完这一切。中国人正是在这方面以及在他们为其建筑物所设计的巨大种类差异方面,才使我欣赏到他们思想的丰富性。我真想相信,相比之下,我们却显得贫乏而又成果甚微了。

所以,他们的目光都已习惯了欣赏自己的建筑术,并不非常欣赏我们的建筑方式。您是否想知道,当人们向他们讲述这一切时,或者是当他们看到代表我们西方建筑物的版画时,他们会对此讲些什么呢?这些巨大的建筑群,这些高大的楼堂亭榭,都会使他们感到惊讶。他们将我们的街道视为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中开凿的通道;他们会把我们的房子视为一望无际的山崖,于其上面凿了许多洞窟,同时还有熊和其他野兽的巢穴。我们的多层建筑,尤其是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的楼房,会使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他们不明白,人们怎会在攀登我们的楼梯以登上第五层和第六层时,每天都冒着上百次地折断脖子的危险。当康熙皇帝看到我们欧洲房屋的示意图时,便说道:“欧洲应该是一个很小和很贫穷的地区,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地盘以扩展其城市,人们在那里便被迫居住在空中。”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略有不同地和更加理智地对此作出解释。

然而,我向您承认,在不企求决定偏爱的同时,该国的建筑方式颇讨我的欢心。自从我到中国以来,我的眼睛和审美能力都变得多少有点中国化了。在我们那里,面对杜伊勒利王宫的公爵夫人的府邸,难道不会使您觉得很美吗?但它几乎是中国式的建筑,它也仅仅是一座一层建筑。每个国家都有其情趣及其习惯。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建筑之美,但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它那种庞大而庄严的特征。我们的住房非常适用,人们无法提出相反的见解。在我们之中,人们希望到处都千篇一律的单调与对称。人们希望其中没有任何不配套和任何不得体的地方,看某一部位与其正面或背面者是否完全相匹配。在中国,人们也喜欢这种对称,这种秩序井然的状况,这种巧夺天工的安排。我在本封信开头处就向您讲到的北京的皇宫即符合这种审美观。宗王和王公大臣们的府宅、衙门、稍富裕一些的私户民宅,它们都依照这条法则而修建。

但在御园别墅中,人们却希望到处都呈现一种美的无序,一种反对称。一切都是围绕着这条原则运行的:人们希望表现的是一个质

朴而又自然的别墅,而不是一个符合所有对称和比例的一切准则的井然有序的宫殿群。所以,我没有看到任何这类小宫殿,它们在皇帝御园别墅中彼此相距都很远,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相似性。人称其中的每座宫殿都是根据某种外国的思想和范例而建的,一切都是在偶然间和事后才受到了器重,其中的一个部位也不是根据另一个部位而造成的。当大家听到谈论它们时,便会想像到这一切都是可笑的,它们会形成一道无法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但当大家一旦到达那里时,便会有不同的想法了。大家也会欣赏主宰这种畸形的艺术。这一切都优雅别致,安排得如此巧夺天工,以至于使人永远不能一眼看穿其全部美感,必须逐个地进行审视。这里有可供长时间游乐消遣的东西,也有能满足人们全部好奇心的东西。

此外,这些小宫殿并非是(如果可以如此表达自己观点的话)普通的郊外小别墅。我去年还看到在这片园林之内,又建起了同一座宫殿,它使皇帝的一名堂弟王子花费了六十万两(450万法郎)白银建成的。这尚且不包括室内装饰与家具布置,它们不属于这笔开支。

我对于在这片御园别墅中呈现的令人拍案叫绝的差异性,再赘述几句。这些差异性不仅仅存在于其方位、视野、排序、布局、规模、高度、主体建筑物的数目上,总而言之是不仅仅存在于其整体上,而且也存在于组成这个整体的不同部分中。我必须前来这里,才会看到各种做工和各种形状的门窗:圆形的、椭圆形的、方形的和形形色色的多边形的、扇形的、花卉形的、花瓶形的、飞鸟和走兽形的、游鱼形的,最后是各种规则和不规则形状的。

我认为,人们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到诸如我即将向您描述的那种游廊。它们用于连接彼此之间相隔相当远的建筑物。有几处,这些游廊于内侧是半露壁柱的,它们于外侧则开放了不同的窗户以观风景。它们有时也完全是半露柱的,就如同从一座宫殿通向那些于各个方向都开放的亭阁的那些游廊一样,而亭阁则是供乘凉用的。其中最非同寻常的地方,则是这些游廊从不直线延伸。它们要拐很多弯,有时是绕到一片树丛之后,有时又是绕到一垛山岩之后,有时又是围绕着一片小池塘,再没有比这一切更令人耳目一新的了。在所有这一切之中,都有一种令人着迷和使人为之一振的田园诗般的气势。

根据我刚才介绍的一切,您必然会从中得出结论,并且是理由十

足地认为,这座别墅应该是耗资巨大。事实上,惟有一个统治着诸如中国这样帝国的皇帝,才能支付得起如此巨额花销,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如此神奇的事业。因为这座园林别墅仅仅是二十年间的杰作,系由当朝皇帝之父皇开工修建,本朝皇帝仅仅是令人对此略加增补和装饰而已。

但这其中既没有任何会使您感到惊讶的地方,也不会使您觉得事情不可信。除了其建筑物都只有一层之外,他们还使其建造物的数目无限增加。当人们将建筑材料运到现场时,一切便都就绪了。他们只需要砌筑了。经过数月之后,一半工程就要完成了。人称这些庞大无比的宫殿之一正是通过魔法突然间在一片漂亮的谷地中,或者是在一座大山的小圆丘上拔地而起的。另外,这座别墅叫做圆明园。它并非是皇帝所拥有的惟一一处园林别墅。皇帝还有其他三处同一风格的园林别墅。由其祖父康熙皇帝建造,现由太后及其整个后宫人员居住者,被称为长春园。其他是由宗王和政要建造的园子,它们均为庞大的皇帝御园的缩影。

您可能会说,如此冗长的描述有什么用呢?最好是测绘这座美丽而壮观的别墅的平面图,然后再给我寄来。先生,我对此问题所作

的回答是,谈何容易!我为此则必须至少三年的时间,而且再不能让

我去做其他事情。现在我却没有一时一刻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将

被迫占用睡觉的时间以给您写信。此外,为了那样做,还必须在每次

当我希望的时候,都能获许进入园林,并且能恩准在那里滞留所必需

的时间。幸亏我多少还学过点绘画。否则,我将会如同其他许多欧

洲人一样,他们到达这里已分别有二十年和三十年了,尚从未踏上那片土地。

这里只有一个男人,他便是皇帝。所有的娱乐活动都是为他一人举行的。这片非常漂亮的别墅只能被他本人、嫔妃及其宦官们看到。在皇帝的宫殿及其园林中,除了上朝之外,他很少将王公和部院大臣等权贵们领人其中。在此的所有西洋人中,只有画师和钟表匠们才准许进入所有地方,这是由于其职业而必须的。我们平时绘画的地方,便是我向您讲到的这些小宫殿之一。皇帝几乎每天都前往那里巡视我们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席而出,更不能走得太远,除非是那里需要绘画的东西是能搬动的原物。他们虽然将我们带到了那里,却又由太监们严密看押。我们必须步履匆匆地行走,无声无息,以脚尖着地,就如同偷着前去办坏事一般。我正是以这种办法在那里亲眼目睹和浏览了整个漂亮的御园,并且进入过所有套房。皇帝每年在那里驻跸十个月。那里距北京如同凡尔赛宫距巴黎一样远。白天,我们置身于园林之中,并在那里由皇帝供应晚餐。为了过夜,我们到达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或者是一个镇子,我们在距皇室很近的地方购置了一幢房子。当皇帝还驾京师时,我们也随驾返回。此时我们白天便留在皇宫深苑之中,晚上则返回我们的教堂。

先生,这些人们在书中找不到一项内容,您完全有某种理由不希望我让您去参照这些书。我现在只剩下在其他方面满足您了。因.此,您希望知道我是以什么方式受皇帝召见的。我在画什么、本处如何食宿、人们在这里怎样对待传教士们、他们是否可以自由布道、是否允许中国人自由信仰基督的情况,这就是您给我布置的一部大作中的任务。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有暇能完成如此繁多的工作。我曾准备与您共写这部大作,并为来年留下了一半。我们始终都重新开始吧,我们就进行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程度吧!

我受到了中国皇帝的善待,就算是一个外国人受到一名始终自

信为天下惟一君主的皇帝的最佳款待了。他高高在上地对任何事都没有情感,很难使他相信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外国人能非常高兴地有幸为他效劳和工作。因为被皇帝当面召见,或者是经常能见皇帝并与之交谈,对于一名中国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种最高犒赏了,这是一种最高的荣誉。如果他们想获得这种浩荡皇恩的话,那么必定会以昂贵的代价来谋求之。因此,请您想像一下,人们可能不会相信,我会受到每天都能见到他的犒赏。如果您排除几块丝绸小礼品,或者是其他某种不值钱的东西(况且他们也很少送来)之外,那么几乎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所获得的全部报偿。所以,这既不是导致我前来中国的原因,也不是把我挽留在这里的原因。在一日又一日的光阴交替中,我们惟有于星期日和节假日,才勉强有闲暇进行祈祷天主,几乎不能以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才能作画。此外还有千般其他障碍。

如果于此向您一一阐述,那将会过分冗长。如果我不再认为自己的画笔有利于宗教的利益,会使皇帝更青睐向他布道的传教士们,如果我在自己经受苦难和工作后仍不能看到天堂,那么这一切就会促使

我很快便会走上重返欧洲之路。使我滞留于此处,并且像于此为中国皇帝效劳的所有欧洲人一样地费心工作的惟一引力,正在于此。

至于绘画,除了皇帝兄弟、其嫔妃,另外几位宗室王公和公主、几位宠臣和其他王爷的画像之外,我从未以欧洲风格为任何人画过像。我可以说,我必须忘记自己过去所学的技艺,我还必须学会一种新技艺以符合该民族的情趣。这样一来,我必须用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玻璃上作油画,或者是在丝绸上作水墨画,也画树木、水果、飞鸟、游鱼、各种动物,很少画人物肖像画。皇帝与皇后们的图像画都是在我到来之前,由我们的一位叫做郎世宁的意大利画师所画。

此人技艺高超,我现在每天都与他在一起。我们所画的一切,都是奉皇帝钦命而作。我们首先绘制草图,他亲自御览,再令人对此修改和重新造型,一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无论他修改得好坏,大家必须通过而又不敢讲任何话。皇帝在这里懂得一切,至少是对他的吹捧声特别高,也可能他自认为如此,所以他就如同始终对一切都坚信不疑一般地行事。

对于宗教人士来说,我们的住宿应是相当舒适了。我们的住宅干净而适用,没有任何违背我们身份之礼仪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再为离开欧洲而感到遗憾了。我们的食物相当好,除了葡萄酒之外,这里几乎拥有欧洲所能找到的一切。中国人饮用大米酿造的米酒,但味道极差并有害于健康。我们用无糖的茶水取而代之,茶水成了我们的全部饮料。

宗教问题,则需要我之外的另一支笔来描述。在当朝皇帝的祖父执政年间,便可以在整个中华帝国公开和自由地宣讲基督教。在所有省份,都有各个修会和各国的大批传教士。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县和教堂。人们在那里公开布道,并允许所有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在该皇帝晏驾后,其子从各省驱逐了所有传教士,仅仅留下了京师的欧洲人,把他们作为算学、科学和艺术方面对国家有益的人才。当朝皇帝仍保持了原有事态,他也未作出一切努力以获得丝毫进展。

遭驱逐的数位传教士都秘密地返回了各省。紧步他们后尘的,便是大批新来的传教士。他们在那里都竭尽所能地坚持隐蔽,培育基督徒,行使他们有权从事的一切善事,采取一切措施以使自己不被发现,仅于夜间行使其圣职。但由于在京师是允许我们存在的,我们的传教士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行使其圣徒的使命。我们于此共有三座教堂,其中一座属于法国耶稣会士们,另外两座属于葡萄牙、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国的传教士们。它们都是欧式建筑,漂亮而宏大,装饰得很华丽,其中的绘画也很好,诸如那些使欧洲最大的城市增光的那些教堂一样。在北京有一批数目巨大的基督徒,他们自由地生活于教堂中。人们进城作弥撒,不时地为女子们施行圣事。他们也根据本国的法律,给那些不允许走出家门和前往有男子们的教堂中去的女子施行圣事。在该京师,为传教士们保持了这种自由,因为皇帝清楚地知道,惟有宗教动机才使我们前往那里。如果人们万一前来关闭我们的教堂,禁止传教士们自由地布教和行使其使命,那么我们就将很快离开中国,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那些分散在各省的神父们躲匿得并不好,以至于使人要找他们,绝不会找不到。但官吏们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北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果我们出于不幸而被从那里驱逐出来,那么各省的传教士们也将很快被发现,并且也会被驱逐。我们的相貌与中国人相差悬殊,以至于他们无法不为人所知。

先生,我最终也该讲最后一个问题了。您希望我向您讲到教皇反对中国礼仪的新敕书(1711年,一名官吏又呈文,以请设法禁止基督教。但在1717年,爆发了教案。然而,这场教案则由于康熙皇帝那人所共知的倾向而有所缓和。康熙的晏驾却使一切都改变了面貌。康熙的第四子胤稹继位,是为雍正。1723年末,在福建省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教案。于是便有人向皇帝呈奏了两道奏本,并于1724年1月11日受到了礼部的支持,雍正便降旨从中国驱逐所有欧洲人。这次迫害特别是落到了皇家宗室一支的身上了,其家长便是亲王苏努。有关这个著名家族,清参阅巴多明神父的书简,载本版本第十一卷。1724年布恰勒里神父与另外九名中国司铎被斩首。1755年l0月7日,雍正晏驾,其继任者是其子弘历,是为乾隆。这位皇帝虽然性格温和,但也支持已经掀起的反对基督教的教案。1756年,他下令缉捕基督徒,特别针对坚持藏身其中的司铎们。

1742年7月12曰,教皇本笃十四颁布有关中国礼仪的“自上主

圣意”教皇敕书。其中重提了自1645年教廷传信部颁布的第一批决议以来自始至终的整个事件。它又全文介绍了l7l0年批准铎罗枢机主教有关圣教的教谕、

1715年3月19日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的教皇法、教皇大使嘉乐的通谕以及由他同意的八条特许、教皇克莱芒十二世反对北京主教的两封主教书简的教皇敕书。其中还提到了由这位教皇下达的新的情况通报,他曾询问过前宋罗马的大批传教士和中国青年。他废除了教皇大使同意的特许,确认了《自登基曰起》教皇敕书,禁止所有传教士们为表示忠于教廷决议而宣誓的一种仪式。王致诚修士正是在这种事态下于1745年写下了这封信。一一原注)我怎能满足您的要求呢?由于我不学无术,故非常胆怯深入论述这个问题的任何细节。我能够向您讲的全部内容,便是这道教皇敕书绝不会使传教士们气馁。他们在服从教廷的同时,还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他们坚信天主不会向他们要求更多的事了。因此,您不要相信某些居心叵测的人的那些高

谈阔论与诽谤性短文。我是很晚才成为耶稣会士的,所以我不受教育方面的成见之掣肘。但我在审视、思考,从而看清了这里的耶稣会士们的一切行为。他们或在西学方面,或者中国知识方面都是造诣很深的学者,这都是一些“大德”。他们在对付那些只为诋毁他人而工作的一些人方面,肯定比我懂得多,但他们却在这一问题上闭口不言,对于谈论这些问题表现得极其谨慎,我从未听到他们最少保留地解释这一问题。在他们之中,慈悲与对教廷的顺从是并存的,而这种顺从又是全面的和完美无缺的。教皇讲到了这一切,这就足够了。大家对此无一言可发,甚至不允许有任何举措,只要保持沉默和服从就足够了。这就是我经常听他们讲的话,近期利用颁布新的教皇敕书之机会,我又听到了这一切。

至于宗教于此所取得的进展问题,我已经向您讲过,我们于此共有三座教堂和22名耶稣会士,在我们的法国住院中共有10名法国人,在其他住院中共有12人,他们分别是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这22名耶稣会士中,有7名如同我一样为效力于皇帝而忙碌。其他人是司铎,因而也是传教士。他们不仅仅培养北京城的基督徒,而且还培养该城远达方圆30—40法里广袤地区的基督徒,他们在该地区不断地从事布道旅行。

除了这些欧洲耶稣会士之外,本处还有5名中国耶稣会士和司铎,以方便那些西洋人,因为他们无法在不冒险的情况下活动,而且只能很不方便地前往一些住院与地点。除此之外,在该帝国的不同省份,还有30一40名耶稣会士或其他修会的传教士。我们的法国住院每年定期为近500—600名成年人举行洗礼,既有该城的,也有京师所在省的,还有长城以外鞑靼地区的。那些其父母为非信徒的幼童一般都会多达1100—1300人。我们的葡萄牙神父们的人数比法国人还多,他们每年为大批偶像崇拜的信徒们举行洗礼,仅在本省和鞑靼地区,便有2.5万一3万名基督徒的人数;而在我们的法国传教区中,只能计算到5000人。

我非常频繁地发现基督徒们接触圣事时的虔诚状态,他们尽自己最大可能地举行圣事。他们在教堂中都怀着谦虚与敬仰之情,使我每次对此略加注意时便感到心情陶醉。正如我坚信的那样,我无法向您介绍数月前对苏努家族一公主举行圣洗时所产生的奇特效果。大家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已对此讲得够多了,即她在需要忍受皇帝的迫害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定态度。

这个著名家族的基督徒王公之一,于今年7月来到了我们教堂。

他向我们的神父之一讲到,他于一时间获悉,其侄女在数月前已经表明了成为基督徒的某种愿望,而且已经处于垂危的弥留之际了。由于该神父不能亲自前往这名非信徒的家庭,便送给这名虔诚的王公满满一小瓶圣水,因为他害怕此人不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当时病人的府上已经出现了混乱和惶恐。该王公的宗教知识已经相当渊博了,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那个年轻公主,她当时已经无法讲话了。当他看到公主已经绝望到了垂危之际,于是便将他有意为她举行洗礼的愿望告知了非信徒的家长。家长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他于是便向病人提出了于此情况下的惯用讯问。他示意该公主要握住他的手,以表示她听懂了此人的提议。当她作了这种表示之后,他又告知病人说,他将为她在头上淋水以使之在耶稣基督中再生。这个青年公主于是便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而跪在那里,以接受这一圣宠。她于是流了眼泪,以表示其遗憾与欢乐。王公也充满信仰地为她举行洗礼。她刚刚接受过这一圣事,便平静地睡眠了。其父母虽为不信基督者,当他们获知了其洗礼之后,便对其命运感到安心了,丝毫不怀疑天主将会使她恢复健康。她经过几小时的睡眠之后便醒来了,并且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她自数日以来,就无法吃进任何食物了。人们现在喂她吃饭,她能毫无困难地吞咽。她然后又睡了一会儿,再度醒来之后便高叫自己已经痊愈了。她今天确实拥有很好的健康状态。

我对于本传教区损失了殷弘绪和巴多明神父之事,尚只字未提。他们二人都死于一种很大的圣洁名望中,这不仅仅使与他们素有深交的传教士们深感遗憾,而且也使整个传教区的所有基督徒们都遗憾无穷。我毫不怀疑,您已经看到了有关这两名布道人之道德与工作的详细报告。

先生,我认为,对于您和我来说,现在都应该是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了,它使我耽搁得时间比我原认为的那样长得多了。我希望它会使您感到高兴。我衷心希望能以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来向您表明我对您的崇高敬意。我现在只有向您奉献我向天主的祈祷了。我也要求您在某处为我祈祷。顺致崇高的敬意!

 

92   嘉类思神父致同会人华会士吴君神父的信

(1745年8月22日于中国)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应承了您一项义务,而且也非常乐意地完成它。我曾口头向您保证,将每年向您通报天主保佑降临在我的传教区中的赐福,以便使您为此而祝福并与我共同感谢天主,使您以自己的祈祷而帮助我更好地完成我有幸负担的神圣使命。因为我们所做的微不足道的一点事。尤其是与我们将要做的事相比较,我们能成为天主荣耀的名副其实的人吗?

我的传教区包括一片面积辽阔的地区。人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乎是均等的四部分,共包括:1.河南省的部分地区;2.襄阳城所在的府;

3.安陆城所在的府;4.沔阳城所在的府。前两城都是一级城市,第三个城市只是一个二级城市。这也是我在长途跋涉期间所保持的顺序,我也将依此而向您指出其中最值得您注意的地方。我于1734年8月末到达河南。这第一次巡视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于是我便作了第二次巡视,于此期间看到了一个完全成熟的传教区,我是指

数个已得到充分施教的家庭正等待着我去授洗。您可以判断一下,对于我来说,被迫在该地区逗留比平常更长的时间,以扩大耶稣基督的羔羊群,这该是一种多大的安慰啊!这些善良的人以其信仰和虔诚而使我陶醉得入迷了。我让他们保持在最愉快的心态中。他们的表率行为动摇了其许多依然是异教徒的亲属。在我离开时,几个人想到了认真地加入我圣教。我们必须承认,该省的民众显得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对此怀有好感。如果他们稍微有点文学修养,如果他们能够阅读我们的经书,那就会在他们之中产生许多有利影响。特别是女子们似乎天生地具有道德。那些作为基督徒们的女子也会为其宗教增光。她们大批存在于南阳城。为了重新回头来讲这些新基督徒家庭,我将告诉您说,最使我感到安慰的,便是他们彼此之间离得很远,并且都位于这些区域的小教堂附近,那里过去也有少量基督徒,以至于教堂很快就成为我们基督徒们的中心了。正是在圣心的保护下,才保住了该地区的崇拜者,在那里对圣心的信仰得到了承认并被很好地实施。我仍将这种成功归于两位值得信赖的传教士的祈祷,他们曾先于我而培育了该省,并且很早就去接受了对其虔诚的犒赏。您知道,我是在讲已故的巴若翰和君丑尼神父,河南传教区非常感谢他们二人。这后一个人曾于逝世前不久致信于我,我不知道他对该省会有什么样的发自内心的和巧合的预感啊!他可能期待着看到人们完成其使命,他也不知道自己以其祈祷而会自上天为我获得这种荣幸。

在襄阳府,于宜城附近开辟了一个基督教会口。您可能很乐于知道其起源。1743年7月间,我北上樊城以继任石若翰神父,他将去取代于6月间死于谷城山中的巴若翰神父。此处的连绵大雨使我在宜城港滞留两天,而此港距城市却只有半法里远。我的教经先生当时便记了起来,他的一个朋友迁至该地区居住已有数年。由于教经先生有一股虔诚劲,所以他便决定冒雨前往寻找此友。他出发前去了,而且也确实找到了此友。他向其友讲述了基督教,后者对此很感兴趣。当他返回船上后,由于天上仍在下雨,我第二天送给他一批有关宗教虔诚问题的书籍,以便让他带给其朋友,后者已经学习过,甚至还讲授过经文。这第二次旅行的成绩比第一次更令人鼓舞。此人携同其全家,都声称自己受我教之影响,认为它是真宗,他希望接受此教归化;如果他早一天学习到这一切,那么他很可能早就放弃了并不信仰的迷信;但他也如同其他人一样滔滔不绝讲,以便追随时尚。我设法使他保持这种良好倾向,让人转交给他一批学习祈祷和准奋接受洗礼所必需的书籍,我便出发赴樊城去了。我在为这个家庭举行洗礼之后,又返回到了此地。魔鬼于我离开期间,给我制造了障碍,它使这个家庭中的父亲有了一个孙子。由于孩子的父亲已经受到了充分教育,所以从来不像异教徒们在此类形势下所做的那样,从不烧纸和举行礼仪;祖母却讲她不再希望成为基督徒了;继此之后,便是其儿媳。我的教经先生必须多次前往那里,以使她们二人都能觉醒。最后,由于我主的圣宠,她们都完全坚信了,于是便开始学习祈祷。但我这一次却只让家庭中的父亲及其子领洗,因为他们已经学习得很充分了。最后,我于这一年第三次前往那里,该家庭其余全部成员,共有七人之多,均一并受洗。就在为他们受洗礼的同天,我于他们的房间与之交谈,魔鬼为了证明尚未脱离干系,又挑动该家长的侄子(也为秀才)前来胡乱地攻击基督教。他无法回答我那位使人箴口不语的教经先生,于是便希望通过武力报复,试图殴打教经先生。但他还是被制服了,全部混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家庭,居住于距上述家庭不远处,于数日之后也受洗。

这都有一些优秀的基督徒,他们都表现得忠贞不屈。

自襄阳而下,出现于在安陆府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会口,这就是丰乐河,其人员众多而又很虔诚。我在那里为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好家庭举行洗礼:父亲、母亲和两个青年人。您可以由这段勾勒而判断其母亲信仰的真诚程度。其长子于其洗礼的四十天之后死亡。其母丝毫不像其他女子们那样以哭丧而消磨时间,因为她于其子身上失去了维系家庭生计的主要财源,但他死得有些过早了,甚至是在未向她本人传授为告解神工和领圣体所必需的教理之前。因为其子已经于心中牢记,我们为促使人们接受圣事而习惯于向新基督徒们传授过一切。她声称,如果他再活一两个月,那么她就会知道一切了。在该地区的大山之中,有一个勇敢的家庭,自六年前便成为基督教家庭了。他们生活得很美满。他们在那里修持一种很隐居的且很体面的奥拉托利会的教义。在我前往那里的两次巡视中,共完成对十八个人的洗礼,他们都是该家长的姐妹、侄男与侄女。此人以其言论而鼓动所有人学习他的榜样,他并未费很大力气。因为这四姐妹也都如同他一样,属于天朝帝国所特有的那种坦率而又朴实的性格。她们未能更早地听到谈论我们的奥义,虽然她们都与非基督徒结婚,但都想成为基督徒。二姐的丈夫甚至被其妻说服,他既是富翁又是文士。他在我最后一次旅行期间受洗。据说,大姐的丈夫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我们完全有希望争取他。

在安陆府的多宝湾,还有一个很大的基督教会口,它自1744年2月以来,发展得特别快。直到此时为止,在这些地区的深山之中,过去曾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四五个基督教家庭,现在已有二十多个了。

在两次巡视期间,共有一百多人接受洗礼。他们在经过洗礼的不几个月后,便都被认为有资格参加我们的神圣的奥义仪礼,而这种礼仪本来很难适宜于新基督教信徒。这样一来,他们勇敢地忍受的教案之烈火,却使他们为这种圣宠作好了准备,必须使他们预防新的打击。在洗礼前后,他们要遭受来自异教徒邻居们的千般凌辱,这些人以最粗暴的文字来诋毁他们。但他们的信仰都会变得更加坚定,他们的虔诚却更为炽热。其中一位基督徒最近告诉我说,继其洗礼后的两个月期间,当异教徒们前往家中侮辱他们时,胆怯竟然使他无法出面;但到了现在,由于天主保佑,侮骂就如同打击一块顽石一样了。最后,为使其宗教坚定性达到圆满,一名异教徒出于纯粹是对基督教法的仇恨,于去年农历六月间控告其邻居一一一名老基督徒,该个案牵涉到了本府的所有基督徒。在官司持续的七个月期间,我们处于令人可怕的惶惶不安之中。因为,如果这一案件逆转,官吏们意图损害基督徒,那么基督教徒们就不仅仅会在当地受难,甚至还有可能会殃及整个中华帝国。但是,天主始终在保护其羔羊。当该案件公开审判时,从乡下跑来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声称进城仅仅是为了看一下被毁灭的基督教和处死基督徒们的场面。该地区最有名望的人和文人们也都蜂拥而至,以促使官吏们作出一种反对基督徒们的侮辱性判决。基督徒们的总数是十一人,除了他们自己的充足理由之外,再无其他外援。他们被迫忍受官吏、富翁和小民们的侮辱。在他们过堂受审的近半天期间,那些人为攻击基督教而讲了一切最放肆的言语,而基督徒们却既没有时间,又没有讲任何为他们自己辩护的话之自由。他们只是受到了这些侮辱而已。该官吏将判决权推给了上级官吏,时隔不久他自己也由于政务原因而被革职。这就是全部案件的结局。因为在该官吏主持下所做的一切,于其继任者时期,都再不会有任何损害了,除非是我们那些基督徒的敌人不希望这样而花费重金贿赂。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把这一案件的良好结局,归于人们称之为幸运的偶然性。至于我本人,我将全部成功都归于由我们的基督徒们在动乱中祈求的耶稣之圣心,我也曾向之许诺一次九日弥撒祈祷。您不会不知道,这种令人可爱与合法的弥撒,在我们地区该多么盛行啊!对于我来说,能在我们基督徒的所有房间中看到这种圣心的画像,并听到他们每个星期五都念诵为崇拜圣心而指定的祈祷经文,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安慰啊!我每个星期六也为圣母圣心念诵同样的经文。新基督徒们在这方面都表现得特别与众不同。我非常坚信,他们自上天获得的圣宠,特别是这种信仰的活力,我敢于说使他们能有别于我们的基督徒,是他们的虔诚以及他们勤勉地崇拜耶稣与圣母之圣心的结果。我不应该遗漏,在离开多宝湾之前,我向一名异教徒那垂死的孩子打开了天堂之门,此人是我下榻于其府上的一名基督徒房客的亲属。在得知他的处境之后,我立即叫他去把那孩子带来。此后,我为他举行了洗礼,他于次日便死亡了。由于缺乏我们基督徒的任何一点虔诚,于此该有多少贫穷儿童夭折啊!祈求天主,请求它施圣宠于我,以便为更多的儿童举行洗礼,虽然我将会为此而感到疲劳。

走出多宝湾之后,大风迫使我滞留在一个港口整整两天,而无法赶路。这是天意为邻船的一名女基督徒安排的一次接触圣事的机会。她时年五十四岁,从十七八岁起便嫁到了其异教徒的公爹家中,从未能见到过任何传教士。她这次只是偶然风闻我正在其邻船上。我从她身上发现了一名典型的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Israel),此教即犹太教。一一中译注)信徒的特征,她在一个外地人的家庭中很好地保持了其信仰与修持。她甚至是在没有来自基督徒们任何帮助的情况才这样行事的,因为基督徒们都不认识她。

位于泌阳(也可能指绵阳。一一中译注)的基督教会口,至今未向我提供任何特殊的信息。告解神工、领圣体和某些儿童的洗礼,这就是普通的生活方式。但在一个地点,却有一次小收获,撒在地下的几粒种子可以在未来结出硕果。三年前,我为跟随我的教经先生举行洗礼。他利用这段时间而争取到其家庭的九人人教,而且都充满虔诚。在距那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另一个五口之家,也在我途经那里时受洗。尽管有这些微小的成就,我却更乐意作一次不太全面的征服。我讲到了一个十四口之家,其中仅有七人被接受神圣洗礼。一家之长其母亲、妻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他们共属四代,在两年前首先获得了这种圣宠。其长子和四子后来也都仿效他们的榜样。我毫不怀疑,该家庭剩余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三个儿媳,也会在我下次巡视时,给我一种看到一个完整基督教家庭的安慰。我希望,该家庭的榜样会产生令人欣慰的结果。该家长在乡里有某种威望,是一个享有正直和清廉之美名的人。当他入教之后,便向我交出三尊铜铸偶像,重达四十斤,我令人把它们熔化了。其母当时已八十岁了,现在才死亡,在向其子的恳求屈服之前,曾作过长期抗争。她声称:使她感到生气的是,她失去了为崇拜其偶像而戒斋才获得的三十年之功德,她曾经随意地念诵四字经文“阿弥陀佛”。您知道,佛的信徒们作为巨大的回报,而执著于这一切。她接受洗礼之后,有人告诉我说她始终在念:“耶稣,可怜我吧!马利亚,为我祈祷吧!

现在我正处于自己的奔走和叙述之未了。我将以对我举行洗礼的估量而使您对这一切都略有所知。我经过计算而发现,自1744年同月1日,共有368人领洗,其中170人为成年人。如果您还希望从中加入我的基督徒们授洗领洗的垂死异教徒中的成年人与儿童(他们共达42人),那么其总数将是410人。我共计算到在陆地上和在水上方圆近200法里地域生活的基督徒共有3000多名。我比其他任何传教士都会更多地遇到船民基督徒,其总数不会超过800人。

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您可以要求我汇报的今年的全部工作。您很喜欢较长书简,您也希望获得更多细节,我不知道您是否对此感到满意。至于我本人,如果我能在某些时候向您与那些如同您一样而牢记我主的人通报,那么我将会这样做,您也应该向这些人通报我的书简。我并非是圣者沙勿略,无法向您写道,我由于举行洗礼太多而过分疲乏,由于太多地诵读信条而使嗓子几乎失音。但我向您指出的少许内容,也不失会鼓舞您为任何具有完美天赋的人祝福,恳求他(我是指以其新慈悲)看一下这个辽阔的帝国、这个处于死亡阴影下的如此美好而又人数众多的民族。我的全部精力出于耶稣的圣心,它是圣宠、光明和慈悲的宝库。因此,把我们的羊群寄托给祂吧!

不要忘记耶稣。因为尽管我知道天主的思想不会依附于任何东西,祂呼唤需要祂的所有人,我还是从布道人那当之无愧的楷模一一伟大的沙勿略那里获知,在成功之中应该有所担心,更多的害怕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阻止天主的事业及其慈善业的发展,防止我们因自己自从行使圣命以来所取得的少许成绩而沾沾白喜。当我们发展到能利用我们接受的全部才能产生成功,直到完成了为我们所规定的一切时,便可以根据宗教真谛本身而得出结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您对于我们传教区(您始终为其成员)的热忱、您对于我的慈爱、您的善心、所有这一切使我坚信,您给予了我向您要求的恩惠。

顺致崇高的敬礼,与您共作神圣弥撒!

 

93   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神父致同会尊敬的某神父的信

(1746年1 1月2日于北京)

非常亲爱和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最近给我寄来了一封很简短的信,您于其中指出,您是委托尊敬的傅安德(法国传教士,1746年8月与尚若翰同抵痪门,因教难发生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一一中译注)神父转来的。这是我近两年来收到的您仅有的消息。但您却指出,您曾以长信通报了自我离开欧洲之后所发生的情况。这封信应该是丢失了。您无法想像,我对这种损失该是多么动情啊!我经常重复说,在从欧洲传给我的所有消息中,最能触动我的则是您向我指出的那些。但我将致信傅安德神父,请求他向我弥补这一损失,向我通报与您那可爱家庭有关的某些事。我珍惜地牢记着那些曾向我许诺每月都有一次特殊通信的人,那些我也向他们承诺作一次弥撒的人之姓名。我请求您催促他们恪守诺言;如果您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增加这些人的数目。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祈祷,这是由于我们的处境造成的.

我们刚刚经历了至今在中国所发生的最恐惧的一次教案。在本年的8月间,我们于《邸报》中读到,有两名传教士在福建被捕,某些

官吏由于未能为根除基督教竭尽全力,便被革职。时隔不久,通过某些在衙门任官的基督徒,我们得到了皇帝下达所有省份的一道敕令的抄件,要求秘密严缉在那里的西洋人,并将他们驱逐到澳门,而且还让他们乘自那里返欧的第一批船离开;同时也严密缉拿那些传播基督教的人、查清首要并严惩不贷,从而迫使所有人都放弃信仰耶稣基督。我们当时曾认为,魔鬼的暴力不会仅限于此,这场风波似乎即将直接扑向我们,人们甚至正趋向将我们从北京驱逐出去。

该省的总督,过去在另一个部门与基督教打交道时,就曾经遭到过失败,他曾决心摧毁基督教,并且由此而变得更加积极地反对我们。这一次,他手捧刚从皇帝处强行勒索而来的万能圣旨,便下令缉捕我们葡萄牙耶稣会士传教区中的一名神父。因为他获悉此人曾散发经书、念珠、圣牌、十字架和圣像,也曾鼓动民众接受耶稣基督宗教的归化。他可能会将同一罪名强加于所有人,我们将以接受这种罪名为荣,但天主只允许他加害惟一的一个人。

巡抚将这些命令授权予该城的知府。知府不会不知道,巡抚的盛怒和疯狂的背后向他掩饰的,也正是这些命令超越了他们的二人的权限,因为我们直接依附于大皇帝。他于是便上书皇帝,皇帝只命令他缉捕罪魁祸首,却又不要求过分严厉。被告出庭了,他受到了审问。有人将其供词呈奏皇帝,皇帝赦免了他。但皇帝却对我们采取了一种令人极其痛苦的方式,就如同是皇帝定了该神父的罪并使之成为耶稣基督的一名受害者一样。既然皇帝赦免了该神父,那就如同他捍卫了我们所有人一般,至今尚未禁止散发经书、圣像、十字架以及我圣教的其他标志性物品。

我尊敬的神父,您可以判断一下,当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凄惨痛苦和什么样的惶惶不安啊!它们又该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不利的后果啊!皇帝对待我们的这种行为似乎是一种悲惨的征兆。皇帝也警觉到了这一点,他令人将我们召去,并传旨说,他绝非是在降罪于我们,他为保护我们而指定了其一品大员(总督)和该城的知府。我们仅仅于后来才得以知道,我们应期待这两位保护人的结果是什么。

无论皇帝对于我们的这种行为所具有的什么样的表象,它也远不能还我们一种我们从未得到的安静,只要我圣教不能享受这种安宁,便会永远如此。时隔不久,我们又从各省收到了一些严厉对待我圣教的消息。到处都出现了基督徒们的呻吟,他们被抓捕、审问,人们甚至企图通过各种酷刑而迫使他们弃绝耶稣基督。传教士们到处都被严加搜捕。但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丝毫未收到有人被捕和在押的消息。由于天主的保佑,他们大部分都及时获得了警报,多人是通过在衙门工作的基督徒们而获知的,甚至还有些人是收到了非信徒们的报信。可能是天主尚不愿意使中国失去福音拯救,才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找到了隐蔽之处,以使他们以后仍能负责保护和扩大其可爱的羔羊群。我们不知道事态是怎样在湖广发展的,那里有我们的杨若望神父和其他法国神父。他向我指出,曾写信告知您有关王若望(法国修士,随蒋友仁来华,从杨若望习神学,因病死于湖广。见费赖之书三七九传。一一中译注)神父死亡一事,这很可能是由于此人未曾预料到的教案,他不可能在澳门收到其书简。我将特别就这名可爱而又年轻的教友致信于您。

我为了安慰您而忘记说了,我们昨天获悉,一名勇敢的基督徒刚刚遭受了死亡之苦,或者更应该说是他拒绝泄露一名传教士的藏身地。他们就此问题而审问了数名传教士。所有人都勇敢地经受住了考验,其中之一有幸死于酷刑之下了。

在北京城,人们更会感觉到了教案的迫害。皇帝自某些时间以来就出巡去了,谁知道在他回銮时,是否还会燃起教案之烈火呢?甚至在康熙临朝期间,基督教也时断时续地兴旺发达和承受压抑,他也从未允许鞑靼人信仰基督教。但是,我们于此却有大批鞑靼王公家族,其中大部分均为基督徒,他们也确实很虔诚。但当所有人都在抵抗时,有人便会毫不迟延地掀起追捕浪潮;又会有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呢?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在这里始终都是传教士,便没有任何人不符合先知的观点:“惟有西方,尚有希望”。相反,事态越是绝望,我们越应该相信天主。祂正是在此时才表现出了其无所不能的力量,并使人看到祂手中掌握着国王的心。

我同情傅安德和尚若翰(传说于1761年因病死于澳门,尚神父于1752年进入江西,1756年殁于江西。一一中译注)神父,他们二者均已到达澳门。他们很可能是后来被迫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使他们的虔诚心得以缓解,从而促使他们进入中国各省,以在那里领报耶稣基督。这次休整成了特别艰巨和特别值得称赞的一次苦难磨炼,而一名传教士似乎是很难领会到这一切的。

您可能通过印度的船舶而收到了被扣留的我们中国船只运去的信。您可能从中发现了我致您的大批书简。对于今年来说,我不知道应给您那些可怜的孩子中的哪个人写信,我也不知道您还拥有的人是谁,您可能还有很少我认得的人了。我请求您把与他们有关的一切情况都写信告诉我,鼓励我认识的那些故旧致书于我。即使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也真诚地乐意接受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这是以虔诚心而促使他们与我们可爱的传教区联系起来的手段。我为您寄去了我对圣一埃蒂安纳的修女们的答复,她们曾使我受益匪浅地致信,我同时给您寄去了对她们向我们传教区所作的施舍而表示的谢意。她们的守护天神(保护人)激励她们产生了这些善意,尽管您可能已经好意地表达这种谢意。但我仍请求您一并向她们确认我们最真挚的谢意。圣一埃蒂安纳的修女们是否已经忘记了我呢?至于我个人,我不会忘记她们与天主在一起。我请求您向她们表达我最卑微的敬意。

我不再于与教案有关的问题上大肆铺垫了。这是由于害怕重复。

我坚信让赵圣修(法国传教士,1737年来华,在湖广传教。1748年调到北京,任法国驻所道长。一一中译注)神父作此叙述会更合适一些,他向吴君神父寄去了有关的全部细节,您也是吴君神父的朋友。因此,您可以给他写信,以获知所有这一切信息。至于赵圣修神父,

您可能已经忘记他了,但他完全会谅解您的。如果事态更好一些的

话,那么他会给您写信,而且还会在他的一名亲属问题上而向您致

谢,此人有幸正投靠在您的住院内。

我为戴百利神父作了多次弥撒。但这是为了感谢天主使他如愿以偿地得到的全部圣宠,我个人召请他是为了让他成为我在天主面前的强大保护人。

我们于今年丧失了尊敬的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神父,同时还有另外两名葡萄牙神父。我们最近又获悉了赫苍璧神父逝世了。

我于此在仅仅相隔十天的时间内,便发生了两次地震,其中一次相当骤烈。但我只曾风闻有一个家庭被砸坏了。非常亲爱和尊敬的神父,我特别幸荣地与您的神圣祈祷和圣祭共在。

 

94   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神父致同会尊敬的某神父的第二封信

(1746年1 1月2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由于杨若望神父收到了我们敬爱的王若望神父死亡的消息,他可能还未曾写信告诉您,这是因为本次教案的原因。我不能逃避讲述您完全有理由感兴趣的一件事情之职守。他正是从您那里,从您的住院和在您那些可爱的学生中间,汲取了神圣的教育,从而在他身上产生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至今仍享有的荣耀。这是为了满足既是的,又是我的思恋。我才坚信应使您知道与这位可敬的教友有关的一切。

您如同我一样,都亲眼目睹了与他在领年金者中度过的这两年中发生的情况有关的一切。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哲学和进修法语。天主赋予他的学习科学的天赋以及其对于学习的勤勉,再加上他那坚定的虔诚,使他从天主那里获得了在这两大目的领域中均有成功的圣宠。他的数位同学在您的允许下,在为修会指定的时间之前起床,以便能安静地并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忙于祈祷,使他勇敢地试图获得同样的虔诚。于是他便开始领略在作静默时从天主处获得的安慰。他于其中学会了为战胜自我而工作。他同时也认识到,他那活泼而又敏捷的气质,需要他只能期待从天主那里才能获得的斗志与力量。经常领圣体和对于童贞圣母的温柔虔诚,成了他用于获得这一切的最有效手段。他至少是每八天一次,甚至往往是每周两次,以向耶稣基督的圣体静默。当他使用这样的办法时,每天都报告他战胜自我的新胜利。他的教友们都是其进步的见证人,均推举他为楷模。他那欢乐而又活泼的风度,使所有人都能高兴地聆听他善于结合其谈话中的那些有关慈善的观点。他具有设法让众人喜欢他的天才,并由此而成功地让人模仿他。

所以,现在是选择一种职业谋生的时候了。这种选择不会不获得成功,因为他使用的手段是获得天主让他了解了祂对他的意图。在一件如此重要的事件中,他非常恳切地请求圣母成为其保护主,加倍地修持其虔诚,最后承认了天主召唤他参加耶稣会。一旦明白了天主的意图,他就只想实施这些意图了;他从我们的会长神父那里获得了他所要求并迫切地让人请求的圣宠。他被派往波希米亚教省去了。一旦当他准备出发时;天意却对他有了其他意图,使他被家务事所阻。在此期间,他得知我已获得赴中国传教区的圣宠,于是他过去曾对传教区有过奉献的全部炽热热情,又重新点燃了。他敦促我获得由他陪同我的许可。我徒劳地向他表述他太年轻,最好是在欧洲完成其初修及其神学学业,以便能够为给耶稣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后工作。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耗尽他的热忱使他不容有任何耽搁。他回答我说,他至少懂得为耶稣基督而泼洒其鲜血。

我只会把这位可爱的学生身上的这些勇敢精神视为一堆最好是能维持下来的烈火,但现在还不是让它燃烧的时间,这是由于我尚丝

毫不了解天主的意图。当在巴黎等待登船出发期间,我收到了一封接一封的信,那位新入教的圣人以此而加紧其请求。我觉得他的要求没有任何可能会获得的恩泽。但一种偶然性,或者更应该说是天主的天意,却使我在几位神父面前读到了他的那些信。他们一致认为天主从这个青年圣人身上看到的行径有某种超乎寻常的因素,我应该毫不动摇地就此而致信我们尊敬的总会长神父。我服从了那些向我提出建议的智者们的眼光与决定,同时又从尊敬的巴黎省会长那里获许让这名新信徒进入初修院,在总会长神父不同意我的要求的情况下,让他在那里附属于教省。

我致信新信徒,将大家已同意他进入巴黎初修院的许可通知了他,却又未指出我为他而向我们的总会长神父提出了要求。他刚刚接到了这条令人高兴的消息,尚未等到一直阻止他到达此地的家务事彻底结束,便迅速出发,以赶赴他非常向往的退省地点。当那位虔诚的初修士在那里通过各种德(四枢德和三超德)的修持时,总会长的信传来了。总会长允许我把他一道带往中国。两个月过去了,初修士尚不知道天主已使其如愿以偿。在指定出发日的前夕,有人向他宣布了这一喜讯,这是他始终向往的一种幸福,但他尚不敢胸怀这样的希望。他于是便沉人了最纯洁的欢乐中,也是为天主对他之美意而表现出的最强烈的感激之情中。他请求亲爱的教友们与他一并向天主的慈悲谢恩。他向大家作了最后告别,双眼泪汪汪地请求他原谅他曾犯的错误,并保持不能随他而去的强烈遗憾。

我感到了可爱的初修士在离开初修院时,对于当时任初修院院长的库埃神父个人来说,该是多大损失啊!他失去了一个在神修方面的聪慧,比在道德方面受推荐更大的人物,此人完全值得被出来作太子妃夫人的听告解神工的神父。他也失去了一种虔诚青年的表率,始终不停地急于与天主交谈,并忙于去履行那些虔诚的格言,它们于后来应该是充作其灵魂的指导。非常幸运,我具有必须与尊敬的杨若望神父共同旅行的有利条件,他的表率作用和教诲可以弥补初修士在其他地方发现不了的东西,并且还会维持其虔诚的感情。事实上,一旦我们登上了船,那名可爱的初学修士便强烈地感受到晕船的侵扰,这主要是令人难受而不是危险。但他在整个远涉重洋期间,始终都受到了晕船病反复发作的折磨,这大大增加了其功德。尽管有这种不便,他却始终泰然处之,始终都很有耐心,只是略有痛苦地感到不适,人们都非常热心地设法解除其痛苦,取消不会对

我们的初学修士们负责的任何修持。由于我害怕“囚室”(在一艘船上,人们正是这样称呼“弹药舱”的,它一般都是传教士和其他乘客们的收容地)中的污秽空气,它会有害于他的健康,所以我便为他指定了一个相对空气流通地方,觉得这样会使他不太危险。但我却必须一再坚持,我最后却被迫让步了,同意他仍留在弹药舱,至少为完成其祈祷和退省必须在那里,这个令人恐惧的住处,即那昏暗和寂静,为他获得了单独与天主交谈的便利条件,并使他品尝到了官吏们于其最方便的房间中也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除了为我们的初学修士们指定为使他们学习而需要的休息时间之外,他都非常善于默思、忙碌和安排时间,以至于他找到了不带任何感情地保持安静、保持与天主的这种密切结合的方法。他每天都有特定的时间向船上的大部分青年传授宗教教义。他就这样行使了所向往的神圣职务。到达澳门后,他似乎开始具有一种能使其长期服役的健康状态。但澳门的污浊空气以及他毫不习惯的饮食,使他逐渐地落入了一种萎靡之中,从而促使我们传教区的会长赫苍璧神父在他发愿之后,便派遣他到湖广定居,并于杨德望神父的指导下从事神学修持。我无论是对他的第二次旅行,还是对天主从我们中夺走了他,都不知道任何详细情节。下面就是杨德望神父1746年3月6日从湖广省沙市发出的一封信中,写给我的内容:

“为我申冤吧,我差一点死亡;作为悲痛之极点,我刚刚使王若望神父闭上了双眼,他于2月24 13死亡。我多么遗憾无法向您详细介绍伴随其死亡时那颇为感人的局面。由于我现在无法这样做,所以我只需告诉您说,他死得如同圣人一般。我在以后要搜集其,临终时的具体情节,他曾请求我向您永别,并且对您的善意表示致谢,要求您原谅他的错误……”但您可以由此而很好地判断,这位虔诚的宗教徒所过的神圣生活,实际上这是他于天堂享受到幸福的可靠预兆。但我请求以您的祈祷来帮助他。我还请求您的那些可敬的修会成员(他与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祈祷和友情方面的紧密团结),给予他祈祷和效劳,就如同他们对于其每个教友所做的那样。我荣幸地在您的圣祭中与您共在。

 

95   尚若翰神父就中华帝国1746年爆发的全面教案而自澳门致圣——夏欣特夫人的记述

众所周知,在康熙皇帝的两位继承者中,再未出现这位大皇帝对于基督教所产生的那种同样的尊重。雍正刚刚登上宝座,就希望让分散在各省的所有传教士们都先撤到北京或广州,然后再撤到澳门。他立即下令拆毁传教士们的所有教堂,或者是将教堂转作他用。

今天当朝的乾隆皇帝将其严厉程度发展得更远。他下令仔细地搜捕所有那些于其父皇或在他统治下重返中国内地、在那里秘密而又颇有成效地工作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志在培育原有的基督教会并建立新的基督会口。乾隆甚至还不满足于将《福音书》的传播者从中华帝国驱逐出去,而且还将其中的五人连同一名教经先生一并判处死刑。这几乎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事端。他以一种公开判决而为我圣教制造了许多殉教者。

这次教案起源于福建省。人们应视之为这项教案的主要始作者,是该省的巡抚。这是一个对基督教怀有成见甚至是怒不可遏的人物。他从上任一开始,便不停地进行秘密搜查,以便揭露出在其省范围内,是否有基督徒和基督教法的传播者。无论其追捕当时比先前几次多么缓和,也无论拥有基督徒的城市之知府是否能有将爱好和平、最驯服和最准时纳税的部分居民置于受虐待的地位,我们可以肯定的则是,只有等到其任期结束,才会明白他要做的事情。

在1746年6月间,一个叫董继祖的人上表参奏福安市及附近村庄中的基督教会口,他向那里派去了一名范氏武官。当地的官吏们本身不大倾向于采取辟基督教的行动,但这名武官却一直向他们坚决要求,而且他本人也采取了许多行动,以至于他发现了与该基督教会有关的一切线索。他们让这位军官的师爷招供了,供出了某些基督徒,他们曾非常信任地把他们的一切宗教行动告诉了他,以期望他能接受基督教归化。他们还从另一位非信徒那里得到了口供。此人的婶母是优秀的基督徒,她怀着同样的希望,曾询问过这一切,甚至未向他掩饰传教士们的日常住处。后来,他们起草了口供,并通过福安城的知府而寄给了巡抚,而那位范氏官吏又前去向他亲口汇报。

起诉归结为七项要点:

1.天主教是由欧洲人布道,而欧洲人只能是在对抗皇帝钦命的

情况下才能够这样做,并定居在中华帝国中;2。他们鼓动民众参加该宗教,而又送给信仰这种宗教的人各自两个苏,以期望获得天堂且畏惧地狱;3.人们在基督徒中选择那些最执著于宗教及其全部修持者,以使他们有资格成为各自率领五十多名基督徒的教经先生;4.基督徒们既不祭祖又不尊孔,但他们却对一个被称为耶稣的外国人百般敬拜;5.传教士们在基督徒中确立了每年两次前来向他们秘密承认自己的全部罪孽的惯例;6.基督徒少女和少妇们佯装从不穿丝绸服

装,从不以鲜花和宝石装饰头部,在少女中有人永远放弃了结婚;7.如果在某些基督徒中的家中,有夹墙和适宜藏匿欧洲人隐身之地,这些人在由男女基督徒们专门建造的大厅中集会,送给他们一块面包吃、一点酒喝并为他们敷油。

以上实际上就是上呈巡抚的诉状,它们用于我们后来频繁出现的那些审问的基础,这些审讯是为了得到一项判决内容.人们还利用了对巫术的指控,这种巫术曾在中国被多次用来反对宗教的布道人。

巡抚很可能未曾及早收到这份供状,他又派范氏军官赴福安。此人将其兵勇分成三队,并对他们秘密地下达命令,命令他们向已经向他告发欧洲人隐身的地方出发。前两队被派往该城的两个区,共抓获十一名女基督徒,其中有一名已婚、两名是寡妇、八名是已发愿永久保持童贞的少女,从而形成了一个教团。他们还逮捕了五名基督徒,如果我们把一名已经背教的姘居者也称为基督徒的话。第三队被派往一个叫做穆洋的村庄,在路途中便抓获了两名基督徒,他们本来是为了向藏匿在该村庄中的五名传教士报告军队的这些动向的。这些传教士们全都属于圣·多明我会,原籍西班牙国,这就是莫里西卡夫特尔主教、白多禄、以及华若亚敬、费若望、施方济各、德方济各诸神父。

兵勇们于夜间11时到达村口,抓住了一名老翁,并命令他将他们带到基督徒们的府上。他们将这些基督徒们审视一番之后,又逮捕了三名男基督徒和一名女基督徒,这些人都居住在主教先生住宅的附近。吵闹声惊醒了这名高级神职人员,警示他到其他地方去避难。兵勇们进人了其房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欧文书籍及其教堂的装饰物,但是,由于他们主要是想抓获主教本人,以及他们迁怒的其他传教士,所以范氏军官亲自赶往村庄,令人当场审问他们刚刚抓住的女基督徒。他审问她是否还保持着童贞,她回答说自己至今仍保持着童贞。他又补充说:“谁迫使您这样做呢?”她回答说:“我保持童贞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任何人强迫我这样做。”军官又问她:“您知道欧洲人在哪里吗?”她回答说:“我不知道。”军官于是便命令再次用力地将木棒夹于那名女基督徒手指之间,用巨力将它们拉紧,以施酷刑。这正是当地人对女子所施加的最严厉的酷刑。这名年仅十八岁的勇敢的童贞女叫马利亚,她对于为了教会受苦而感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欢乐,以至于使她喜形于色,并敢于触怒那个范氏军官。他对她大发脾气并以一种威胁性的口吻对她说:“您知道吗?我很乐意让人将您拷打致死。”马利亚回答说:“这是我的头颅,您可以自作主张地把它砍下来,这将是我最高的荣幸。”一名基督徒后来也遭到了拷打,却忍受了痛苦而未告发传教士们的藏身处。但天主却使其中的一名传教士被包围其藏身地的兵勇们抓获,这就是费若望神父。这名传教士通过后门外出,有人扑向了他并对他大加谩骂且拳脚相加。基督徒们闻风成群而至,企图把他解救出来。但那名传教士却禁止他们使用暴力,尽管他遭到了使其不堪忍受的残酷审问,以迫使他招供主教先生在哪里,他顽强地坚持拒绝公开承认。当晨曦开始出现时,有人下令将被认出是属于主教的一切东西都带到福安。他们也下令抬走费若望神父,由于严刑拷打而使他无力行走了。他们同时还将六名基督徒押往那里,其后又将他们投入该城的监狱中;八名女基督徒也被拘押在同一间房子中。至于费若望神父,知府把他藏在了自己家中,甚至希望由自己的仆人服侍他。

次日,这同一位知府和范氏军官传男女基督徒出庭受审。数人拒绝招供主教先生和传教士们的隐身处。此后轮到那位姘居的基督徒被审问时,他回答说他们始终居住在被囚禁者之一的苗寡妇家。毋需更多,这就足可以使衙门由此而下令残酷地拷打那个寡妇及另外九名基督徒。但他们的坚强毅力却使他们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最粗暴的审问也无法从他们口中获得任何机密。最后,第十一名女犯人被为她准备的刑具桎梏吓坏了,于是招认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并且还补充说有人是通过纠缠不休和强迫才使她成为女基督徒的。那个军官绝不会使这种不忠诚的行为不受犒赏,从一匹丝绸上剪下几片布便是其奖赏,然后令人用轿子抬她回家。这场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过堂的剩余时间,都被用于拷打。范氏军官于此间表现得如此残暴,以至于当时在场的异教徒与知府本人也无法抑制自己泪流满面,两名审判官都不讲话了。该城的知府对军官说,他以野蛮人的行为拷打无辜者。那名军官因巡抚的保护而傲慢,竟敢于指责知府。尽管知府的级别要比他高,但此人在行使其权力所属的职责时,却很软弱。

夜间,缉捕又开始了。他们开始审问六名女基督徒,她们都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不肯暴露任何秘密。但一名女仆被刑罚的拷打吓坏了,向兵勇们许诺将向他们交出两名欧洲人。她然后将他们带到两名传教士在地板间藏身的地方。这就是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神父。一旦这些神父们被发现,他们就必将为天主作出牺牲了。但他们也并不希望忽略采取保护处于绝境中的传教区人员的手段,因为本传教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送上了金钱,兵勇们开始时接受了,却不敢留下来,转交给了范氏军官。对于那名军官来说,抓获两名传教士则是一种野蛮的欢乐。他追问两名传教士,主教到底在哪里,传教士们对此回答说,他们一无所知。因此,军官打了德方济各神父几个耳光,对施方济各神父动大刑拷问。下面就是打这些耳光的残酷方式:受害者双膝跪地,一名官吏置身于其背后,一只膝盖着地,军官又通过头发而抓住了他的头颅,然后再将头转向保持站立的另一只膝盖,从而使受害者的双颊之一呈平行状。官吏的另一名衙役手执一种酷似鞋底的刑具,系用四根皮条缝在一起,轮圆双臂而在此人面颊上抽打,打耳光的次数要根据那名官吏下达的命令而定。仅仅抽打一下便足可以使人失去知觉,正如许多曾经遭受过这种殴打的人所证明的那样。受刑人的牙齿也经常因此而被打碎在口中,头颅肿得令人惨不忍睹。如果要打耳光的数目很大,那就在两颊间分配。范氏军官狂怒到了极点,他驱使其衙役们这样做,鼓动他们不要饶恕任何人,他甚至由此而使异教徒们也产生了同样的威慑。两名具有一定威望的非信徒被拳脚暴打一通,因为有人曾企图强迫他们揭发他们一无所知的欧洲人,官吏们把他们作为囚犯而逮捕,又过了数日之后才释放他们。

然而,曾为主教先生提供了一个新避难所的那位基督徒,惴惴不安地看到了为挖出传教士们而做的一切辛劳。他对自己长期使主教保持隐避感到了失望,于是便向主教陈述,主教使他本人及其全家遭到了危险。他于是便请教主教考虑,基督徒们由于他的缘故,该要承担多大的苦难啊!特别是此人的一个邻居高安布鲁瓦斯已经四次遭拷打,失去了家资财产以及他本人与家庭的人身自由。主教回答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作为传教士而做的一切,难道我们不是为了你们或我们的利益吗?如果我们造成了一种使你们忍受所遭到的无辜苦难的局面,难道我们不是已准备好与你们分担忧患吗?但您将会得到满足。”主教讲了这样一番话后,便从这幢房子中走了出来,前去藏身于一片不太遥远的园林中,他在那里过夜,仅以其扇子(我们知道中国的每个人都携带一把扇子)掩面。始终处于戒备中的兵勇们不失时机地前来搜捕他。虽然他们两次从其身边经过,却未能发现他。翌日,人们又有以各种祈祷和恳求,重新要求主教先生返回他刚离一夜的那个藏身处。但房主却断然拒绝他进入。那名勇敢的主教打定了不再藏身的主意,自己去到村庄中间抛头露面,并且很快便于6月30日被捕和镣铐加身。华若亚敬神父获悉,主教是以他为榜样而自行投案的。

经过这场事件之后,法官们便毫不迟疑地着手全面审讯了。他们传所有囚犯出庭,首先审讯一名叫做德肋撒的女基督  徒。有人问她:“谁劝您保持童贞?”她回答说:“是我自己劝我保 童贞。”有人接着又审问她:“你们伺候欧罗巴人并供他们寻欢作乐者,共有几人?”德肋撤回答说:“你们对他们行为的无耻想法已使人清楚地看到,你们对他们丝毫不了解。你们应该知道,我非常厌恶地听到了你们强加给我的有辱名誉的行为。”一旦当她作出这种答复范氏军官便下令拷打德肋撒。他们后来又审问其同伴,她们所有人都回答说,没有任何人阻止她们选择婚姻状况,但她们更偏爱贞节婚姻,正是受德肋撒的启发,她们才作出了这种道德行为。德肋撒接着说:“是啊!是我提出了这种建议。如果这其中有什么罪行的话,我应该独自为此而受苦,恢复她们所有人的自由吧。”

知府于是便转向传教士们,询问费若望神父为什么来华。神父回答说:“这是为了宣讲基督教。”他就此问题而解释了天主的十诫。范氏军官就囚犯问题而向他提出了许多羞于出口的问题。神父告诉

他说,此类只能由撒旦的使者提出的问题不值得予以答复。军官接着又转向主教先生讲话,询问他从什么时候起来华。主教回答说,他是在康熙皇帝执政年间来华的,以在中国传播神圣教法和惟一真宗。他然后又口若悬河地解释了基督教的基本点,以至于他感化并软化了在座的人;他非常虔诚且情绪激烈,最终却口干舌燥了。华若亚敬神父在轮到受审时,也声称他人华已有三十年了,在该帝国传播同一种宗教。他们对于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神父,却未提出过任何问题。

7月10日,全部传教士、五名基督徒和勇敢的德肋撒均从福安出发,被押解到省府福州府。福州距福安有27法里的距离。他们都被镣铐加身,双手绑得紧紧的,并以这种状态被押解到囚车上,其身后有大批羡慕他们命运的基督徒们尾随,他们都鼓励这些人要珍视圣教的荣耀。其他基督徒也都从四面八方闻风而至,以在他们经过的途中向他们奉献清凉饮料。那些非信徒们也从各个方向出发,成群结队地赶来,他们是受这种场面的新鲜性吸引而来的。有的人使耶稣基督的听告解圣人备受谩骂,其他人则称他们是巫师、寡廉鲜耻者、邪恶之徒、鬼子,还送给他们由其恶意而联想到的其他名称。其他的几个人表现得很慈悲,修改了前者的言语。他们声称,只要看到这些欧洲人,就足以辨认出他们的无辜,他们都是因人们强加给他们的罪行而成为罪人的,罪犯不可能有他们那种尊严的外表。

当他们到达省府时,巡抚很不耐烦来仔细地研究他们的案情,当场便下令于晚上6—7点钟时传他们出庭,并且一直在那里将他们拘留到子夜,基本上是重复已在福安审问过他们的同样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每个人均作审讯记录,他审问主教先生是根据谁的命令入华的,他是否以金钱鼓动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主教回答说,教皇为传播基督教而派遣他人华。他又补充说:“有关用金钱鼓动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问题,我从未曾这样做过。从欧洲每年都寄来维持我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我再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了。我对那些希望听我的话和受归化成为基督徒的人之施教方式,是向他们指出我宣讲的宗教之优越性。我只是简单而不耍手腕地这样做,我不欺骗任何人,只为那些心甘情愿的人施洗。这甚至尚需要他们反复诚恳请求,此乃了解我圣教者必不可少的做法。中国坚持排斥这种宗教,那是由于它不了解这种宗教。但中国是徒劳无益地抵抗,它总有一天必然会接受它。那些遵照该圣教教法而生活的人,于他们死后将会享受一种永福;那些可能会顽固地拒绝服从教法的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堕入火与苦的深渊中,便不会再有那种对正义的补偿结果了。此外,世界上的尊贵级别和最高的官衔都无法使任何人避免这种地狱。大人,您本人以您的权力和地位的荣耀,才使您高升得远远超过了其他大部分人。您需要为所有的人都受到威胁的极端灾难感到担心,但您只能在感谢宗教真谛和追随圣教时,才可以避免灾难。”这种无愧于一名使徒的虔诚的宣讲,必然会毫不迟延地赢得了巡抚惨无人道地打神圣主教的二十五个耳光。继此之后,他便命令将三批耶稣基督的听告解神工的神父们,分散关押在该城的不同监狱中。这一切仅在夜里剩余的时间内,被艰难地执行了。

两天之后,又有另外九名男基督徒和五名女基督徒到达福安。7月30日,所有的基督徒都被镣铐加身地押解出庭,法庭由多名官吏组成,这都是各县的知县。县是一座三级城市;或者是一座大城市的组成部分,相当于一座三等城市。他们审问囚犯们,为什么执著于基

督教,囚犯一致地回答说,他们已接受基督教的归化,他们仍将追随基督教,因为他们承认它为真宗。仅有一个人宣布说,他将弃绝基督

教;并且抗议说,直到当时为止,他仅仅是为了服从其父母的命令才

成为基督徒,父母让他加入了基督教并于其中培养他长大成人。这番言论使其中的一位法官深感不快。他尖锐地指责该主教,告诉他说要他放弃其父亲的表率教诲,则是居心不良。

主审官后来在看到基督徒们的双手被拷打得令人惨不忍睹的伤痕,便多次向基督徒们表现出了其慈悲。他们主要是向曾被两次过堂的最年轻的女子讲话。他们询问她:“谁如此残酷地虐待了您?”她回答说:“这是奉范氏军官的命令,我们所有人才遭到了审问。”法官又问她:“您为什么头上不戴任何装饰,诸如鲜花、宝石或珍珠?”她反

驳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虚荣而已。我圣教教会了我们鄙视

这一切实在不值一提。”

那位军官在他下达指令中,曾指控传教士们不知廉耻和使用巫术。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诬词的惟一基础,便是在他们的衣物中发

现了几种药,特别是费若望神父寄存在一名基督徒府上的一箱遗骸。

那名军官首先声称,传教-士屠杀儿童,并从其头颅中汲取了能使女

性同意最无耻性欲的过滤物;其次,他们又指控说,使用西药会影响

其医治效果。就这两项指控受到审问的传教士们都回答说,它们二

者均大错而特错了,尤其第一项指控则更为荒谬。但法官们指出:

“这箱遗骸又是什么呢?如果你们不是用它来施行某种巫术,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呢?”传教士们回答说:“这都是我们的那些具有特殊道德的先贤们的遗骸。他们都是在前朝被一帮盗贼杀害的。我们本希望 能够把它们送回欧洲,送回死者的祖国,也就是我们的国家。但自从搜集到这些遗骸的基督徒将其交到我们手中之后,我们尚未找到方 便的机会。”根据这种证词,主审宫们希望查验盛遗骸的箱子。他们于是便前往城外,骸骨于那里由兵勇保护。与法官们同行的还有一些仵作,其职业在中国是尸检。他们发现这些遗骸已几乎化为尘埃

了。当时在场的范氏军官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一种说明它是幼童

遗骸的标志。仵作们相反却指出,一看到它们,人们就不能认为它们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属于一个至少已逝世一个世纪的死尸。当人们由于尸检而找到一个相当完整得可以测量的椎骨关节时,主审法官们便不知所措了。其高度为中国市尺制的5.5寸,由此便可以推断出,遗骸是一个成人的。事实很明显,由于范氏军官仍坚持认为,这是婴儿的遗骸,所以法官们便对他作出了尖锐的指责,责备他存心不良且愚昧无知。他们补充说:“我们应遵守法律,其中标明了对死尸遗骸的测量。它们规定了我们在这类验证时应采取的程序。否则,我们将会违法,我们将会成为上天对我们的子孙惩罚之罪行的罪人。您按自己的意思去呈报吧!这是您的事。至于我们,我们将完成自己的职责,愿意公平判决。”他们接着又宣布说,现在是起草验证文书和结案的时候了,但每个人都必须于其中画押或钤记,以预防任何冤狱。该军官抗议说,他不做其中的任何事,也不会签署审判记录。但主审官们却强迫他一次一次地做完了这一切,他们将文件上呈给该处的司狱官。司狱官批准了这一切,同时呈上的还有他们的审判程序及判决词,其中宣布说传教士们一律无罪。

至于范氏军官,他要前去向巡抚参奏主审法官们受到了金钱贿赂。他对巡抚说,基督徒们携巨款从福安前来,他们向衙门中广加散财,兵勇、师爷和几乎司狱的所有官吏都收受贿赂。根据这种虽然毫

无证据的参奏,巡抚撤销了所有的审判程序,他征调了其他地方的知府来取代现任者,又从附近城市传来了其他基督徒,特别是由于指认出了传教士们的住址并作为背教者,而收到范氏军官大量犒赏的那名女基督徒。这名女基督徒已对她的背教表现出了后悔,于是便表示要收回前言,控告军官过去曾秘密地劝她这样做,并以各种手段而促使她这样做。巡抚立即囚禁了不久前自福安前来的基督教徒以及留宿他们的店掌柜。他同时还下令逮捕那些每年都为传教士们将年金从广东运往福建的商贾们、自福安前来以救助被囚禁者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已被查证清楚,他们曾给了兵勇们贿赂钱,以使教法信仰者们获得某些减缓。兵卒们被解除了职务,并被判处戴枷两个月。最后,一切都遂了范氏军官的心愿。信徒们甚至是异教徒们都随他一时兴致,而遭到了虐待。他让一部分人披枷戴锁,又判处其他人杖刑,或者是被戴着锁链而返回家中。他命令六名基督徒崇拜一尊偶像,其中的五个人顽强地拒绝这样做,他们又根据范氏军官的命令而各自被打四十棍,第六位却大逆不道地懦弱到惟命是从的程度。

一旦当新的审判宫到任,他们便开始新的审讯。他们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些问题,以期望能找到某种暴动叛乱的、不知廉耻的或巫术魔法的证据。首先是施方济各神父,其后是德肋撒,都遭受了拷打。却无法从他们口中得到能够导致对他们作出有罪判决的任何口供。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传教士们从过堂处回到牢房时,脸庞面颊都因打耳光而肿胀和伤痕累累。德方济各神父皮肤肿起,整个脸部都鲜血淋淋。主教先生一共挨打九十五拳,而且也丝毫未照顾其高龄。

除了打耳光之外,费若望和华若亚敬神父还挨了一通杖笞,施方济各神父被杖笞两次且遭受另外一两次脚刑。然而,巡抚催促司狱吏作出判决,他已开始提醒其故意拖延的期限已到了。这些人对于无法找到一种符合自己心愿的判决备感失望和惭愧,最终决定重新开始诉讼程序。这一次,这些程序导致判处传教士及某些基督徒们流放,其他男女基督徒们被判刑稍轻缓了一些。

这些司狱的法官们的棘手之处,并非是使他们那天生正直的性格与要求他们作出的判决相吻合。他们所有人都决心为讨好巡抚而牺牲

公正,至少是出于对巡抚愤怒情绪的威慑。但他们在判决中还保持

了一种形式,并且还在判决中操纵法律,将判决的严厉性推进到了最

苛刻的刑罚。这就是他们为了对其于1746年1 1月初作出的判决提

供论据而如此行事的,他们是以巡抚的名义这样做的,巡抚希望以下

述方式呈奏皇帝:

福建巡抚周学健的诉讼案

惩罚伯多禄(这是主教先生的汉名)和其他定居在福安县并在那里传播一种倾向于骚乱民心的荒谬教法的人之诉状。

白多禄、华敬志、黄敬贵和费若用全是欧洲人。他们于数年前到达澳门,其目的是前来向中国传播所谓的天主教。该洋教之教宗叫本笃,正是他派遣他们来华,由于他们属于其司法管辖权之下。他每年都向他们送来一定数目的金钱,以他们的津贴名义发放,以使他们能完成其布道人的职务。这笔钱首先寄到了马尼拉,然后再寄到澳门,交到某一位明安玉神父手中,他负责为他们保管。康熙五十五年(1751年),白多禄偷偷潜入福安县。民间高惠仁之父高玉广属于该教,留宿他于自家中。雍正元年(1722年),这位白多禄把一位叫做华敬志的人召到了福安府,此人定居在高惠仁家。  同一年,闽浙满总督(满保)已向皇帝呈奏折,要求从中国所有省份驱逐欧洲人带来的一切,禁止他们传播其宗教。该奏折已获恩准并在所有部院衙门备案。白多禄曾于雍正二年被迫返回广东省。但华敬志却一如既往地保持藏身于高惠仁家中。雍正五年(1726年),白多禄已经返回,并且将费若用秘密地召回福安,后者在秀才陈秀和王无先家中受到了接见。乾隆(当朝皇帝)三年,白多禄也把黄敬贵召到了福安。同一年,高玉广逝世,其子高惠仁继续将上文提到的白多禄留在家中,而黄敬贵则返回了陈崇怀的家中。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一座教堂,并于教堂中宣扬其珍贵的教理、向那些接受其宗教的人之额头涂圣油,并分给他们某些面饼吃、某些葡萄酒喝。他们强迫这些人焚烧其先祖灵牌,抛弃这些灵牌,甚至直到不再承认对于上司或长辈的合法服从为止。这一切都做得如此顽固,以至于死亡本身也无法改变它们。那些欧洲人非常巧妙地成功诱导这些人,直至使之变得失去理智为止。他们让这些人理解,所有那些追随其宗教的人,死后都会升天。在此后的时间内,当这个可见世界毁灭时,信徒们将会全部成功地由此而获得新生。他们在这些教堂中,让男女混居一处,其人数可多达数千名。每个基督徒都取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这是指受洗的教名),然后登录在册。在这些集会期间,要分发金钱,从而吸引了大批民众。那些选择了这种宗教的少女们便永不结婚,自称是发愿童贞女。 伯多禄和其他人每年都经常编写他们鼓动成为基督徒的人员名单,有意地赞扬那些现已去世的平民,如冯正兴)和廖长水以及其他人。他们将该人名表带到澳门,从那里寄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寄给他们在欧洲的教宗。同一批信使们还为他们将来自欧洲的年金送到福安,他们是从其居住在澳门的长上们手中获得这一切的。这些钱用于他们的日常需要与衣食。这个伯多禄和其他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宗教已遭禁。如果他们仍保持其欧式服装,那么就不能相当自由地来回走动,要尽他们最大可能地秘密离开澳门,即在让人剃头以使其头发适应中国方式,再学会官话,以便经过如此化装之后,他们能避开追捕,安全可靠地到达福安,以在那里传播其宗教。文人和平民都变得如此迷恋这些布道人,以至于所有人都惟恐落后地争相邀请他们,竞相在家中接待他们,甚至是争夺为他们秘密建造教堂的荣誉。  由于大部分基督徒都拥有远离街道的住宅,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在那里藏匿这些传教士,一直最后到乾隆十一年四月间,福宁府的宫继祖前来向我报告了所有这些混乱。我可以通过新的信息而查清这些事实真相,于是便向范国清和吕朝汉发出了一道密令,让他们首先前往福安抓捕白多禄和其他罪犯,同时还没收了所有舶来品,如书籍、圣像、装饰物和家具;把他们押解到京师,以在那里不停地受审。这一切都被依令而行了。

我把他们传到了面前,经过对他们做了一番秘密审讯之后,使他们亲口招供了上述所有罪行。因此,我研究了雍正元年由时任浙闽巡抚的满保向皇帝的上表,以要求西洋人那迷信的教法受禁。我同时阅读了刑部根据它奉命对呈文进行研究所作出的判决。然而,这条判决涉及到,如果将来还出现有共同诵经的聚会,或者是做了其他犯法行为,那就要对罪犯进行起诉。朝廷批准了这项判决,并在整个中华帝国公布,人们非常珍惜地将它收藏在公共档案中。

然而,白多禄曾被宫中的一道公开命令驱逐,现在却竟敢将四名欧洲人召到了福建,也就是华敬志及其他人,以在那里作基督教布道。但他本人却是经化装而返回的,以便能够藏身于福安县。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扰乱人心。这件事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所有那些接受了其宗教归化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平民,都再也不想离开他了。人们用来使他们发生变化的某些办法,那些被他们扰乱人心者的数目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人们转到该县的哪个方向,再也看不到除了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了。更有甚者,甚至连衙门中的人和兵勇,也都忠于他们。在这些欧洲人被捕期间,当人们把他们披枷戴镣地押解到京师时,大家发现有数千人前来迎接他们,并以充作他们随行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无限荣幸,许多人都倚在其囚车的车辕上,以眼泪而向他们表达自己陷入了深切的痛苦之中;许多少女和妇女都跪在他们经过的道路上,向他们奉献各种清凉饮料。最后,所有人都希望触摸他们的衣服并发出高声吼叫,以至于附近山区也能感到其回声。一名叫做真秀的秀才竟然厚颜无耻到成为这群人的首领,他为了鼓动他们,竟讲过下面这样一通言论:“你们是为了天主才受苦,死亡本身却不能动摇你们。”其鼓动在这些人的思想中产生了某种作用。尽管在审判时严加拷问,并具有威胁性的恐怖。但所有人都一致回答说:“我们决心勇敢地坚持,我们永远不会改变宗教。”

在这些罪犯中,有人使他们的住宅变成了那些西洋乱党们的隐蔽地。传教士们具有赢得人心的天才,因为他们很久以来便利用了一大批人的轻信,而又未为我们留下任何能使这些人醒悟的希望。此外,他们使所有那些加入其宗教的人都取了一个外国名字。他们每年都编写准确的人名清单,然后再寄到他们各自的国家,以便被纳入到本国居民的案卷中。  由于所有这些特征,所以谁会不承认叛乱思想呢?他藏匿得越深,便越会有害。然而,某些非常奇怪的想法最终浮出了水面,对于肇事者不能采取任何宽容。为了根绝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灾难性后果,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法律判决了伯多禄斩刑,而又未等待正常的行刑时间。对于高惠仁,我们在正常时间内把他处以绞刑。

某些基督徒可能仅仅被判处于脸上刺金印,还有些被判以一定数目的杖笞,一切均依罪叛处。那些希望以金钱赎杖笞的人,也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福建巡抚周学健呈奏朝廷的判决书,他在前面附有上表以及他在中国根除基督教的方案。如果说在整个案件中,他仅仅是根据我神圣教法的个人仇恨而行事的话,那么他应该还提出过许多非常紧迫的劝告,以促使皇帝(无论他多么冷静)将反洋教教案扩大到整个帝国。但是,正如我们有理由相信的那样,皇帝在这方面已成为其中的工具,我们对于他最终使教案全面化也不会感到惊讶了。

无论如何,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判决流传于福建省的背景下,皇帝又向所有总督和各省巡抚密诏,命令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揭露在他们的地区是否有西洋人,或者是否有宣扬一种叫做“天主

教”的宗教的其他人,并且将那些对依例忽略的所有下级官吏都贬

级,以摧毁被称为“邪教”的教派,因此,在十五个省内,一切都动员起来了。

皇帝的敕命则根据总督和巡抚们向其下级的解释,而在不同程度上被忠实地执行了。在许多地方,都有人被囚禁且分别判处拷打或杖笞的刑罚。在其他地方有人抢劫了基督徒们的住宅并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偶像崇拜者们的惶恐在属于宗教的一切问题上都爆发了:圣像、十字架、念珠、蜡烛、教堂装饰物、圣骨盒、圣牌,一切均被大火焚毁,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他们那亵渎宗教的警觉。甚至连论述我圣教和直到现在尚有幸免遭受难的中文书籍,同样也被判作火刑。大部分教堂都被彻底摧毁。当真正的崇拜者看到被暴力夺去了其动人的虔诚,那该是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啊!他们曾竭尽自己的全部能力来掩藏或保护它们,但教难的打击几乎到处都落到了他们自身。

在那些被传到衙门的人中,在所有的基督徒中,有的人表现出了其坚定而又不可动摇的信仰,甚至往往会出现那些最近才受这种宗教归化的人,都以他在动乱中宣扬其恒心而受人崇拜。虔诚心促使其中的某些人自己前去见官,以寻找机会为信仰而受苦。特别是山东的两名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绝未受到过追捕。他们前去寻找官吏,一手执耶稣受难十字架,另一手执一幅圣像。他们对官吏说:“根据这些标识,您是否能看出我们与那些您下令审讯、杖笞和投入牢狱的人,纯属于同一种宗教的信徒呢?我们像他们一样是罪犯,也要求如同所有人一样,应该受同样的惩罚。”我们应该知道,民众对于其官吏们的尊重,或者更应该说是他们对他的畏惧,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才可以完全理解这种行为的全部英雄意识。官吏放任自己,直到亲自从手执带耶稣受难像十字架的信徒手中将它夺走,并且还打

了他几个耳光。

但我们必须承认,远非是所有人都对他们宣扬的圣教表现出了同样的执著和虔诚。我们以一种极大的痛苦获知,在各地有许多人都有失体面地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甚至在某些基督教会口中,大部分人都签署了由当地官吏们起草的背教文书。传教士向我们写道,心灵上的痛苦和双眼中的泪水、他们羔羊群中的大部分人,有时甚至是那些著名基督徒,都背叛了他们的虔诚和热忱,而他们本来对这些人的这一切最为看重。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为摆脱追捕的避难地。那些决心公开表明其信仰的基督徒们,却无法将他们留在自己家中,因为这会使自己要面临丧失一切的明显危险。还有数位传教士对一切都感到了灰心,于是便决定乘船在湖泊与江河上游弋,其他人也面临着赴澳门旅途的前景。在这些传教士中,便有法国耶稣会士卜嘉神父。我发现这名七十岁的老翁向这里走来。天主的天意帮助他完成了近300法里的旅行,天意也使他在夜间到达澳门,以便摆脱中国人的哨所,运载他的一只小船撞上了暗礁。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于黑夜中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他于天亮时派其艄公非常秘密地来找我们,以索求其西服。这名尊敬的传教士在长年间已被累垮了,只想也只要求返回中国内地。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手拿武器地去寻死。

在他到达之后不久,埃克里纳的主教和人华宗座代牧主教一一法国人马蒂亚先生也来了,当教难尚未迫使他走出家门时,其身体状况已经被危险地伤害了,从而再不允许他再于那里居住了。这位称职的主教在全面反洋教事件爆发之前不久,六十便被发现了。他因信仰耶稣基督教法而被传唤到一个法庭并遭到了粗暴拷打。他的遁世行为很快又由韦达蒙先生步其后尘,他发现自己已被其所有基督徒抛弃,这是由他仅在一年期间培养出来的新信徒。他当时即将被中国的衙役们发现。他仅仅是在天主天意的明显行为的保护下才得以逃脱。天主在他本来没有任何希望得到保佑的地点与时间中,为他提供了指导。继他之后,几乎又是同时出现了两名多明我会士,两名均为意大利人,其一为老弗尼,另一人为马巧尼。后者躲藏在曾为法国耶稣会士杨若望神父充作隐身地的场所。但一次出乎预料的事故,却很快就迫使他从那里走出来,接着便到达澳门。

这两名传教士于一天晚上就传教区的处境作了商议,即当他们进入了一条借助于邻居失火之机会,而发出阵阵恐怖喊叫声的大街 的时候,才作出如此协商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所在的房子就必然很快就会受到搜查。他们感到了危险,于是便尽快退避到了一名基督徒的家中,那里距火灾现场稍远一些。他们立即决定随身将圣瓶带走,将他们能带走的小教堂中的一切装饰物也都统统携走。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顺利到达那里,未被任何人看到。但当火灾被扑灭后他们希望返回时,却碰到了一名官吏,他借助火把的光亮而辨认出了他们是西洋人。他下令逮捕杨若望神父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该神父已由于数月的疾病折磨而变得弱不禁风了。这位多明我会神父逃走了,以至于兵勇们永远再也不会抓获他了。经过奔走了数条夕街道之后,由于神父再也听不到追捕他的任何人的声音了,于是便停留下来,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天亮前出城。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以在那里略作一番休息。

这次休息很快就被搅乱了。一群兵勇发现了神父,前来近前仔细审视。他于是便假装入睡了,尽可能多地将其面庞掩饰起来。人们对他进行了搜查,找到了念珠。由于任何人都不能说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便对他作了审讯。但该神父由于害怕其口音使他暴露,仅以身体的扭动来作回答,正如一个正受折磨的病人所做的那样。然而,一名兵勇想像到了,念珠是他属于一个叫做“白莲教”的教派之标志。另一兵勇却回答说:“不!他应该是一名基督徒。我在某些基督徒们身上见过这种类似的饰物。”第三个人说:“他应该是受到了剧烈腹痛的折磨,我们应该把他送到一名居住在附近地区的基督徒家中。”这种看法被接受了。兵卒们对于杨若望神父曾被囚一事,一无所知,竟屈尊地将传教士送到了一名基督徒家中,并对他说:“瞧!这就是贵教中的一名正受病痛折磨的人,请费心减轻他的痛苦吧。”

曾逮捕过杨若望神父的官吏,对他也给予了许多照顾。如果他不知道这是一名传教士,而仅将此人视为一名番夷商人,那么他就仅满足于下令让衙门的一名衙役将此人押解到澳门。为了确认神父已经到达了澳门,他还必须在返回时,带回最接近澳门官吏的回复。非常不幸,该官吏正是香山县知县,再没有比此人更不赞成基督教的人了。他将神父传到了大堂,在让他于数小时饱受小民之诅咒性谩骂.后,又指控他不敬父母、挖去死人的眼珠、溺死幼童以将其头颅作巫术用。某些人揪扯他的头发和胡须,使他受尽了各种凌辱。

那名官吏最后坐到了大堂上,下令准备审讯的刑具,令人用鞭子将他打倒在地,以示公开惩罚罪犯。继此之后,他又使用了大量时间。口吐大量谩骂和亵渎的胡言乱语。这是中国的习惯,即官吏们尽量以嘲笑与指控而使被告头脑发昏。他们甚至命令兵勇们发出阵阵吼叫,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是让兵勇们在被告耳朵边大声狂吼。他们希望以这种方法而赢得权威,那名官吏问:“难道您确实坚信不被识破吗?您是一名来此传播基督教的欧洲人。”杨若望神父回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那名官吏继续说:“您让人崇拜的那个天主到底是什么东西?”神父回答:“这是天地的造物主。”那名官吏又接着说:“啊!不幸的家伙,难道天和地是创造的吗?”衙役们又打了神父十个耳光。经过这次残酷的行刑之后。官吏取来一支毛笔并书写了两个汉文方块字,它们意指“耶稣”的圣名。他然后又将此送给杨若望神父看,询问神父这是什么字。神父回答说,这是神圣三位一体中第二个人的名字,他为拯救我们才成为人。官吏暴跳如雷地吼道:“再打十个耳光。”从而使这位可敬的传教士获得了为耶稣的圣名而直接地以一种独特方式受苦的荣耀。经过其他询问和答复之后那名官吏又令人打神父十个耳光,使其面颊令人毛骨悚然地肿了起来。其面部皮肤在多处突了起来,血液在十五天期间始终在外渗和凝结,正如我对此亲眼目睹的那样。该官吏接着又决定毫不拖延地把神父遣往澳门,并告诉他说,自己将对他免除审问和杖笞。他可能已经理解到,该传教士病情严重,由于遭拷打的野蛮方式,再加上由于250法里旅行而严重恶化的肺痨,当我们于封斋期之际见到杨德望神父时,他已病得很厉害了。然而,由于精心的照顾,我们还使这位尊敬的精修圣人又延长了近两个月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将他们视为受真福品者,住在我们传教区中间的一位保护人,那么他将会以其道德、热忱和顶级天才而使我们深感遗憾。他该以多大的毅力忍受其疾病的折磨啊!可是他又从来不想让人听到他谈论他为使自己痊愈而发的任何愿望。他该是以多大的兴趣让人每天数次阅读耶稣基督受难书,以及其他那些论述准备死亡的著作啊!他该是怀着什么样的强烈信仰完成最后圣事啊!在重复其发愿之后,又完成了其对圣母效力的祝圣仪式,以及他心身完全服从了有关中国礼仪的最新教皇敕命。他该是以什么样的平静和什么样的欢乐,看到了其最后时刻的来临,而这种时刻与对于所有临终祈祷的充分认识相吻合。他感到的惟一痛苦是要思考他对此将会毫无感觉。他对我说:“难道没有幻想吗?我已接近于死亡,并不感到任何害怕了。”他极力以其最圆满的道德行为,以其最纯洁的爱,而每时每刻都完成每种活动。最后,1747年4月19日,清晨5时略早一点的时候,他缓缓地升天了。

我们亲眼看到来到该城的另一位传教士,则是方济各会的阿波米奥神父,意大利国籍。在他于监狱中拖延了十一个月之后,又被带到了这里,并被交给了该城的司库手中,让司库承担对他的职责。

这名虔诚的传教士于1746年复活节的主日,在山西省被捕。兵

勇们以耳光虐待他,抢劫其家具,并粗暴地殴打其仆人,以至于使该

仆人于不多几日内便死亡了。令人囚禁神父的官吏首先夺占了其物

品,后来又在上司面前控告神父组织集会。但当他获悉传教士也想

就其仆人的死亡及对抢劫属于其自己的一切东西而提出上诉时,害

怕失去其官位。该官吏于是立即赶往关押神父的监狱,请求神父原

谅过去发生的一切,将全部错误都一股脑儿地归咎于兵卒,并许诺一

旦当他收到上司的答复后,便将完全恢复神父的自由。他甚至还补

充说,根据他的陈述,这种答复将并不失为有利。

然而,有司衙门却希望更广泛地了解这场诉讼,他们下令传囚犯

到庭。该官吏于是便被迫将他解到了他们那里,亲自紧随他而去,以请求他对这一切给予原谅,在出庭之前不要再挑起任何恶性事件,并许诺将退还神父的全部物品,而且他们此后将善待神父,并强烈鼓动释放神父。阿波米奥神父并未很注重官吏的这些充满私利的许诺,但毕竟也被说服了,因为他不想从官吏那里受到他认为可能会不利于宗教的报复。但该官吏远没有恪守诺言,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地掩饰他所害怕的指控,构思了一种于牢狱中秘密杀害神父的罪恶意图,并且还派遣一名兵卒去用湿纸窒息神父。如果不是一个被判处终身囚禁的犯罪分子的重要帮助,那么官吏的计划本来就会实现,因为这个人从传教士身上发现了熟悉真宗那无可比拟的好处。当此人获悉官吏的密令后,于是便设法告知那位官吏说,如果神父死在狱中,那么他就会将此事写信告诉他一个在朝中很有权势的亲戚。该官吏非常愤怒地看到自己已被暴露,再无其他手段向官府隐瞒他所做的一切和他刚刚干的事了,只有非常严密地看紧囚犯,以使他们与外部不能有任何沟通。因此,他令人于牢房门口建造了一堵新墙,并且将囚徒们用锁链绑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囚室之间对面的两堵墙上,从而使他们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坐下,甚至无法转动身体。牢房给予他们的惟一宽容,便是每天解开锁链两个小时。一种如此严厉的惩罚一直持续了一个半月。在此期间,囚犯们(包括阿波尔米奥神父归化和授洗的五人在内)都不停地祈求天主降福并唱赞美天主的颂歌。他们所有人都祝愿自己在苦难中死亡,为了获取永久报赏,他们已经学会了利用这一切。

尽管为阻止基督徒们接近监狱而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还是有几名基督徒跳过了院墙,并通过一个小窗户而向传教士投食。他们仍然根据官吏的命令而被捉住并受到了严厉惩罚。官吏们对于中国人向一个外国人表示出的如此奇特的情感,可能会相当惊讶。最后,上级官吏们决定,该传教士将由两名兵丁押解而遣返澳门。该教士在途中,没有一天会忽略布道。由于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所以多名官吏都想听他的高论,并请他与他们共餐。他不止一次地把夜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与异教徒文人们的讨论,或者是在与民众的交谈中度过。某些人曾答应他要研究基督教。返程路上虐待他的惟一官吏便是香山县的知县。我圣教的这位敌人为了在神父身上显示出他敌视基督教的仇恨,正如他过去在杨若望神父身上所做的那样,下令共打了神父三十二个耳光,并对他两次动刑。下面就是他们在过堂时的部分谈话内容。官吏对他说:“你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神父说:“我是欧洲人。”官吏说:“这就不对了,你应像我一样是中国人。我在湖广认识你的母亲,我侮辱了她。来人打这个不识其祖国的扯谎之徒十个耳光。”打过耳光之后,官吏接着又发话了:“告诉我,你信仰什么宗教?”神父回答说:“我崇拜天主。”官吏说:“难道有一尊天主吗?根本没有。你也不知道你与你的天主讲什么。”神父反驳说:“难道在一个家庭中,没有一家之长吗?在一个帝国中,没有一个皇帝吗?在一个衙门中,没有一个主持它的官吏吗?”那名官吏根据这些答复,便下令动刑,并两次审讯这名勇敢的精修教士,他自数周以来就已经病了。

法国耶稣会士纽若翰也来到了澳门。教难确实不是他隐避起来的主要原因。这名虔诚的传教士染上了一种常见病,他创建湖广基督教会口,摧毁了他的健康。湖广地区现在已成了一个信徒人数最多和最虔诚的教团之一,但神父已经根本无法继续其布道工作了。此外,他还发现自己被迫以总会长的身份,去料理我们传教区的工作。现在本传教区正处于一个不利时期,它完全处于痛苦的挣扎和受教难的蹂躏之中,并使它于同一年遭到了其数位优秀成员的损失。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死亡夺去了我们总会长赫苍璧神父;其继任者沙如玉神父,他仅比前者多活了很少的几个月;我们已经讲过的杨若望神父;年轻的神父王若望,他通过神学研究,正准备很快为拯救灵魂而工作。我们并不很清楚地知道,至今仍藏身于各省间的那些传教士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其数目是否与那些从其中逃出来的传教士相同。他们只能在重要情况下,花大量的钱寄快件写信了。

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神父为我们派来了中国耶稣会士及其合作伙伴陈神父,以就当前的形势向我们作一次通报。那里的人为了把他揭露出来,一直搅动得天翻地覆。官吏们获悉,他正在一幢日常住宅的房子中。三名官吏在六十多名衙役和兵卒的簇拥下来到了这幢房子中,包围了它并进入了房内。该神父白三日之前就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尚未得到有关教难的任何消息,于是便出发从江西省前往江南省。他们查封并抢劫了那里存在的一切。他们还没收了那幢房子,后来又将它摧毁。官吏们逮捕了这幢房子附近的大批基督徒,并且把他们带着锁链而押人大牢。基督徒们遭到了刽子手们的杖笞,人们审问他们,使他们蒙受各种耻辱。当该县的一名基督徒跑到方德望神父处时,用三天时间才到达那里,并将皇帝命令搜捕基督教布道的圣旨告知了他,还向他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残暴行为。他对该神父说:“改变路线,原路返回,您除了在我家中藏身之外,再无其他良策可图。有人将前往那里进行搜查,但在哪里会不这样做呢?我只为您感到害怕,我很乐意冒一切风险。我甚至希望在衙门中有一项职务,从而得以缓和这些搜查,直到为了基督徒们的利益而保护您。”

这名勇敢的基督徒于其父母处只遇到了很少障碍,但他们却拒绝接见传教士。他战胜了其父母的反抗,将方德望神父安置在一个很小的隐蔽地,家中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此人的藏身地点。为了使他稍微得到一点亮光,则必须在屋脊处取下几片瓦,而在下雨时再放上去。人们只能在晚上9时许才能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食物。他也曾亲自写道,他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过,基督徒们曾建议,假如他前来要求避难的话,那么该家庭就决不会接待他。有人奉当地官吏的命令,前来搜查这幢房子,但由于在那里藏匿他的基督徒,对于衙门的人有一种权威,此人于他们之中站在前列,搜查便轻松地过去了。方德望

神父就这样在这种“牢房”中度过七八个月。它即使对于一名志愿者来说,也不失为狭窄,况且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他曾写道,这丝毫不会使他感到不安,这完全是属于天主天意之事。由于人们在其物品中发现了一些白色的蜡烛,所以衙门的人就认为它们是由人油炼成的,中国从不将蜡烛染成白色。这类性质的另外一项指控,无论它多么荒谬,也可能具有不祥后果,还由此而造成其他许多搜查,并越来越多地点燃起了教案之火。这就是为什么某些虔诚的基督徒迫不及待地付钱,以阻止这场诉讼,使之只不过是登录在案而已。在中国,让人这样将钱送到下级衙门,甚至以此而贿赂判决并不难。除了中国人的贪婪性之外,不受惩罚也为衙门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因为平民很难向上级官吏提出控告。

我们通过湖广省而获悉了有关磨盘山的消息,那里因一个比较繁荣的基督教会口而著名,这是我们在那里于数年间培育出来的。那里的信徒在远离与异教徒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早期教会的真实形象。纽若翰神父在六年间负责这些山区,并在那里使六千多人受洗。然而,我们那位虔诚的信徒所珍爱的这些山区,却刚刚地被我们失去了。地狱魔鬼为实施其所有残酷行为,而驱散了这些基督徒,它们为此目的而将拷打、杖笞、牢狱和各种虐待都使用上了。法国耶稣会士石若翰神父曾培育了该基督教会口,后又匆匆忙忙地退避到森林中的一个小茅屋中,最终又被迫前往更远的地方寻求藏身之地。大山中的基督徒们确实于此后提出警告说,人们已不再使他们担惊受怕了。在该基督教会口的整个地面上,未出现任何士兵,基督徒们可以如同从前一样集会和祈祷。但他们又补充说,他们觉得这种平静特别令人疑窦丛生,因为他们知道附近的一名异教徒正奉命秘密打探一名传教士将于何时返回基督教会口,然后报官。

另外一名法国耶稣会士嘉类思几乎落人了兵卒之手。他获悉人们正在搜寻他,有人前去搜查他藏身的房子,他却迅速地逃脱了。在找到新的避难地之前,他在江河湖泊中游荡了很长时间。他最终来到了当时由纽若翰神父占据的避难地,纽若翰那里成了附近所有传教士们的财政与对策之源。他与纽若翰神父共同分享了这块避难之地。他在那里接到了一名基督徒的来信,强迫性地催促他迅速返回其传教区。这名基督徒长时间地于其家中养两名妾之后,近期向嘉类思神父许诺,将作一次完全的改正。他如此信守诺言,以至当他本人受到起诉后,他仍于拷打和杖笞中,公开承认其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其后,他将其一名妾驱逐出家门,正准备与另一名妾结婚。他请这名传教士前去接受他的全面忏悔,并向传教士出让以作为其教堂的一间大房子。山西与陕西的主教先生曾写道,该传教士既不懂得怎样藏身,也不知道怎么会面临赴澳门旅行的危险。广东省的官吏们作出了各种举动,以揭露一名苏姓中国司铎,但他们均未获得成功。

当大家正在防范非信徒们时,也不疏忽对恶劣基督徒们保持警惕。在广东省,有一名在衙门供职的基督徒,他希望通过一种很不体面的方式赚取金钱。他写了一张谎状,让人警告明安玉神父,声称有人正在向广东官吏提出起诉,涉嫌他将多名传教士引入了中华帝国的案件。这场所谓的诉讼只不过是他亲手杜撰的官司,他于其中提到了多名法官。他声称需要用金钱赂贿他们,以便减缓这场恶性事件。此外,他答应以其全部权力和全部信誉来为一项如此有希望的官司周旋。当天主的神意惩罚其不圣洁的策略时,他只有交纳一笔钱了。官吏们发现他告的是谎状,便多次拷问他,以使他招供其杀人罪。他们后来又判处他四十棍和流放刑,并且警告他说,他还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江南那美好的基督教会口与其他基督教会口相比较,则较少受到动乱与欺压的影响。因为江南基督徒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所有衙门中都有基督徒,他们自己就取缔了所有的追捕令;或者是他们在这些命令被执行之前,便发出警报,以使其他基督徒们通过金钱贿赂而撤销这一切。

尽管澳门城被置于了葡萄牙统治之下,但它也未能完全免受这场风暴。在那里甚至出现发布禁止居住于该岛的中国人为欧洲人服务和前往教堂的禁令。当时甚至有人正要送达广州官吏们的一道命令,即不仅将在那里尚穿中式服装的所有中国人,甚至也包括许多祖籍中国而穿西装的人都遣返回帝国内陆。如果所有这些命令都能生效,那么在澳门就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居民了。但人们却丝毫未注意这一点。官吏们经过将这些命令草签之后,由于害怕发动一场战争,却不想再试图去执行它们了。

接着又出现了另一道命令,这就是要关闭一座为慕道友们受洗的小教堂。官吏们声称,是中国人建造了这座小教堂。但却有人回答说,它是由葡萄牙人出资修造的,还向他们出示了其建造文书。尽管如此,香山县知县仍于1747年圣诞节前夕赶到这里,声称此项命令来自该省的高层官吏。当他在小教堂附近的一幢房子中停留时,由三名主席和十二名参事组成的司铎会议团前去那里拜访他。但根据该官吏提出的要求,人们应该当着他的面关闭教堂。司铎会议团回答说,我教不允许我们执行这样一道命令,该教堂并不属于中国人,而是属于葡萄牙人,正如人们已向您证明的那样。

但该官吏却始终坚持其要求,索求教堂钥匙以亲自关闭它。这

把钥匙存放在圣保罗学院,掌握在形成了被称为日本教省的耶稣会士罗安当手中。该神父与澳门主教先生相配合,拒绝交出这把钥匙,并且抗议说他更愿意交出自己的头颅而不是钥匙。一种如此坚定的答复震惊了那名官吏,他只好仅满足于张贴一纸告示,其中提到禁止使用这座教堂。他此后立即扬长而去,可能是害怕爆发小民们的一场动乱。

尚若翰神父致夏欣特夫人的记述。

在介绍了我们至今所知的皇帝禁废基督教的密旨在各省造成的抢劫之后,我尚需要讲一下京师的情况,在那里也使人感觉到了仇教

的气氛。禁教敕令刚一发表,人们就开始为北京附近的基督教会口

感到担忧,这些会口均是由居住在这座大城内的传教士们培育起来

的。尽管形成这些会口的基督徒们都可算做信仰坚定,但其中有数人也在他们受到威胁的灾难面前背教了。其他人则勇敢地忍受了拷打、财产的损失、失去职业或其家庭的破产。圣像、念珠、圣物盒、十

字架及其虔诚的其他标识,都遭到了亵渎或焚烧。其中有几个人招认,他们是从葡萄牙耶稣会士石若翰神父处接受这一切的,此人经常巡视这些会口。该传教士也在顺天府府尹面前被点名提及,并且公开承认了基督教虔诚的这些标识物都出自于他。根据其口供,府尹起草了一份参奏他的呈文,并且上奏皇帝陛下,请示他应对基督徒们判处什么徒刑。皇帝朱批说,他将赦免此人。该皇帝同时任命了其宫中的两名大臣,以保护在其京师的欧洲人。这种保护显得非常暧昧,人们当然不会特别相信它。

然而,为了丝毫不遗漏可能会被用作护教理由的一切借口,欧洲人也上了一道表章,他们于其中陈述说,基督教绝不应被定为“邪教”,正如有人想这样称呼它那样。基督教是获得了康熙皇帝和礼部允许的,而基督徒们始终都感受到过先前皇帝们,特别是当朝皇帝的浩荡皇恩。他们现在却再也不能很体面地露面了,因为人们把他们视为属于邪教的信徒。此外,他们还将这道奏章交给了其保护人,让他们转奏皇帝。但那些不大忠诚的保护主们都一再拖延,以至于他们在皇帝出巡近两个月之前竟未呈上。最后,在御驾返京之前不久,他们又指定在法国耶稣会士们的住院中举行一次集会,将北京的所有传教士都召集到了那里。

这两位王爷中最杰出者叫讷公,即中堂和皇帝的心腹。他以一席很含糊的讲话而开场,其中大部分涉及到了欧洲及其不同国别的划分。法国住院会长宋君荣神父在一幅地图中向他一一指出这些国家。讷公于其后便大肆夸张地追述皇帝陛下对欧洲人的关心与美意。继此之后,他又相当清楚地指出,对于他的保护不应寄很大希望,询问人们怎样向皇帝呈奏一道旨在建议让基督徒得以认可的折子呢?

我们让他长篇大论地讲演,以便更好地了解其观点。后来,宋君荣神父讲话了,他很得体地讲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说:“基督教是一种纯洁而又神圣的教法。它在康熙皇帝执政期间已由礼部作过审查。礼部又批准了它,而且这种批准又被这同一位皇帝接受和确认。这种宗教此后未有任何变化,他仍由同一批布道人宣讲。为什么他当时受尊崇,而于今日又不能继续这样做呢?特别是我们发现人们在该帝国中容忍伊斯兰教、喇嘛教和其他多种宗教。如果基督教在帝国中被认为是一种邪教,那么我们还怎能在那里居留呢?我们前来为皇帝效劳仅仅是为了无愧于他对我神圣教法的保护。如果尚不允许我们在这里滞留,那怎又有希望布道这种宗教呢?”

大臣不想回答宋君荣神父的一席话,又开始大讲特讲皇帝对于欧洲人的浩荡皇恩。他还补充说,如果皇帝使他们充分享受恩泽,那并不是皇帝需要他们的数学、绘画和钟表,而完全是出自心中的慷慨大度。它可以囊括整个大地。数位传教士都曾修改过由宋君荣神父提供的理由。最后,第二位保护人希望使其同事回到主要问题上来,但此人一个手势便让他强行保持沉默,以向欧洲人奉献各种效劳而结束了这次会见。他还劝告他们在皇帝回銮时去接驾。当该皇帝于著名的五台山(受到了中国人的崇拜的并被称为圣山)上香之后,于1746年11月末左右回銮京师时,他们也丝毫未敢忽略这样做。

在这次出巡之前,我们在北京的那些神父们便委托特别受皇帝器重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修士,利用出现的第一个机会,向皇帝呈奏这一切。这项主意必然会冒险。因为,尽管郎世宁修士与另外两名如同他一样的耶稣会士画家,经常会见到皇帝御驾,但却不允许他们向皇帝呈奏任何事,除非是他们受到了询问。此外,使用这一渠道,那就会触犯那些大人物们。当我们想利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始终都会表现出来其怨恨。因此,人们并不希望郎世宁修士向皇帝启奏任何呈文。人们反要求郎世宁用三言两语请求该皇帝表现出对基督教的宽容,而基督教现在却过分受压制而使我们哑口无言了。

很快就出现了与该君王对话的机会了。郎世宁修士由于皇帝的慷慨大方之举而收到了两匹丝绸,被迫根据习惯而致谢,这是他第一

次面对皇帝而这样做。更可能他根本不想这样做,因为从第二天起,

他便被皇帝亲自召见,皇帝想向他透露绘一幅新画的意图。一旦当

他出现在那里,他便跪在地上,经过叩谢龙恩之后,他便向皇帝呈奏:

“我请求陛下可怜一次已处于绝望之中的我圣教。”皇帝听到这项请

求,立即变色,并丝毫不予回答。修士认为是皇帝未听到,再次重复

了一遍他刚才讲的话。皇帝于是便发言了,并对他说:“你们这些人是外国人,不懂我们的方式和习惯。朕任命了本朝的两位大臣,以便

在这样的背景下照顾你们。”

这位修士自皇帝回銮之后,又获得了第二次受皇帝召见的机会,而且比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更长。这次是皇帝利用我已经向您宣布了其死亡的沙如玉神父患病的机会而开始的。皇帝根据其习惯而来到了郎世宁修士正率领几个汉人和鞑靼人绘画的工作间,与他交谈了起来。皇帝询问大家是否还有希望将沙如玉神父再留在人世间。修士回答他说,尚有很少一点希望。皇帝补充说:“难道你们这里没有几个欧洲医生吗?”修士回答说:“我们没有。”皇帝又接着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修士说:“这是由于很难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请来一名欧洲医生。但我们有两名精通医术的外科医生。”皇帝说:“在外科手术中,很容易变成技术精湛者。因为他处置的都是外科疾病。但告诉朕,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否会为病人祈祷你们的天主呢?你们不能请求他医治愈病人吗?”修士回答说:“是,阁下!我们每天都为此而祈祷。”皇帝说:“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能获得这种成功呢?”修士接着说:“我们的天主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赐给我们这一切。但最大可能是他不想赐给我们这一切,尽管我们始终都服从他的意志。”皇帝又补充说:“告诉朕另一件事。基督徒们害怕死亡吗?”修士反驳说:

“那些生活得很好的人并不害怕死亡,那些生活很糟的人却非常害怕它。”皇帝说:“但是,怎样才能知道人们生活得很好,还是生活得很糟呢?”修士说:“人们会通过其良心的见证而知道这一切。”

经过这些问答之后,皇帝便对一位中国画家说:“你来告诉朕真相。朕很久以来便发现你与欧洲人在一起,你是否受到了他们的宗教的归化?如果你是基督徒,那就坦率地向朕承认。”那个中国人说他不是基督徒,他绝不会沉湎于其中。冯秉正神父确实经常鼓动和促使他成为基督徒,但有一点事情却阻止了他,这就是天主的化身。

该修士声称,天主以其无所不能的强大势力,这种奇迹是可以解释的。皇帝反驳说:“它是怎样得以解释的呢?”修士回答说:“天主通过其无所不能的强大势力,于童贞圣女的胸膛中培育了一个身体,祂将一个灵魂与此身体结合在一起了,祂还将这种灵魂和这种身体与其神性结合起来了,从而可以将堕入罪孽中的人从地狱中赎出来。”

他继续说:“我无法很好地讲出我想讲的一切。但这种奇迹已在我教的经书中作了长篇发挥。”皇帝对那名中国画家说:“这是由于你不会阅读欧文书,你才未成为基督徒。”修士于是便接过话来说:“陛下,让我呈奏陛下,我们拥有汉文书籍,其中对化身的奥义已作了解释。”皇帝只于他向修士讲的话中补充了两个字:“好吧!”

类似的交谈均是天主的天意为了宗教的胜利和归化人心而安排的幸福时刻。但它们在什么时候才会产生功效呢?这就是陛下自我封闭于其宫院大内的深处,尽管皇帝显得似乎远离天国,特别是具有一种不太坚强和不大能断然采取一种决定的性格,但我们仍然请求天主给他以启示并归化他。这一奇迹将会影响很大,但它更可以与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国王们心灵之奇迹的最高仁慈相匹配。

皇帝与郎世宁修士最近一次会见的时间,也正是在福建将五名传教士及其一名教经先生判处死刑,于北京进行审查的时候。福建巡抚曾为他的杰作而沾沾自喜,他也赶到京师为其官司辩护。刚刚升任的总河(河防使)之新官衔,很自然地就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完全可以作为其诡计的报赏,这甚至是将他们拖人到基督教敌人主张的布局中的最后手段。如果中堂已以欧洲人保护主的身份而被任命处理此案件,那么他却并不是所有这些阴谋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他很可能未曾为反对这样做而采取过任何举措。皇帝只是通过他而看一切和做一切,于是便将判决退回刑部,尽管他本来会很容易地回答说,大家应坚持具有普遍性的法规,将在帝国中抓获的外国人遣返回其国。直到那时为止,人们一直在期待某些类似的缓和之举,历朝皇帝们都习惯于用来对待其本国臣民,甚至他们始终都假装主张对欧洲人作谨慎处置。此外,我上文介绍的那些交谈,皇帝刚刚派其首席太医去照料沙如玉神父。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他不愿意将事态推到最坏的极端。但他却以最严格的态度来处理案件。衙门毫不迟延地批准了所有各条判决。他后来又重新向皇帝启奏判决,以便皇帝根据其意志而批准或撤销它。皇帝于1747年4月21日御批了这项判决,下面就是对其原文的翻译:

刑部经过接受陛下答复福建周巡抚有关白多禄和其他人以邪教教义诱惑人的案件之上谕。

朕命令将伯多禄毫不迟延地斩首;批准了对华敬志、黄钦德、黄敬贵和费若用所作出的判决,他们也将被斩首;朕批准了对高惠仁的判决,他将被斩首。朕希望这些人在狱中等到秋后才处决。

朕御准官吏们对其余所有人的判决。

当这项判决传到福建时,其中的一名法官首先对囚犯作了审讯。

他被任命来主持执行死刑。但他拒绝这样做,不想染指于一项他称之为大冤案的判决。这种拒绝为使那名中国司铎去向主教先生和其他囚犯宣布对于判决的御准留下了时间。某些基督徒使尊敬的主教身着比他在狱中的穿着更与其胜利相匹配的服装。主教穿上了这些衣着之后,便以很简单的几个字,向看守他的狱卒们重新提他过去经常鼓励他们的话。他拥抱了其狱中的亲爱伴侣们,其中有两名便是传教士,与他们共饮了几杯清凉饮料。他很快就被传到了官吏的面前,该官吏将向他宣布停止他的受刑并将主持其死刑执行。到达上朝大庭时,他又重复说他将为捍卫神圣而又令人尊敬的宗教宁可去死,并坚信他的灵魂于这一天将被列于享真福品者中。他还补充说,他将祈祷天主怜悯中国,并以福音的光芒照亮它。他说:“我将在天堂成为该帝国的保护人。”

然而,宣读处死的判决是在大堂上完成的。有人将主教的手反绑在背后,并于其双肩上放一道他已被判决斩刑的文告,因为他的工作是以一种邪教来扰乱民心。在这种状态下,他被徒步带到了刑场。整个一路上都在念经,面部欢乐并因其造物主的宠爱而神采奕奕。那些不信基督者们对此不会不感到大惊,不厌其倦地观察这一切。女基督徒们组织了多次集会,于其间诵读《玫瑰经》,其中不断夹杂着对我主受难的默祷。人们在接近这一幸福时刻的虔诚欢乐,因为中国即将在一位被最隆重的判决处死的主教个人身上,产生一位殉教人了。神父在福安其他地区的数位基督徒结队追随于其后。他们来到南门,登上了一座木桥,行刑习惯于桥上执行。在距那里有数步之遥处,主教先生被刽子手告知停下来并跪下,主教立即遵命执行。他同时还要求行刑人给一点时间,以便完成其祈祷。经过某段时间之后,他又面带微笑地转向刽子手,向此人讲了下面这一席其人生最后的话:“我的朋友!我将升天了!啊!我希望你能随我前去。”刽子手 回答他说:“我衷心希望前去。”此人又以右手拉了一下主教头上戴的小帽,用左手一刀就把主教斩首。这大约是在1747年5月26曰晚5时左右。

中国人的迷信之一,便是相信一名被处死者的灵魂离体之后便会投入到所遇的第一批人身上,在他们身上肆虐并使他们承受厄运,尤其是当这些人曾协助行刑的话,那就会更严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人们看到处死犯人时,便会全力以赴地逃之天天。在这里,任何人都未曾尊敬主教那怀有恶意的灵魂。在他死后,所有人都前去就近查看。一名叫做秦二文的异教徒被基督徒们收买,以便用钵搜集其鲜血、遗体和衣衫,排开了民众,最好地完成了其使命。他根本不洗其沾满血染泥巴和尘灰的双手,出于尊敬而将双手高高举起,直到其住宅,吻了一下他于那里发现的血迹,最终抚摸了一下其孩子们的头,并且说:“让圣人的血为你们祝福。”

基督徒们清洗了一下其身体,很体面地将尸体包裹在几个丝绸套中,再装殓在一个棺材中,然后便安葬下去了。官吏们都清楚地知道,它于日夜间都有一打左右的人看守。他们让人砸坏了一根竖于神父墓前的石制十字架,命令人将灵柩送往一个人们习惯于陈殓被处死刑罪犯的地方,并且还给两名基督徒带上了刑具。他们还下令搜捕在挖掘出尊敬的神父尸体当天,曾记录下这一详细情节的那名中国司铎。

我认为,一场如此激烈的反洋教教案,在欧洲将会被视为天主对该帝国之慈悲的一种吉祥预兆,而不是使该传教区提前破灭的一次可怕的致命打击。基督宗教正是在受迫害中诞生的,它是根据神谕而得以加强并受到支持的。日本的例证似乎形成了这条普遍规则的一个例外,日本可能是让人崇拜天主的那些令人难以识透的奥秘,但这丝毫不能减少我们对天主无限仁慈的信仰。我们掌握着离我们更近的另一个确实令人非常安慰的例证,这就是福音书在东京和科钦诉支那所取得的进度。特别是在东京,基督教在那里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这片由七名传教士和一大批基督徒的鲜血浇灌的幸运土地,今天却奇迹甚丰。民众于那里热情地并在虐待之中接受基督教的归化,他们珍贵地将该宗教作为惟一一种珍宝而保存下来了。在中国本土,基督徒们自二十年来便受到了迫害。我们法国传教区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步,我可以断言它比康熙年间繁荣时代的人数多三倍。

此外,当中国将向外国人关闭所有大门时,东京便是该大帝国的

边境地区,将成为进入那里的一条通道。西藏和莫斯科还可以提供其他通道。巨大的困难始终迫使传教士们在那里东躲西藏,但以后

再没有必要比自数年以来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更加小心翼翼了,人们

甚至可以在未来摆脱过去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了。直至目前为止,一

个传教士始终害怕为一次全面仇教而授人以口实。现在,教难已经

爆发,每个传教士也只有为其人身,最多也是为了几名基督徒,而冒巨大危险了。唉!这种冒险是什么呢?这就是面临落人衙门之手,并在那里看到自己因信仰而被判刑,难道这不是最大的荣幸吗?正是类似的危险,才使大批传播福音的人员离开欧洲,因为他们渴望获得以自己的苦难,特别是以牺牲他们的性命,来为宗教增光的宝贵机会。不!现在只有害怕中国传教区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受到珍惜和满怀抱负了。

此外教难可以缓和下来,在该帝国中,火点燃得很快,但熄灭得

也比人们在欧洲所想像得那样容易得多。据来自不同省份的消息,原来避难于澳门的传教士们、从欧洲新近到达的传教士,都可以相继进入那里。朝廷可能还有其他事务吸引着它的注意力。朝廷自数月以来,便在陕西省有一场需要平息的叛乱,它现在正忙于皇帝于鞑靼地区的巡视。这都是宗教可以利用的分裂。然而,借助于虔诚人士为了发展宗教而作的祈祷,天主的伟业将会向前发展,也就是在等待一场新教难对福音传播者的工作做最高犒赏,这或者是表现在他们个人身上,或者是表现在新教徒们身上。

从9月21日直到船舶出发赴欧,也就是说直到12月末,我们获悉陕西和山西的主教薄提蒙斯先生的住宅已被搜查,并且还抓走了数人。但主教却逃脱了,他流浪数日,而且身边没有任何仆人。人们希望他能从山西省转移到陕西省。

圣方济各会的德国乌尔巴诺神父于衙门大堂被打耳光。人们将他作为囚犯而囚禁起来,以等待朝廷决定其命运。不同省份的数名传教士,又开始巡视基督会口并在那里施行圣事。被判处斩首的尊敬的神父们尚在等待他们牺牲的日子一一11月末。根据习惯,对他们的判决应重新送到皇帝面前,连同送来的所有死亡判决,以便在冬至之前执行。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中国司铎苏玛弟先生去看望了他们,并为他们施行了圣事。他同时还为尊敬的教经先生高敬仁施行圣事。在这一方面,就如同在他能够帮助精修圣人的所有情况中一样,他该表现得多么向往其幸福啊!

我所讲到的偶像崇拜者,曾搜集了尊敬神父的鲜血。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强盗,在整个地区都受到了民众的畏惧。这甚至就是他被用于这一职务的原因。在行使完其职务后,他不再崇拜其偶像了。相反,他却将它们砸了个粉碎。在其家庭中,他只向真正的天主和已殉教的尊敬神父祈祷。他将在上面执行死刑的石头带回了家中,并于石面刻下了这样的话:“伯老师登天石。”此后,当他风闻到所有追随其教义的人将被判处同样的刑罚时,他在已经将自己置于基督徒行列的情况下,便反驳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将共同升天。”

苏玛弟先生偕数名基督徒赶到了刚接受被行刑处死者的尸体处。他们发现棺木中那令人尊敬的尸体尚完全新鲜,其面庞几乎丝毫未失其神采。更有甚者,当他们在一个手腕中,发现了由于绳子的摩擦而流出的少量渗透血液时,便希望从中提取少许。他们都看到了流动的鲜血一滴滴地往外流。继桑主教殉教之后,人们应在该神父以及教经先生高惠仁的面部刺字,共刻两个汉文方块字。它们标志着他们被判刑的类别。

我们获悉,北京尽管爆发了教案,身处京师的传教士们仍在节日和星期日布道;教理问答书、施教和对病人的巡视仍按常规举行;在1746年间于北京,也就是在我们法国教堂所在那个县中,我们亲自授洗或通过我们的教经先生,共使1770名正濒临死亡的儿童受洗,还为7500名儿童办告解神工和近7000人领圣体。至于成年人,我们只有幸为24人举行了洗礼。如果直到现在,我们在北京还有一种如此之大的自由,那是由于这里的人们丝毫不害怕欧洲人。然而,人们始终在监视着我们,我们需要采取许多防范措施,以保存这种根基.如果我敢于这样表述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布教事业的源泉。

在去年12月17曰自中国发出的最新书简中,包括着许多值得

补人本记述中的事实。我们仅仅是指出它们;下述书简将会使公众了解所有的情节。

两名耶稣会士一一意大利人谈方济神父和葡萄牙人黄安多神父于1747年12月间在江苏省被捕。有人曾多次对他们施以酷刑拷打,以迫使他们放其信仰。最后,经过九个月最为严密的囚禁之后,省里的官吏们将他们判处死刑。判决书已根据惯例而呈奏皇帝。在经过皇帝御准后,便在苏州监狱中执行了他们的死刑,这些勇敢的作告解神功的神父,于1748年9月12曰被绞死。

著名的莫里卡斯特尔的主教先生的教友们一一四名方济各会士也获得了殉教的勋章。他们于10月28日在狱中被绞死。大家尚不知道与他们一并被判决的教经先生高惠仁是否也受了同样的刑。

 

 

96   耶稣会士傅安德神父致同一耶稣会的帕图耶神父的信

(1750年12月2日于澳门)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于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了有关1746年在福建省燃起的残酷教案之烈火的一种详细记述。我应采取的非常公正的做法,应该是于今天告知您,其悲惨的后果到底如何,它是以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传到了南京所在的省份,它在那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悲惨后果。

该省在整个中华帝国中,是福音的种子至今产生了最丰富成果的省份。在教案开始时,人们在那里尚可以计算到六万多名基督徒,系由本耶稣会的布道苦心培育起来并置于了方济各会南京主教魏德贝的保护之下。尽管皇帝颁布了圣旨,我圣教几乎每天都能取得明显进展;尽管传教士们被驱逐了,保持着隐匿姓名身份,他们依然相当平静地完成其使徒的职务。但教难的最初震撼,于1747年初还是使人感觉到了,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更多的谨慎。出自朝廷的命令又为当时正如火如茶地搜捕传教活动提供了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有数名基督徒被捕。嘉定一靖江与杭州的基督徒们宣布,在他们忍受的审讯期间,本耶稣会的传教士黄安多神父,不久前曾来他们之中巡视;于此同时,有一名不忠诚的基督徒,以牺牲其荣誉和宗教而趋炎附势地参与仇教,在多个大堂上控告该神父。他借助这次叛教之机,造成了一种他与其双亲之一争执的一种巨大利益。其父看到他向法庭宣布他对自己意图的不公正性感到了强烈震动,他放任自己发展到了极端。他对该省巡抚安宁的控告被顺利地接受了,此人是前任福建巡抚和教案始作俑者周学健的挚友。由巡抚派出去的衙役们为了绝不失手,均化装外出公干。陪同他们的原告直到当时仍以基督徒而为人所知,以其露面而很有利于增加这场欺诈行为的权威性。他们进入了一名基督徒家庭,询问一个叫做汪钦一的人物的住所。一个女仆被他们那虚假的外表欺骗了,立即指出了他居住的那幢房子。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对他的逮捕又导致了对谈方济神父的拘押,因为他正是该神父的仆人。

本耶稣会为该传教士刚刚作了弥撒圣祭,正忙于其感恩祈祷礼仪,兵丁们便乱哄哄地冲进了其避难处的房子,立即使他披枷戴锁。兵勇们同时也抓住了中国基督徒唐德光,他在南京又弘扬了中国人高惠仁不久前在福建作出的那种强烈仰的表率行为。这第一个场面爆发于1747年1月11 日。

受这种出乎预料的成功之鼓动,这些反洋教的人在追捕黄安多神父时只会变得更加冲动了。人们特别怪罪的正是黄神父,因为他是会长和教首。该神父获悉了正在对他本人的通缉,他自信可以摆脱这场灾难,并对他的藏身地感到很放心,于是便从他的船上转到了一名异教徒的船上。这种办法可能使他获得了成功。但当他获悉已经囚禁谈方济神父时,慈悲侧隐之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可用来摆脱追捕的珍贵时间,被他用于了安排缓和教友在狱中的严酷待遇方面了。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满足了他那具有创造精神的慈悲之后,他才撤退到了嘉定。他刚刚转到那名异教徒的船上,衙役们便接踵而至,并且抓住了他的那只船。巡抚获得警告后,又下达了新的命令,衙役们又加倍地对他们进行审讯。最后,黄安多神父与其教友都被发现了,锁镣加身后,于l747年l2月21日作为囚徒而被押解到了苏州。

两位神父被集中囚在同一座监狱中,该城的知府立即审理了他们的案件。这名毫无激情的官吏非常符合礼貌地对待他们,他的预审很顺利。但巡抚安宁却过分关注于找到罪犯了,于是便采用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行径。衙门中首先希望强加给谈方济神父一种偷绘江南传教区地图的罪行,该幅地图收藏于其档案中,就如同一种暴乱的标记。这种虚幻性的怀疑完全云消雾散了。巡抚采取了新措施,以败坏已被知府承认和证实的无辜者的名声。他设立了一个由三名有权受理这一案件的官吏组成的新法庭。神父们毫不迟延地接受拷问,并且首先于他们的法官中出现了激烈情绪,从而使无辜者除了表现出一种纯洁信仰并为公正而忍受的苦难之外,再无其他出路了。

第一堂审讯于农历元月十六日(公元1748年2月14曰)进行。黄安多和谈方济神父、唐德光、汪钦一和其他基督徒均被传到了那里。审讯要点如下:1.传教士们是从哪里获得其津贴的呢?中国人的兴趣和突出的激怒情绪都使他们无法相信,会有其他原因促使传教士们远涉重洋,并夺取了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神父们的回答是,他们用自己的钱来提供食物并维持生活。2.大堂上审问两名神父,其教皇和国王是否知道他们在中国呢?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3.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前来这里的呢?他们回答说,这是为了使中国人获得真正天主和真宗的知识,并使那些选择和修持这种圣教的人许诺享受的永福,以使这些人不受地狱永苦,而地狱永苦对于所有那些未曾接受这种宗教归化的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第一堂审讯展开的要点。

第二堂审讯于农历同月的二十二日(公元1748年2月20日)进行。在这场审讯中,衙门审问了唐德光。这名勇敢的基督徒在一堂痛苦的审讯中,为宗教真谛增光。他被判打十五个耳光和在镣铐上沉重地猛击二十锤,而脚镣被紧固在其脚踝骨处,这就是他为虔诚地捍卫宗教荣誉所付出的代价。他在多次审讯中,甚至直到第七堂审讯中,都忍受了拷打。但他从未讲过一句否认其坚定信仰的口供。汪钦一在同样的审讯中,也作出了相同的回答,以同样的坚定态度接受同样的虐待。此人被利用许多机会,而三次遭到严酷的拷打。他始终以同样顽固的毅力而维护宗教及其信仰者们的利益,但这些美好的表率作用并未被所有人遵循。另外三名基督徒被对于前两人所施的残暴行为吓坏了,甚至在他们未接受考验之前便屈服了。

农历同一个月的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公元1748年2月25、26和27日),他们又在同样的背景下,而反复受审。黄安多神父被强加给了最丑恶的嫌疑;衙役们愤怒地打了他四十个耳光、相继三次的拷打、在紧固于脚踝骨处的木刑具上砸二十四锤。这一切都是由极不公正的法官们滥用的,以威逼而证实他们通过同样的暴力和残酷渠道而获得的谎报口供。黄安多神父对于如此残酷的行为,只 以一种极大的沉默和一种始终不渝的毅力,来与之相对抗。

就在二名传教士被捕的同时,衙役们奉官吏的命令,也抓捕了两

种性别的多名基督徒,其中有一些是童贞少女。她们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叫做沈陶氏的寡妇家中长大的,此人以其道德而受人尊重。她充当她们的会长和女导师,以培养和教化她们。她的年龄使她在中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从而使她幸免于难。但由于她对所有这些少女学生具有一种慈母般的情感,所以看守着由残暴的虎狼驱赶的这些无辜的羔羊。她在大街上陪同她们,以其眼泪和呻吟而伴随她们。大家感到特别悲伤的是她知道其年龄成了她免遭牢狱之灾的原因后对衙役们说:“可怜的家伙们,为什么要饶恕我呢?她们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也如同她们一样是女基督徒。”她的请愿根本无人听取,这些童贞少女们在她缺席的情况下被押解到了监狱中。那些反洋教的人完全寄希望于女性的胆怯与软弱,希望迫使她们放弃其宗教。为了这种结果,衙役们将从基督徒们的小礼拜堂中撕下来的圣像抛在地上,并强迫她们用脚踏踩。她们相反却围绕圣像而完全筑成了一道篱笆墙,如同是协调好了一般,双膝跪在了地上,以便通过她们的公开礼仪,而使她们信仰的力度以及对于其信仰的这些物品的无限尊重之证据,变得更加真实可靠。人们徒劳无益地于她们脚掌上拷打数棒,以迫使她们摆脱那种特别感人的姿态。她们岿然不动地坚持自己的姿态,尽管这些酷刑的疼痛要比人们想像的那样还要剧烈得多。对于一名中国妇女来说,从幼年时就受酷刑的双脚,与其不可想像的礼仪的微妙性恰成比例。

这些迫害者们的愤怒,在为反对那些童贞和腼腆的少女而变得无法约束之前,曾与传教士们较量过,但一无所获。它在对付某些恶劣基督徒时,却更为有效一些。以下就是这种悲惨场面是怎样过去的。首先,衙役们将我主和圣母的画像抛在地上;其后,人们又准备强迫传教士和基督徒们用脚踏踩它们。我不知道是什么温和与道德之风,才使这些凶暴的天才们变得更为可通融一些了。这或是出自对他本人的尊重,或是由于害怕使其道德再爆发一次火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而饶恕了他,就如同在先前的许多机会中一样。衙役中的四个人,受到了迫害黄安多神父的鼓励,他们以如此的残暴行为迫害该神父的人身,而使自己变得勇敢起来了。他们于是便开始把他拉走,强行拉着他在圣像上行走。他于是便用足全部精力,以极大的勇气与他们相对抗,非常激动地与他们理论,以至于使刽子手们也惊讶地看到,在一个因遭拷打而筋疲力尽的人身上,还具有如此之大的力气,于是便再不敢将他们的谋害行为进一步向极端发展了。

神父那样大的坚定态度,仍无法使可怜的中国人徐鲁直从中得到启示,他具有秀才那令人尊重的头衔。他听从了第一次煽动,双脚踏踩圣像,并且以一种惟有坚定的罪犯才有的那种冷静态度行事,而这仅仅是一种以身试法的行为而已。据说,正是此人曾向巡抚衙门控告黄安多神父。唐若瑟(唐德光)却表现得毫不动摇。他对法官们说:“老爷!您们令我亵渎的曾经是、现在是及将来始终是我崇拜和我敬仰的对象。我的身体与我的生命都受你们支配,宁可碎尸万段也不能以一种如此亵渎宗教的行为来玷污自身。”人们不再更多地催促他了。他们于是便转向审问汪钦一,此人过去曾遭到过严重拷打,以至于他只能勉强支撑起身体来。黄安多神父看到,此人由于沦至如此悲惨的处境而表现出某种脆弱,于是便向此人高呼:

“啊!汪钦一!如果你钟爱自己,如果你希望拯救你的灵魂,那就绝不要听从这种亵渎宗教的命令。请你仰目注视天空。”他在这些语言的鼓舞下,也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坚定性抵御着种种诱惑。

审讯结束了,根据巡抚的意见而审理了这场官司。巡抚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判决。他是一个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洞悉皇帝的心意,他不会不知道,迫害基督徒、严惩传教士们,这就是在一个敏感点上讨好了皇帝。这种强有力的动机及其特殊仇恨的原因主宰了他呈奏皇帝的那种不公正的判决。其呈文的要点如下:“臣一一陛下的奴才,获悉黄安多尼(神父的汉名,即黄安多)宣扬一种荒谬的教理,滋扰民心,奴才下令逮捕了他。这个欧洲人在远涉重洋之后,于乾隆二年正月十五日到达昭文(常熟)。他在那里传播一种包括有关生、死、天堂、地狱和这种性质的其他谬论在内的诸多观点。他在那里以这种教理欺骗了许多人,蛊惑他们信仰他在二十多个城乡宣扬的这种教理。我通报了已逮捕了谈方济(神父的汉名)的消息,此人于乾隆九年前来居住于同一地区,并且也于八个城乡宣讲同一种教理。根据本帝国的法律,这两名欧洲人都应被判处以绞刑。接着是判处流放的人,其中便包括唐德光,他在遭受拷打之后死于狱中。其他人被判处杖一百,还有数人被打八十杖;只有几个人被判处四十杖。”

巡抚的判决获得了钦准,继送来这一消息的驿使到达后不久.便被执行了。这是1748年9月12日。这一天,在一名刽子手或衙役陪同下的狱吏,走进了监狱。他们以拉动床板和在地上铺稻草而开始。这些新的安排引起了神父们的高度注意,使他们作出判断,认为自己的最终牺牲时间已经为期不远。由于狱卒希望向他们隐瞒这种新安排的理由,故而向他们声称,主持监狱的官吏将于这一天前来视察。一名刽子手于此期间手持绳索走了进来,以将两名听告解神功的神父捆了起来,而且不顾及任何形式。他以一种嘲笑的口吻对他们说:“我们将把你们送到你们的天堂,这是你们寄于希望的永福之日。”官吏们都毫不拖延地做起来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要为临处决前的受刑人提供吃喝。甚至对于传教士们,也遵循同样的习惯。由于传教士们对于向他奉献的任何菜肴都概不触及,所以刽子手们绑住了他们的双手并将绳索拴在其脖子上。在分别之前,他们通过优待而获准互相讲一会儿话以示彼此勉励。这一切做完之后,他们便分手了,以便很快能重新团聚。他们双膝跪在地上,各自于其一方作简短的祈祷,等得不耐烦的刽子手们于此期间将他们绞死了。

次日,他们那珍贵的遗骸又被重新装殓人棺,并被安葬在穷人的乱坟岗。基督徒们以几块石头为两个墓葬作标记,他们希望将来在有利时期能再将他们挖出来,并重新安葬在一个更加体面的地方。天主的天意帮助实现了他们那虔诚的心愿,而且达到了他们本来并不敢抱希望的圆满程度。现在就出现了一次天赐良机。皇帝于1751年要巡视江南(南京),埋葬两名传教士的墓地恰恰正位于銮驾应经过的官道中央。官吏们对待皇帝那阿谀奉承的做法,始终都很注意将使能引起皇帝记得自己也是人的一切,均远离其视野。这就希望把所有的墓葬均从此地清除和迁走,因为墓葬是不祥之物,看到它便会引起某些痛苦思考。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人辨认出了两名欧洲人的墓葬,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基督徒们对其神父的酷爱,希望他们能从其骨灰中提取某种能满足其贪欲的东西。基督徒们受到了警告,棺木在被安葬一年左右,便被从土中挖掘出来,遗体又无任何腐烂的标志。通过棺木裂缝,人们发现其服装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人们甚至通过其棺木的重量,而判断腐烂变质程度,也尊重了它们所陈殓的是珍贵遗骸。基督徒们立即非常热心地从世俗人手中把它们夺了过来。他们勇敢地凑足了钱,并以六十两白银(450法镑)的代价将它们赎回。本条出自方济各会士罗刹神父的一封信,此人是南京主教的亲属,自南京寄自澳门。

反洋教者们希望剥夺两名传教士的殉教之荣誉,于是便散布谣言说他们二人均系自然死亡,但这种欺骗手段是无法坚持多久的。一直到公开的邸报中,人们都可以读到北京刑部对于耶稣基督的两名作告解神工的神父,作出了这样的判决。下面是一段节录:“臣 等一一陛下的奴才,审理了两名欧洲人黄安多尼和谈方济的案件,他们以一种邪教而欺骗民众。臣依法判处他们二人绞刑。”

但南京主教先生当时正在当地,他通过其基督徒而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案情均了如指掌。他在就此内容而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出于其使徒的义务和对于两名神父的特殊爱戴,他将在比较平静的时候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公正地阐明他们的道德和殉教。但这名可敬的好牧人未能落实其虔诚的意图。他对于其可爱的羔羊充满了最慈悲的爱,希望于教案期间与他们共同分担危险和工作,他最终去世了。一种神圣的死亡,也就是以恒心所忍受的一系列灾难之宝贵成果,于1750年3月2日夺去了其生命。

人们曾广泛地谈论过在两位神父死亡前后出现的多种奇迹。异教徒们本身也对此坚信不移,并由此而得出了有利于两位神父之无辜的结论。尽管这些奇迹是由罗刹神父介绍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见证为基础。它们在这方面是令人质疑的,我不认为应于此做详细介了。无可争辩的则是,上天当场就对发动教案者们大发雷霆之怒,对他们实施惩罚,使他们不能不知道会消灭他们的报复手段:

1.一场残酷的饥荒蹂躏了中华帝国数省,并且使大家在我们的史书中发现记载的那些极端的野蛮行为,在那里变成司空见惯的现

象了,在那里爆发了一场喋血的并伴以最为灾难性失败的战争,皇后的独生子一一太子一一和皇后本人的逝世。2.帝国的大臣、皇帝的谋臣和宠臣、禁教圣旨的始作俑者讷亲,突然间从其受宠的巅峰跌落

到普通士兵之列,稍后不久又被判处斩首。3.福建巡抚周学健是迫

害尊敬的殉教者白多禄神父及其教友们的罪魁祸首,自此之后升迁到江南长江流域的最高官吏之职(江南河督),非常稳稳当当地受宠 于皇帝。皇后死时,却不慎地在举国哀丧之时剃头,由于这一冒犯行

为,他也成了罪犯,为他谋害宗教及其使者的罪行受到了惩罚。他遭到了贬职和流放,被迫自己出资而重修一座废弃城堡的围墙。后来

由于新的参奏,他又被判处斩首,接着又获恩宠而自缢。最后,又轮

到南京或江南巡抚安宁了。他在由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昂而激起的一

场暴乱之中,被捕并戴上了锁链,其家产被抄没,其家庭同样也失去了尊严和财富,他本人被流放到了鞑靼地区,后又被判处打扫皇宫庭

院的刑罚。正当上天为受迫害的无辜者作出报复,消灭教案策划者的时候,宗教于此却以全部欢乐的漾溢和伴随最隆重节日的全部排场,而为其殉教人的胜利欢呼。我的目的绝非是作一种赞美,无论他们的基督徒和宗教的道德之细节,多么具有教化人的特点。我把它留给了有幸了解和实施这些道德的人了。

黄安多神父于1707年6月13 H诞生于里斯本。他在我们耶稣会设于同一座城市的学院中学习,甚至还包括学习修辞学。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天主寄托在他身上的意图,他随同葡萄牙国王派向雍正皇帝的使节而到达中国。他到达澳门后,看到了其他传教士们并与他们打交道,这些人从那里分散到了整个中国,包括东京和科钦支那。这一切便于其心中点燃了布道虔诚的第一束火花。他顺从地接受了圣宠的印象,于是便请求参加到耶稣会内。他的要求于1727年12月25日被接受了,于是便于1737年进入传教区,1745年发愿,1747年12月被捕。

谈方济神父于1707年7月28 日诞生于弗留利。1725年的同一天加入耶稣会,1740年2月发愿。他颇为受人欢迎地讲授哲学。他归化人的热忱使他将从其本性中接受的才能都用于了传教区。他于1744年9月15日到达澳门,1745年3月15日赴南京,在那里行使布道使命,直到1747年l2月被捕为止。

我本来希望能够在教案中对不同基督教会口造成的蹂躏问题上,再多作一些铺垫。我就此问题而就最感人的细节向您报告。例如,我可能会向您介绍那些勇敢地奉献自己,并直面教案策划者们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在狱中欢呼雀跃,认为值得为宗教受苦。由于缺乏念珠,他便于其锁链的环上高声念诵。这样著名的家庭,带着耻辱桎梏的父亲与其孩子们就这样被押解在大街上,被迫使他们放弃其信仰的耻辱笼罩着,于其宗教中岿然不动,以英雄无畏的恒心来忍受这些虐待,并且准备为此而忍受更为严酷的对待。但我同时也被迫着手论述背教者们的那些令人蒙羞的细节。但是,背教者远没有人们似乎希望相信的那样数量巨大。只要他们愿意,那就让他们去向宗教信仰的敌人大肆夸张去吧!他们既不能以一种平静的目光来观察这一切,也不能原谅他们希望向他的施善。但他们徒劳无益地寻求贬低其价值,他们的努力始终都会对我们有利而不是有害。我们的职责越是面临他们那恶意的表现,它们便越会避开自尊心的折射。无论如何,我们为之而工作的上天,将会于某一天很好地补偿我们,并还我们一种人类拒绝给予我们的公正。

 

 

97   耶稣会士尚若翰神父自湖广省寄来的有关树蜡的论文

中国出产一种无可比拟的树蜡,比蜂蜡还要漂亮得多。人们在树上搜集它们。当欧洲人尚未对它们拥有初步知识时,便称之为“树蜡”。但中国人却称之为“白蜡”,因为它是自然白色,同时也是为了

把它与蜂蜡、黄蜡区别开来。他们并不是将此加工成白色的。

白蜡借助于一种树和小昆虫的帮助而产生,但并不是所有的树都产白蜡。中国人共知道两种这样的树。其一出自一种灌木,它比另一种白蜡树更耐旱,这种白蜡树叫做“干蜡树”。另一种则是比较大的树,它在潮湿的地方会比在干旱的地方生长更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称之为“水蜡树”。我对于水蜡树了解很少,但我对于“干蜡树”却了解得比较多,因为我经常会看到它们。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这种树属于灌木,它是以枝条伸人地下而自我繁殖的。此外,它还结有带核小果,人们用这种小果可以更容易地大量繁殖这种灌木。那些扦插下去的树枝,经过充分浇水之后,便会很容易地生根。

当干蜡树生长两三年时,它便会长出一串串大量白色和芳香的花朵,花朵可以盛开近一个月。只要树叶、花串和新枝条两两成对地排成一个长长的系列,一根带有其花朵和树叶的枝条,便会发展成一片相当漂亮的灌木丛。这种灌木丛很适宜覆盖城墙,直到10法尺高;或者是适宜用作乡间的篱笆。它同样也能经受得住寒暑,并且在不用人工栽培的情况下,于一片劣质土地中成功地生长。

如果不是由一种小昆虫的劳作,那么这些树便不产蜡。但那些昆虫却不会自动地出现在这些树上。人们必须将它们放置在树上,再没有比完成这件事并更容易和更方便了。当人们为一棵树放一只虫子之后,那就是一劳永逸了。初冬,人们可以在长有蜡的树上,发现生出了许多有一个小胡桃大小的小肿瘤,这就是充满了被称为“白蜡虫”的虫卵之巢。当到了春天,温暖到了足以使该树鲜花盛开时,它立即就会孵化出小昆虫来。这是最适宜在树上安置虫巢的大好时期。人们扎了许多草把,在每个草把上都安置七八个虫卵巢,然后再将草把固定在弯曲的树枝上,特别是那些手指粗的、其树皮更具活力和更少皱纹的树枝。如果灌木高达5法尺,那么其每棵树干上便可以承负一两个草把;如果灌木更高或更矮,那么草把数目也成比例地依次增减。数量太多的昆虫可能会于两至三年中,耗尽草把。

1752年4月中旬前后,“干蜡树”开始长出叶子。5月23日,其中一棵完全朝阳的灌木上的花朵已开始绽放。就在这同一天,人们为我带来了虫巢,我便将它们安置在树上。它们每侧都严加封闭,几乎呈圆形,惟有在一侧有一条槽沟,每只昆虫都以此而附着在一根小树枝上。其栗色的外部包皮略为坚硬一些,光滑得就如同涂漆一般,上面覆盖了一种白色的膜皮,既薄又软,这是其惟一的内皮。在每个虫巢中,都有数量多得出奇的小虫卵,它们如此微小,三十多个聚集一起,才有一个大头针的针头大小。这些虫卵呈深黄色,如同鸟蛋的形状。昆虫从其中孵化而出后,脱去其白色外膜,呈现一种比虫卵更深的黄色,本身为扁平状,而周边却为椭圆形,其周边又由一种卵巢伞环绕。我仅仅简单地瞥去一眼,无法区别出这些卵巢伞是虫足。

在5月30日,我发现虫卵已开始孵化了。幼虫刚从虫卵中钻出来,便向树枝奔去了。它们在树叶上爬行,在那里寻求一个进入树中

的洞。它们贴身在树叶的表面,在那里往里钻,将掩饰身体上的一种外膜或一种外衣留在了外面。

6月6 日,许多此类小昆虫尚未攀援上树,便置身于一个充分享受阳光的地方。从一棵新栽和患病的树上取出其中惟一的一个虫卵,我于六天之后发现了尚活着的小蜡虫,它们尚未进入树中。有两只小虫已经进入了那些尚未枯萎的树叶。其他的虫子在陆地上多爬行了一段路程,以在其他也是新栽的树上寻找更佳的运气。继这些白蜡虫进入树木之后,我便不知道它们于其中在干什么了。我认为它们既不会进人树木的髓质,也不会进入木质内,而是仅仅停留在表皮中。总而言之,这都是一些树皮中间的虫。大家可以在我即将补充的内容中发现其原因。

6月17日,“白蜡”便开始在阳光非常充足的干蜡树上暴露出来了。这都是一些很纤细的毛状纤维丝,它们一直上升到树皮上,完全绕着昆虫们旋绕。它们都在我未曾觉察的情况下钻了出来。它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几乎都滞留在树皮上,并且在那里显得静止不动。

当我用针尖拨动了其中的几只小虫之后,它们才勉强有某种动作,以恢复最早的布局序列。但我却发现从树皮上跑来一只昆虫。我剥开了几棵树的树皮,以寻求这些已变得长有近半法分(每法分约合2.256mm)的昆虫的踪迹。我在木质层中未发现任何这类虫子,木质层坚硬而又质地细密。当我将树皮分成两层薄膜时,便在蜡虫结群的地方发现了它们的痕迹。这种痕迹位于两层膜之间。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外部膜而不是内部膜。蜡虫的踪迹在其他地方,在树皮上而不是在木质上更容易消逝。

白蜡逐渐地堆积成了绒毛状,在夏季炎热期间上升得越来越厚,它从各侧均覆盖了昆虫,既保护它们免受炎热和暴雨,又防蚂蚁。我本来期待着在使某个地点上出现白蜡后,它们将去其他地点劳作,但它们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做。它们只使弯曲的树枝之下的某些地点出现白蜡。

中国人声称,如果让白蜡在树上保留时间太久,那么昆虫将会以此作为它们的窝。他们在9月的首次白霜后便采收白蜡。他们用手指毫不困难地便会将白蜡剥离下来,然后又以如下方式对它进行清洁。他们首先将满满的一杯大米倒在滚烫的开水中,让大米在水中煮沸五六分钟,然后将大米晾半干,因为已经几乎倒尽了尚留在其中所有的水。在如此准备好的大米中,再扣上一个瓷罩,开口朝上。在该瓷罩中,再放一个开口朝下的瓷罩。粗白蜡便被置于小瓷罩的凸面上。白蜡已被热度熔化,非常清洁地流向内瓷罩的底部,而将其全部渣滓留在了上部。

这种白蜡非常洁白而又闪闪发光,几乎有一个拇指厚时仍很透明。它被带到了宫廷,以供皇帝和封疆大吏们使用。如果在每斤油中掺人一两白蜡,那么这种混合物就会具有很高的强度,并且形成一种比普通蜡略微质次一点的蜡。最后,这种树蜡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把它敷在伤口上,它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长出新肉。当有些中国人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演时,如在官吏们的大堂上为其官司辩护时,便要服一两白蜡,以便预防或医治心脏衰竭或心悸。

钱德明神父致阿拉尔神父的信  。371.

 

98   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致同会阿拉尔神父的信

(1752年10月20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可能通过我们传教士的信和公众媒体而获知,本处的宗教现状到底如何了。如果您对这方面已有充分了解的话,那就是为什么我在本封信中,仅限于向您谈论我从广州赴北京的旅行,以及我在该帝国京师所看到的令人惊奇的东西。

1750年12月16日,居住在这里的耶稣会士们向皇帝呈奏了一道本章。他们向皇帝禀报了其三名同教教友(二名葡萄牙耶稣会士与我)的到达,他们并且还补充说,我们掌握有很多欧洲科学知识,特别是数术学、音乐学和医药学知识,如果陛下乐于宣召我们晋京的话,那么这些知识就可能会对中国有某种用途。皇帝非常乐意地同意了传教士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他甚至命令别人向他讲到的三个欧洲人,由国库承担从广东赴北京旅行的费用。皇帝的心愿向各部院作了表达。这些部院也将此通报了广东巡抚,同时也命令他向我们提供旅行所必需的一切。他们还警告他说,陛下的心愿就是按常规接待我们。

我们不应该怀疑,非信徒们会非常欢迎耶稣基督的教会所忍受的教难迫害,他们只会非常遗憾地看着福音书的使徒们被召人宫中。那些负责让我们启程的人,却毫不反驳地并毫不拖延地执行他们接到的钦命。到了1751年3月初左右,广州的官吏们便向作为欧洲人的代表一一澳门司库派员,以根据习惯调查我们是否已到达、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等。如果他们还请求我们自愿地改变自己的启程时间,那是由于我们已经获悉了在朝廷中所发生的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事端。我们已经开始作某些安排,已经有人开始为我们制作服装了。因此,我们回答,可以3月28曰准时登程赴广州。约定的日子到来了,我用了大部分时间来学习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并在那里进行实地练习。人们反复向我诉说已经多次讲过的话,即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必须非常注意丝毫不忽略礼仪和仪表的国家。违背其中即使是最小的一种礼仪,那就是犯了一种大罪。如果一名传教士希望获得某种成果,那就必须对这一切都完全成为内行。否则,他甚至也不会受到中国人的信任,中国人会把他视为一个野蛮人。中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特殊,为了替耶稣基督赢得所有人,我们于此必须对所有人做一切事。

大约到了夜间3时许,我与我们的神父中的那些衷心希望与我同行的法国和葡萄牙神父们,前往要把我运往广州的那只船上。作了告别之后,我们便前往距那里只有2法里远的地方睡觉,那里面是哨卡和几位中国官吏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守护其国的第一批通道或人口。这种晚上在某个权威人物身旁下榻的防范措施,不仅是防范暴力或过激行为所必需的,而且也是防范出没在这些乡间的盗贼那微妙伎俩必不可缺的。这几类人物于此玩弄极其巧妙手法,以至于那些由此而受害的人也钦佩他们。如果只涉及到某种不太重要的事而不是根本命运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禁不住地哑然失笑。

我们经过五天的平静航行之后,才到达广州。巡抚使我们免于亲自前去拜访他。制作得很时髦且符合该国之礼的“票”,替我们履行既对于巡抚又对于其他官吏的这种拜访义务。由于我们从广州到北京是由皇帝出资的,所以要由中国官方为我们提供所必需的一切。

此外,还必须向我们提供一名官吏,以在途中监护我们的安全。这里的一切事都完成得很缓慢,共用六十四天。我们也被迫在自己的船舱内度过了整段时间,广州港的船舶都全部被置于灼热太阳的曝晒

之下,而且也受混合有潮水的各种垃圾的污染。

最后,1751年6月的第一天,有人告诉说,我们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护照已被寄出;他们已为我们的人支付了所必需的银两;有一名水师军官奉命为我们找到船只,因为我们所乘的并非客船,而且也不属于皇帝。次日,船只都已准备齐全。那个应该带领我们的官吏前。来拜见,我们在傍晚时拼命地划桨向北行。我非常高兴地离开了一

个使我的身体健康差一点“悲惨地翻船”的地方。

从广州到南昌,我丝毫未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惟有将广东省与江西省份隔开的山例外。对于我来说,最美好的场景之一便是看到这座大山了。在那些妙不可言的山谷中,流淌着无数的小溪。每隔一段距离便会横穿山谷而过。这些小溪经过长时间地蜿蜒流淌之后,最终汇聚起来,形成了一条大河,它给附近地区带来了肥沃的土地。有条以砾石铺成的大道,由自然赋予了不同颜色。由河水奔腾着而流经那里的无数卵石,又使之成为具有最漂亮光滑的石块。这条路为使行人更方便和更舒适,将河水隔开了。惟有人力才可以在这条路上完成驮兽在其他路上承担的任务,而且他们脚上只穿着用该地区特有的用绳子编织的鞋子。对于那些不希望继续赶水路的人,或者是对于那些希望大幅度地缩短其路程的人来说,这是惟一的通道,所以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纷至沓来,来往于其中。这样一来,人们更是把它视为一个市场和一个永久的交易会,而不是一条大道。需要整整一天,才能翻越这座大山。翻过此山后,便继续沿陆路前进,或者是如果愿意的话,那也可以再次乘船航行。我们为赴南昌,而采取了这最后一种办法。从南昌城赴北京,我始终在生病,辛苦而道路险峻。我们共用四十五天才到达那里。带领我们的官吏只让我们以每天走很近路程的速度缓缓前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请求走得稍快一些,但我们每天从那名官吏处只能得到同一种答复。他对我们说:“你们是外国人,不懂我们的习惯。我是奉大皇帝的钦命,负责照顾你们这些贵人。现在天气非常炎热,我要防止使你面临病倒的危险。”他又补充说:“此外,只有地位卑微的人,才会匆匆忙忙地赶路旅行。”我们应该对这些理由感到满意,也必须作出决定,耐心地消除一条可能是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道路上的全部烦恼。因为,我请求你们不要认为,在此处旅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被关闭在一个如同盒子般的轿子里,只是为了呼吸,才勉强容许半打开轿子两侧的小窗口。当在到达客栈以用餐或休息时,若从那里走出来,观赏城乡间所具有的最令人新奇的景色,那却是一种令人极其可怕的失礼。这样一来,在一条500法里的大道上和在世界上最美的地区旅行中,我未曾见到过可以使人交谈一刻钟的东西。

8月22日,星期天,我们于中午前后到达了北京。我们的几名神父赶到城外2法里的地方迎接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到葡萄牙神父的住院中下榻,然后再从那里将我们送到主教先生的小教堂。该高级神职人员身穿其主教服装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非常荣幸地被介绍给他并接受了他的祝福。最近一次教案的形势和圣教现在所处的局面,都激发了他在一次简短讲演中那最为哀婉动人和最感人肺腑的演说。继此之后,在中国乐器的伴奏下,他为了感谢天主为他带来了一种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支持,而默默地作了弥撒。

到达数日之后,我们迁移到了海淀(距北京城内有3法里),那里当时是朝廷的所在地。负责与我们有关的事务的鞑靼王公警告在场的宦官之一,说新到达的欧洲人与其教友们,是前来拜见皇帝陛下的,并要向皇帝进献礼品。此人将这件事上奏皇帝,皇帝则以一种习惯的方式回答说:“知道了。”(因为皇帝似乎始终都知道一切)人们立即便命令我们,在这样的场合下,要依已形成定规的大礼行事,我们也是以下述方式行事的。在我们为此而列队在院子中,面朝皇帝的书房。我们首先以一种极大的庄重、深沉和毕恭毕敬的寂静中跪下,三次以前额触地。然后我们便站起身来,行同样的大礼,这是我们第三次重新开始了。继此之后,人们便命令我们等待皇帝的上谕。

数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才有人前来告诉我们说,皇帝使我们很体面地接受了以我们的名义进呈的数件礼品,他们还补充说,皇帝将把其餐桌上的御膳赐我们。我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站着用膳。招待我们为皇帝效劳的礼仪就这样宣告结束了。继此之后,我们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来往往地自由行动了。我将最初的几天用于回访我曾接受过其拜访的人,并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我于此不向您对这些名胜风景作任何描述,因为我不能再讲成百的其他人已经讲过的内容了,您可以在所有论述中国的书籍中发现这一切。有一种事情是不会经常发生的,而且也值得引起您的好奇,它为我提供了一种与您以更有意义的方式交谈的机会。我仅仅请求您,在阅读下文时,能够很乐意地不时重新提醒我,我只叙述亲眼看到的事物,以便您若从中发现了令人好奇的内容,您也就不会试图对此表示怀疑。

在中国,大摆排场地为皇太后的六十寿诞祝寿,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在该太后达到这一年龄的数月之前,京师的所有部院、所有总督和帝国的所有要员,都奉命为所规定的庆典作准备,这是中国举行的最辉煌的庆典之一。北京和附近各省的所有画家、雕塑家、建筑工

和木工,在连续的三个月中,一直地在不停地为此忙碌,以各自完成其行业中的代表作。其他许多匠人也在忙着他们各自的活计。这里是指建造能满足一个爱挑剔和骄奢淫逸的朝廷之眼福的东西,因为朝廷习惯于观看天下四方建成的最漂亮的物品。装饰工程必须从皇帝的一处园林一一圆明园开始,竣工于北京鞑靼城中心的宫殿山,也就是在距有4法里远左右的地方。

从这些宫殿中的一座到达另一座,共有两条路。皇帝决定,其行

走要沿河前进,这是他平时最喜欢的一条路。因此,所有准备工作都首先是在河畔展开的。皇帝命令建造了新的游船,其形状和大小基本上就如同我们的双桅横帆船。它们所装饰的金色以及其他的不同颜色,使之放射出了一种金光闪闪的光芒。这些游船的用处是运载皇帝、皇太后以及伴驾的所有官员和部曹。但出于皇帝本人曾预料到过以及所有如同他一样有正常神经的人都曾预料到的一种事实,它们再没有任何用途了。

在北京,天气极其寒冷。庆典正是在一年中最严寒的季节中举行的。大家当然会想到江河到时就无法航行了。但某些官吏却向皇帝保证,他们将会很好地克服所有障碍。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他们是怎样做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按照他们各自接到的命令,日夜劳作,有的人击水,有的人搅动水,以阻止水结冰;其他人忙于打破冰层。尽管其同行们采取了措施,却依然形成了冰层,他们将冰块从河床里拉了出来。这种艰巨的工作持续了近三个星期,之后便出现丁寒流加骤的现象。寒流最终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被迫向它让步,被迫放弃一次从未有过的冒险之举。它只使其主要始作俑者受到了罚俸一年的惩治,在一个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中,这是一种很轻微的惩罚。在该国中,对于不能恪守向皇帝许下诺言的人,在一个动辄就会被砍头的国家,则是一种罪大恶极的行为。因此,游船被宣布弃之不用了,人们决定将用雪橇来取代游船。但在所有这一切之前,人们应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忱来完成美化工作,以装饰皇太后应该经过的街道。这些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如我刚才讲过的那样。

在河流两岸,矗立着形形色色的建筑物。这里是一幢矩形的、三

角形或多边形的房子,并且带有其全部套间;那里是一座圆亭,或者是其他某一座类似的建筑。随着人们沿河而下,在那里便会暴露出其他建筑物,无论人们在哪里停留,其不同的营造都有成千种不同形式,使人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和大饱眼福。他们在拓宽河床的同时,又在使河水以直线流动的地方建造了由从河中矗立起的桩子以支撑矗立在水面上的小木屋。其中有的小木屋仅有两只脚,其他的则分别有三只、四只或者是更多的脚,均依中国工程师的设计图案而。这些房子中的大部分都形成了一个小岛屿,人们沿着为此目的而建筑的小桥,鱼贯而行地进入小木屋。其中有的小木屋完全孤立。其他的则互相连接,人们完全可以从一个一个篷顶廊子中互相串通。廊子的建造与我刚才讲到的房子和桥梁不同。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按照当地最鲜明的风格而涂金、彩绘和美饰。这些小木屋各自有其特殊的用途。有的小木屋中有乐队,其他的小木屋之中则有剧团。在大部分小木屋中,都有清凉饮料和很华丽的御座,以接待皇帝及皇太后,只要他们想在那里停留以享受片刻的休息,即可以随心所欲。

在城内,则是于其风格中比我刚才勾勒出其轮廓的那些更要美得多的场面。从朝廷群臣应进入的西直门起,直到宫门,完全是极其漂亮的建筑物:柱廊、亭阁、走廊、圆形剧场,均是带有装饰图案和中国建筑特点的作品。所有这一切都被垂花饰、花叶边饰和多种其他类似的饰物所装饰。饰物采用五颜六色的最上乘丝绸制作,从而造成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用非常光滑的金属制成的一大批镜子在那里非常美地衬托了这一场面。它们的制造和安装,在一侧增加了许多物品,在另一侧则集中了许多精巧的艺术品,以便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可以使人大饱眼福的整体。

这些辉煌的建造物不时地由师法大自然的假山和人造小山谷隔开。人们可以将那里当做是甚为美观的沙漠,或者是当做令人最为惬意的寂静之真实地点。人们在那里开辟小溪和喷泉,栽种树木和灌木丛。他们在那里安置野兽模型,其姿态惟妙惟肖,足可以假乱真,以至于人们会说它们都具有生命力。在这些山脉的某些大山的山峰或山麓上,可以看到寺庙,并且带有小庙及其偶像。在其他地方,则到处都是菜园和花园。在这些大部分园子中,曾有过许多葡萄架以及成熟程度不同的葡萄。在其他的园子中,又有几乎是所有种类的大树,它们在一年四季中都开花结果,人们不能将它们与真正的树木相区别,虽然它们都是人造的。

这尚不算完结。人们在通道的不同地方,分别安排了湖、海和水库、池塘,其中有许多种类的游鱼及水鸟。在另一侧却安排了许多化

装成猕猴或其他动物的儿童,他们扮演别人教会他们的角色。他们身披自己所扮演的动物的真正毛皮,人们可能会很容易地信以为真。其他的孩子们则被扮成飞鸟状,还表演蹬高跷(蹬在很高的柱子或桩

子上)。这些高跷外裹丝绸,掩饰了藏身于下部的和忙于摆动正置身于上方的儿童的人。人们在其他地方还摆放了特大个头的水果,水果中也有一些儿童。这些水果每隔一段时间便开放一次,从而使观众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东西。我无法指出这一切是否均为象征性的,或者是它仅仅简单地是一种奇特想像力的产物。一些乐队、剧团和杂耍演员,沿河岸而断断续续地排列开来。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力量、学识或技巧,试图做某种即使不能取悦皇帝,也会取悦皇太后,至少也会取悦于某些达官贵人们的事情,他们都希望为这些人效劳而被接纳于这些人的行列。

每个衙门都有一个独自的地点,这是它自己出资令人建造并装饰的,正如各省的巡抚、亲王和帝国的其他大人物一样。灯笼的种类及其布局,都值得单独作一番描述。但由于众人在许多场合下都讲到过这些中国灯笼,其制作方式或者是其周围的或伴随它们的装饰方式,我请您参照提及这一切的书籍就足够了。

……

我尊敬的神父,我无法下决心在不向你讲一句有关宗教的话之

前就结束本封信。虽然我圣教在中国始终遭禁,但我们依然在北京

自由地于我们的住院内行使我们的使徒使命;甚至在采取某些防范措施的同时,也可以在住院之外依此行事。每个星期日,都在我们的教堂中作神圣的礼拜仪式,就如同在最正规的堂区教堂中一样。基督徒们都毫无恐惧持续地前来。他们用汉语在那里赞扬天主,他们也听布道和参加大弥撒,其庄重程度就如同人们可以在欧洲所看到的一模一样。我们拥有基督徒中的最虔诚者的教团:圣礼会、圣心会、圣母会;其宗旨在于作告解圣事的圣事会,这不仅仅是为了告解其自己的罪孽,同时也是为了其他人的罪孽,以其赎罪功德而向天主请求原谅。因为天主非常愿意为了如此之多不懂天主或亵渎了其神圣名称的非信徒而作出让步。

自从1750年9月30日起,直到1751年lO月19日,我们在北京共举行5200次领圣体仪式,为92名成年人、30名基督徒的儿童和2423名非信徒的儿童举行了洗礼,这些儿童均为弃婴或者是已濒临死亡者。此外,中国耶稣会士高神父在他于我们法国传教区辖县

的多次旅行中,曾经为2006人领圣体,为91个成年人和18个基督

徒的儿童举行洗礼。此外,我只讲为我们法国传教区所做的事。由于葡萄牙神父们在北京所拥有的两处住院,各自所拥有的基督徒多得无法与我们的住院相比较,所以这些神父也收获了比我们更多的成果。

嘉类思、方德望和石若翰神父,尽管遭遇到了教难并被迫生活在极其窘迫的处境之中,但他们在自己耕耘的省份中也获得了一种丰厚的收获。我的旅伴刘神父,也是曾在巴黎路易大帝学院生活过的中国人中最年长者,一年半以来便在湖广省工作,他非常虔诚,其收获并非甚丰。

至于我个人,如果不允许我讲述在布道使命中的尝试,那么我将会告诉您说,我曾听过100多人的忏悔,自数月以来便负责圣婴会的工作,它以神圣守护天神的名义并在它们的保护下运行,我还非常勤奋地学习了中国话,希望在取得更大进步的时候,便可以从事其他慈善事业,并且更紧密地追随我眼前所出现的勇敢与虔诚的表率。我

不断祈求您那圣祭的保护,我荣幸地能与此共在。

 

99  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宋君荣神父有关

中国人称之为琉球群岛的论著

]719年,康熙皇帝决定向琉球国王遣天使,为这次重要出使,他选择了帝国一名叫做徐葆光的翰林院编修。这位翰林院的编修于1719年农历五月间乘封舟出发,于1720年农历二月间返回北京,于1721年以两卷本而刊印了其出使记。他是第一个提供了一部有关琉球群岛的正确而又详细知识的著作的人。在这方面他显得特别值得信赖。他声称,奉皇帝的诏令而于当地仔细研究了琉球群岛的地势、群岛数目以及居住在该岛上的居民的历史、宗教、语言、风俗和习惯,发现了一切都是令人好奇和最有意义的。

……

以下内容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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